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是沸腾的4月，是震撼全国的4月，是震撼世界的4月，是蒋家王朝彻底崩溃的4月，是中国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4月。就是在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4月里，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1日，我军百万雄师浩浩荡荡渡过大江。我侧身在二野五兵团十七军五十一师的战斗行列里，亲眼看到我军的胜利场面，也亲眼看到国民党军队狼狈溃逃的情景。我们五十一师追歼敌人走得最远，一直到福建省的建瓯、建阳、南平，浦城等县。这些县城被解放以后，我被抽调去接管建瓯县，任县委书记兼县长。接管工作搞了三、四个月，各方面刚有了头绪却因全国形势发展很快，组织上通知我把在建瓯的工作交给后来的部队，我便匆匆回原部队，随军到江西的东乡县休整待命。这时中央军委命令二野继续进军的目标是大西南，解放云、贵、川，藏七千多万水深火热的人民．命令急如星火。我师离开湘潭，直向湘西和贵州方向前进。当时，我正领着宣传科的几位同志研究制定宣传教育提纲，教育干部和战士保持饱满的战斗情绪。保证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任务胜利完成。当我们离开湘潭西进约40里时，师政委崔子明同志把我叫出行军队列，匆忙告诉我：“经兵团批准，抽调你和许健民同志参加贵州地方的接管工作。”这是多么突然，这一命令当时把我惊呆了。政委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脑子转了个圈，内心虽然不愿离开战斗部队，口里还是斩钉截铁的回答说：“坚决服从命令”。政委又问我要什么东西?我说请政委给我抽调几十位文武双全的干部和战士就行了，别的什么都不要。这时我的马袋里放着一套冀鲁豫最早出版的绸面三卷集的《毛泽东选集),通讯员身上背着一架在江西保安街缴获的照像机。我只要说一声为了工作的需要，请政委允许我带到地方去，政委十之八，九会答应。可是我没有张口，想到这两件宝贝军队更需要，马上把这2件宝贝交给了组织。我只要了我和通讯员随身携带的3支枪和一床3斤重的棉被，一双老解放区群众过江前赠给的新布鞋。就这样我辞别战斗多年的部队和战友，和许健民同志带领其他42位战友离开了五十一师正在进军贵州的战斗行列。转身返回40里，到湘潭与地方干部汇合。同志们对这突然来的命令，虽然没有思想准备，但绝大多数人情绪依然饱满。大家只有一个决心，为着实现建设新中国的愿望，不论在军队还是到地方，坚决服从组织分配，调到哪里就到哪里战斗和工作。有位同志说得很能代表大家的想法，他说：“我们受党的教育多年，要像算盘子儿一样，拨到哪里就在那里；要像螺丝钉一样，拧在哪里就在哪里起作用”。我们这44位同志，有团，营，连，排各级干部和一般战士，命令一到，立即行动，鉴定会，欢送会都未来得及召开，就匆匆奔向新的工作岗位了。杨殿甲、吴全猷二同志，刚报到又因另外的任务，被调到别处去了。那时全国是沸腾的，每个同志的心也是沸腾的。我们42位同志，虽然离开了解放军行列，个个仍是武装整齐，英姿焕发。
我们到了湘潭后，即到西进支队报到。从10月9日起进行组织和思想整顿，学习了约10天左右，十七军又调来了3个县的干部架子，我和许健民已明确接管龙里县，我任县委书记，许健民同志任县长。李志奇同志任贵定县委书记，负责接管贵定县。王俊德同志任惠水县委书记，负责接管惠水县。我们这3个县都被编到西进支队一大队，属贵阳地委。其余的几个县修文、瓮安，开阳、贵筑，清镇、息烽，是由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负责接管。大家翻开地图，看了看，认为修文县在整个地区中间离贵阳又近，便把地委所在地选在修文县城。
接着进行思想整顿。记得当时主要解决夺取全国胜利后如何巩固胜利的问题。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解决打仗和建立政权的关系；二是解决当解放军和当地方干部哪个光荣的问题。就这两个问题，反复讨论了好多天。 10月15日左右，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同志和原赣东北区党委宣传部长申云浦同志亲自到驻地召开部队转业人员大会，具体向同志们做思想工作。杨勇同志给同志们讲了话，他讲话的大意是：过江以后，形势很好，比预想的还好，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为了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很快要解放大西南，我们五兵团要解放和经营贵州。大块国土解放以后，没有人去建立政权，没有人去发动群众，没有人去开展各方面的工作，胜利就不能巩固，这就是在胜利中带来的新问题。敌人的政权垮了，我们要建立起人民的政权。毛主席说过：人民解放军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现在调你们到地方工作，就是执行工作队的任务。有人说到地方不如在军队光荣，这个说法不对。我们解放军打了几十年的仗，不是为打仗而打仗。打仗，最终是为了夺取政权。现在敌人的政权很快就被我们打垮了，夺了敌人的政权，还要建立人民的政权。派你们去建立人民政权，以巩固军事的胜利，这个任务和部队在前方打仗一样光荣。今后搞地方工作，比去军队打仗更重要、更复杂，今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任务落在你们肩上，你们到地方以后，还会有军事斗争，还要学会向敌人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方面的斗争，不仅要同敌人进行公开的斗争，还要同敌人进行隐蔽的斗争。地方干部的经验丰富，今后要向地方干部虚心学习o把接管政权、建设政权的工作做好。最后，杨司令员说：你们的的“八一”帽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都不收，留给同志们作纪念。解放大西南的纪念章都发给你们。这几句话，把同志们说笑了，大家鼓起掌来。杨勇司令员的这一席话，等于把一周多的学习做了总结。把同志们思想上的两大问题，即打仗与建立政权的关系，军队工作与地方工作谁光荣的思想疙瘩给解开了。申云浦同志代表贵州省委欢迎大家到地方工作，并简要介绍了地方情况，希望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亲密团结，互相学习，共同把接管和建设政权的工作搞好。会后又学习和讨论了一、二天，大家情绪高涨，信心倍增。
同志们的认识提高了，又转入学习各项政策。还有一本《贵州情况简介》的小册子，上面有敌情和当地风土民俗等材料，我们认真组织了学习。
接着又认真组织学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文献。，通过这些重要文献的学习，全体干部和战士进一步明确了建设新中国的基本内容和重大意义，对接管贵州建设贵州信心更大了，情绪更高了。
前方捷报频传，我们在毛主席的家乡湘潭住了10多天，学习文件，武装思想，再也坐不住了，于10月21日整装西进。行军速度相当快，没有多少天，我们一大队翻过湘西雪峰山时，前方传来了解放贵阳的消息。我当即在日记中写了这样一首：过雪峰山》的五言诗。
朝辞雪峰东，暮宿雪峰西。上下一百里，朔风催马蹄。山顶雪未消，山脚滞黄泥。老马卧道旁，军车滚谷蹊。战士脚磨泡，高歌心更齐。日夜兼程进，风雨不休栖。湘黔境相接，民俗无大异。巴盐悬锅顶，辣椒称上味。苗姑百折裙，飘飘多抚媚。侗女歌喉亮，悠悠满山醉口铁军进若飞，残敌如叶坠。贵州庆解放，人民挥热泪。翻越千山万岭，飞跨大小河川，我们准备接管龙里的42位同志，于1949年11月20日晚12时到达龙里县城——龙山镇。
新的的 战斗生活开始了。
当天晚上，一部分同志临时住在龙里中学，一部分同志则住在“小白宫”(即现在的民贸公司所在地)。
第二天，我们几位领导同志经过研究，提出两个口号，四项工作要求。两个口号是：抓紧时间开辟工作，少体息、多工作，多一分时间就多-分胜利。具体工作要求有四点：一，广泛开展宣传工作，二，大力收缴乡保武装和非法武器，三、争取外逃人员尽快回来，四，办理民枪登记。
22日上午，在一个由龙山镇部分群众和一些知名人士参加的小型会上，许健民县长宣布就职。去县府工作的同志有。孟宪林、曹俊杰、吴学汤，黄作亭、何茂友，王道君等几位同志口由邹新群同志率领蔡致祥、翟化民、刘宗宝，王玉训，张广民等同志去接管龙里县公安局的工作。刘洪儒、张大勇到县委会工作。23日，城关区（龙山镇）由区委书记郑春明，区长李希贤同志率领田彦起、黄林德、宁学亮、郑×x等同志去开辟工作。洗马区由区委书记黄耀庭、区长耿兴华同志率领郑建胜、宋法胜、予朝香、卢兴和、林俊仁等同志去开辟工作。谷脚区由区委书记傅兴武、区长李连诚同志率领张兴敏，关仕达、许兆友，石正新等同志去开辟工作。羊场区情况比较复杂。24日，由我亲自带一个班送区委书记贾福顺、区长周化民和丰惠民、许胜阁，秦效清，张福泉等去开辟工作。当天走到贵定县沿山区的平寨，突然与土匪遭遇，打了一夜，第二天返回龙里。27日，我又带了一个排的武装，取道马郎坡再次送羊场区的同志去羊场。在麻岩住了一夜，第二天向羊场进发。走到离羊场20里的路上，遭到弯寨乡国民党乡公所乡兵的袭击。我们当即还击，乡兵顽抗。我们向乡公所院内打了三发六零炮弹，乡兵才开始缴械投降。我们把乡兵的枪栓取下，枪由几个老乡抬着，被俘的乡兵押到羊场。羊场群众早就知道这里干部要来的消息，街上贴满了欢迎的标语，并且杀猪宰羊，欢迎我们，至此，4个区的摊子算铺开了。
到龙里县一个星期后，地委派来了张光涵、张体忠、吴鸿生、韩光欣4位同志。张光涵同志任县委组织部长，吴鸿生同志任县粮食局长。一个月后，地委又派来随军西进的军大学生22名。又过了几个月，地委又派来孙应华、张素华，黄碧，肖家华4位同志。为了解决干部缺少的困难，县里又开办了知识分子练训班，共招收了50名青年学生，在北门火神庙进行短期训练。1950年12月份，军大五分校，由刘子明带队又来了112人。龙里县虽然不大，但山峦遍布，是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的老家，情况复杂，任务繁重。我们人员不多，怎么办？当时只有采取武工队的形式开展工作。为了很快同群众见面，便暂时利用原有的行政组织，分头召开原乡长会，并注意团结积极靠近我们的中，小学教员及在乡知识分子，利用赶场天，在场坝上进行宣传活动。当时羊场街上的几位小学教员自愿在场坝上作宣传，他们语言通俗，群众听得懂，反映很好。这时，干部，战士，加上新招收的知识分子青年一共只有220多人，但是接管和建设政权的工作搞得热火朝天。
摊子安好以后，县委提出乘大军压境的大好形势，采取各种方式，千方百计收缴在反动势力手中的一切武器。迅速壮大自己的武装。这一工作收效很大，几个月内，全县共收缴轻重机枪14挺，步枪500多支，小炮6门，子弹无数。各区很快就建立起20人左右的区中队，每队配备一挺机枪，各乡也组织了人数不等的自卫队。全县区乡武装队伍很快就发展到278名。
从1950年3、4月以后，贵州全省爆发了大规模的匪乱，我们即投入紧张而严重的剿匪斗争中。龙里最大的一次战斗，发生在1950年4月中旬。当时羊场、平伐（贵定属）一带的土匪探听到我在羊场区政府，便纠合匪众二千多人，前来攻打羊场区政府，匪徒们喊着“活捉张政委”的口号，气焰十分嚣张。战斗打了两天一夜，土匪仍不肯散去。14日夜晚，这里的同志和炮八团的一个班，组成精干小分队，向藕寨出击，打乱了匪群。15日，驻县城的炮八团增派了警卫连，从麻寨，六广，弯寨直捣翠微山，内外合击，将土匪打得四面逃窜。这一仗，击毙土匪80余人，伤匪50余人，俘匪37人，活捉匪首莫如兰的参谋长徐家如，徐家林。我炮八团九连指导员也在战斗中负了伤。羊场乡支前委员会财粮委员裴乃庆不幸被土匪杀害。羊场的半边街被土匪放火烧毁。敌人退走后，我们撤到翠微山休息，记得当时翠微山有座三层高砖木结构的阁楼，我和炮八团的吴副团长在阁楼的最高层．研究了下一步打击土匪的作战方案。我在写本文时，翻阅日记本，发现当年4月17日记上写着《羊场战罢登翠微山》的一首打油诗：
弹丸怒逐乌合众，翠微山上小休兵。运筹帷幄风雨夜，誓歼顽敌笑谈中。在羊场战斗的同时，全县各地也都展开了剿匪斗争，历经大小战斗30多次，一个个匪首相继落网，被迫为匪的一些群众纷纷向政府登记自新，匪氛逐渐平息下来，我们接管工作才走上正轨。在龙里的剿匪斗争中，炮八团的同志立下了汗马功劳，龙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两年的斗争中，炮八团共牺牲了17位同志。1951年底，县召开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全县农民代表亲自动手为牺牲的烈士修建了一座纪念亭，我亲笔写了“英雄亭”三个大字的匾额，悬在亭子上。亭子中间立了一块纪念碑，刻着烈士的姓名，计有。王天福、叶瑞云、曹全才、张八，张庆石，叶贵，杜春生，陈克金，邵炳林‘王玉鑫，单秀海、林胜英、王一均，吴兴之，张东宪、黄庆瑞，徐定文。这些为解放龙里流血牺牲的同志永垂不朽。革命烈士的光辉形象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回忆从建瓯到龙里的这段经历，当年不论干部或战士，党指向那里就打到哪里，哪里有工作就自觉去完成，哪里有敌人就勇一敢去战斗。不论是工作还是战斗，每个同志考虑的是如何争取胜利，没有人考虑个人的得失。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胜利形势的鼓舞是我们的力量源泉。服从命令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保证。这些在艰苦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是值得我们永远发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