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五日，我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部队，在晋东北的平型关首战告捷。与此同时，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率政治部机关和教导队、骑兵营等部队，经山西五台龙泉关抵达冀西阜平一带山区，开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草创时期。
建立根据地，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加入游击战争，是我党在抗战初期制定的战略方针。罗荣桓同志坚决地执行这一方针，积极开展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将以阜平为中心方圆数百里的晋察冀边基本上置于我党我军控制和影响之下，为以后晋察冀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壮大，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曲阳，位于平汉线以西，正太线以北，距阜平东南百余里。县北部是山区，小煤窑星罗棋布；南部是平原，土地比较肥沃。平津沦陷以后，日军沿津浦、平汉两线直驱南犯，而对偏远的冀西山区则一带而过。当时，曲阳县城仅有一个班的鬼子和少数伪军驻守。这正是我乘虚而入，开辟根据地的大好时机。罗荣桓同志听取了骑兵营关于曲阳敌人兵力部署的侦察情报后，当机立断，命令解放曲阳县城。骑兵营在营长刘云彪同志的率领下，星夜奔袭，于十月十八日黎明，以迅雷之势将正在出操的守敌一举全歼。
曲阳解放了。这是我八路军出师以来从敌伪手中克复的第一座县城。原国民党曲阳县长王佩金，早在日军入侵以前，便西渡沙河逃跑。“树倒猢狲散”，县政府不摧自垮，荡然无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日寇占领区域，共产党更应公开成为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组织者”，罗荣桓同志指派我(当时任师政治部统战部长)率领部分干部和宣传队，赶赴曲阳，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并委任我为曲阳县县长。
十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一曲阳县抗日政府在华北敌后建立起来了。我们到达曲阳县城后，马上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曲阳开展党的工作历史较长，基础很好。早在建党初期，河北保定第二师范就建立了党组织，其活动深入到附近各县。一九三一年，曲阳县委成立。他们用石印机印刷传单，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农民抗暴运动，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北红军也曾经波及曲阳。曲阳北部山崖上，至今留有当年红军书写的标语遗迹。在国民党反共白色恐怖下，历经两次国民党特务机关大的搜捕洗劫，曲阳县委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惨遭杀害。当时，曲阳县许多基层党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迅速展开工作，恢复、壮大党组织的任务，成为我们县政府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一九三七年十月底，在曲阳县北部的党城镇恢复建立了第一个党小组，闫震同志任小组长。尔后，遵照罗荣桓同志和晋察冀临时省委的指示，我们很快成立了以原曲阳县委为核心的“曲阳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县委书记苟昌五同志担任主任，下设锄奸科、民运科、优待军人家属委员会等机构。县抗日政府和县动委会团结一致，密切协作，成为领导曲阳群众开展抗日工作的中坚力量。
民众是革命战争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是建设根据地的最基本的任务。随同我到曲阳的朱明、刘干益、孙晓风、刘文清、高鹏等十几位同志，公开的身份是县政府“秘书”，在宣传群众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同志，大部分是原红一军团“战士剧社”成员，有的能歌善舞，有的能写会画。他们街头宣讲、书写标语、演出文艺节目，样样行家里手，充分施展了他们的才能。高鹏同志是我们的画家，在曲阳县城沿街墙壁上绘制了许多大幅漫画。骑兵营的战士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他们站岗巡逻，维护治安，城内民心安定，秩序井然。历经劫难的曲阳回到了人民的手中，马上就充满了生气。“当年的红军回来啦!”“平型关打了大胜仗!小日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共产党派来了新县长!”老百姓奔走相告，犹如黑暗的长夜盼来了光明和希望。一天，县政府门口围了几位农民，指名求见新县长。我忙把他们迎到里边来。原来，国民党旧政府曾下过一道命令，说是为了保留青纱帐便于打游击，老百姓种的高梁只许砍穗，不准砍秆儿。农谚云：“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眼下已近霜降，季节不饶人，再不种麦就完啦!老百姓急得要命，但又不敢违抗政府命令，特来找新县长做主。我想：麦子种不上，这可是影响老百姓一年生计的大问题；没有粮食，根据地的建设也就丧失了物质基础。事不宜迟，我马上派人送信向罗荣桓同志请示。罗荣桓同志当即指示：马上砍掉高梁，抢种小麦。县政府贴出第一张布告，号召群众恢复生产，支持前线，并派出骑兵营帮助老百姓抢种。老百姓纷纷夸赞：“共产党的‘衙门’为咱老百姓着想，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
在充分动员群众的基础上，曲阳各区各村的贫农协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相继成立。上级组织还专门委派田玉梅、张希谦两位同志担任县妇联的正、副主任，领导全县的妇女救亡工作。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这些群众团体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成为抗日政府最重要的群众基础和群众柱石，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贡献出巨大的力量。
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动员各阶层的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县政府和动委会联合提出“抗日高于一切”的口号，对当地的土豪士绅采取了积极团结的态度。民族矛盾的发展使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我党关于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使土地问题的解决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扶助农民，削弱封建剥削，改善基本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一方面又实行一定数量的交租交息，使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维持在适当的水平，由此调动根据地各阶级的力量，团结抗战。县政府召集士绅座谈会，我在会上宣讲党的统战政策，受到与会者的拥护欢迎。他们发言表示：愿与共产党同心同德，为神圣的抗Et事业贡献力量。有的代表即席主动献粮献款，支持抗日政府。
原国民党旧县政府有一个姓赵的文书，写一手好字，拥护抗日政府。我们就让他在新政府里继续任文书，以后又把他提拔为秘书。北养马的安明俊，曾任国民党县政府的教育局长，在机构日臻完善后又任县抗日政府教育科长。北关头的开明士绅孙向辰，由于积极抗日，群众声望较高，后被选为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参议员。
从平津一线撤退下来的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落草在曲阳一带。对待他们，我们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国民党第六十九军朱怀冰所属的一个杂牌部队约一千人，驻在曲阳县城以西的王快镇，他们制造流言蜚语，扰乱民心。我觉得他们待在这里迟早是个祸害，就主张吃掉它。罗荣桓同志不同意，他告诉我要搞统一战线，要讲团结，如不行就赶他们走，但要注意策略，掌握斗争艺术。根据罗荣桓同志的指示精神，我带领两个同志前赴王快镇专程“拜访”。“县太爷”驾到，“杂牌”司令不敢怠慢，马上摆开宴席，’毕恭毕敬。我也毫不客气，酒过三巡，便单刀直人地问：“我们这里近来谣言四起，说什么日本人的机关枪如何厉害，子弹不分顺序就打出来了，是不是从你这里传出来的呀?”他当时即被问得目瞪口呆，张口结舌答不上话来。我愈加严厉地质问道：“贵军如此惑众，难道就不怕担‘破坏抗日之嫌吗?!”这个杂牌司令见势不妙，第二天就率领部队悄悄地溜走了。
以后的历史证明，朱怀冰的部队果然成了专门与我军搞摩擦的对手。八路军经改编以后，国民党政府只发给每人一套军装、一条线毯、一块“袁大头”，这就是全部“给养”。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发展，“筹粮筹款，支持前线”就成为根据地非常紧迫的任务。日军占领曲阳时，在县城东关盐店建立了一个兵站，囤积了许多军需物资，整箱的饼干、罐头、鞍具、马料等堆了满满四个大房间。日军大队人马南去，兵站交由东大街维持会长田瑞林管理。田瑞林是我地下党员，把兵站物资原封不动地上缴县政府。当时我们没有交通工具，为了将这批物资迅速运往阜平，我们发动群众，大人一人挑两箱，小孩两人抬一箱，参加者每人发两袋饼干(约二斤)，当地群众争先恐后参加。从曲阳到阜平一百多里的公路上，一支由上千农民组成的运输大军浩浩荡荡，几十吨物资两天时间全部运到。罗荣桓同志见了非常高兴。根据他的指示，其中一部分物资运到了八路军总部，有的还转送到延安。
国民党旧县政府打着抗日的幌子，搜刮民脂民膏，以饱私囊。苛捐杂税，不分贫富，按人头均摊，这对广大贫苦农民来说，无异是一种残酷的盘剥榨取。县抗日政府一改前态，宣布取消苛捐杂税，废除摊派制度。“筹粮筹款”实行“合理负担”，即由村民评议，“富者多出，贫者少出，无者不出”，大大减轻了基本群众的负担。对于当地有名的豪绅富户，县政府专门召集了座谈会。我在会上讲话，晓以民族大义，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号召他们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前线。与会者纷纷表示响应政府号召，积极捐献粮款。当时曲阳最富有的三户地主东大街的赵家、延赵的彭家、晓林的王家，以及县城内最大的商号“大德恒”，都捐献了大量的粮款。对于他们的爱国行动，县政府及时地给予了通报表扬。建立人民武装，开展群众性的武装斗争，是建设和巩固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之一。在游击战争成为华北抗日战场的主要形式以后，群众性的武装斗争，也日益带有更大的战略重要性。县政府和动委会非常重视“扩军”工作。动委会所属的优待军人家属委员会，专门负责动员群众，收缴枪支，并成立了县游击大队，县动委会主任苟昌五同志兼任县大队大队长。
曲阳原属直系军阀的地盘，直奉交战，散落在民间不少枪支。日军入侵，国民党军队溃败南逃，一些散兵游勇流窜乡里，抢劫绑票，闹得民不聊生。当地一些地富豪门，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各自组织了一些小型的“自卫队”。县政府发出“通令”收缴枪支，几天时间，县政府大院就堆积了各种枪支一千二百多支。各区、各村还普遍掀起了“保家卫国，报名参军”的高潮，涌现了许多“父送子，妻送郎”的动人情景。曲阳城关有弟兄两个，老大叫杨利祥，老二叫杨林祥，精通斧刨刀凿，是全县闻名的能工巧匠。兄弟双双来到县政府，强烈要求参军，我们收留了他们，并把他们推荐加入了一一五师“战士剧社”。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大老杨”、“二老杨”。据说，“战士剧社”的第一把小提琴就是大老杨雕刻出来的。
在吸收广大基本群众人伍的同时，我们还对原地主武装“自卫队”进行了统一改造整编，补充到县大队里来。县大队与骑兵营紧密配合，锄奸反特，抗击日军侵袭，为保卫新生的抗日政权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曲阳以东五十里的定县，是日军在平汉线的重要据点。曲阳解放以后，敌人经常派遣汉奸特务前来侦察破坏。有一天，县大队发现有个“邮递员”以送信为名，东跑西窜，形迹可疑，马上将其抓到县政府审问，果然是受敌派遣刺探军情的特务。我们即派人将其押解阜平。
十二月的一天，日军出动两辆卡车从定县出发，直奔曲阳。我骑兵营和县大队早在曲阳以东二里的许城东设下埋伏，村口公路上挖了两丈多深的陷阱，表面浮印上大车胶轮印子，村头屋顶架设着机关枪。第一辆军车刚近村头，便落入陷阱。骑兵连长李德才喝令“开火”，顿时枪声大作，瘫痪在陷阱里的卡车汽油爆炸，车毁人亡。第二辆军车看到“同伴”燃起熊熊烈火，连忙掉头逃窜，回定县报丧去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晋察冀军区在阜平正式成立。党中央决定，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同志担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同志率师政治部机关南下晋西，与主力部队会合。
十二月底，曲阳县抗日政府奉命移交地方，李更涛同志接任第二任县长。我和县政府的十几位秘书依依不合地告别了曲阳，随罗荣桓同志南下。首任曲阳县抗日政府的县长，前后只经历了两个多月时间。回顾起来，当时许多工作都还缺乏经验，只能算是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探索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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