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以前，冠县就由一些进步学生成立了一个读书会。经常谈论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共产主义。我就是在那时开始接触革命思想的。在读书会，初步了解了一些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看清了共产党是真正救国救民的。“七·七”事变以后，我由冠县地下党员何金三、于鹤一介绍，于9月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官员纷纷南逃，土匪乘机打家劫舍，人民流离失所。冠县的青年学生有的随群众逃亡南下，有的奔向延安。我心急火燎，不知该怎么办。就去找老党员何金三、郭英商量。他们说：“春喜（原名沙春喜），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不能鬼子一来甩手就走。我们要象东北义勇军那样，武装起来，守土抗战，哪里也不去。不久就有大部队进来，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我们要留下来等自己的队伍”。听了这一席话，我有了主心骨，情绪也就安定下来。一晃到了深秋，二十多名天津流亡学生到冠县宣传抗日救亡。他们住在冠县第三小学。在校门上贴起“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牌子。这牌子吸引了城内广大的知识青年，他们纷纷要求参加“民先队”，这个由我们党领导的抗日群众组织迅速壮大起来。“民先队”举办读书会，成立了抗日小学。我们妇女就在读书会上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革命歌曲。我们还组织抗日小学的学生上街读报，组织“民先队”员演抗日救亡的戏剧。记得，在我们演出《流亡三部曲》时，不少观众泪流满面，有的甚至泣不成声。有一次在街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当演到高潮时，人们悲愤难忍，竟忘了是在演戏，好多人举起拳头，高喊着要上台去打汉奸。演员赶快脱掉戏装，一下子“汉奸”变成了年青的姑娘，她就是我的好朋友、民先组织的积极分子王翠银。
这时我的几个好朋友：王震凡、张桂云（后改名张望）、沙春莲（后改为林彬）、齐淑兰（后改名齐涛）等，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可能也不对外人说。她们羡慕我，也想加入共产党，常对我说：“春喜，你说抗战打日本，我们大家部不怕，现在真正抗日救国的是共产党^你们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我们把她们入党的要求和表现汇报给何金三同志，组织上让我做她们的工作，并且决定先培养王震凡、张堃和林彬三个人入党(她们是1()38年由我先后介绍入党的）。在那时，我们妇女到社会上公开活动是有很大阻力的。旧社会，封建礼教要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站”。我们却上街大喊大叫，这对封建势力来说，当然是大逆不道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落后群众对我们的活动乱加指责，有的人还点着我外祖父的名字说：“郭安邦对甥女不加管教，男男女女上台演戏，不怕丢人吗？……”我外祖父很开明，他鼓励我说：“老蒋的军队、政府丢下老百姓不管，自己逃跑了，看来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抗战打日本，挽救咱们的国家。你跟何金三参加共产党，这是好事，不要听那些胡说八道”。
我参加革命得到家庭的支持，比较顺利。张堃等同志参加革命工作就不那么容易了。十月下旬，土匪在城里活动很猖獗，组织决定我们暂时离城避一避。我和几个女同志来到城外一里庄我大姑家。张堃因父亲反对，没有跟我们出城，过了几天张堃也没有来，我放心不下，想去看看她。一天，我从南门进了城，沿着城墙溜到张堃家。一进院，就听到她父亲在说她。我进了屋和张堃一起理直气壮地给她父亲讲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以血的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指出抗日救国是人人有责的。不知不觉天黑了，张堃一定要留我吃饭。就在这时，突然街上传来了枪声，一会儿，只见张堃的大哥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不好了，不好了，日本鬼子进城了。”大家一听有些紧张。张堃的父亲是城里有名的武术老师，立即指挥两个儿子把后院外的木板桥撤掉了。她家的院子四周环水，后宅门外左右有两个大水坑连着，名叫蝎子坑，平时都架着木板桥，把桥一撤谁也出不去。张堃的父亲无可奈何地对我们说：“这下你们谁也不能出去了，快吃点东西藏到破草房里去，躲躲再说吧”。这一夜显得特别长。我和张堃在草堆下憋得发闷，便挑开草，从破房檐的豁口朝外看，只见城内火光冲天，枪声、日本鬼子的吼叫声，妇女、孩子的哭喊声，狗咬鸡叫声，连成一片，使人不寒而栗。我和张望耳闻目睹这一切，各自心中都埋下了一颗复仇的种子。为了洗清这国耻民辱，我们下决心要跟这帮狗东西拼到底。这时，忽然响起了“砰砰”的敲门声。张堃的父亲惊慌地开了门，进来的却是一位农妇，张堃的父亲嘘了一口气，我们悬起的心也落下来。接着张堃的父亲生气地赶那位农妇走。张望的母亲说：“这天黑路滑的，还是让人家躲一躲吧……”那个妇女被留下来了。也许张家这片宅院坐落在一片水上，象个孤岛，鬼子没有过来。半夜，日本鬼子走了，城内一片废墟，街上死一般的沉寂。我们从草堆里钻出来，回到屋里。我惦念着在大姑家躲避的同志们，便向张望全家告辞，张堃也要和我一块走，被她父亲拦住不放。经过这一夜，乡下的情况怎样我心里没有底。因此，我也劝张堃暂时留在家里，等几天我再来找她。
日本鬼子走后没几天，土匪又都跑回城里。张堃还是没有出来，我怕她出事，就叫我母亲到她家去看看。我母亲到她家时，正赶上张堃和她父亲吵架，两人火气都很大，一个坚决要走，一个坚决不让走。一个说不让参加革命就是甘当亡国奴，是汉奸行为；一个说女孩子家出头露面不怕人家笑话。张堃气得从里间屋里拿出一把大刀来，要和她父亲拼了。她父亲也从墙上抽出了宝剑。幸亏张堃的大哥忙把他们拉住，夺回了双方手中的武器，并劝说道；“妹妹跟大姑出去住两天也好”。这时的张堃，气大得很，不由分说，拉着我母亲就往外走。她娘眼泪汪汪地说：“别闹了，你跟大姑先到乡下住几天，等你父亲消消气再说。张堃看她母亲留恋不舍的样子，就走到娘跟前说：“娘，你放心，我们的人多着呢”，随后便和我母亲出来了。张堃同志就是这样冲出了家庭的阻挠，参加到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在我们党的教育下，冠县有不少象张堃这样有着爱国志气，不甘做亡国奴的女学生，冲出家庭束缚，走上了革命道路。我们在一里庄，等着组织上的决定。可是一里庄也不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随时都可能遇到土匪的干扰和破坏。在前街就住着一股土匪，为首的是个回民（一里庄是个回民居住点，我们几个人也都是回民）。他虽然知道我们在这里住着，但他认为回民都是“亲戚”，对我们睁只眼闭只眼不过问。有一天，大门外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哪里打枪？是日本人来了，还是土匪打的枪呢？大家心里很着急。我说：“我出去看看，你们别动！”我刚走出大门，就迎头碰上了几个斜背驳壳枪的人，贼头鼠眼地走过来。近前一看，走在前面的那个人是我小学同学李某。我把他们拦在门口，问：“你们来干什么？”他涨红r脸，吞吞吐吐地说：“路子恒司令（冠县当时的一股土匪武装头头）叫我来请你”。我紧跟一句：“请我？请我做什么？”他结巴了，吭吭哧哧地说：“路司令请你去商量抗战打日本的事。你要是不去，我不好回话”。我坦然地说：“你带来这么多的人来请我，还怕我不去吗？”这时，我心想，如果我不去，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院子里还藏有张望等人，他们如果硬闯进去漏子可就捅大了。我打定主意还是自己拼着去一趟，把其它同志保护下来。于是，我就对站在背后的外祖父和母亲说：“你们别担心，既然说请我，那我就去”。外祖父要跟我去。我说：“你不要去，对路子恒这些人，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量他们也不敢把我怎样”。我又让母亲放心等我。母亲心里明白我这是让张堃她们好好等着。
我和李某进城来到他们的驻地，到屋里一看没有人，我就不客气地坐在椅子上。过了一会，走出一个人来，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路司令请沙同志来，是为了商量抗战打日本的事。他临时有事出去了，沙同志请坐等一会，还是先回家，以后再去请你呢？”我顺水推舟地说：“好！打日本人人有责，我们妇女决不落后，既然你们司令有事，那就以后再说吧！”说着我站起来就走。那人喊：“李某快送送沙同志”。李某跟在我的背后走出来，一直送到城外。路上对我说：“春喜，这事都是吴二马虎和许桂秋（冠县国民党员）出的点子，要吓唬你！”我没好气地呛他说：“算了！你回去吧，我就到家了”。回家后，我们研究了这个情况，感到继续在这里住下去有危险。我和外祖父商量了一下，决定到营镇二姑家去。第二天起早吃过饭就动身了。出村六七里，走到柳村，见村头有人晃来晃去，背着刀、枪。不用说这村有土匪。我想绕过村子，从北边过去。这时从北边又跑来了一队人马，眨眼间就来到跟前，从马背上跳下一个人来，外祖父认出是蒋善皎（我一个同学的父亲，在韩春和队伍里），迎着就喊：“善皎”。蒋善皎紧走几步拉住外祖父说：“二叔，你跟外甥女她们到哪里去？你们一出村就对我报信说郭安邦带着几个大姑娘往西去了……”他话还没说完，外祖父就急忙说：“善皎啊！我们到营镇去。眼下一里庄住的人很多。离城也近，住不下去了”。外祖父只说人很多住不下去了，没提土匪二字，蒋善皎自然明白，他笑着说：“二叔，到营镇去不行，那里更乱；你和外甥女她们还是回去吧！我给你一张韩春和司令的名片，如果有人去闹，就把名片拿出来”。外祖父接过名片，蒋善皎上马走了。韩春和他们这一股人，是原县政府、县大队的骑兵队，势力比较大。蒋善皎原来是骑兵队的队副，在城里租了外祖父家两间东房住，因此他对我们还算照顾，给一张韩春和的名片做人情。
我们回到家后，派表弟郭鸿章出去找组织联系。过了几天，郭英、吴鸿渐他们回来了。这时已近年关，天寒地冻，西北风呼呼地吹着，又要下大雪了，他们还没穿棉衣。一进家门，我母亲就抱了一大抱棉花秸给同志们烤火。我急着要听同志们的消息和外面的情况。郭英同志坐下长叹了一口气说：“高境同志被土匪杀害了，真可惜啊！”我听后悲痛难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同志不幸牺牲的消息。郭英同志继续说：“这都是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干的”。我也把路子恒叫我进城的事告诉他们。大家研究了这些情况，认为今后不光要打日本，还要提防这些国民党残余势力绊后腿。郭英她们也带来了使人振奋的消息，那就是聊城专员范筑先没有过黄河，回来抗日了。形势多少稳了一点。这一夜，我母亲通霄未睡，给他们两位同志赶做了一件棉衣。第二天早晨，同志们穿上新制的棉衣，高兴地拉着我母亲一个劲地叫大姑。
1938年春天，范筑先和我们党合作，鲁西北出现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局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聊城开办了抗日救国干部学校，冠县很多的男女青年报考。我和王震凡、张堃、林彬同志也报了名，并顺利地考上了。专员公署发给我们每人一个布制的“尉官工作员”证章。我到聊城向张霖之同志汇报妇女工作时，范筑先在专员公署召见了我，说了些鼓励妇女应当动员起来参加抗日救国的话。这次见面给我的印象很深。
1938年4月，冠县妇救会成立了，推选我为主席。此后，妇救会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动员妇女积极参加革命。我们还举办了抗日小学，我任校长，妇救会的一些其它同志从聊城政训处干部学校回来的同志为教员。我们不分彼此上下，齐心协力，分组走街串巷组织动员，成立妇女救国会、儿童团。工作虽然艰苦，但大家精神十分振奋。
40多年过去了，回想起当时热火朝天的斗争情景，仍然感到激动不已，热血沸腾。当年的同志们那种不畏艰苦，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旺盛的爱国主义热情，在今天我们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也仍然是十分宝贵，十分需要的。缅怀过去，正是为了启迪和激发我们的革命精神和斗争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