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的次日，我党即向全国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同时，红军通电请缨开赴华北抗日。随即与国民党继续谈判并达成协议，将在陕甘宁边区红军的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一一五、一二o、一二九等师。
一二九师就是由我们援西军和一部陕北红军改编而成的，刘伯承同志任师长。改编的消息一传开，立即在红军内部引起了连锁反应。红军能够立即北上抗日，本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因此值得庆幸。然而，红军毕竟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军队，一下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不少同志思想不通，感情上疙疙瘩瘩的。
我由于在司令部工作，对改编之事早有耳闻，所以思想上有些准备，并且坚信党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但我也有些疑问和担心，曾经和我的同事杨志宏同志露过心里话：“改编后，谁来领导我们?命令由谁来下?朱总司令当了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会不会被他们架空?国民党过去多次‘围剿’我们，这次会不会借机整垮我们?”其实，我的这些想法，也并不是杞人忧天。现实是残酷无情的。刘伯承师长见我一连几日精神忧郁，就开门见山地问：“你是不是也想不开了?”我如实地把担心之虑讲给他听。
师长听罢，笑了起来，说：“你这种担心是正常的。不要紧，我们会向同志们讲清楚的。我们名义上叫八路军，实际上还是红军，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们有全国人民作后盾，在延安有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在总部有朱老总指挥，在前线、在师里有我，国民党要搞阴谋，是指挥不动我军的!”刘师长的话使我茅塞顿开。刘师长认为，在改编工作中，解除像我这样的担心是比较容易的，不大好解决的是存在于广大干部战士中的不满情绪和感情问题。
事情的确如此。当时许多同志就问：“参军就是为了打国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我们也成了国民党，有这样革命的吗?”“蒋介石多次‘围剿’我们，杀了我们那么多的党员和战士，逼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我们损失很大，这仇能了吗?”我军后勤部门从国民党那里领来新军装后，在干部战士心中的不满情绪终于像火山爆发似的喷涌出来。
他们合不得摘下红军帽，因为那上面的五角红星联结着人民的命运；他们更不愿戴上缀有青天白日帽徽的灰色军帽，在他们眼里，那帽徽是反动、凶残的象征。战士们在议论起此事时，不是一阵长吁短叹，就是火冒三丈。他们说：“乡亲们为什么喜欢我们?因为是红军，要是戴上这玩意儿，还有什么脸见他们!”十分明显，如果坐待这种消极情绪在部队中蔓延下去，不要多久，势必会造成部队的思想混乱，成为北上抗日的重大障碍。
在正式宣布改编的那天晚上，刘伯承同志亲自给干部战士们作动员报告。司令部的一位同志当场竟冲动得站起来，打断刘师长的讲话，激动地说：“我不干!我要回家!”司令部的协理员制止他说：“现在正开大会，不要破坏纪律，有什么意见会后再提。”那位同志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继续嚷道：“我宁可回家当农民，也不穿国民党军装!不戴青天白日的帽子!”刘师长对他这种因感情冲动而竟不顾红军铁的纪律的行为很生气，厉声说道：“意见可以讲，但军人不能不要纪律。我宣布，关你三天禁闭!”这样才把与这位同志持相同观点的同志的情绪缓和下来。
刘师长接着语重心长地说：“我也不愿意穿国民党的军装，但是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抗日，不把日本人赶走，我们就不能生存。都闹回家，谁去打日本?要识大局，不要因一时冲动，而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这种冲动是要误大事的!”动员大会过后，刘伯承同志等师首长分头下到直属队各单位同干部战士们一起讨论。大家联系刘师长的动员报告，畅所欲言，心里愈见明朗。这以后的几天里，直属队多次分别召开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和军人大会，就改编之事展开深入细致的讨论。那时，我们部队收留了不少积极要求抗日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官兵。
东北军的士兵更有怨气，说：“打蒋是你们，西安事变后放蒋也是你们，这会儿，你们又变成了国民革命军。变来变去，我们东北军就被国民党吞并了。我们还没有同日军交战，就两手空空了。这可苦了我们，怎么回东北见父老兄弟。”其实，西安事变中捉蒋是为了逼蒋联合抗日，促进民族团结；放蒋是为了粉碎亲日派制造分裂的阴谋，挽救民族危亡。这一切都是从民族利益出发的，也是我们同他们的共同立场。于是，我们就动员他们的军官和我们一起做士兵的思想工作，收到了好的效果。经过一系列的说服动员教育和学习讨论，广大指战员的心安稳了下来，坚信党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并表示坚决执行。
在这样的基础上，八路军一二九师召开了奔赴抗日战场的誓师大会，使广大干部战士终于彻底地转过了感情的弯子。这天，下着大雨。部队刚刚吃过早饭，就冒雨前往会场，近万人的队伍整齐地排列在旷地里，一眼望去，五星红帽徽在纷纷的雨雾中格外鲜明。雨，越下越大。警卫员给站在临时用几张方桌并起来的台子上的刘伯承师长送来了雨衣。刘师长把手一挥说：“你没见全师的同志都没穿雨衣?我怎么能穿着雨衣，站在大家前头呢?”一位参谋见刘师长的衣服被雨水淋透了，忍不住悄悄地从背后给他披上雨衣。
刘师长皱了皱眉头，顺口出示一题：“你知道，冬不服裘，雨不张盖吗?”这位参谋很机灵地领会了刘师长的意思，一边自动收回雨衣，一边羞涩地对答道：“与众不同也。”刘师长这才笑了，接着说：“过去我同你们一起打蒋介石，现在我仍同你们一道打日本，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现在下雨，大家一起熬嘛!”短短的几句话，真挚而炽热的感情溢于言表，催人泪下。从这里，大家真切地体会到，刘师长这种与干部战士同甘共苦的精神，正充分地说明了我军虽经改编，但绝没有摒弃优良传统。
刘师长在誓师大会上讲了话。他在简短地谈了全国抗战形势后，着重讲了“换帽子”问题，耐心地诱导大家，不要光看表面的衣着，最重要的是看事物的本质。他说：“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勉在旦夕，我们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换帽子算不了什么，那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传统不会变，解放全中国人民的意志也不会动摇!那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一席话，使那些感情上还有些疙瘩的同志，心情顿时开朗。是的，一顶帽子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是红的，永远向着党，永远不离开人民。
刘师长在讲到最后时，突然停顿了一下。他紧抿着嘴唇，显然他的心情也很沉重。果然，他接下去的声音低沉：“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告别吧!”他说罢，缓缓地从头上摘下红军帽，戴上了国民党军的灰色军帽，然后果断地向全师指战员发出了命令：“现在，换帽子!”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我的心情无言可喻。是欢乐，为能够立即上前线杀敌?是痛苦，为戴上了灰色的军帽?我环顾四周，见大家都同我一样，小心翼翼地把缀有红五星的红军帽揣进了怀里。会场静极了，没有人言语，只听细雨沙沙……红军确是没有变，这也可以从作为行动纲领的一二九师抗日誓词里得到证明：
“日本帝国主义，它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父母兄弟，奸污我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利益，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犯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制裁……”
思想问题一经解决，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积极性，原本剜很迫切的杀敌心情更加旺盛起来。绝大多数同志都抱着为国捐躯的信念鲜家里写信，告诉故乡的人民，我们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仍是人民的亏弟兵，为了救中国，愿以生命相付。那些被我们收留的东北军、西北军创官兵们也积极协助我军做东渡黄河的准备工作。我军改编之事的影响也波及到人民群众之中，许多老百姓产生了很寸的误解。那时，我和刘伯承师长一起住在一户老百姓家里。
房东大嫂有个小女娘，以前总是到我办公的屋来玩，不是捻线坨儿，就是戴上红军帽，欢菩得不得了，有时还亲昵地纠缠着我们。可是，这小姑娘见我们换了帽子，对我们便不像从前那般自然随和，总是远远地躲开，真的不来玩了。我们唤她，她不应，有时勉勉强强地走过来说：“姥姥说，你们变了，不让我到这儿玩了!”
刘伯承师长认为，存在于群众中的这种怀疑和误解是不难解决的。过去，红军有非常好的群众基础，而红军现在主张结束内战、联合抗战则更是深得民心。所以，确切地说，群众时下的这种情绪，实则是对我军的一种期望。只要我们主动地向他们宣传我军一贯主张的同时，采取积极的实际行动证明我们仍是人民的子弟兵，就能很快地消除他们的误解。
于是，我军指战员通过与驻地老百姓谈心、贴标语、召集群众大会等方法，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并积极地为群众扫院子、打水、干农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侵犯群众的利益，结果收效甚大。我曾对我住的那家房东说：“听说很多老乡对我们怀疑了，我真急啊!恨不得把胸膛扒开，让他们看看，里面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那房东笑了，说：“你不用担心，他们包括孩子她姥姥，终究会明白这个理儿的。
我就知道，你们仍会和先前一样。要不，那天你们从云阳领回那么讲究的军官服，怎么不见你穿，也不见别的官儿穿呢?倒是让那些娃子兵和大师傅们穿戴上了，没人当它什么好玩意儿!住在我家的那个高个子(指的是刘伯承同志)，属他官最大，可他还穿着带大补丁的裤子。看来看去，你们还是穷人的队伍!”
当我们一二九师接到总部命令，准备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时，群众已经完全打消了思想顾虑。一位老太太见部队住过的房里，门板都上了起来，地面扫得干干净净，桌椅板凳归置得整整齐齐，还有因为打碎了老乡的瓷碗而留下的道歉字条和赔款，兴奋地对她那原来持怀疑态度的老伴说：“你看看，这样的队伍不会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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