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炳臣回忆不许摘红星的红军夏永明

Admin 发表于2015-10-29 15:21:35
夏永明同志参军前家住皖西六安县乡下,家里有父亲、老婆和两个孩子。父亲上了年纪,家里靠他一个人种田过活,苦熬苦挣的勉强混日子。
一九三O年,蒋介石派兵围剿红军,国民党四十六师的队伍开过来,日子简直一天也过不下去了。一天,夏永明家断了粮,他拾上个口袋出去求借,跑了半日还是两手空空。没办法只好饿着肚子回来。到家门口,听见自己老婆在屋子里喊叫。夏永明猛地一惊,知道家里准出了事,顺手摸了根棒子闯进去。屋里,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四十六师的军官正扯他老婆衣服,还有一个大兵,把两个孩子坐在腚底下,嘴对着瓶子往肚里灌酒,老爹爹倒在地上断了气。夏永明一见,朝那军官后腰上就是一棒子,打得那家伙叫着栽倒在地上。那大兵见事不好,丢下酒瓶子便跑出去了。夏永明心想:一不做二不休,骑在军官身上一阵暴打。正在这时,那大兵领着十几个人赶来。被打得哼哼呀呀的军官大声喊:“把这一窝子都给我揍死,我看都是红匪。”说着,那十几个大兵,早已抡着枪把子来,不分老小一顿乱打。夏永明先还听见两个孩子哭叫,后来昏过去便什么也听不见了。
等夏永明醒来,已是深夜。屋子里一片漆黑,他摸索着找油灯,没找到,拿块松明点着,只见老爹爹、老婆、孩子横躺竖卧倒了一地。老婆的衣服被撕得稀烂,两个孩子挤在墙角里,旁边一大摊血。他摸摸这个,这个一动不动,又推推那个,那个也一动不动。屋里的家什被砸得乱七八糟:箱子、盆子、锅,没剩下一件囫囵的。完了!只半天工夫夏永明就被国民党白匪军祸害得家破人亡。他只觉得天旋地转,一头跌坐在老婆身旁,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两个孩子。好像他再也起不来了。破碎的窗户、门被风吹得“呼哒呼哒”响,松明的火苗一个劲地跳闪。他忽然在地上发现了什么,拾起来看,原来是那个狗军官的帽子,上面钉着个“青天白日”的帽徽。夏永明将帽徽揪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第二天,夏永明把惨死的一家老小掩埋起来,反锁上门走了。就这么的,夏永明参加了红军。
他刚到部队时,还是愁眉苦脸的,和国民党部队打了几次仗之后,看见每回都消灭很多敌人,慢慢的脸上才有了笑容,变得和谁都亲亲热热的了。大家都喜欢他,因为他炊事员工作做得特别好。不管驻防、行军、打仗,也不管战斗多么激烈,夏永明准能给大伙按时开饭。他挑的伙食担子,油盐酱醋,勺盆碗,加上他自己挂在扁担两头的斗笠和竹笛,准比别的同志挑的重二三十斤,但不管情况怎样紧急,他也不丢掉伙食担子。
说起来很有意思,我和夏永明的交情,是从锅巴开始的。我到部队时,他已经是个老炊事员了。他烧饭烧得特别好,没有菜也能吃几大碗。特别是他烧饭烧出的锅巴,焦黄焦黄的。他舀完饭,再等一会儿,用舀饭的小铲锹在锅中心使劲一翻,“哗”一声,锅巴都掉在锅底上。他总是把这些锅巴分给各排工作好的同志吃。一天,吃完晚饭我从伙房门前过,看锅台上一大块锅巴,忍不住进去捞了一块,刚往嘴里填,叫他看见了,他把脸一沉:“小蔡,做啥!没看见通信员小刘送信还没回来,这是给他留的!”我一看撒腿就跑,这一跑倒把他逗笑了,他在我身后说了一句:“这小鬼,真调皮!”
不几天,部队在麻城南打沧子铺来增援的学生军,我缴了一支步枪。也是吃完晚饭之后,夏永明喊我:“小蔡,你来。”“做什么?”我过去问他。“嘿嘿,你想吃锅巴吗?”“怎么不想吃,你合得给呀!”“哈,缴了枪嘛,给你!”看他那个样子,比他缴了枪还高兴。他拿出一大块锅巴,一点一点捣碎了放在一个大碗里,还给浇上两勺肉汤,热气腾腾的。我一尝真香。他先看着我吃,一会儿拿起他的黑油油的竹笛来吹上了。我寻思,这是给我贺喜呢!没等我开口他说了:“小蔡!这算给你摆庆功宴了,往后好好干,多缴枪、多杀白军,有得锅巴吃!”从此我俩有了交情,不过工作不好时,一样吃不着锅巴。
一九三七年十月,我们在江南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奉命改编成新四军。改编之后,要换衣服、换帽子。要把钉着红五星的八角帽摘下来,换上带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大家思想都不痛快。开大会,开小会,领导上再三再四地解释“我们是为了团结抗战,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才不再说什么了。可是,夏永明同志怎么的也抹不过来这个弯。换衣服这天,老夏还照旧穿着红军的灰土布衣服,戴着八角帽。伙食班长去给他换帽子,他说:“我不换!我当红军就是冲着这八角帽和红五星来的。”“指导员讲了多少遍了,你没听呀!团结抗日嘛!”伙食班长讲得不耐烦了,动手替他换。这下子他可火了,一胳膊将伙食班长拨开,往后退了两步,瞪着大眼睛说:“我看谁敢来摘我的红星!”看样子这时谁要往前走一步,他真会一拳给打回来。伙食班长叫他这一喊愣住了。这一吵闹围上来一大帮人,连指导员都来了。
大家散了之后,指导员和他唠了半天,他才把八角帽纸包布裹地收起来。可是,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他还是没戴。夏永明同志做炊事员工作,一直做了十多年。队伍扩大了,叫他去当管理排长,他说:“我不去!我这角色很好,排长让给年轻人吧,他们年纪小伶俐。”后来,我和夏永明同志分别了一个时期。
一九四一年,我在新四军二师十一团担任政委工作时,又和他遇在一起了。那时候根据地扩大了,地方上需要人,领导上为了照顾他年龄大,在部队上工作不方便,确定把他转到地方上去工作。我到炊事班去看他,给他送行。夏永明同志还是那个老样子,前额上好像多了几条皱纹,看他的精神又像比以前年轻了几岁。“老夏同志。”现在同志们已经这样称呼他了。“老夏同志,给块锅巴吃吧,往后要吃不成了。”“我知道政委来准得要锅巴吃。”他说着给我泡了一碗肉汤锅巴。“吃吧,我要走了,以后吃锅巴时,可想着我!”他看着我吃完了才来收拾行李。
我们大家一直送了他好远才分手,分手时他握着我的手说:“政委,我走了,等打完鬼子再见!”他和大家挨个握了手,然后戴上那斗笠摇晃着走去。这使我想起了他挑着担子,跟在队伍后“压阵脚”时的样子。他都走得很远了,斗笠上画着的一颗红星我们还看得真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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