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上午，夏云杰和我在商议拔除太平川警察署的办法。夏云杰肯定地说：“眼前，我们必须把警察署这个据点搞掉。这样，我们既能得到一批武器，又能为自己打开新的局面。
我同意地点点头，可是怎样打我却没想好。因为敌人凭着高墙、炮楼、四十多支长短枪和我们抗拒，我们想要攻进去，困难是不少的，弄不好还得吃亏!我为难地自言自语：“强攻固然不成，偷袭呢，也不好下手。”我俩都沉思起来了。
屋子里，是暂时的寂静、闷热。正在这时，县委的联络员满头大汗地送来了一封紧急信。拆开一看，原来是汤原县地下党委(隐蔽在太平川的一个小屯子里)的来信。一看信上熟悉的字迹，便知道是县党委一位负责同志亲笔写的。信上写道：“夏政委戴总队长：……党通过敌伪地方关系，于今年四月问派抗日救国会会员闫富同志潜入该署，充任警士，两月来虽末发展组织，但隐蔽巧妙，使敌深信不疑。晨得其讯，今夜十二时整，适逢他一人在东北角炮楼警戒(另西南角炮楼有警戒一人，东南、西北角炮楼均无人)，正宜里应外合，一举缴械，良机难得，万勿延失。希你等计谋策略，火速回报，勿误，勿误。
看完信后，我俩相视而笑了。夏云杰高兴地说：“这回有办法了!”当即把中队长王德山同志召来，共同研究了具体策应办法，规定了以红白手电光为联络信号，并向党委写了回信，要县委设法急速转告闰富同志。天黑下来，我们百余人悄悄地出发了。
上弦月像一弯银钩似的挂在半天上，一片片棉絮似的薄云飘浮在天空。月光透过云朵，发出微微的青光，田间的小道还隐约可辨。我们一个紧挨着一个，急急地在田野上行进。十一时半，我们到了伪警察署东北方向约二里远的地方。借着微弱的月光，我们模模糊糊地看见伪警察署四四方方的围墙，在墙角上耸立着炮楼，像蹲着四个怪物似的。经过简短的研究后，我便带着王德山等十个短枪手，急速地向前摸去。
离东北角的炮楼只有几十米了，战士们都伏在地上，我欠起身子，急忙掏出用红布裹着的手电筒，红色的电光在夜色中从左到右晃了三下。大家都大睁两眼，焦急地向炮楼上查看。黑暗，寂静拥抱着炮楼。一分钟过去了，没有回应；两分钟过去了，仍然没有回应。两分钟，在此时此刻是多么漫长难熬啊!突然，一个思想闪过我的脑际：是县委和闰富没有联络好呢，还是被敌人发觉了昵?想到这里，紧张和不安紧紧地抓住我的心。
忽然，炮楼上，一道白色的手电光闪亮了，从左往右地晃了三下。那光亮在夜色中显得格外柔和，使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感到光明和温暖。我高兴得一跃而起，带着战士们朝那个方向急急地奔去。“我们的人来了吗?”炮楼上一个熟悉的声音轻轻地问。听声音，我知道这是闫富同志。我俩曾见过多次面呢!“来了!”我轻轻地说，“快把大门打开吧!”“大门锁上了，钥匙在小队长那里!”怎么上呢?围墙有一丈多高，既没带梯子，又没带绳子。忽然王德山叫一个战士蹲在地上，他两脚踩在那战士双肩上，扶着墙壁摸摸索索站起来了'上面闫富用手一拉，上去了。十一个人有十个人上去了。下面那个战士上不来，急得团团转。我要他赶快去通知夏云杰同志，马上把部队带上来。
在炮楼里，我对着闫富的耳朵轻轻问：“里面情况怎样?”他对着我的耳朵低声答：“西北角东南角两个炮楼没有设岗哨，只有西南角炮楼有一‘个岗哨。四十多个敌人都睡在正屋里，署长和老婆睡在东厢房，西厢房没有住人。”我向王德山说：“你带一个战士，由闫富领着，先把那个岗哨收拾掉!”他点点头，很快，三个黑影一闪消失了。这时，我发现围墙是用泥坯垒成的，便让战士赶快拆墙，不一会儿，就把围墙拆开一个大口子。那边，王德山他们进行得很顺利，不声不响，就把那个哨兵给收拾掉了。
大队上来了。由夏云杰同志带六十多个战士，占领四个炮楼；我带着五十多个战士，悄悄地把正房和东厢房团团围住。我和王德山等十个人，首先摸到正屋门口，侧耳听去，里面“呼呼噜噜”一片鼾声，伪警士一个个睡得像死猪一样。我用手轻轻把门一推，门开了个缝儿，仔细往里看去，屋子的中央悬挂着一盏半明的煤油灯，昏昏暗暗。我看见：南北两铺长炕上满睡着伪警士，地中间一字儿摆着四五个枪架子，一支支崭新的三八式步枪静静地架在枪架上，一袋袋沉甸甸的子弹带都挂在枪的旁边。
我说了一声：“进!”十个战士一拥而入，直奔枪架，先把武器收拾了。沉睡中的伪警士，猛然惊醒，骨碌碌爬了起来。与此同时，我和王德山举着手枪厉声道：“不准动!我们是抗日游击队，缴枪不杀!”战士们也都把枪口对准敌人。伪警士们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面如土色，跪在炕上哀求：“饶命!饶命!”这时，东厢房没有一点动静。显然，伪警察署长还没有觉察。我把伪警察小队长叫到跟前，如此这般地跟他说了一番。他会意地苦笑了一下，一迭连声道：“照办!照办!”
我给王德山使了个眼色，他紧握着手枪跟着伪警察小队长出去了。在伪警察署长的门上，伪警察小队长轻轻地敲了几下，说：“林署长，有紧急电话!”屋子里，没有回声，很明显，林青那小子还搂着老婆做美梦哩!门上又重重地敲了几下，声音也大了些：“林署长，快起来，县里有紧急电话。”屋子里，有人翻身。
半天，传出不耐烦的声音：“半夜三更，他妈的什么大不了的事，你办理一下，明天再说吧!”“不行啊!警察局长说，有机密大事，要请署长亲自谈哩!”屋子里，灯点着了。王德山和几个战士，紧紧地贴身在门口两侧站着，手枪对着门口。“咔”的一声，门开了。伪署长一手握着驳壳枪，一手不住地揉搓着睡意蒙咙的眼睛。
等他刚把一只脚迈出门，一个战士眼疾手快，敏捷地从他手里夺了那支手枪。在这同时，王德山大声喊道：“不准动!”“哎呀!”伪署长吃惊地叫了一声，顿时睡意消散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李队长!你……你……这是怎么回事?”
王德山厉声道：“不是警察局长请你，是抗日游击队请你!”这下他傻了眼，乖乖地举起了两手。正在屋子里睡觉的伪署长老婆，一听不对劲儿，连忙披头散发、赤膊露腿地跑了出来，“哇”的一声，跪倒在地哭哭啼啼地哀求：“老总们，行行好，饶了他的小命，以后再不干了……”
不大一会儿，屋里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闫富机警地走进去，抓起耳机，答应了两旬，回头嘲笑道：“汤原县警察局要请林署长讲话呢!”王德山用手枪逼着他说：“告诉你的上级，今夜平安!”“是!”伪署长像鸡啄米似的点头，走进屋内，不自然地拿起耳机，回答道：“啊，我是林青，今夜平安，未发现敌情，好，再见!”看着他那副狼狈相，战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笑了。最后，我们释放了俘虏，烧毁了房屋，拆除了炮楼，扛着缴获的武器，迎着初升的太阳，踏上了新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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