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鸣于一九二三年考入宿城乙种商业学校，在该校就学期间参加了革命活动，并于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担任县委巡视员，当年担任团委书记，并参加党的县委。为了加强工会、农民协会的领导，呼应党在农村领导的抗捐抗税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一九二九年春，反共逆流到宿县，国民党反动派在各处搜捕共产党员，破坏党的机关。党的领导由城市转入农村，由半公开转为秘密的地下活动。
一九二九年四月，一鸣同志接到徐海蚌特委通知，召开特委扩大会议，月底一鸣赶到徐州参加团特委扩大会议，当时被指定住在徐州站下旅馆，会议地址是在徐州二马路招商旅社。由于党的会议已先在该处召开一个多星期，团特委扩大会议仍在老地方，以致引起敌人的注意，加上“五一”红色日子，“五一”那天刚开完了会，晚上在招商旅馆，睢宁县委书记叶子平就被捕了，紧接着敌人赶到一鸣同志的住处，同时逮捕的有特委代理书记李会、铜山县委书记刘劲夫、萧县县委书记李自醒、邳县县委书记李生淇，以及特委接洽处张树培等七同志。在招商旅社，敌人从一鸣同志身上搜出日记本，又从房间里搜出党的六大文件和一鸣同志手写的宿县共青团二、三工作报告未成稿。入狱的第二天，经一月前被捕的七同志共同商量好、编好口供，由一鸣同志一人承担责任，因一鸣同志已被敌人识破，并有文件证据，其他人无凭可抓，这样在一鸣同志的掩护下，要被抓的同志或识为同乡、或识为同学，因而判刑很短，不久就出狱为党继续工作了。一鸣同志确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七月间，狱中伤寒病流行，一鸣感染成病，被押解到苏州高等法院。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拷打严审，百般折磨，面对敌人带血的刺刀，坚定不屈，无所畏惧，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气节。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从南京解来的黄子仁、余汜于，从上海解来的孙良晤，南通解来的朱铭勋、袁国光，从徐海蚌解来的李斯、朱恩伦等同志，在狱中碰头后，就酝酿建立党的组织。后经出狱的同志向党组织汇报并经批准，就建立了监狱党总支。首先发动了第一次罢饭绝食斗争，计绝食三天，这一次斗争，是一鸣同志第一个摔破饭缸发出了斗争的信号。一鸣同志当时担任监狱分支书记，他一面开大小会宣传鼓动，一面向当局提出改善生活的要求，这次以“罢饭闹事”罪，一鸣同志被加刑三个月，将他转在第三模范监狱执行。到模范监狱不久，又转送该监分驻所。当一鸣同志移送该所后，得知该所已建党的支部，支部书记是杨杏春，支委有袁国光、刘其吾、繆庄林、徐家瑾等同志。当即又在该所成立难友代表大会，创办图书馆、文化班，用钢笔抄写《血潮》周刊。一九三○年在狱中召开群众大会，纪念“四·一二”的那天，组织群众、党员，结合反笼头（狱人中勾结监狱当局统治犯人者）的斗争，张贴“打倒国民党狗强盗！”“苏维埃万岁”等标语，被监所当局向高等法院起诉，结果一鸣、徐家瑾、繆化林、陈伯坚四同志被高等法院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宣传赤化”罪名，每人加刑二年六个月。加刑后又押送第三模范监狱执行。临走时，支部要求一鸣同志将模范监狱党组织建立起来。但到模范监狱后，就被关在单独号房里，联络实在困难，直到秋季才成立起支部，一鸣同志任支部书记，下设二个分支，一为监房分支，一为草帽工厂分支。一次要一个盗案犯王宝旺（共产党员是以盗案名义判刑的）带给草帽工厂分支书记沈廷桢同志一封信，结果王宝旺想当外役把信送到监狱当局，监狱当局将信送到高等法院，又以“在监狱里组织反革命团体”一罪，再次加刑一年二个月。赵一鸣同志从一九二九年秋后在苏州司前街参加罢饭绝食斗争起到加刑三次共三年十一个月，共计判有期徒刑六年十一个月。一九三一年夏末接到了外边党的指示，大意为“监狱里都是被解除武装的同志，监狱中没有党的政治任务，（指监狱里不能武装夺取政权而言）要撤消监狱党的组织，改为互济会组织，监狱中的党员任务是保持健康，加强学习，尤其是自然科学。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等。所有党员对这一指示很有抵触，后经外边党派人以送药、小菜为名再次传达指示，才执行这一指示。从此缓和了对敌斗争，主要任务放在学习、组织读书了。“一·二八”战役打响了，日本帝国主义打到了昆山县。在狱中能听到枪声。赵一鸣同志积极组织狱中同志，准备日本帝国主义一旦打到苏州，即可冲出监狱。就在这时，监狱当局就把犯人纷纷向外县移送。赵一鸣同志被送到丹阳县监狱后，又转移到句容县监狱。一九三三年又转送到南京第一模范监狱。三四个月后，又解送到苏州反省院，将一鸣同志编入丙班半工半读，历时六个月，考期结束，还不释放；又提升到乙班，又六个月，才被确定出反省院。适巧一鸣大姐姐来苏探望，花钱请客，才获释放。
（谭英，赵一鸣同志的夫人，合工大离休干部，已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