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黑映月，临清市城内前关街人。1933年暑假，我于临清省立十一中学毕业，遂考入聊城省立三师继续学习，当时正值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刚刚叛变革命，省委机关和山东各地的党组织遭受大破坏之际，三师校园内的政治空气相当紧张，学校当局对学生的思想行动控制很严，但是学校中仍然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活动，与我交谊很深的九级二班的申景玮（申云浦）就是共产党员。他经常和我秘密接触，向我介绍一些进步书刊、使我从中受到了教育。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默契而彼此心照不宣。1935年寒假，申景玮突然接到了校方的“斥退”通知书，这时他一改往常的谨慎做法，立即从他的老家阳谷安乐镇北街给我写来了一封信，称他因共产党嫌疑已被学校开除学籍，由此很可能牵连到我，要我以后格外注意。由此，也足见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了。
1936年初春，即临近我毕业的那个学期的开始，正赶上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大力推行梁漱溟倡导的以政治与武装合一为中心内容的“乡村建设理论”，包括我们聊城三师在内的全省8处师范学校的应届毕业生，都被调到济宁“山东八校师范生乡村服务训练处”集训，时间为6个月，其中前三个月训练，后三个月实习。1937年2月集训实习结束之后，我便被正式分配到清平县县城（1日城）乡农学校任校长。这时申景玮正在博平县还驾店小学任教员。还驾店距清平县城有30华里，由于在校期间申景玮与我便是好朋友，因此这之后他便利用星期天或节假日经常到清平乡农学校找我。申景玮性情开朗，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白天我们在一起无拘束的谈笑、弹唱，晚上在一起则纵谈国事，他几次向我介绍“西安事变”和全国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等，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这期间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指导官和第四专署专员赵仁泉派去的三个班长，一直在暗中监视我们的活动，但由于我们言行谨慎，敌人没有抓住什么把柄；故也没有找我们的麻烦。经过一段时间过后，记得是是年4月某日，我们俩在桑树林中散步时，申景玮突然郑重地向我宣布说：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共党员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激动，非常振奋。在当时的条件下，入党者并没有履行填写志愿书、举行入党仪式等手续，而且从宣布入党之日起就是正式党员，也没有预备期。所有这一切，是现在的许多年轻同志难以理解的。
在宣布我入党的同时，申景玮同志还对我说，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将清平、博平、高唐三县的党员合编为一个支部，定名为中共清博高支部，明确由他任书记、赵英斋（赵延文，当时在高唐县乡农学校任教员）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申云浦还对我说，该支部就设在清平乡农学校内，有事就到这里来开会。记得以后开过一两次会，也许根本没有开过会，详情已记不清楚了。不过这之后申景玮到清平乡农学校来的次数是更多了，赵英斋有时也来这里。党支部成立之后，其中的工作就是宣传群众，发动抗日救亡运动。支部成员的具体分工是，申景玮重点领导博平教师罢工，开展救亡运动，我和赵英斋分别在清平、高唐利用乡农学校的有利条件，组织农民武装。
“七·七”事变以后，华北战局急转直下，日军沿津浦路大举南侵。8月8日至10日，平、津失陷，此间有大批华北国民党军队和平津流亡学生向南撤离。．大约9月中下旬，以许德瑗为大队长、魏震为中共代表的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政训处派驻临清四专署政训大队一行近200人分别到达各县，其中派到清平县的有政训处主任干事王悦金（中共党员）等十余人。这之后申景玮和我作为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与政训处同志进行了接触，一起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及对乡农学校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秘密组织农民武装等。一个多月以后，华北战局进一步恶化，日军逼近了山东，临清四专署专员和各县县长纷纷携眷南逃，各地土匪武装揭竿而起，鲁西北一带很快陷入了混乱局面。驻临清四专署政训大队随即撤离。加之是年洪水泛滥，到处一片汪洋，行动不便，大约于11月初，申景玮奉党的指示离开博平转至阳谷县七级镇一带开展党的工作，赵英斋也离开了高唐回到了老家肥城投身抗日运动，我则暂时回到了临清，并邀集了胞妹若仙、胞兄溪月（苏达文）和我爱人王震凡准备奔赴延安。当我等一行走到济宁时，经过山东“民先”总队部负责人孙陶林的劝阻和引荐，我们又返回济南参加了由我党和第三集团军政训处联合举办的训练班，集训结束以后，我等一行便被派到聊城范筑先部工作了。从此以后，中共清博高支部的活动就中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