1948年11月2日，我军解放沈阳，宣告了“辽沈决战”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 12月开始，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四野大军进关，准备进行平津战役。此时国内敌我力量对比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全中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奉党中央令，东北调集干部进关支援全国解放的工作，已经开始筹备。“打到关内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在东北地方工作干部中正迅速传播和激励着人们。 1949年1月，我奉命调辽北省委重新分配工作，因为当时进关干部的调集和训练工作尚在筹备，组织上令我先到省委宣传部暂时工作一段时间。1949年3月，辽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统一部署，配备成到关内新解放区工作的三个地委班子，组成三个干部集训队，在开原、铁岭，辽源三地集中学习，待命进关。我当时被分配到辽源集训队工作。
1949年4月底，第四野战军政治部致电辽北省委，调陈曾固（当时任辽北省委副书记）等12位同志急速进关，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我是奉调者之一。 5月初我们即在东北局（在沈阳）集中，旋即在曾固同志率领下乘军用列车提前进关。当日夜间车抵锦州，刚由四平迁署锦州的省委领导喻屏同志等到车站为曾固同志暨随行干部送行。翌日中午，列车即到达山海关车站。这是3年半以前我们从延安奔赴东北时行军的第一目标，可惜那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先我们两日在秦皇岛登陆，控制了山海关的外围，封锁了去东北的通道，使我们未能登临名关，一观雄姿，只好改择小道，出九门口进入东北。历史是不能抗拒的。 3年半过去，随着“辽沈决战”的胜利，山海关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列车进山海关站，只见全站披上了节日的盛装，路上过往的军人，接待人员，商贾摊贩甚多，人群熙熙攘攘，喜气洋洋。列车刚一停住，我即跃登站上天桥，举目眺望四周景色，唯见大海滚滚，白浪翻天，群山环抱，重峦叠嶂，东起渤海之滨的万里长城，通过燕山的山巅峡谷，蜿蜒着向内地西去。“天下第一关”正雄踞于山海相接，长城之首，成为历史上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列车在山海关仅停留两个小时，其间我们还要兑换华北通用的货币和粮票，故无暇去攀登近在咫尺的雄关要隘，也不能贪恋山水景色，只能按时返回列车，继续西进。傍晚列车赶到天津。
当时天津刚解放不久，市面萧条。原辽北军区司令员邓华同志是现任的天津警备司令，他派人到车站来接我们，把我们一行送到天津法租界一家希腊饭店落脚。饭店的房间和设备是第一流的，但床上的铺盖、被褥却被跑到香港去的老板带走了。饭店没有招待人员，也不办伙食，我们只好到街上买饭吃。我们在天津住了5天，其间邓华同志还在一家高级饭店里宴请了曾固同志和我们辽宁的干部。当时我们很希望能到北京去转一下，看看北京的风光，但邓华同志告诉我们：中央有令，凡南下的干部一律不得到北京中转，而是由津浦路直接南下。因此，我们一行包括曾固同志在内均未能进入北京。可见当时“令行禁止”是多么严格，又多么自觉。
我们在警备司令部的安排下，再次乘军用列车南下，经过徐州到郑州，在到达当时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开封时，我们向中原局组织部报到，准备立即去武汉军管会工作，但中原局组织部通知我们说：“武汉军管会的干部已经配齐，你们这批干部准备留下，充实中原局机关，为开辟新解放的中南地区服务”。经再三交涉，除曾固同志因中央已经决定调到即将解放的贵州省工作外，其余干部被留在中原局组织部招待所暂住，听候分配。我乘此空隙时间，浏览了汴京古都的景色，如有名的潘、杨二湖、宋代铁塔等。开封因为解放较早，当时市面已经稳定、正常。市上通用的是“中州银行”发行的“中州票”，其币值订得很高，几乎一元“中州票”顶一块银元。我在一家私人大商号里，以十二、三元“中州币”，竟买到了一支美国的“五一” 派克金笔。
我们在开封逗留了半月，这期间党中央已经决定中原局改组为中共中央中南局，并决定整个机关由开封迁到武汉办公。 6月下旬（或7月初），整个中原局机关人员坐军用专列，慢慢地经郑州南下了。因为在战争期间，铁路尚未正常运转，沿途车站无人管理，路轨时有损坏，火车不能不慢慢行进。一路上盥洗、饮食均是停车进行的。有时为了造饭，不能不在野外停车一两个小时。整个行程我们大概走了五、六天，到7月上旬，我们才到达武汉中南局机关即住进了武汉市郊跑马厅附近的杨森公园。机关住定，我即被分配到中南局组织部工作，任研究组组长，主要是调查研究和处理南方新解放省区的地下党组织问题。我在组织部果了两个月，研究组的干部尚未配齐，工作也没有展开，即被曾固同志（因贵州尚未解放，他南下后作为过渡措施，暂任武汉市委副书记）向中原局组织部钱瑛同志商妥，调我到贵州工作，这正是我希望的。因为当时年轻力壮，实不愿高高在上，做机关工作，而愿意走南闯北，到基层去锻炼自己，干一番事业，而曾固同志又是我的老领导，互相熟悉，易于工作，于是欣然从命。虽然当时也听说过贵州是少数民族地区，地瘠民贫，文化落后，但想到共产党员不正是为解放贫穷，落后的人民而革命的吗？贵州贫穷，落后，不正是革命者的去处吗？何况组织上已经决定。于是，我即从原来的机关宿舍（武汉中山大道西端王耀武的公馆）搬到市中心的市委宿舍。具体任务是帮助曾固同志进行入黔前的准备工作。
1949年9月下旬，曾固同志要我到中南局组织部钱瑛同志处接受一项任务：原来是党的地下关系，在贵州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处任秘书主任的涂月僧派专人来武汉送信，报告贵州敌情，请示工作。钱瑛同志把来人介绍给曾固同志，曾固要我负责接待此人。我在钱瑛同志处见到了来人，并把他接到武汉市政府招待所暂住，见面寒暄之后，始知来人叫万绍武，旧军队中行伍出身，40多岁，文化很低，不识几个大字。我们先后几次谈话，了解贵州情况，交待新的任务，要他仍化装成跑单帮生意的商人，迅即返回贵阳，转告涂月僧同志。万临离武汉返黔前，曾固同志还在武汉市委接见了他，赠予40元银洋作路费，因为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已经开始，我们希望万绍武能在我军解放之前赶到贵阳，以便涂能从容行事，发挥作用，控制贵阳局势，有助于我军作战。为了方便万绍武赶路，我们还给他发了请沿途军队保护和放行的证明。顺便说一下。贵阳解放后，万绍武还到贵阳市委来看我，而且当时民主政府已经为他安排了工作，可见他是完成了任务的。9月底，10月初，梁燕同志自贵阳到达武汉，找中南局组织部联系，他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包围清华中学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时越墙逃出来的。钱瑛同志把梁燕介绍到曾固同志处，准备与我们同行返回贵阳。
因为大军已经西指，中南局通知曾固同志作好西进准备。曾固同志向驻在武汉的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陶铸同志要了一辆美制六轮卡车，派我去办理领车手续，并要求陶铸同志派给一名司机，野战军后勤部奉陶铸命拨给了汽车，并从部队坦克驾驶员中抽调了—名司机——郭军同志，为我们开车。另调给曾固同志一辆美制军用吉普，供西进时使用。
1949年10月中旬，曾固同志召集准备入黔的干部开会，规定行军路线和出发时间。当时，徐健生同志已经到达武汉，曾固同志指定他带队，与我们同行，经长沙、邵阳向贵阳前进。10月14(或15)日我们在武汉市委门前集中，整装出发。他们是：徐健生，安铁志、肖岗、王枫夫妇、孟广涵夫妇，黄辅忠夫妇、宋树功和梁燕同志，加上警卫人员共约20人。曾固同志因武汉还有一些事情，故迟我们几天才西进口与他同行的有何仁仲夫妇及警卫人员。
我们踏上进军西南的征途，意念着全中国即将解放，真使人喜悦和激动。
出武汉南行，车过贺胜桥、汀泗桥等地，使我悠然地想起这里曾经是北伐战争中先烈们浴血奋战的地方，经过20多年漫长的岁月和艰苦的斗争，中国革命才有了今天，真是胜利来之不易啊！“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是毛主席的教导、人民的召唤和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啊！
车行数日，我们到达了长沙，假一家比较干净的旅馆落脚，因为前方的情况尚未摸清，我们需要在这里等待前方的信息。我们在长沙住了五、六天，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是长沙比较宁静朴素，物价不贵，蔬菜很多，服务态度诚恳和蔼。五、六天后，接前方来信：部队已经越过湘西前进。于是我们即开车经湘潭，邵阳，向湘西山区进发。由湘西到贵州，雪峰山是必经之路。雪峰山海拔1900多公尺，很高，很陡，很险，历史上是惯匪盘踞之地。公路路窄，弯急、坡陡，真是难行。远看前车，车子不是开着而是在山上挂着，到下坡时则又是另外一种情景：汽车油门紧闭，马达息声屏气，我们在车上也凝神屏息，鸦雀无声，只见司机郭军同志全神贯注，两眼圆瞪，满头大汗，双手紧紧把着方向盘，脚下紧紧踩着刹车板，脸部紧张严肃，不敢稍有大意，因为稍不留心，车子就会从陡峭高坡滚下悬崖，掉进峡谷，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我们的车子不是开下来的而是慢慢地滑溜下来的。有好几处我们看到了沟底躺着不少遇难汽车的破残骸骨。为了确保安全，车经危险地段时，郭军总是要我们全部人员下车步行，车开到安全处再通知我们上车前进。这样上上下下，我们竟花了两天多时间，才翻过雪峰山，过了西进路上的最大难关。郭军同志真是够辛苦的。
过雪峰山后，我们顺利地通过了黔阳，芷江、新晃、玉屏，镇远、施秉等地。车到黄平附近，因重安江大桥被敌人逃跑时破坏，汽车不能前进。我们决心弃车步行赶到贵阳。但我们仅步行两天，大桥经工兵修复，郭军即驾车赶到，我们重又上车，顺利到达刚解放10天的贵阳。当日我们即向中共贵州省委报到，由省委分别派我们到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我们这支小小的干部队伍，就成了解放后我党建设社会主义新贵州的一个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