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追求革命，自193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在投身革命的60多年中，我之所以能从一名不懈追求进步的青年成为一名献身党的事业的革命战士，并在工作中逐步走上重要领导岗位，是与党的领导、培养分不开的。追忆往事，回想成长经历，尽管认识有限，尤其战争年代的事渐已久远，很难写得全面得当。但作为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位幸存者，有必要总结回顾自己在党的领导下半个多世纪来的工作情况，以期留给后人借鉴或供地方史志工作者参考。
寻求革命道路
1914年，我出生在以盛产“陶瓷、琉璃、煤炭”著称的鲁中小城——博山大街南头的一户殷实人家。
1930年，我刚I7岁，在颜山中学办的师范班才读了一年，父亲就以他封建家长的权威，强令我进了一家银号当学徒，要我按照他对我人生的设计去奋斗。我深知这是父亲对我的器重。
我的父亲，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意识的商人，时任博山县商会副会长和银行工会会长，是当时博山上层社会中一位极有影响的人物。他见我学业日进，又比较精干练达，在几个兄弟中，唯独选中了我作为他的传宗接代人，期望我能把早已中落的家庭重振起来。但我对家庭的封建秩序早就抱有抵触，学徒生活更增加了我对现实的不满。由于博山是山东建立和开展共产党组织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大革命时期余留下来的革命气氛和在学校受到一些进步教师的影响，寻找一条新的出路，追求探索改造社会的真理，就成了我生活中的首要问题。就在这前后，因中共山东党组织的负责人中出了叛徒，各地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也随之加剧。在博山城以前被传称是共产党的人，
有的销声匿迹，有的则被反动当局监视起来，不过问政治了。到1937年6月我们入党以前，再未打听到博山有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就在我寻找共产党的组织，探求革命理论中，与有着共同追求的中学同学、时任小学教员的蒋方字结成了知心朋友。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更迫使我们加紧了对救国救民真理的学习探索。我们也终于在上海一些进步书籍和报刊中，找到了引导我们走向革命的导师——鲁迅先生和艾思奇、李公朴、邹韬奋等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家。我和方宇通过他们发表在《申报》、《新闻日报》和《读书生活》、《中国农村》、《生活周刊》等报刊上指导店员、青年学生学习进步书籍的文章，在紧张艰苦的店员工余中，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梅林的《马克思传》、李达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等一·系列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使我对改造社会的认识，在思想理论上有了初步的基础和飞跃。在国家民族危急日益严重之时，1935年夏秋之交，当华北事变的消息传来，我毅然挣断捆在我身上的封建绳索，不顾父亲的反对，于同年9月报考r短期小学教员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博山小辛庄第三短期小学任教。到任后，我即以这所十分简陋的小学为阵地，开始了抗日救国的活动。先后以访问学生家庭、开办工人夜校、组织短期小学教员读书会等方式进行抗日宣传。同时，我还以我父亲开设的公记银号为联络点，组织联系农村短期小学教员进行抗日活动。当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博山教育界也迅及掀起抗日救亡高潮，我们这些活动则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1936年夏，我中学的同学、时在北平读大学的王克常，暑假期间参加了我们的抗日宣传活动。回校后，他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并于同年9月写信介绍我和蒋方宇参加了“民先”组织，从此走上了党领导的革命道路。
在北京民先总部的指导下，我们积极慎重地在全县城乡小学教员、青年学生中进行了民先组织的发展，到1936年末，已发展乔同恩、李钊、马骏、张子升等20多人。并于1937年初建立了由民先总部直接领导的博山县队部，蒋方字任队长，我和李钊、乔同恩分任组织、宣传、训练部部长。后经我们积极工作和迫切要求，在民先总部的帮助下，中共山东省委于同年6月1日，派鹿省三来博山将乔同恩、蒋方宇和我发展为党员，并建立了博山特支，乔同恩任书记，方宇和我分任组织、宣传委员，使我和方宇追求加入党组织的愿望终于实现。
在这期间，为了贯彻党的抗日主张，推进博山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我们不仅胜利地组织了全县小学教员补发3个月薪金等斗争，还与国民党博山县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了他们企图拉拢民先队员加入三青团，瓦解我们组织、镇压抗日宣传等阴谋。同时，我们还与托派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由于乔同恩无视民先组织的纪律，被活动在博山的托派一伙梁公衡拉拢，并在梁的授意下，以讨论的方式在与我和方宇间散布托派理论，企图动摇我们加入共产党组织的初衷。我们为此与他进行了面对面的论战，驳斥了他否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谬论。
我们入党一个月后，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险时刻，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实行全民族抗战的号召。我们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要求，先后在博山城区组织了广泛的抗日大宣传，举办了抗日游击训练班；并向农村发展了党的组织，在博山东部的淄河流域建立了小口头支部，为上山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组织基础。10月，传闻日军已打到黄河北岸，博山全城震惊，人心惶惶。我们挺身而出，以“民先”队员为骨干，组织了一部分小学教员和中小学生，深入街头巷尾，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这次宣传及时深入，不仅揭露并粉碎了国民党博山县当局破坏抗战的阴谋，更重要的是给走投无路的广大群众指明了抗日图存的道路，进一步唤起了民众的抗日热情。约在这时，省委指示我们将博山特支改为博山县工委，乔同恩任书记，方宇和我分任组织、宣传委员。
不久，省委宣传部长林浩来到博山，向我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的“每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省委制定的分批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并对抗日武装起义的时机作了明确的指示：在日军未到，国民党地方政权逃跑之时举行起义。我们工委的工作重心由此转向武装起义的准备。
12月25日，就在日军占领周村尚未南进之时，国民党博山县政府的要员们即仓惶逃窜。我们认定这正是省委指示的武装起义良机，遂将城里动员组织起来准备上山打游击的50多人集中，分两批向淄河流域山区转移。我也从此告别了小学教员的职业，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者的艰苦生涯。
投身民族解放事业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我先后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六军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连政治指导员，中共博山县委书记、县长，益临工委书记、鲁山地委副书记等职。
在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中，我们博山县工委主要组织了两次，经历了失败与走向成功的严峻考验。1937年末，我们组织的第五军，由于缺乏掌握部队的经验和托派分子的破坏影响，党组织没有在部队中扎下根，致使所争取的黄沙会头子、土匪出身的吴鼎章乘机控制了部队，并在国民党山东顽固派头子秦启荣的诱使下转向反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即告失败。发动的第二次起义，是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方面军总队，是在吸取了组织第五军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的。当我发现吴鼎章背信弃义，偷吸大烟不昕劝阻时，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为了巩固县工委在博山领导抗日的地位，我认为必须尽快组织由党领导的队伍。经工委讨论确定，由我再另组织一支部队，在五军的同志由蒋方宇择机组织撤出。
1938年春节后，我即根据工委这一决定，从五军抽身来到了博山南部山区的五福峪村，着手组织第六军。在这次组织部队中，我们之所以能在国民党反动分子到处招兵买马，各种游杂队伍纷起横行的复杂情况下，使我们组织的部队逐步走向成功，其主要原因：一是愿与我们县工委拉队伍的徐化鲁、郑兴，都具有强烈的抗日爱国思想和民族正义感。特别是徐化鲁，卢沟桥事变前，他任国民党县政府联庄会训练大队长时，就与国民党第三行政专区张里元部做兵运工作的地下党员崔介有着一定的联系。我们在博山城组织发动抗日救亡活动时，他就在崔介的示意下，暗中保护过我们。二是徐化鲁和郑兴不仅有一定的作战指挥经验，并在博山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徐化鲁曾在冯玉祥部当过少校营长，经历过多次作战；在任联庄会训练大队长的几年，经他训练的青壮年遍布博山乡村，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基础。郑兴曾在东北抗日义勇军当过军官，有一定的军事知识和社会活动能力，在拉部队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三是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在组织部队中，我先后将农村发展的一批党员和民先队员动员来参加了部队，使党组织在这支部队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因此，部队宣告成立不到一个月就发展到300多人，并在徐化鲁、郑兴的指挥训练下，军事素质得到很快提高。四是在省委的支持帮助下，及时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分子企图吞并这支部队的阴谋。当我们这支部队组成不久，原国民党博山县政府保安大队长李兴唐带着一支游杂队伍来到博山境内，企图以联合抗日、组织联军攻打博山城为名，乘机吞并或借日军之手消灭我们。正在这时，省委领导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一部，在林浩、洪涛率领下，北上淄川马棚一带与黑铁山起义组成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后改为八路军山东游击第三支队一部会师。在路经博山石马地区时，我与徐化鲁赶去向林浩同志汇报了博山组织武装起义情况，并对联合友军攻打博山城等问题作了请示，林浩表示同意，还派一个中队协助我们攻城作战。在省委的指导和帮助下，在攻打博山城战斗不久，我们便摆脱了李兴唐一伙的纠缠，分两批编入第四支队和第三支队，完成了省委交给我们的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的任务。
在任中共博山县委书记、县长期间，根据省委大力发展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先后在清河、淄博特委的直接领导下，组织进行了开创博山县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我是1938年6月底，从部队调出回到博山任县委书记的。这时的博山，已完全陷入战乱的灾难之中。特别是农村，一是占领博山城的日军不断下乡“扫荡”，进行残酷的烧杀掳掠；二是国民党山东省第三行政区专员张里元为扩大地盘，乘虚而人，插手博山又建立了博山县政府；三是国民党反动分子及其一些股匪游杂队伍四处纷起，确如群众所说“司令如牛毛”。而这些游杂队伍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抗日的旗号，到处骚扰洗劫百姓。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广大群众难以生存，甚至一些地方上层人物也深受其害。迫于生存，一些地方上层人物，就打起了“抗日保家”的旗号，沿袭民间历来推崇之反抗官府的道会门的形式，相继成立了“堂天道”、“罡风道”、“中央戊己会”、“天明会”、“善道会”等十几个道会门，遍布博山的广大农村，其道众基本是广大农村群众。这些道会门虽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和狭隘的地方观念，但他们的抗日热情却异常高涨，有着强烈的民族正义感。
我回到博山后，为了打开我党领导抗日的局面，在最初的一段工作中主要抓了三项工作。首先是根据省委的要求抓了党的组织建设这一核心工作。我从省委回博山时，只带了一个政治交通员，所谓县委就是一个人。要改变这种状况，当务之急就是发展党员，培养干部。为此，七月初我先动员了翟翕武、李东鲁、于诚等8名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了省委随军干校（后为岸堤干校）的学习，他们于8月回来后，省委决定派边首之为县委组织部长，于诚任民运兼统战部长，刘化南调来担任宣传部长，博山县委在刘家台村正式成立。翕武、东鲁等同志派到四区工作，在9月前后建立了博山第四区、第五区、第七区、第二区4个分区委（一、三、六区为敌占区），使党对博山大部农村的领导工作基本建立起来。其次是为更广泛争取群众参加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在抓好党组织建设的同时，坚决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因地制宜，集中力量，成功地对各道会门进行了争取改造工作。其主要经验是：博山县委从实际出发，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引导，特别是在影响较大的“堂天道”、“罡风道”遭到日军扫荡或反动势力打击时，及时进行了帮助，开展了深入细致地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加深了对我们党的认识。第二，取得了在博菜地区转战的四支队，特别是被群众赞誉为“菩萨司令”的廖容标等支队领导的支持帮助，很快使各道会门逐步认识并接受了党的领导。第三，县委进一步加强了对各道会门的争取和改造。以廖司令名义将道会门整编为抗日自卫团，委任堂天道坛主王寿卿为山东人民抗日自卫团博山第一团团长，接着，将罡风道编为博莱抗日自卫团，委任李星七为团长，建立政治部，派党员陈相周、段克杰为组、宣科长，建立党支部，建立了党的组织。重点是该团的脱产武装营，派王玉臣为教导员并支部委员，后经工作争取改编升级为四支队的一个主力营。二是开办了训练班，对各道会门骨干人员进行了轮训，从中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同时，还将所在村参加道会门的群众改组成了村抗日自卫团。从而为我们创建博山县的抗日根据地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再就是对以孙克明为县长的国民党县政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因孙克明比较开明，经一段时期工作，基本接受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同时，县委为了更好地团结争取他，还指示在县府任职的3名地下党员组成了党团（即现在的党组），在内部展开了工作。他们在县委的领导下，先后以合法的名义举办了以吸收博山四区、五区小学教员为主的民运指导员训练班，发展了一批党员。这部分人结业后均以合法身份以国民党县政府名义委任为村民运指导员和小学教员，他们在所任教的学校、村镇进行了宣传组织群众，发展党组织的工作。相继建立了博山四、五、七区抗日民主政权，并争取孙克明委任翟翕武为四区区长，争取到了合法地位。发展了博山的团结抗日统战局面，创造了有力条件。经上级批准，1939年9月成立了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我被当选为县长。博山县抗日根据地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全面建设时期，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抗日组织和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并不断为粉碎敌伪“扫荡”、封锁，而作出贡献。
1940年12月，我调离博山，赴中共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1941年8月结业，1O月被鲁中区党委派往益临工委任书记。时值山东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岁月，益临地区斗争形势早已严重恶化。工委所辖的益都、博山东部、临朐、昌乐、安丘、潍县胶济路以南和淄川县张博路以东的广大地区，已在日军的疯狂“扫荡”、蚕食、封锁和国民党顽军进攻下，原属沂鲁山区的临朐、安丘、昌乐已全部被敌顽所占，其余的大部地区多变为敌占区或游击区，只有地处益、临、淄、博四县边缘的淄河流域狭小地带由我们的政权组织四县联合办事处游击活动。当时，就在这个狭小地区，除口头一带几个山里小村外，完全处于敌、顽的分割包围之中，毫无立足之地。由于斗争形势的恶化，个别不坚定分子，经不住严峻斗争考验，而叛变投敌，如博山七区区长孙伏武、淄川崔军区长孙俊礼、淄博工会宣传部长孙化清等充当了日军的特务走狗。他们虽是极少数几个人，但对淄博党组织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且直接威胁到整个地区的斗争进程，进一步加剧了坚持这一地区斗争的艰巨性和困难。由于益临工委所辖的地区濒临胶济路，在军事上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这一地区又是我鲁中根据地对敌斗争的前沿，淄河流域即是山东分局和鲁中根据地与渤海、胶东根据地联系的重要通道。为此，鲁中区党委书记霍士廉找我交谈工作时，向我交待了三项任务：一是以现有不多的地盘为立足点，保存和发展这个地区的抗日力量，不被敌、顽挤掉；二是争取尽快打通淄河通道；三是采取果断措施，遏止叛徒对我党组织和根据地的破坏，并寻机铲除，将该地区党的工作尽快恢复起来。
在扭转这一地区斗争局面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1年10月至1942年7月。我们首先依靠群众，实行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从敌、顽夹缝中钻出，带精干武装人员，打人已变为敌区的村镇，在坚决打击作恶多端的叛徒特务同时，对原有的党组织进行了联系和指导。其次是为便于党组织在敌、顽夹缝中展开工作，对已取得联系的党组织进行了调整加强。先后将淄博矿区的洪山、蟠龙，淄河流域的蓼河、口头、淄河等几个区委作了调整充实，将潍县敌区的地下党组织扩建为二区区委，有力遏止了叛徒特务的破坏与威胁。第二阶段是1942年7月至1943年7月。这是坚持益临地区斗争最为严峻的阶段，也是山东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一年。经我们第一阶段的斗争，党的工作虽有所改观，由于未能从军事上打击这一地区的敌人，在敌、顽夹缝中坚持斗争的被动局面仍未改变。为此，鲁中区党委根据我们的要求，指示泰山军分区给予帮助。7月，廖容标司令员率部东来，先以尖兵奇袭，一举攻取控制淄河流域的军事要地马鞍山，打通了益临工委与泰山地委的联系。其后又解放了博山东部峨庄一带和益都的杨集、黄连等二十多个村庄，建立了峨庄、仰田两个区委，从而使我们工委在两区的工作环境有了改变。廖司令率部转回泰山区后，很快又派副司令员钱钧带两个连队来同我们一起坚持斗争，进一步使我们的根据地和对敌、顽的斗争得到巩固扩大。但是，这一年由于天不作美，鲁中大部地区特别是淄河流域遭到了大旱，庄稼几乎颗粒不收。再加日军的“扫荡”、封锁，使群众、部队和工委的工作人员的生活陷入困境。1943年以来，我们工委所处的淄河流域，不仅将所能吃的树叶、树皮、野菜、草根均吃光，就连一些陈年积下的糟糠也挖出来充饥。更为严重的是临朐及其与博山毗邻的李家、池上、峨庄一带，由于长期受到盘踞于此的国民党顽军的洗劫，造成了惨不忍睹的“无人区”。为了帮助群众度过灾荒，搞好春耕生产，以利重建家园，我们先后在鲁中区党委和泰山地委的领导下，按照山东分局、省战工会发出的指示和政策，在根据地内进行了减租减息斗争，给群众减轻了部分负担。鲁中区党委也千方百计筹集了部分粮食，对我们进行了支援，救济了群众，完成了春耕生产。
在这最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按照党中央和山东分局的部署进行了党内整风学习。先后认真学习了《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重要文件。由于这次学习，比较深入地结合了思想和工作的实际，党员的觉悟都有很大的提高，进一步密切了党政军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增强了我们工委和各级党组织战胜严重困难的信心和力量。第三阶段，从1943年7月至1944年7月益临工委撤销。这一阶段，由于山东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在党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正确领导下，战胜了天灾和日军大规模“扫荡”及其蚕食、封锁造成的严重困难，战争形势开始好转。我们坚持斗争的益临广大地区，随着鲁中军区发起的三次讨吴战役的胜利和山东分局加强敌占城市及其铁路沿线工作的展开，斗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是原属沂鲁山区的安丘、昌乐、临朐、益都等县的山区，已被我全部解放，使根据地连为一片。二是在这前后，鲁中区党委根据山东分局的战略部署相继建立了坊（子）青（州）工委、淄博矿区工委和沂山地委，先后将原属益临工委领导的潍县、昌乐、安丘、临朐和淄博矿区划归上述党的地方领导，进一步改善加强了党对这一地区对敌斗争的领导。三是过去外出逃荒的群众，随着这一地区的解放陆续返回家园。为此，我们工委和部队，组织带领返乡的群众，特别是“无人区”的群众，重建家园，使敌伪顽制造的“无人区”又升起了炊烟。
随着斗争形势的不断好转，鲁中区党委鉴于益临工委的历史性任务已基本完成，遂于1943年7月将其撤销。1944年7月区党委决定建立鲁山地委（鲁中五地委），由李伯秋同志任书记，我为副书记，徐化鲁为专员。在此，我们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先后被鲁中区党委调任中共淄博特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泰山地委副书记、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在任淄博特委书记期间，曾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先后四进四出淄博工矿特区。第一次进驻是1945年8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我山东根据地军民遵照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即展开全面反攻，我们特委和专署即随我鲁中军区反攻部队胜利接收了淄博工矿特区。特委时辖博山、淄川两县及张店、周村以南的部分地区。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为窃取抗战果实，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我们于9月撤出。第二次进驻是在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我鲁中军区部队遵照党中央“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方针，于1946年1月又重新夺回了我们特委所辖的大部分地区。这时，经我党努力与国民党签定的停战协定生效，故取得了一段在淄博特区建设恢复的时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又发动了全面内战，我们遂于7月撤出。这两次进驻虽只有7个月，却为我们最后解放这一工矿区，恢复、发展、管理、建设现代工矿城市摸索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从经验来说，主要是：（一）组织精干的领导力量，迅速分赴各行业，将广大工人、市民组织起来，恢复生产。这两次进驻，由于鲁中区党委重视，及时给我们调配了一批得力干部，使我们迅速而卓有成效地展开了工作。在这期间，矿区、铁路、电力、商界等行业的工人、职员表现的尤为突出。特别在我们进城的第一个晚上，矿区各矿都有不少工人找到我们派去的干部，要求连夜投入生产。铁路工人，为迅速将后续部队和物资送往前线，从我们进驻淄博的当日，连夜组织起来对日军炸毁的铁路、桥梁进行了修复。电力工人则表示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俺们，今晚一定要让您们用上俺发的电，用上电灯。商界店铺纷纷开门营业，还自动对我过往的军队实行优惠购物。很快稳定和恢复了社会秩序；（二）采取有力措施，从速解决群众生活的燃眉之急，我们从解放区调拨了大批粮食和北海币，赈济灾民和贫困群众。并对失业工人作了妥善安排；（三）坚持党的统战政策，扶持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经营。在第二次进驻期间，我们通过各种关系，将部分民族资本家或代理人请出来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向他们阐明党的有关政策及发放贷款，扶持他们尽快恢复了生产经营。消除了他们对我党的隔阂，国民党反动宣传带来的影响，许多跑到青岛、济南等地的资本家陆续返回来，很快恢复生产经营；（四）及时进行了货币兑换，进一步沟通了新老解放区的物资流通，繁荣了市场，平抑了物价；（五）重视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尽管两次进驻只有7个月，但我们仍在百废待举，战事频仍的紧张情况下，组织力量基本恢复了特区各地中小学的教学，还新成立了“淄博联合中学”，创办了“春潮”书店等文化事业。
总之，这两次进驻虽然时间较短，但却使特区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了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打消了一些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幻想，坚定了他们跟共产党走、解放全中国的认识和决心。在任泰山地委副书记、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期间，由于全面内战的爆发，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先后对我党领导的广大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很快成为华东地区我军与国民党军作战的主要战场。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中共华东局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曾多次发出指示，号召山东人民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大力搞好土改、生产、支前三项中心工作，迅速发展民兵武装，保卫土改胜利果实；总结支前经验，从各个方面改进和加强支前工作。同时还提出了“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口号。在这期间，泰山地委先后在鲁中、鲁中南区党委的领导下，于1947年1月成立了泰山地委支前委员会，决定由我和刘舜卿分任正副主任，统一领导全区的支前工作。各县、区、乡乃至村都建立了支前领导组织。在这一工作中，由于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了华东野战军、山东省政府和省支前委员会制定的～系列支前政策、规定，有力地调动了经过土改后组织起来的广大翻身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使我们组织起数以万计的民工组成的担架队、运输队，与兄弟地区组织的广大民工一起，随华东我军南征北战，及时将大批弹药、粮草等军需物资运到了前线，保证了华东我军进行的莱芜、孟良崮、济南及淮海等战役的胜利，为解放全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我们全力组织支前的工作中，地委还根据中央的指示要求，先后进行了土改复查和整党。通过复查，解决了内战爆发前土改斗争中，在斗地主和划阶级、定成份、分配斗争果实等方面遗留下的一些问题，纠正了一部分人被错划的阶级和成份。在整党中，通过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对一些党员在土改和战争条件下，暴露出来的阶级观念模糊、斗争不坚决，甚至包庇地主、多占土改果实，特别是一些干部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严重，脱离了群众等问题进行了清退和纠正。同时，还对一些地方极少数地、富、反、坏分子混入党内，把持基层党政权力歪曲党的政策，欺压群众等问题进行了清理整顿。在这两次运动中，曾一度出现过一些“左”的现象，均在中央指示下及时作了纠正，基本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从而有力打击了封建残余势力，更好地解决了一些地方的农民土地问题，改善了群众的生活，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提高了干部的素质，有力保证和促进了全区的生产、支前，密切了党和军队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为迎接全国的解放，在思想、组织、作风上作了一定准备。
1948年8月，我被华东局调回，由新建的鲁中南区党委分配回泰山区，仍担任地委副书记。工作重点是组织南下干部队伍，支援新解放区工作。按上级部署，从泰山区共抽调了一套地委、10套县委和几十套分区委班子。调出这些干部后，重新调整充实了地、县、区各级领导班子。华东局决定：地委书记林乎加南下，我留任地委书记。至此，比较圆满的完成了南下调干任务。
建国后的工作历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胜利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转变。
为适应这一伟大转变，中共山东分局对全省战争时期形成的区划机构，于1950年5月作了调整。原属鲁中南区党委领导的泰山、泰安两地委，随着区党委的撤销合并为泰安地委，我先后被任命为地委副书记、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51年末，就在我接手主持全区工作不久，华东局为加强上海的工业方面的领导，指定从山东调两名做工业领导工作的地委书记。因此，我被调到了上海工作。
在上海，我工作了将近9年。先后担任过沪西产业区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普陀区委书记、上海市委委员兼市委副秘书长等职务。参与组织领导了沪西工业区的国营中小企业开展的“三反”运动，普陀区的公私合营及上海市“一五”和“二五”计划时期的有关工作。特别在普陀区工作期间，为了进一步推进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我们根据市委的部署，首先在辖区中较大的私营企业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我便到了荣毅仁办的申新九厂蹲点抓典型。这个厂是荣老板私人办的最大的纺织厂。在开展该厂的民主改革中，我根据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的指示，请荣毅仁参加了民主改革委员会，由我任主任，荣毅仁任副主任。并与我们一起听取工人的诉苦。在诉苦中，工人们悲愤地对1948年2月2日国民党上海社会局，镇压工人罢工，调用装甲车和大批军警，血腥捕杀大批工人的“四八二二”事件进行了控诉，并向资方及其代理人提出了很多意见，强烈要求逮捕其代理人。由于解放前夕，不少资本家受反动当局的宣传影响，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纷纷抽逃资金和设备去海外。而荣毅仁及其家人极力反对逃资迁厂，为保护民族工业作出了贡献，被毛主席赞为“爱国的红色资本家”，“五反”运动定为基本守法户。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既要支持工人民主改革，又要注意保护荣老板。经我与荣毅仁交谈，他同意向工人表个态，其代理人向工人检讨了所犯的错误和罪行，得到了工人们的谅解，荣老板为之很满意。事后，毛主席来上海视察时，得知申新九厂的民主改革比较成功，特来该厂进行了视察。市委决定，我也前往陪同视察，期间，多次回答了毛主席提出的有关询问。
在申九厂试点的基础上，全区的私营工厂企业都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为后来的公私合营打下了基础。1956年6月，我调市委担任副秘书长。这之后，在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参予了私营企业的全面公私合营、57年反右派、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运动等，我都按照市委的部署，积极参加，对这些运动中所出现的“左”倾错误，我也是积极执行者。现在回想起来，教训是深刻的。
1960年10月，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从济南突然打来电话，要我从速前往。到后才知，华东局为纠正山东省委领导在“大跃进”中所犯的“五风”错误，正在济南开扩大会，决定调整省委领导，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决定，从上海、浙江、江苏等省市各调一名地市委书记加强山东严重困难地区的领导。当时华东局领导指定上海调我，到青岛任市委第一书记，后又增补为省委常委。当时青岛的当务之急是，带领青岛市的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迅速展开生产救灾，扭转“五风”造成的群众生活严重困难的局面。这一突然决定，使我在离开九年之后，又调回了山东。10月24日，华东局扩大会议结束后，我立即从济南赶赴青岛就任，很快着手组织展开了生产救灾工作。对农村，市委抽调了一批机关干部，分到了各个公社蹲点。他们对农民十分负责，下到村里挨家挨户了解情况，组织群众开展互助活动，大抓种瓜种菜，与群众同甘共苦。在城市，从市委机关到各工厂、学校、商店、企事业单位均成立了生产救灾领导小组，在组织群众尽一切努力搞些代食品同时，组织他们把单位住处房前屋后的空闲地开垦起来种粮种菜自救渡荒。市委当时还组织各级政府搞些鱼、海菜、胡萝卜等对农村和城市的群众进行接济。华东局还让上海市由市委常委王一平同志为首组织了上海党政军民慰问团。带着大批救灾物资，深入灾区走访慰问。省委为了解决青岛的困难局面，还决定将即墨、胶县、胶南三县分别划归烟台、昌滩地委领导，青岛市只留下崂山郊区，大大减少了青岛市救灾压力。使我们逐步走出了严重困难的局面。1961年后，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三年的调整中，扭转了全市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局面，发展了轻纺等有利国计民生的行业，扩大了流通领域，丰富活跃了广大城乡市场，逐步使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改善。1962年，根据中央对过去政治运动造成冤假错案要求甄别乎反的决定，市委对“青岛孙汉卿反党集团”一案，经甄别，全部进行平反。1963年5月，中央决定在全国进行五反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青岛市计划分两批进行。后来，中央两个十条，特别是后十条，把社教统一改为四清运动，并采取组织大兵团作战方法，山东省委决定，曲阜、海阳、齐河三县为农村重点，组建万人工作团。1964年11月，省委又将青岛确定为全省城市第一批运动重点单位，组织了近七千人参加的工作团，进驻青岛开展运动。后因“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终止，历时二年多。由于这一运动是有领导有组织分批进行的，并纠正过运动中的某些偏差，全市的各行业基本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因整个运动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对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统统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是这一斗争在党的反映，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特别在最初的阶段，我几遭劫难，但在关键时刻是解放军和青岛的群众解救和保护了我。在后来动荡的岁月中，曾先后下放到青岛、济南、烟台等地农村和工厂进行劳动锻炼，并曾先后被安排为济南市革委副主任、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市委副书记、书记，烟台地区革委副主任等职。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先后调任省革委重点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指挥、工交办副主任、省建委主任和省革委副主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于1979年12月，在召开的山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当选为山东省副省长，主要分管全省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任职期间，正是为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和两年徘徊造成的被动局面，按照中央制定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对全省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时期。经三年调整，在省委领导下，由于各级各部门的努力，全省的国民经济出现了均衡、稳定、协调发展的好形势。在这期间，我还根据中央的部署和山东的实际，在省委、省府的安排下，积极向中央争取了30万吨乙稀、石臼港扩建为大港等国家重点项目在山东开工建设；为协助胜利油田开发建设，根据省委、省府决定，帮助筹划建立了东营市；为发展我省电力、煤炭等行业，先后和电力局研究规划争取建设了枣庄十里泉、青岛黄岛、肥城石横和邹县等电厂，协调解决了兖州矿务局与省地方矿务局的矛盾，为解决我省电力、煤炭等能源不足的困难，促进全省国民经济跨入快车道奠定了基础。在任职期间，还根据省委决定，组建了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经济协作办公室，加强了我省体制改革和与兄弟省市的经济技术协作联系，恢复了驻北京、上海的办事处，以后又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需要，新组建了我省驻深圳、广州、海南等办事处。建议省委、省府在上海浦东新区筹建齐鲁大厦，作为山东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还牵线搭桥争取港商胡国赞先生来济南投资进行房地产等开发。1983年春，我从副省长的领导岗位退下来，先后被聘为省政府顾问、特邀顾问，《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审委员会和《中共山东地方党史》编审委员会特邀顾问，省老龄委常务副主任、省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等职。直至1997年底才正式办理离休手续。我常这样勉励自己，尽管已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并离职休养，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遵循一个党员的准则，在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和社会多做些有益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