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莘县张鲁镇，地处鲁西北平原的西侧，当年，英勇的回民支队曾在这一带打击日寇。曾任回民支队第二任阿訇的蔡永清，现还在这里安度幸福的晚年。战争年代，蔡老随军工作，团结干部，巩固部队，维系民族宗教情谊，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一个金秋时节，我们怀着敬仰的心情，专程拜访了这位革命老人。
这是个普通的农村小院，座落在张鲁街南侧，83岁高龄的蔡老，以他那回族老人特有的装束和礼节，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当我们跨进他家门槛时，他正埋头阅读“回族简史”并且作学习笔记，看到他那一行行流畅秀美的阿拉伯文字，还有那高高摆起的经书，不禁使我们肃然起敬。蔡老出身贫寒，自幼丧父，是母亲含辛茹苦一手把他拉扯大的，青少年时就出入清真寺接受经堂教育，他曾就读于冠县、大名、南京、北京各清真寺，三十年代，在北京东直门外清真寺挂幛，首任临清小炉村清真寺阿訇。蔡老博学多才，对阿文、波文及伊斯兰教经典著作钻研较深。“七·七事变”时，他正在阳谷县张秋镇东寺当阿訇，他多么希望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繁荣富强啊！但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也踏碎了这位老人的心，在张秋镇，他目睹了侵略者烧杀奸淫的野蛮行径，特别是焚毁清真寺那一惨景，常萦绕在他的心头。1940年，日本侵略者再次侵占张秋镇，面对残暴的敌人，蔡老一气之下离开了张秋镇，返回故里。当时，张鲁集是我抗日根据地的一个回民中心区，一到家乡，他很快就投入到抗日的革命洪流。
谈起回民支队，蔡老特别有感情。他介绍说：“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回民支队，是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在冀中地区发展成长起来的，是冀中军区野战军化最早的一个支部队。当时，回民支队司令是马本斋、政委郭陆顺，他领导回民支队转战于冀中广大战场，在那一带打了许多胜仗，回民支队和马本斋的名字，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中广泛传颂。1942年“九·二七”大扫荡之后，回民支队由马本斋司令员率领，来到鲁西北张鲁集一带，那时张鲁集的回族乡亲喜出望外。当时，正是抗日战争艰难岁月，敌人疯狂破坏加上大旱灾，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尽管这样，张鲁集的群众还是把可令部安排到最好的地方，想方设法让回民支队的战士和马司令员住的、吃的尽量好一点。记得在马司令员刚到张鲁集后，我们清真寺还专门设宴款待他。那一天可真热闹啊！便宴中马司令员提出了请随军阿訇的事，并告诉大家说，回民支队在冀中时就有一位阿訇，后来，在一次战斗突围时不幸牺牲了。我们当时就答应了马司令的请求，于是，张鲁集南北两寺商量后，大家一致推选要我去，就这样，我就愉快的接受了马司令员的邀请，离家随军，成了回民支队的第二任随军阿訇。蔡老接着回忆说：记得当时是1943年的早春，回民支队的司令部设在北小丈村，那天一大早，马司令员就派几位战士牵着马来接我入伍，对我们回族人民来说，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消息像长了翅膀的小鸟，一下子就传遍了张鲁五街，乡亲们奔走相告，喜气洋洋，纷纷赶来送行，张鲁南北两清真寺特意派代表一直把我送到北小丈村，那动人场面直到今天还历历在目。到北小丈村后，马司令员又专门设便宴欢迎我。我和马司令员是同龄人，如果他还在世，也八十多岁了。当时，我已42岁，家中上有老母，下有四个子女，生活极其艰难，对于我离家从军，全家老少，又喜又怕，他们知道前任随军阿訇已死在枪林弹雨之中，怕我有个三长两短，一家老少不好办。但是，为了民族的生存，祖国的荣辱，他们把爱国、爱教、爱家溶为一体，做了我的坚强后盾。
由于我们急于了解蔡老在回民支队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便迫不及待的问道：“蔡老，你去回民支队的任务是什么？是不是仅仅为了照顾回族战士的风俗习惯呢？”问到这里，他笑了，笑的是那样爽朗。蔡老说：我的身分是随军阿訇，另外，还有四位师傅做宰杀事务，回民支队聘请阿訇，体现的是回族的特点，符合回族战士的要求，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化，是统一战线的体现。正如吴玉章同志在延安马本斋司令员追悼会上所说的那样，他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教育群众，又以伊斯兰教的教义发挥团结御侮的优良传统，因此，他能打许多胜仗，使回民支队成为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一支坚强力量。
参加回民支队后，蔡老被分编在司令部。当时回民支队下属两个大队和司政机关，回族战士大约占十分之四，蔡老随军司令部活动，和当时的管理员刘克凡同志住在一起。平时蔡老照例履行宗教职责，例如在滑营战斗中，有位河北籍战士光荣牺牲，蔡老都是按伊斯兰教的教规亲手给他洗的“埋体”，包裹白布。在延安挖窑洞时，有位回族战士被塌方压在洞里，不幸牺牲了，也是蔡老亲自安葬的。在回民支队里，回汉族战士都十分尊重他，都称他为“教长”。蔡老还告诉我们，马司令员总是很关心他，经常间问他的身体、生活和工作情况。在那战争的岁月里，流动性很大，三天两天换个地方，有时刚端起饭碗发现了敌情，饭碗一丢立即行动。当时在这一带常驻的地方是马颊河两岸的村庄。后来转移到黄河两岸的濮、范、观3个县活动，生活就更艰苦了，后方供应无保证。在朝城一带活动时，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能吃到黑豆，有时事务人员费很大劲，才能给马司令员弄到一碗面条，司令员总是设法让给有病的同志吃。冬季只能有部分战士领到棉被，其他战士领一件棉袍，每当这个时候，回汉战士互相推让。那时的战斗十分频繁，一要打鬼子，二要对付汉奸，但是不管部队多么紧张，战斗多么危险，回民支队的战士，都在时时刻刻设法保护着蔡老的安全。
蔡老还回忆了回民支队调往延安的情况。1944年农历正月初，我们驻在濮县的一个村里，张同钰政委和董庆云副支队长找我谈话，说部队要转移，希望我能随部队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当时是保密的，一直到我们进入太岳根据地时，大家才明白了这次调防是去延安，是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记得我们是正月初九出发的，出发前的正月初四去后方医院看望了病中的马本斋司令员。他一再嘱咐我们，叫我们先走，他病好后就去追我们，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我与马司令员的永别。
在奔赴延安途中，上至杨得志司令员，下到战士，都特别关照我，战士都是步行，身负四五十斤的辎重，而我和副支队长董庆云配了马匹。正月十五夜，部队通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地点在磁县安阳之间。二大队在向导带领下顺利通过，而一大队和司令部跟前面的二大队却失去联系，不知什么时候，闯到敌人碉堡下面，双方交了火，当时就有战士牺牲了，二中队长刘秀武也负了伤。头一次没过去，紧接着，组织部队强过铁路线，这次还好，找到一位向导，避开敌人，一个急行军穿过了平汉铁路，迅速进入了太行山根据地。部队继续西行，大约走了一个月的时间．1日历二月十五过同浦路封锁区。这次更困难，120多华里的路程，地形十分复杂，有铁路、公路、河流，还有无人区。部队领导下达命令，每人准备4天熟食，4天生食，共计8天的给养，一再要求，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一定要用一夜的时间，先穿过封锁区。大伙都早早做好准备，回汉战士相互照顾，太阳落山前，我们按规定走完了20里的山路。出了东山，进入平原开阔地带，这里是敌人周密部署的封锁区，幸亏有夜色掩护，下路后大家一溜小跑，无声无息的穿过了平遥铁路，紧接着又过了同浦铁路，涉汾河，一夜急行军120多里，胜利进入一个叫西山的地方。这时，汗水湿透了我们的棉袍，山风吹来，身上不住的颤抖，但战士们没有一个叫苦的，心中反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们从敌人鼻子底下通过却没有被发觉，大部队全部通过封锁区以后，才听到身后响起了断断续续的枪声，是掩护我们的部队和敌人交上了火。越过同浦路封锁区，直奔延安的东北方向，又历时两个月的急行军，终于翻越了吕梁山脉，到达黄河边，在陕西的佳县地段西渡黄河，进入陕北根据地，记得在米脂县的一个礼拜堂里，杨得志司令员召开了排以上的干部会议，沉痛的宣布了马本斋司令员逝世的消息。在场的人都掉下了眼泪，纷纷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部队继续前进，于1944年古历三月末，到达延安以南90华里的甘泉县王庄沟驻地，历时80天的大转移，我们终于来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来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身边。
在延安的岁月里，蔡老告诉我们：当时，党中央对回民支队十分关心。马本斋司令员逝世以后，上级任命马风舞为支队长，张同钰政委调党校学习，刘世昌任代政委。后来，回民支队改编为教导旅，归杨得志司令员领导。部队在甘泉驻下后，脱离了频繁的战斗生活，有的人去学习，有的人去开荒搞大生产，还有的去搞经济工作。无论干什么，回民支队的战士个个都是好样的，党安排到那里，就在那里战斗，兢兢业业，处处起模范作用。据蔡老回忆，当时，上级按团级待遇专门为他配备了马匹、警卫人员和相应的伙食标准，并积极支持他履行正常的宗教活动。他去延安很方便，有时还在延安清真寺住几天。延安清真寺教长叫马生福，是关中人，当时已63岁，对蔡老的到来，十分欢迎，二人常在一起研究教义教规，非常亲切。
蔡老还回忆到：在延安接触比较多的张杰，常随他去边区政府办理公务。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说林老（林伯渠）要接见我，于是，我没顾及修整衣帽，就匆匆赶到林老住地，林老已等候在门口，一见面，林老紧紧握住我的手，关切的询问我到延安后的生活情况，遇到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谈了半个多小时。最使我难忘的是有一次周恩来副主席对我的谈话。记得是去延安召开联合政府筹备大会那天，我和马生福阿訇等6人应邀列席会议，被安排在会场前面就座，与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相隔一排连椅。那次会上，周副主席一气讲了3个小时。散会后，其他首长都陆续走出会场，周副主席特意来到我跟前，与我握手问好，并详细询问我的生活情况。周副主席还问我，他的讲话能否听得清楚？周副主席一再要我安心在延安生活，不要惦念家，地方政府会照顾的。周副主席还鼓励我说：象你这样的宗教人士参加到队伍里来，全国也不过几十位，你走的路很对、是进步的。周副主席的话深深记在我的心中，每当我遇到困难时，想起这番话，我就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抗战胜利后，形势发生很大变化。记得秋天时，大批干部调离延安，当时我也随部队告别了延安，走清涧东渡黄河，住在一个叫石家寨的地方，听候分配。由于我离家已两年时间，从没有通过信，首长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提出了探家的请求，领导当即批准，并发给了我路费和一头毛驴，又经过了80天的长途跋涉，终于返回故里张鲁镇。后来，因为蒋介石挑起内战，我几经周折也没有找到部队，与自己战斗生活了多年的火热集体失去了联系。全国解放后的1954年，当有关领导得知我仍在乡间从事宗教活动时，十分高兴，极为关怀，给我寄来生活补助费，我被选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山东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现在我还在莘县任政协常委呢。夕阳把一片金辉洒在这座农家小院里，不知不觉我们和蔡老已交谈了3个小时。在我们恋恋不舍的辞别蔡老之后，当年回民支队战斗生活，回汉战士共同谱写下的团结乐章仍在我们的眼前浮动，在耳边回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