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想到赵一鸣同志，眼前就仿佛看见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面露笑容，对党的事业非常忠诚严肃又充满信心的形象。
我同赵一鸣同志是从1943年春，从宿东开始认识的。一鸣同志是抗战前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宿东办事处主任，我是在皖南事变后，在豫皖苏边地区，随新四军第四师转移到宿东的。当时的宿东，还属敌占区，宿县城驻有日本鬼子，大店、时村也驻着日本兵；不少集镇驻有伪军，敌伪据点林立，普通设有伪政权，是抗日隐蔽游击区。各阶层群众非常拥护抗日保家乡的主张。我军在草寺区开展工作就是由组织“看家队”发展为抗日地方武装，逐步形成“两面”政权，即因敌强我弱，保甲偿命着是伪区公所的下属，实际上是应付敌伪，为抗日服务。一鸣同志抗战以前组织过暴动，抗战初期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在宿东有很高的威信，深得广大群众的爱戴，但干部群众中不大知道他的名字，即使他当主任、县长，也不大称呼他的官衔，习惯称他“赵老双”（双起是他的字），表示亲切和尊重。
从宿东到商亳鹿柘县，特别是在商亳鹿柘县，我和一鸣同志朝夕相处，共同战斗。在宿东时，一鸣同志是县长，我是草寺区委书记，后是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一鸣同志对敌斗争的机智和勇敢大家都很佩服。有时开会期间遇到敌情，他当机立断停止开会，带领部队身先士卒投入战斗，保护了同志们的安全和群众的利益。他在战斗空隙还非常认真地研究工作，1945年“双十协定”生效前，为了拔除大店集敌据点，我们在宿东的花庄区作了战斗动员，我看他和分区司令员赵汇川同志还在热烈讨论宿东党的历史，为了一个情节，一时未弄清，相持不下，但出发时间一到，两人立即停止讨论，带着队伍去攻打大店，全部消灭了敌人，拔掉了宿东中心地的“钉子”，使堤南堤北受敌伪蹂躏近十年的广大群众得到了解放，
1946年夏，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宿东靠近津浦铁路，首当其冲，我们进行了自卫反击，战斗进行了三个月，斗争相当激烈残酷，终因敌众我寡，我们从宿东转移到津浦铁路以西宿怀县境内休整。不久，得到淮北七地委的指示，叫宿东县委立即与八地委联系，一切听从八地委的指挥。在敌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县委决定分散隐蔽一部分干部，县的机关和部队向八地委领导机关靠近。出发前，县委书记兼县总队政委李玉亭同志、县长兼总队长赵一鸣同志和副总队长朱继德同志、副政委冉宪生同志召集一千多人开会动员，并惩处了一批作恶多端的“还乡团”分子。当时，我在病中，见到一鸣同志表露出极大的义愤，带着复仇的决心，同大家一起暂时离开宿东，向永城方向急行军。
在八地委，我被编入干部大队任党委委员兼中队指导员，后调在亳北埋伏起来做秘密工作。至此，我与赵一鸣同志和宿东过来的同志暂时割断了联系。赵一鸣同志和宿东转移过来的干部、战士奉命前往开辟新地区，建立商亳鹿柘县，一鸣同志任县长。但不久，在蒋介石反动派军队的大举进攻下，八地委机关和军分区的队伍逐渐西移，商亳鹿柘县的机关和干部也随着撤走了。原八地委的解放区沦为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群众日夜不安，四处逃难。我曾在夜间同敌人遭遇，被怀疑是坐探，被我否认，虽经严刑拷打，终因没有证据，经地下党同志托人口头保释出来。
1947年春，邓小平同志带一个纵队指挥亳州战役，连续攻下数座县城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新成立的三地委（多数是八地委的干部）根据中原局组织部的意见，把我调到新成立的商亳鹿柘县任县委组织部长，后任县委副书记。同年初夏，赵一鸣同志到商亳鹿柘县任县委书记，在他到前，还未组成县委，只有县长孙清淮同志、副县长胥照五同志、副大队长杨瑞湖同志和我一起开会，有孙清淮同志主持，赵一鸣同志到商亳鹿柘县工作后，干部、战士受到很大鼓舞，我同他一起活动，他生活朴素，常手拿一根旱烟袋，在干部和群众中视普通一员。他的工作作风即高瞻远瞩、大刀阔斧，又深思熟虑，对环境的了解、敌情的分析、计划的制定都切合实际，在实施中不断取得成效，扩大了解放区的政权和武装力量，我军从宿东撤出时，赵一鸣同志的夫人谭英同志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她凭着坚强的党性，四处打听我军和宿东同志的下落，不怕困难，一路讨饭度日，还曾经到山东金乡县赵一鸣同志祖籍寻找，没有结果。接着到了豫东，正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时，她回到了商亳鹿柘县境内，“柳暗花明”找到了新四军游击队、找到了县委机关，接上了党的关系，她和赵一鸣重逢了。在这以前，宿东分散的干部王从龙同志在亳州战役中，克服许多困难，回来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被分配到商亳鹿柘县工作。此后，潘友谦、宋光才同志和马广泽等也先后克服重重困难回到了商亳鹿柘县同党组织接上关系后，分配了工作。宋在举同志也是宿东的干部，他是和孙清淮同志一起开辟商亳鹿柘县的。因此，可以说开辟商亳鹿柘县，原宿东过来的一批干部仍然是重要力量。一鸣同志自然是这批力量的核心，在一鸣同志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宿东的一批干部一起战斗，对商亳鹿柘县的工作都做出了积极地贡献。
1947年秋，在商亳鹿柘县土改工作中，一鸣同志教育广大干部要掌握政策，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做好工作。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开始群众怕报复不敢参加土改，在分浮财中，也有明分暗不分的情形，他们把白天分得的浮财拿回家，晚上又悄悄地送回去。随着运动的开展，出现了一些“过火”的行为，有的人主张把地主恶霸的房子烧掉来解解恨，一鸣同志知道后，就讲清道理，并立即制止这种行为。在群众运动中也曾有人对某些问题一时看不惯，但总的来说，还是平稳的，大多数群众的阶级觉悟有了提高，都积极行动起来了。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1947年底，一鸣同志调动工作，准备恢复宿东，这是他和从宿东过来的同志的心愿，一起调出的有谭英、潘友谦、宋光才、宋在举及马广泽等同志。我当时不能如愿，诚意向一鸣同志表示对宿东父老乡亲的思念之情，祝愿他们为恢复宿东“马到成功”。我们是怀着坚定的胜利信念暂时惜别的。
淮海战役后，我从河南永城调往上海，路经宿县城（当时永城属宿县地委领导），一鸣同志当时是宿县地区的专员，我们见了面，他工作很忙，但还是那样热情，我们谈了些别后的思念之情，叹了解放战争的形势，互相勉励。我住了一夜，就匆匆离开宿县上火车先到合肥皖北区党委，又经南京市委办好组织手续后，前往华东局报到。
建国后，一鸣同志在芜湖当市长，后到合肥任省卫生厅长等职。期间，我们常有信件往来，互寄照片，那时都还比较年轻，他和谭英同志的合影，我一直珍藏着。“文革”期间，我被下放到黑龙江呼玛县农村劳动。1972年冬，我回上海探假，专程到合肥看望老首长，住在刘晓峰、姚路同志家（晓峰在病中），得到他们一家人的热情接待。一鸣同志在“文革”中受到很大冲击，被诬陷、受迫害，外边人很少同他来往，我请原宿东的一位干部带路，在一个雨天的晚上前去看望他。我们相见是，心情非常激动，又非常深沉，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停了一会话才多了起来，谈了生活情况，我也谈到大兴安岭的林海雪原、北国风光和每年三个月零下30度以上，严冬的黑龙江边生活。当谈到“文革”时，我们痛恨“四人帮”横行霸道，迫害广大干部。他取出一些材料，证明“文革”中颠倒是非，对他的诬陷和迫害。一鸣同志的历史包括早年在国民党监狱中的表现，已在1942年整风中讲的很清楚了，没有问题。他的整风材料，1946年存在县委组织部，在我们暂时离开宿东前、敌人挨村搜查的紧急情况下，县委决定销毁干部档案时，一同销毁了。但当时同狱的叛徒，现在还活着并写证明说，赵一鸣在狱中常帮助难友，团结难友，带头绝食，同敌人斗争，表现很好。我和一鸣同志谈话不知不觉过了午夜，中间谭英同志拿出点心给我们吃。在长谈中，我们舒畅多了，坚信长夜即将过去，“四人帮”奸臣当道、祸国殃民的局面快要结束了。清晨，一鸣同志安排我休息，他自己却手提菜篮子，上市场买菜去了。我在他家住了一天。得到一鸣和谭英同志的热情接待，他还说“我女儿赵霞很懂事理，对人很热情，可惜她今天不在家”。
“文革”结束后，我们都回复了工作，赵霞调到上海工作。不久，一鸣同志因病住进医院，他在病中时刻挂念赵霞，曾写信给我，希望我予以关心，我回信安慰，并告诉他赵霞在单位工作很好，同志间的相处也很好，请他好好休息治病，1983年秋合肥工业大学发来讣告，惊悉一鸣同志不幸逝世。想不到，我在合肥同一鸣同志彻夜长谈竟成了诀别。我和李介夫（春元）同志相约同乘火车赴合肥参加追悼会，瞻仰一鸣同志的遗容。我怀着同一鸣同志四十多年的友谊之情，沉痛告别。现在，可以告慰一鸣同志的是，赵霞这些年来工作长进，她和曹嘉杨结婚生有一子，名叫曹夷乐，现就读高中，他们生活的很幸福。几年前，谭英同志到上海来看他们，也很满意。特别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前途光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改革开放中大步前进，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基本进入了小康社会，宿县城乡面貌大大改变，正满怀信心进入二十一世纪。
赵一鸣同志逝世已十六、七年了，我深深怀念一鸣同志，良师益友，学习的榜样，在我的记忆中是不会消失的。
（郑道宗，离休前曾任中共上海市徐汇区委员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