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6年随宿灵县和宿东县合并成宿东县时和赵一鸣同志在一起工作的。赵任县长，郑良瑞同志任副县长，我任县政府秘书。到1946年10月间向铁路西撤退后不久，我们便分手了，在一起工作仅一年多的时间，对他的事迹知道不多。
赵一鸣同志是宿县本地人士，他是从西安事变后抗日战争前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从苏州监狱释放出来。回来后就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参加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并积极寻找地方上共产党的组织，当时宿县中心县委书记是戴蕴山同志。不久便和组织上取得联系。1937年“七·七”事变后，1938年夏季宿县县城被日寇占领，赵一鸣同志便到乡下参加抗日活动，很快和沈联城、王连壁（王恒赵）等同志一起组织地方抗日武装，和农民防匪抗日自卫武装，先后歼灭了不少地方土匪、杂八队，不断打击出扰的日伪汉奸部队，逐渐开阔了游击活动地区，积极创建宿东抗日民主政权。不久筹建了宿东办事处，赵一鸣同志任办事处主任，他们以蒿沟一带作为活动中心，抗日游击区域逐渐扩大，逐步建立塔桥、灰古、四铺、大店、苗庵等五、六个行政区署，以后将宿东办事处改建为宿东县县政府，赵一鸣任县长，肩负行政重任，废寝忘食地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宿东的各项工作都搞得比较扎实。
宿东县从开辟、扩大、稳定巩固，一直是由本县党组织和本县干部干出来的，后来得到路西四师部队的帮助向东开辟到灵璧、灵北，逐步和洪泽湖地区取得联系，一九四四年成为新四军四师主力西进的跳板。
宿东县党组织创建发展了抗日武装，建立了政权，逐步发展群众运动，通过互相耕种，建立农会，向地主富农借粮，减租减息，反奸反霸反倒算等斗争，逐步把群众也组织起来了。组织起妇救会、抗日青年团、儿童团、夜校等。宿东地区和宿东县的城市敌伪工作也做得很有成绩，日伪虽然对抗，地区实行经济封锁，我方通过城市工作部都可以从敌占区买到物资，敌伪的动态我们可以随时知道。宿东县的西部边缘地区紧靠津浦铁路，中间东西一条宿灵公路，也为日伪军封锁，我们把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相配合，把由敌伪控制的一面政权，改变成两面政权，再逐步变成我们控制的一面政权，我们的群众组织和政府的行政政令可以达到铁路、公路附近，民兵、武工队经常活动到铁路公路两侧打击敌人。这些成绩当然是由于宿东县的党政领导得力而取得的，赵一鸣同志是党政主要领导成员之一，这个领导方面的功绩赵一鸣同志占有不小的比重。宿东县的县委书记二年、三年不断变动，可是赵一鸣同志从筹建县的行政办事处改县政府到1946年10月的向路西撤退一直是他。所以赵一鸣同志在宿东的知名度是很高的，是谁也比不了的。
赵一鸣同志和上下级干部关系是很好的，下级干部对他很爱戴，他对每个乡的干部都能叫清名姓，他和区乡干部的关系很正常，很接近，他的心胸是很开阔的，对任何人没有怨恨、歧视，从未有满面愁容。他和群众的关系也很好，全县群众没有不知道县长是“赵老双”的（他还有个名字叫赵双起，所以群众都称他为“赵老双”），县政府每在一处住地，他总爱到村内群众中走一走，坐一坐，拉拉呱，一点官架子也没有。赵一鸣同志爱吸旱烟，他有一根竹杆烟袋，一头是铜头，一头是玉石嘴，中间系着一个旱烟包，平时还带一根通烟杆的特制铁丝，他的烟包可以让群众吸，他也吸群众的旱烟，他很少买烟叶，村民常把自己种的烟叶送给他一把两把，够他吸好长时间。
每逢过年过节，赵一鸣同志常说，咱去吃大户，抗日时期，他和各村的地、富阶层都有统战关系，便到地、富大户家去吃去住。过年的时候，他都计划好年后第一天到那村那一家吃住，旧历正月总有半个多月到廿天去地、富家吃住，户东还非常高兴，认为县长看得起他。
每年旧历七月底赵爱吃青黄豆，吃法是叫房东到豆地区拔几颗快熟还青着的黄豆棵，来家把黄豆剥了，把豆粒捣碎，拿回加把辣椒切碎放一起炒，再加点青菜更好，吃时味道美极了，因为平时很少吃油，所以感到特别好吃。有时，用油炒焦脆红辣椒，也是他的一道好菜。
赵一鸣同志的爱人谭英，也姓赵，是灰古大地主家女儿。谭英同志身体瘦弱 ，但夫妻关系是很好的。由于谭英同志是在灰古区做妇女工作，不常到县政府来，赵一鸣同志更少去灰古，两人不常在一起过夫妻生活。谭英同志每次从家乡来县政府，总是带一些老赵爱吃的符离集烧鸡、酱黄瓜、石榴等本地的土特产。
宿东县西靠津浦路，北到符离集，南至固镇桥中间还有一条宿灵公路，三铺、四铺、大店等集镇都设有敌伪军据点，这样两条大的封锁线，还有时村日伪的大据点，日伪军不断多路向宿东县清乡、扫荡，数倍于我方抗日武装力量，我地方县、区、乡武装和民兵不断和日伪军发生战斗，枪声每天都可听到。我党政机关和部队对地理路线熟悉，对敌情动态灵通，虽然战斗次数很多，但很少受到损失，广大农村群众对我党政军积极掩护，广大民兵武装支援，我方处于优势，一般情况下，我方可以大体掌握敌伪军的活动规律。
1946年秋季，县政府和警卫连住在蒿沟西北方向的一个村子上，大约下午三点左右，突然发现西北一里多路从县城出来的一支敌人部队，向东北走去，赵一鸣当即下令全体人员立即作战斗准备，把人员集合到村南。这时又发现一路敌人在村南二里多路，也是从西南向东北行进，赵一鸣同志也是武装整齐的要大家隐蔽，沉着观察，发现两路敌人都是向东北陈庄，过去我们也住过那里，日伪军出犯也到那个村子，那个村子有户大地主，房子很多，都是瓦房楼房。两路敌人却未发现我们，等敌人过去后我们向南转移，夜晚我们又向东部转移，可以大体掌握敌伪军的活动规律。
赵一鸣同志对敌战斗，勇敢沉着，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正规部队从徐州以南到宿县多路大举向津浦路东进犯，宿东县全境处于最前线。顽军方先头的部队经宿东县境很快东进，向淮北七分区中心城市泗县进犯，我方陈毅大军进攻泗县城，因水势过大，我军失利，节节向运河以东撤退。敌军主力很快东犯，宿东县很快陷入敌后，与周围的县都失去联系，处在敌后的环境斗争更加曲折复杂，时间不久便出现大大小小的地主武装还乡队，本地土生土长的反动武装也不断出现，城内出动广顽，配合地方土顽每天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战斗，整天听到枪声不断，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在本县县境内与敌周旋，后来敌人逐渐越来越多的出动，我们被迫向敌人的后方活动。我县政府带警卫连，住到敌占区铁路沿线附近村庄，晚上进村，先把村庄封锁住，不让村民外出，敌人意想不到，我们却很安全。有一次县政府和警卫连竟住到敌人宿县东关八里路远的一个村庄，连敌人站岗兵都看得见，他东边营房的窗户太阳照的反光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些住地都是赵一鸣同志决定的（因为他对当地地形熟悉），对敌斗争到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赵一鸣和我们仍抱着决心坚持斗争下去。
1946年10月第，一天上午突然接到县委书记李玉亭从堤南写的一片纸的短信，他信上说：宿东县对敌斗争以很艰难，他和县大队副政委冉献生决定于当晚10月27日夜开赴到津浦路西去，依托宿西，坚持宿东，要赵一鸣同志接信后，于一两日内也过到铁路西去。我接到信看后，交给赵一鸣同志，他看后向我问，咋办？咱们也撤到路西去吧！我表示同意，当即商量西去路线，要从我们住的地方过铁路到宿西一区十里长山容易，不要两三个钟头就到。但是十里长山一带有叛军胡开祥盘踞，我们必须也走李玉亭过路的地方。我们当天夜间就先到大堤以南花庄区，次日过铁路，再向西南走45里，29日午夜拂晓我们从蕲县过浍河，天明后与李玉亭、冉献生汇合。
过路西后，路西的情况也很紧张，敌人从徐州派三个正规主力团的兵力，从萧县、砀山向我淮北八分区进犯，我八分区部队由司令员张太生指挥节节抵抗，几次战斗均失利，他们已退到八分区的西部夏邑、亳北一带，和八分区行署一时也联系不上，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再向西撤退，一路上艰难困苦好不容易到永夏边境才和八分区、行署联系上。
这时司令员张太生正在考虑放弃淮北八分区，是向北还是向西撤退，向北就是过陇海铁路再过黄河以北到冀鲁豫地区，一条是向西撤退到睢杞太地区（这里属冀鲁豫的一分区），这是国民党正规部队都集中到黄河南岸，封锁华北解放区，睢杞太地区没有国民党的主力部队，环境比较稳定。1946年12月初我们宿东的干部及县区武装随八分区从夏邑、亳北过商丘到杞县的一条公路封锁线到达睢县东部，入睢杞太游击区，遂后住到睢县西边平岗村。
当年旧历年底刘邓司令部派张国华和吴芝圃同志带少数武装过黄河南下来到睢杞太地区，张国华同志任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吴芝圃任豫皖苏边区党委书记。刚起义不久的魏凤楼的一个团，也随张吴南下。张吴首长来后，也住到睢县西一带，当即在平岗召开团级以上、地区一级干部会议。张国华司令员当即宣布，在这里所有部队，就此站住脚跟，不准再作撤退的打算，而且还要就地坚持，就地发展，稳定情绪，组织战斗，坚持和扩大解放区！
会后约半个多月的时间，敌人一个保安团的兵力从开封出犯，在太康北XX集住到寨内，当即由张国华司令员组织一分区和八分区的主力部队参加战斗。经过一夜的激战，取得圆满胜利。这次战斗给大家树立了胜利信心，稳定了全军情绪，鼓舞了斗志。
军区对所有部队进行整编，各县撤退的县区武装也都编入主力部队，整编四个正规团，不到一月又消灭从开封南犯到太杞边境的敌一个团，部队的战斗情绪更高。与此同时，坝地区重做划分，将原睢杞太分区划分一分区，原八分区改作三分区，再向南边太康、淮阳发展，开辟二分区。
军区派出大量人力分赴全区各个城市，敌据点防守兵力分散，我军集中兵力接连打鹿邑、涡阳、蒙城、亳县、太和等县城敌据点，这时整个地区，没有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敌各县的保安部队都集中困守县城，每个县城被我打开后，都歼灭敌人一两千人的武装，这对全区影响很大，三个地区都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各县西撤干部就地分配工作。
1947年2月间，赵一鸣同志被分配到三分区商亳鹿柘县任县委书记，孙清淮同志任县长。这年二月初我被分配到二分区沈（邱）鹿（邑）淮（阳）县当县长，一个月后任县委书记兼县长。
1947年全区形势大好，一、二、三分区不仅恢复还有很大发展，这年夏、秋季间，上级把原在宿东县工作的干部分批抽调逐步回到宿东县去，这些干部分批回去，对宿东全县群众影响很大，因为1946年我党政军撤走后，全县群众随即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见到重返宿东的干部，天天盼星星，盼天亮，无不高兴至极，等到赵一鸣、郑良瑞同志回县后，全县局面不到三个月就恢复到原来的形势，县、区、乡政权重新恢复并发展了各级武装。
1948年，赵一鸣等同志领导全县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三查三整的建党活动，1948年他出任当地行署专员，随着1948年11月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的开展，赵一鸣同志任三分区支前司令，担任全专区的支前任务，他处在支前的最前线，有力地支援了淮海战役，对整个战役的贡献是很大的。
全国解放后，赵一鸣同志先后担任中央复兴局副局长、芜湖市长、省卫生厅长，后调任合肥工业大学的党委书记兼校长，任职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他在教育战线合工大为安徽培养了数万名企业的领导和技术建设人才，对全省乃至全国的工业作出极大贡献。赵一鸣同志二十年代算起的六十多年中，一直保持着战争时期的那种舍生忘死废寝忘食的工作干劲和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的优良作风，保持着艰苦朴素，以身作则的品德风范，赢得了宿东和所工作过单位干部、群众的尊重和爱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扣上“右倾行为”、“变节自首”的帽子，他身处逆境，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对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1983年10月与世长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组织上正式做出结论，为他恢复了名誉，多年的沉冤终于得到了昭雪！一鸣同志，你安息吧！你对党和人民所作的贡献，人民将永记史册！
（吴仲培，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离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