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路是自己走的,虽然我在抗战中多次负伤,至今伤痛相伴,但我不后悔我走过的革命道路,更不悔的是我亲身参加了八年抗战,为抵御外寇侵略做出了自己一点点贡献。
3岁时母亲就去世了,留下父亲、我和刚出生的弟弟3人孤苦伶仃,相依为命。
1937年底,我们村在外教书的共产党员薛临川回乡,在附近村子里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团结起来抵御外寇,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听了他的宣传,我热血沸腾,1938年1月,八路军在我们村附近活动时,我毫不犹豫地就参加了八路军,被编入129师赵谭支队,后来又改编到115师教导七旅,先后在7团、5团、8团等当战士、班长,汪家道、余克勤、江海山、詹仕山等先后任过我们团长、政委,我们多次往返于山东、河南、山西等地打日寇、消顽匪。
我在194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在昆吾山南友集与日寇作战时受伤,1943年因伤退伍后在山东菏泽县民政科从事民政支前工作。1962年调回家乡工作,先后在县检察院、县民政局等单位工作,任县检察院检察长、县民政局局长等职务,1980年1月离休回乡。
与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97军斗争
1938年底,我在八路军赵谭支队(129师独立游击支队)第二大队当战士,大队长是汪家道,政委是原修武县县长程明升。有一天我们从武陟、修武出发开往焦作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在博爱许河村的一条山谷中时,遭到了郭仲隗带领的两个团(属于国民党97军)的反动武装的包围和阻拦。我们的大队领导多次和国民党军交涉,希望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放我军西去抗日。我们都整齐地坐在河谷里,冒着严寒,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打日本”等口号,大声唱着“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打东洋……”,希望感动对方,共同抗日。但是从早上八点唱到晚上,国民党军始终不肯让路,并居高临下一齐向我军开火。我们被迫无奈,奋起反击。在战斗中,一连连长干掉了一个国民党机枪手,随即抱着机枪,一路扫射,一路高喊:“同志们,跟着我冲出去!”激战一天,最后我们终于杀出一条血道,突出了重围,但我们大队共牺牲了30多人,受伤失散500多人,我们连只剩下了70余人。
那次,我们两天一夜没吃没喝,一直到了山西陵川,才吃了半斤干巴巴的柿饼补充体力。
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得知此事后,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追究破坏国共合作的责任者。国民党第97军军长朱怀冰被迫道歉,并撤销了郭仲隗的职务。
遭遇敌寇使用毒气弹
1939年初,部队经过整修,下太行,过平原,打打停停,数月行军,突破敌人的数道封锁线,于5月进入冀鲁豫边区,在那里艰苦战斗了一年。
1940年6月,我们七团在濮阳、滑县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有一次,由于我们不小心暴露了目标,日军动用了坦克和汽车等机械化部队企图包围消灭我们。我们边打边退,火速向滑县的东、西盘丘撤退。当撤到西盘丘时,上级命令我们停止撤退,占领城墙等制高点,准备反击。日军在后面追的正欢,一点也没有防备,到了西盘丘我们突然开火,打了日军个措手不及,一下子消灭了100多个日军。日军恼羞成怒,先用炮火轰击城墙,接着用轻型坦克冲击城门,但都未得逞,最后日军竟然公然违反国际公约,丧心病狂地对我们使用了毒气弹,我们闻到后又流鼻涕又流眼泪,浑身发痒,头晕没有劲。还是我们连长有经验,高喊:“敌人放毒气弹了,快用湿布捂住口鼻。”最后,我们只好放弃防守,乘夜撤走。
在鲁西南打游击
1939年—1940年,我们在山东鲁西南一带打游击,那时日军在县城和据点内,一般不扫荡不出城。我们在农村,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与敌人展开了游击战。日军有机枪、小钢炮,我们的武器是乱七八糟,有老套筒、湖北造、农村打猎的土枪土炮,还有一部分人没有枪,就用红缨枪、大砍刀做武器,装备上和日本人根本没法比。日军出来扫荡,有汽车、摩托车,骑的是高头大马;我们就靠老百姓和我们一条心,靠两条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有时候一天要行军百十里地,在河南、山东交界处来回奔波,让日军摸不清我们到底在哪儿。
在鲁西南打游击时,最难熬的是冬天和春天。鲁西南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地里光秃秃的,没处隐藏;我们最喜欢的夏秋季,漫天遍野的高粱地,最适合我们打游击了。后来,在和日军的游击战中,我们创造了交通沟,就是在各个路上、路边开挖交通沟,虽然阻挡不住日军的坦克车,但是能挡住日军的汽车过不来,我们在交通沟里猫着腰跑,日军也不容易发现。
我与日本兵面对面的战斗
我参加八路军是抗日的早期,正是敌强我弱的时候,只记得天天行军打仗,要面对日伪军,还有各路土匪、国民党“杂牌队”,去哪个村庄、住哪儿都不知道,天天转移。和日军的战斗也有百十次。
记忆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们化整为零分散在山东菏泽的各个村子里,有一天,我发现我驻的村边路上有4个人拉个什么东西在跑,我赶快找到一个隐蔽的高地仔细观察,发现是4个日军,其中3个人竟然拉了一个大炮,跟在一个人后面,我估摸着走在前面的那个是指挥官。可恶的日军就在眼前,岂能放过。随即,我在离他们五百米的地方埋伏了起来,把我的马步枪标尺搬到400米的位置,瞄准。等进入了400米的射程,我一扣扳机,跑在前面的日军指挥官应声倒下,其余的3个人见状,拉着炮一溜烟的跑掉了。后来,当地的百姓都知道我打死了一个“太君官”,遗憾的是没有消灭那3个日军,也没有缴获那门炮。
我们薛小段走出的抗日战士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们薛小段村在党员薛临川的影响和宣传下,先后有40多人参加了抗战。我的亲人薛临川、薛全、薛天川、薛清树、薛卫玉、薛磨眼等都陆续牺牲在抗日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其中薛临川就牺牲在滑县东、西盘邱与鬼子的战斗中,薛杜川、薛天川也牺牲在山东。我的本家兄弟薛清树(小名薛梗)在我们出太行、过山东日军的铁路封锁线时,喝了日军下毒的井水,中毒身亡;他的亲哥哥薛清福过封锁线的时候受了伤,无奈返乡养病。我唯一的亲弟弟,在得知我在山东打仗时,执意要去山东找我参军,不幸的是他在获嘉县东古风一带被国民党“杂牌队”抓住,但他拒不加“杂牌队”,最后被活埋……
我也是数次死里逃生,一次是被日军追进一个村子,本村的一个村妇让我藏在身后,当时我的个子较低,年龄也较小,成功的躲过日军的搜索。还有一次,是在撤退中,我被日军从后背打了一枪,从肚子边穿出,把我背的子弹袋也留下了前后2个弹孔,幸运的是贯通伤,并无大碍,在村里养了一段伤就又随队伍抗战了。
1940年7月我在组织挖交通沟的时候右臂受伤,被日军打折了胳膊,到根据地村子里养伤。1943年伤好后又回部队,但因右胳膊受伤畸形,不能扛枪打仗,上级安排我转业到山东菏泽县从事民政支前工作。从此开始,我一直在山东菏泽组织发动群众,为八路军、解放军筹集军粮和军需物资,组织群众成立担架队、运粮队、弹药运输队支援前线作战,直到全国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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