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路是自己走的，虽然我在抗战中多次负伤，至今伤痛相伴，但我不后悔我走过的革命道路，更不悔的是我亲身参加了八年抗战，为抵御外寇侵略做出了自己一点点贡献。
3岁时母亲就去世了，留下父亲、我和刚出生的弟弟3人孤苦伶仃，相依为命。
1937年底，我们村在外教书的共产党员薛临川回乡，在附近村子里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团结起来抵御外寇，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听了他的宣传，我热血沸腾，1938年1月，八路军在我们村附近活动时，我毫不犹豫地就参加了八路军，被编入129师赵谭支队，后来又改编到115师教导七旅，先后在7团、5团、8团等当战士、班长，汪家道、余克勤、江海山、詹仕山等先后任过我们团长、政委，我们多次往返于山东、河南、山西等地打日寇、消顽匪。
我在194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在昆吾山南友集与日寇作战时受伤，1943年因伤退伍后在山东菏泽县民政科从事民政支前工作。1962年调回家乡工作，先后在县检察院、县民政局等单位工作，任县检察院检察长、县民政局局长等职务，1980年1月离休回乡。
与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97军斗争
1938年底，我在八路军赵谭支队（129师独立游击支队）第二大队当战士，大队长是汪家道，政委是原修武县县长程明升。有一天我们从武陟、修武出发开往焦作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在博爱许河村的一条山谷中时，遭到了郭仲隗带领的两个团（属于国民党97军）的反动武装的包围和阻拦。我们的大队领导多次和国民党军交涉，希望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放我军西去抗日。我们都整齐地坐在河谷里，冒着严寒，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打日本”等口号，大声唱着“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打东洋……”，希望感动对方，共同抗日。但是从早上八点唱到晚上，国民党军始终不肯让路，并居高临下一齐向我军开火。我们被迫无奈，奋起反击。在战斗中，一连连长干掉了一个国民党机枪手，随即抱着机枪，一路扫射，一路高喊：“同志们，跟着我冲出去！”激战一天，最后我们终于杀出一条血道，突出了重围，但我们大队共牺牲了30多人，受伤失散500多人，我们连只剩下了70余人。
那次，我们两天一夜没吃没喝，一直到了山西陵川，才吃了半斤干巴巴的柿饼补充体力。
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得知此事后，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追究破坏国共合作的责任者。国民党第97军军长朱怀冰被迫道歉，并撤销了郭仲隗的职务。
遭遇敌寇使用毒气弹
1939年初，部队经过整修，下太行，过平原，打打停停，数月行军，突破敌人的数道封锁线，于5月进入冀鲁豫边区，在那里艰苦战斗了一年。
1940年6月，我们七团在濮阳、滑县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有一次，由于我们不小心暴露了目标，日军动用了坦克和汽车等机械化部队企图包围消灭我们。我们边打边退，火速向滑县的东、西盘丘撤退。当撤到西盘丘时，上级命令我们停止撤退，占领城墙等制高点，准备反击。日军在后面追的正欢，一点也没有防备，到了西盘丘我们突然开火，打了日军个措手不及，一下子消灭了100多个日军。日军恼羞成怒，先用炮火轰击城墙，接着用轻型坦克冲击城门，但都未得逞，最后日军竟然公然违反国际公约，丧心病狂地对我们使用了毒气弹，我们闻到后又流鼻涕又流眼泪，浑身发痒，头晕没有劲。还是我们连长有经验，高喊：“敌人放毒气弹了，快用湿布捂住口鼻。”最后，我们只好放弃防守，乘夜撤走。
在鲁西南打游击
1939年—1940年，我们在山东鲁西南一带打游击，那时日军在县城和据点内，一般不扫荡不出城。我们在农村，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与敌人展开了游击战。日军有机枪、小钢炮，我们的武器是乱七八糟，有老套筒、湖北造、农村打猎的土枪土炮，还有一部分人没有枪，就用红缨枪、大砍刀做武器，装备上和日本人根本没法比。日军出来扫荡，有汽车、摩托车，骑的是高头大马；我们就靠老百姓和我们一条心，靠两条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有时候一天要行军百十里地，在河南、山东交界处来回奔波，让日军摸不清我们到底在哪儿。
在鲁西南打游击时，最难熬的是冬天和春天。鲁西南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地里光秃秃的，没处隐藏；我们最喜欢的夏秋季，漫天遍野的高粱地，最适合我们打游击了。后来，在和日军的游击战中，我们创造了交通沟，就是在各个路上、路边开挖交通沟，虽然阻挡不住日军的坦克车，但是能挡住日军的汽车过不来，我们在交通沟里猫着腰跑，日军也不容易发现。
我与日本兵面对面的战斗
我参加八路军是抗日的早期，正是敌强我弱的时候，只记得天天行军打仗，要面对日伪军，还有各路土匪、国民党“杂牌队”，去哪个村庄、住哪儿都不知道，天天转移。和日军的战斗也有百十次。
记忆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们化整为零分散在山东菏泽的各个村子里，有一天，我发现我驻的村边路上有4个人拉个什么东西在跑，我赶快找到一个隐蔽的高地仔细观察，发现是4个日军，其中3个人竟然拉了一个大炮，跟在一个人后面，我估摸着走在前面的那个是指挥官。可恶的日军就在眼前，岂能放过。随即，我在离他们五百米的地方埋伏了起来，把我的马步枪标尺搬到400米的位置，瞄准。等进入了400米的射程，我一扣扳机，跑在前面的日军指挥官应声倒下，其余的3个人见状，拉着炮一溜烟的跑掉了。后来，当地的百姓都知道我打死了一个“太君官”，遗憾的是没有消灭那3个日军，也没有缴获那门炮。
我们薛小段走出的抗日战士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们薛小段村在党员薛临川的影响和宣传下，先后有40多人参加了抗战。我的亲人薛临川、薛全、薛天川、薛清树、薛卫玉、薛磨眼等都陆续牺牲在抗日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其中薛临川就牺牲在滑县东、西盘邱与鬼子的战斗中，薛杜川、薛天川也牺牲在山东。我的本家兄弟薛清树(小名薛梗)在我们出太行、过山东日军的铁路封锁线时，喝了日军下毒的井水，中毒身亡；他的亲哥哥薛清福过封锁线的时候受了伤，无奈返乡养病。我唯一的亲弟弟，在得知我在山东打仗时，执意要去山东找我参军，不幸的是他在获嘉县东古风一带被国民党“杂牌队”抓住，但他拒不加“杂牌队”，最后被活埋……
我也是数次死里逃生，一次是被日军追进一个村子，本村的一个村妇让我藏在身后，当时我的个子较低，年龄也较小，成功的躲过日军的搜索。还有一次，是在撤退中，我被日军从后背打了一枪，从肚子边穿出，把我背的子弹袋也留下了前后2个弹孔，幸运的是贯通伤，并无大碍，在村里养了一段伤就又随队伍抗战了。
1940年7月我在组织挖交通沟的时候右臂受伤，被日军打折了胳膊，到根据地村子里养伤。1943年伤好后又回部队，但因右胳膊受伤畸形，不能扛枪打仗，上级安排我转业到山东菏泽县从事民政支前工作。从此开始，我一直在山东菏泽组织发动群众，为八路军、解放军筹集军粮和军需物资，组织群众成立担架队、运粮队、弹药运输队支援前线作战，直到全国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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