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神，原名马立朝，平原县腰站镇塘坊村人，1908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回族农民家庭里。1938年参加革命，曾任平原县战地动员委员会除奸股副股长、平原县县大队队长、鲁西大队队长、运河大队副队长，冀南二军分区夏津独立团团长，冀南独立四旅十团团长、河北省第六劳改大队大队长等职，1972年病逝，终年六十四岁。
马神，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名字，连同他在战争年代的英雄事迹，在鲁西北一带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他那刚强仗义的性格和有勇有谋的斗争精神，值得我们缅怀和学习。
乱中择主，投身革命
少年时期的马神，生活在十分贫寒的家庭里，为生活所迫，只上了四年小学，从十三四岁就下地干活，农闲时还帮其父做些贩运粮食、宰杀牛羊的小生意。后来在本村当了一段时间的地保，由于他性格豪爽，慷慨仗义，有一股强者不怕、弱者不欺、助人为乐的善心，因此，交结较广，在临近乡里颇有点名声。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鲁西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在民族危亡的关头，马神联合了沙庄、塘坊两村的回民青壮年三十多人，与梁庄的王金榜部联合组成了一百余人的武装，抵制外来侵略，保卫家园。干了不到两个月时间，王金榜土匪经常欺压百姓，鱼肉乡里，马神愤然与王金榜决裂，率领和他情投意合的战友们自成一伙，在当地坚持活动。
1938年初。我八路军主力部队遵照党中央“开辟敌后游击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挺进冀鲁豫边区。6月上旬，在陈再道同志的统一指挥下，我八路军六八九团、七六九团，第五支队和津浦支队歼灭了盘踞在平原五区腰站一带无恶不作的顽匪李俊兰部（绰号胖娃娃），这一战斗的胜利，振奋了鲁西北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使其深深地感受到共产党、八路军才是人民真正的救星。随后，我党以五区腰站为中心建立了禹、恩、夏、武、平、高游击根据地，组织军民广泛进行抗日活动，这些斗争的事实，使马神也清醒地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军队。从此，马神就积极地为我军介绍情况，筹措军粮，并向当时在腰站一带活动的我党负责人韩哲一、麻佩三等同志表示愿意参加抗日队伍。同年秋，马神率其游击小队参加了革命队伍，在平原县战地动员委员会除奸股任副股长兼任五区游击队队长。
除奸安民，发展抗日统一战线
平原五区一带土匪、杂团较多，都怀有不同的动机。马神参加革命工作后。认真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对日、伪、杂顽等反动势力，采取了打击顽固势力，争取中间势力的斗争策略。对为非作歹，作恶多端，顽固不化的土匪、杂顽等反动势力狠狠地打击。曹英臣是专吃腰站一带的坐地虎。他经常带一小股土匪到村里掠夺财物，无恶不作。弄得黎民百姓恐慌不安。我党决定除掉这个坏蛋，镇慑一下土匪、杂顽，便委派马神承担这个任务。一天，曹正和几个狐朋狗友在腰站十字街上的一个饭馆里打牌，马神孤身一人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走了进去，曹英臣看到马神来了。就招呼说：“马大哥来玩一把。”“你们来，你们来。”马神回答说。因为他们知道马神是义气人，自认为尽管马神现在给共产党做事，鉴于他们之间的旧交情，马神是不会打他的主意的，所以对马神的到来并未放在心上。然而正当曹玩得得意忘形之时，马神开了枪，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马神采取各种手法，神不知鬼不觉的先后除掉了象曹英臣这样的土匪四、五个。从此，有好多土匪、杂团一提到马神就谈虎色变，闻风丧胆。一天腰站大集，一小股土匪到腰站集上抢东西，正在作恶时，突然发现马神的一只鞋正在鞋匠那里修理（马神是跛脚，他穿的鞋别具一格，鞋前头有一个厚厚的鞋掌，鞋底前后有一定的弯度，所以特别好认）。知道马神在此，土匪们丢下手里的东西，仓惶逃窜了。对各界人士和杂团中的中间势力，马神同志认真贯彻我党的统战政策，耐心地做教育争取工作，向他们宣传我党我军政策，用抗日救国的道理去感召他们，使得一部分杂牌武装参加了我军，如张春岭部（四十余人）参加了我军，壮大了抗日队伍。一些社会名流和民主人士也投入到我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来，恩县有个社会头面人物于子云，因他为人正直、爽快、交际很广，在群众中颇有威望，他在鲁西北各界影响很大，有不少土匪、杂团的头目拜于他的门下，称他为“于八爷”，马神在参加革命队伍以前也曾拜于为名誉老师（因此，有些土匪、杂团的头目叫马神为马大叔）和他交往比较密切。我鲁西北特委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界群众共同抗日，曾派马神同志利用师徒关系，促使于子云向我党、我军靠拢。由于我党的积极争取，和马神及其他同志的努力工作，我党与于子云建立了比较密切的统战关系。于利用他的名望和影响，曾为我们掩护干部、传送情报，购买药品等，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在这个时期，由于马神同志的积极努力，他的名．声和威望越来越高，他所领导的抗日队伍也不断扩大，到1939年底，他所领导的五区游击队已发展到有百余人枪的抗日队伍，改称为平原县抗日游击大队，马神任大队长，中共党员曲德成任指导员。
在斗争中锻炼成长
1940年5月，因卫东地委忽视了统战政策，打击了当时比较靠近我们，表示愿和我们共同抗日的刘团（刘化璞），致使刘纠集了一些本来就对我军敌视和持有疑心的邓协臣、李连祥、吴春阳，陈盛堂、赵兴符、程荆璞等十几个杂团共约两千余人包围了我地委机关和部队，历经几天的激战，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我只好趁夜间突围撤出，使刚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又重新落入日、伪、杂顽的手中。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地委机关转移到茌北根据地。三大队也被‘迫转移到鲁西根据地。县、区的地方武装被打散。马神与党和部队失去联系。从此，马神与其他同志一起在平原五区、恩县一带潜伏下来，准备等待时机，积蓄力量，重建抗日队伍。当他听说我高、恩、夏、平等县的一些区县武装在运河西边又整顿起来，建立了鲁西中队，他毅然离开家乡奔赴运西，并收拢了原五区游击队的战士，编入了鲁西中队的一个小队，马神任小队长。
到运西后，马神严守军纪，经得起艰苦生活的考验，在历次战斗中表现出了机智、勇敢、指挥果断的战斗才能。1941年8月被提升为六分区鲁西大队大队长，在清河、武城、枣强、固城等县率领部队打了不少漂亮仗，后来在开辟运东，反扫荡的斗争中也干得很出色。从此，神瘸子名声更传开了。
1941年夏，马神率领鲁西大队配合主力部队开辟运东，当时，日军正对我华北坚持敌后抗日的八路军进行疯狂扫荡。马神同志不畏强暴，率领部队机动、灵活地给敌人一次次地沉重打击，接连拔除了高唐一带好几个伪军据点，震慑了敌人。为此，日军由济南大量派兵增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被迫撤回运西根据地，马神同志也随之返回运西。
1943年1月，根据“敌进我进，深入敌后”的方针，冀南区党委决定部队化整为零，以武工队的形式进入运东，第三次开辟运东，武工队由部队上选调营、连、排级干部和地方干部五十余人组成，各持短枪，并配备了一部分马枪，番号是运河大队，宋东旭同志任大队长，马神任副大队长。在开辟运东中，马神充分发挥了地熟人和的作用，在分化、瓦解、争取土匪、杂顽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当时盘踞在高唐、平原、夏津、恩县～带的土匪，杂顽都熟知马神指挥打仗招数多。因此，有不少土匪、杂顽听说马神带兵过来了，就小心谨慎地龟缩在据点中，不敢轻举妄动，特别是和马神同志交过火的，更是心神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有的干脆弃暗投明，当了八路军。恩县有个外号叫傻炮子的土匪头，听说马神带兵过来了，就主动带着人马投靠了我军，有的则和我们建立了统战关系。在我武装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的紧密配合努力工作下，我五区腰站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革命景象。县和区、乡、村党政机构纷纷建立，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群团工作日趋活跃，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与党和军队的关系情同鱼水，参军、支前、生产等各项工作都开展得热火朝天，群众把腰站誉为“小延安”。
马神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经过几年战斗生活的锻炼，成长为一名有勇有谋的优秀指挥员。1943年12月，经运东地委书记杨中一和敌工部长庞军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区革命根据地抗日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已成为鲁西北一带军民进行抗日活动的大本营。日、伪反动派把它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时刻想要拔掉它，扑灭它。因此集中重兵向五区革命根据地多次进行反扑。1945年2月26日，日伪纠集了刘、谢、王等杂团共千余人和五十辆大车，对我平原五区进行扫荡、掠夺，企图破坏素有“小延安”之称的五区革命根据地。这天，天刚破晓，化装成伪军的日军从东南方向（禹城）朝我军驻地梨园村包抄过来，双方一接火，敌人的歪把子机枪和“九二”式重机枪一起开了火。马神同志一听枪声，就知道是日军来了（当时只有日军才有这样的武器），不一会儿，我们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东北方向也发现敌人，可能是从平原来的日伪军，马神同志当机立断，一是带领部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寻机打击敌人，二是火速通知驻在窑上的我十三中队转移，以防不测。当马神同志率部来到马颊河东岸时，发现从西北、西南方向涌来大批的日、伪军，后来才知道是从恩县、高唐来的。形势非常紧张，恰在这时，十三中队也转移到了这里，其指挥员郭廷印、吴书×正围绕部队向哪个方面突围的问题发生争议。一个说向东，一个说向西，前有敌军阻拦，后有敌人追击，时间不能拖延，又不能轻举妄动，以免造成恶果，马神同志问明情况后，果断地命令：“向东突围”。从而使部队安全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随即马神同志率领部队转战于五区的东、西、南、北，神出鬼没，把敌人弄得晕头转向，而我军寻机对敌人进行了狠狠地打击。我军行至小李庄一带，遇上敌人一个排，押着五十辆大车由东向西（腰站）方向进发，我部队用一个排的兵力向大车队冲去，毙伤敌七、八个，余敌逃窜，夺下敌人五十辆大车，卸下牲口让群众牵走，卸下车轴埋起来，紧接着部队转移到了望海寺休息和擦拭武器。准备投入新的战斗，敌人见捞不到什么便宜，反而损兵折将，便灰溜溜地撤退了。
这次突围战斗的胜利，使干部、战士深刻地体会到马神同志胸怀全局的政治头脑和英勇果断的军事素质。人们把马神同志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不但传为佳话，而且冠上了神奇色彩。
智歼车子队，巧收伪据点
1944冬，我十九团十二连。在连长韩玉琦、指导员滑军同志率领下，奉命进入平原四区打击顽匪刘宝忠部，刘宝忠是四区的顽匪头子，土皇帝，日军占领平原后，他投靠日军当了汉奸，在四区建立了五、六个据点。共有五百余人。他有一个小军工厂，能制造马步枪，并在四区各村设有情报网，只要我军一进入四区，他很快就知道我军驻地情况。他还有一个四、五十人的车子队，自称快速别动队，枪枝装备好，人员都是他拉土匪的嫡亲。为了保存实力，他从不派出大部队，就利用车子队行动迅速的有利条件，对我军进行偷袭，但从不恋战，打了就走，你追他他就迅速逃遁，你住下，他就又来骚扰、袭击，总之他的目的就是不让我军在四区落脚，保住他的地盘。我军几次追击都未取胜，马神同志听说后，对韩、滑二位同志说：“我去会会这个土皇尚”，马神同志针对我军一驻到四区，刘宝忠的车子队专干偷袭，决定设计打一下敌人的威风。
一天，我们夜间将一支部队埋伏在四区的张老虎村东的一座二郎庙里，另一支部队于第二天早晨天亮时公开驻到村子里，不封锁村子，故意勾引敌人。果然不出所料，敌人上了钩，9点多钟，车子队就来了，他们把自行车放在二郎庙附近，向前走了几百米，就开始向村里打枪，投掷弹筒，我军立即出击，敌人还是老一套，见我军冲了上来，掉头就向二郎庙跑，企图骑车子逃窜，这时，我埋伏在二郎庙里的部队冲杀出来，收缴了他们的车子，堵住了他们的退路，我前后夹击，这伙土匪乖乖地缴了枪，干净利索地消灭了车子队，而我军无一伤亡。匪首刘宝忠为此大哭了一场，哭着说：“把起家的老本丢光了，我算是败在马瘸子（马神）的手下了。”
1945年2月，马神同志提升为冀南区夏津独立团团长，率领部队向日、伪、杂顽大反攻。我军两个连的兵力包围攻打旧城至恩城之间的侯王庄据点，据点里驻着伪军两个中队约二百人，我军头一天晚上包围了据点，第二天一早，首先进行政治攻势，由指导员滑军向敌军喊话，讲明我军政策，但敌人龟缩在据点里充耳不闻，无动于衷。战士们怒火燃烧，坚决要求攻打，我军正准备强攻，团长马神赶到，他站在岗楼下，高声喊道：“王常贤（伪中队长）”连喊了几声后，王战战兢兢地在炮楼顶上答了话：“是马大叔吗？”“崽崽子，你知道是你大叔到了，还不下来接我”。王说“马大叔，你别生气，我不知道是你，我就下去”。随率其部投降我军。就这样，没费一枪一弹，据点里的敌人缴械投了降。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马神同志率领部队转战于高、恩、夏、武、平、固城、枣强、茌平等地。配合兄弟部队作战，连续拔除了敌人几个据点，基本扫清了这些地区的日、伪、杂顽势力。
关心群众疾苦，密切官兵关系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当地杂顽军的横征暴敛，敲榨勒索，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鲁西北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极其艰难。为了减轻群众负担，马神同志经常教育战士无论到哪儿都要尽量地少给群众添麻烦。部队每到一村，群众都甘心情愿地把好吃的、好喝的慰劳部队，马神同志都一一谢绝了。他还经常教育战士尽可能多地为群众做好事，自己身体力行，带头帮助群众干这干那，急人民所急。1943年秋天，部队驻在李申、白庄，大小李庄等村，这些村的人们生活较困难，连下地的种子都没有。马神教育战士说，群众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勒紧腰带，省出些粮食来支援百姓，部队供给由每人每天九两减到七两，把节余的粮食当作种子全部送给了老百姓，他还亲自带头用晚上休息时间帮助群众种地，群众感动地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真是咱人民的子弟兵，时刻关心着人民的疾苦。
马神同志作风朴实，平易近人，从不搞特殊化，始终把自己看成是战士们中的一员，和战士吃、住在一起。每次部队打了胜仗，缴获些香烟、饼干、罐头等战利品，总是先让战士们享用。他还经常给战士缝补衣裳，和战士们拉家常，并经常讲些生动有趣的故事，使战士们在战斗之余感到轻松、愉快。其警卫员王振明同志讲：“我跟随着马首长打仗十年，从没感到不愉快过。马首长像一位威严的父亲，又有慈母般的心情，在他的身边生活是快活的”。这就生动形象地说明了马神同志和战士们的亲密关系。
记住教训，痛改前非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内战，我人民解放军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调动大军英勇反击，夏津独立团整编为冀南独立四旅十团，马任团长，他指挥部队南征北战，屡立战功。1949年6月调夏滓军分区任动员科长。1949年9月改任衡水军分区通讯科科长．当年秋又改任衡水军分区轧花厂经理。
马神任轧花厂经理后，在家乡腰站街设一收棉站，将收购的棉花转售给花纱布公司。从中提成百分之二上交军分区使用，后因平原县划归山东省管辖，县供销社也在腰站街设了收棉站，为了收购棉花，双方经常发生争执，后来马神将收棉站迁到恩城，恩城区也不同意他收购。马神同志为了疏通两县区的关系，达到继续收购棉花的目的，经常筹办吃喝场面，加上来往干部较多，需要招待，每次的花费都记在他自己的名下，他本人生活也不够检点，滋长了贪图享乐的思想，挥霍公款，吸食鸦片，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不良影响和经济损失，在1951年冬的“三反”运动中，被打成“老虎”。在定案处理中，他认为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问题有些出入，态度不够冷静，和与他谈话的军分区领导闹翻了。根据其错误于1951年5月被逮捕法办，判刑三年，并开除了党籍。
马神在服刑期间，经过党纪、国法的教育和尖锐的思想斗争，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对“三反”运动态度的严重性，实为党纪国法所不容，他下决心记取教训，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由于他能够知错改错，在劳动改造中表现积极，刑满释放后仍留在革命队伍中工作，被任命为河北省第六劳改大队大队长。
1972年6月3日，因患食道癌，病逝在老家塘坊村。
马神生前后期虽然犯有一定错误，但是他在民族危难之际，以民族大义为重，身先士卒，置身于抗日救国之中，舍生忘死，为国为民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是我们乃至后人永远缅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