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陈副校长对我说，晚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要来学校吃饭，叫准备些酒菜，并特别吩咐要一盘炒莴笋。一听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要来吃饭，我心里真高兴，连忙上街菜，招呼炊事员准备。
一切都很满意，就是缺少一盘炒莴笋，因为当时在延安根本就买不出莴笋来。晚上，我忙着端菜打饭，在一盏煤油灯下，看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一边摆谈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菜，我心想：“菜怕炒得不坏吧?”正高兴，忽然同桌的陈副校长问我：“怎么没有炒莴笋呢?”
我说：“延安这里买不到。”“买不到?那前天聂部长来，你在哪里弄的莴笋?”副校长又问。
“没有呀!”我感到很奇怪。陈副校长掐着手指头比划着问我：“你弄的这样大一片片的，炒得很脆、很好吃的，那是什么?”“呵，原来是这个!”我心里想，忙笑了笑说，“那天买不出什么菜，配了个山药片。”
大概我们的对话被朱总司令听到了，而且总司令也已听出了我这四川腔，他便打趣地对陈副校长说：“你看你是不是个土包子?我们四川老乡会弄菜，把山药蛋炒出来，你竟当莴笋吃了。”接着，总司令问我：“你是四川哪里人?”“苍溪人。”“呵，我们是真正的老乡。”总司令又很有兴趣地问，“你知道我家住哪里?”“仪陇，马鞍场，我还到你家去过。”“我住的什么房子?”总司令很认真地问我。问的是那么亲切，又有点调皮，使我觉得就像是同老朋友谈话一样，不再拘束了：“你家住的四水到堂的两堂院，已经有些烂了，后面山包上有个院场，我参加红军不久还在那个院场上开过会……”“嗯，说得不错。我从出来就没回去过了。”
这时，毛主席也插嘴了，他望了望我对陈副校长说：“我们的老同志经过雪山草地，很苦，身体很弱，你们要好好关照，待遇要给高一些。”“他在抗大工作很好，年纪也大，吃饭是同我们在一起。”陈副校长看了我一眼对毛主席说。“嗯，就是要这样。”毛主席点点头。停了一会儿，总司令突然又问我：“老乡，你知道薛仁贵是个什么人?”这一问可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心想：“总司令咋个问我这话?”“薛仁贵是个伙头军嘛!”我回答说，但并不明白总司令问我这话的意思。“你比薛仁贵如何?”
总司令又笑着问。我突然明白了，伙头军和我这司务长差不多大，总司令是想拿我同薛仁贵比一比，那我怎么比得过呢?我连忙摇头说：“我算啥，哪有薛仁贵那个本事?”“不!薛仁贵的故事是编的，我们红军才是真实的。你说说，薛仁贵的方天画戟上杵齐天下杵齐地，他哪有那么大的手去拿?他是吹牛嘛!”总司令用手比划了一下，又说，“老乡，你是老红军，比薛仁贵强得多，好好的干哕!”“我老了，干不动了!”“嘿，啥话哟!看你不过四十来岁，我已经五十多岁了，还要干二十年嘞!”
总司令这样鼓励我，我的心里真是高兴极了。事情一下就过去二十年了，但那天晚上同毛主席朱总司令摆闲谈的情形，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那么清晰，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忘不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对我的关怀和鼓励，更忘不了作为全军最高统帅的领导人竟那么亲切地同我这样一个司务长谈天，它使我深深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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