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轮回，春秋交替，皆有规律。人生经历各不相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既有个人的主观因素，也有难以逆转的历史发展规律。这个规律，首先归结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溯源于生他养他的那一方水土。我向往、追求与投身革命的回忆，也应当从这里开始。
一、家在博山
1914年旧历十月十五日，我出生在山东博山城内大街南头的“张家大门”里。
博山县（现淄博市博山区）位于山东的中部。博山城三面环由，发源于城南神头的孝妇河由南向北从城中穿过。博山历史悠久，有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遗存，春秋战国时期称作弁中，周代得名颜神，宋初已成重镇，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颜神镇为基础建县，取名博山。博山资源丰富，蕴藏着丰富煤、铁、铅、铝、矽砂等地下矿藏，烧造陶瓷的重要原料粘土和焦宝石几乎遍布全邑，制造玻璃、琉璃制品的矾土、黄丹、紫石、马牙石、重晶石也极其丰富。因此，炭（煤炭、矿业）、窑（陶瓷业）、炉（琉璃业）是博山著名的三大传统行业。据文献记载，颜神镇在元代就“地出石炭，土可甄陶”；明代时工矿、陶冶生产已经颇具规模，已经成为“无稼穑”的手工业城镇；清代则成为北方手工业和商业重镇。勤劳智慧的博山人民，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创造了独特的文化。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博山产生了第一批近代民营企业，一度出现了兴办工矿的热潮，煤矿、玻璃（琉璃）、陶瓷行业都有很大发展。1905年，淄川、博山的矿工和机械工人就有4000多人，1914年的煤炭产量已经接近全省产量的58%。
鸦片战争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博山优越的资源条件和手工业基础，成为列强们垂涎争夺的地方。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人以传教为名最先进入博山，德国殖民当局也把博山作为资源调查的重点，为其入侵做准备。1898年德国人把山东掠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后，修建了胶济铁路和直达博山的张博铁路，从此源源不断地掠走了大量的煤炭。在我出生的那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全球笼罩在战争硝烟中，列强们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厮杀，视弱国、小国为鱼肉，视人命为草芥；而积贫积弱的中国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孙中山的“共和”之果名存实亡，清朝遗老遗少梦想复辟，各派各系的军阀为争夺地盘而连年大混战……整个中国更深地陷入了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以取代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久博山就陷入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之下，1918年建立了日本驻博山领事馆，日本大量进行资本输出，压垮并攫取了大量民营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在1914年至1922年八年间，日本掠夺博山的煤炭就达200多万吨。博山本是一个“鲁中重镇”，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人民生活困苦，社会发展缓慢。
我们张家曾是博山城里的名门望族。听我父亲说，我的曾祖父考中举人后，被清廷荐拔为陕西省安邑县知县，后病死在任上。那时，我们是一个近30口人的大家庭。曾祖父死后，祖父带着我父亲从陕西回到家乡时，几个兄弟已经分了家。祖父是老大，得到了剩下的几间老房子和一亩薄地。祖父是禀生，还有一点朝廷的奉禄，就这样维持家计，没几年就病故了。祖父有两个兄弟，也就是我的七叔祖父、八叔祖父，曾经在清朝晚期同科中举，轰动博山城，博山知县为此送了一块“兄弟同科”的大匾，在“张家大门”前竖立了旗杆，这在当时是极为荣耀的事情。七祖父中举后被朝廷放了个运粮官，八祖父被任命为山东安丘县的知县。八祖父有点进步思想，上任后积极主张办学堂，辛亥革命时还加入了同盟会，中华民国建立后回博山，曾参与了颜山中学的创办。到了我父亲这一辈，张家已经家道中落。我的父亲张耀泰，曾在民国初期考入济南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毕业后回到了博山当了农林小学（后改为怡园小学）校长。他是一个热心社会活动的人，善于交际，在小学校长任上结识了很多商人，便开始走上从商的道路。因为博山是山东近代工矿业发展较早的地区，在煤炭、陶瓷、琉璃三大传统行业的推动下，催生了商业、金融业的发展。父亲本没有什么资本，靠一个富有的亲戚资助了2000元钱，便与几个中小商人合股开了一家银号，由于精明强干，被推举为该银号的经理。虽然家境还算殷实，我们兄弟们都有书读，但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的乱世，博山同样聚集着各种社会矛盾，父亲生意的艰难也可想而知。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博山的工人队伍已达15000多人，成为山东工人阶级的一支强大力量。五四运动时，博山商、工、农、学各界积极响应，1500多人在博山考院小学集会，沿主要街道游行，高呼“收回青岛”、“收回山东主权”、“取消卖国的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开展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活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革命思想很快传播和影响到了这里，党的创始人王尽美、邓恩铭都来过博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也到博山矿区考察，启发工人觉悟，物色先进分子，博山很快成为建党和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地区之一。1926年11月，在大革命时期洪流中，博山报恩寺小学建立了中共博山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博山的第一个地方党组织，成员基本是报恩寺小学、考院小学的教员。于是，学校中的教员等知识分子，成为博山地区最早觉悟的一批人，也成为日后孕育革命的星星之火。大革命失败后，特别是韩复榘主鲁后实行严重白色恐怖统治，又加上叛徒出卖，中共党组织在不断遭受严重破坏中，于1934年初其组织活动在博山停止，但是在学校及知识分子中，基础和影响犹存。我和蒋方宇等人也都是从这里接受革命思想，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
二、向往革命
1927年我13岁时，颜山中学招收插班生，我被录取到该校的初中二年级。这学校是1924年由博山地方热心教育的士绅名流倡议，博山炭业界响应出资创办的一所私立中学，我的八叔祖父也是其中的热心倡导者之一。我进校时，正是国民党蒋介石和汪精卫两反动集团先后背叛革命，实行“清党”和“分共”之时。在一些思想进步的教师影响下，蒋、汪出卖革命和疯狂捕杀共产党人的倒行逆施，成为学校中许多同学关注和课下议论的主题。尽管山东这时还处在奉系军阀张宗昌的统治下，国、共两党同处非法地位，两党还未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公开对立，同学中的议论也有些局限性，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之间，我和大多数同学心灵的天平，已经明显倾向了共产党一边。
促使我日益向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开始懂得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各派军阀为着各自统治和利益的混战，把整个国家、民族推向了灾难的边缘。1928年，日军在济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这是旧军阀张宗昌认贼作父、引狼入室，以及新军阀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造成的，以至于6000余名同胞兄弟遭到血腥屠杀。惨案发生后，举国为之愤恨，各地纷纷举行抗议斗争，共产党人领导的群众斗争表现得最英勇、最坚决，也最有力量。6月25日，在中共淄博矿区党组织的领导下，中日资本家合办的淄川炭矿工人发动了一次反军阀统治的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这次罢工斗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但由于淄川县国民党当局的干预，最后只得到了不准工头打骂工人的承诺和很少的经济利益，暴露了国民党当局在处理日本资方与中国工人利益问题上的软弱，打破了一些人对国民党的幻想，扩大了共产党在淄博各界民众中的影响。我亲眼目睹了这类事件，尤其是受到了一些进步老师的影响，越来越多地接受了革命的思想，这为我后来自觉追求革命，寻找共产党，以及最终投笔从戎打下了基础。
我在颜山中学初中毕业后，进入了该校师范班继续学业。1930年春，也就是刚刚读了一年多，我的父亲便让我辍学，按照他对我的人生设计，到一家瑞丰银号当学徒。对于父亲的决定，我难以违抗，又割舍不下热衷读书的情结，心中充满不快。我少年丧母，母亲生下我兄弟三人，我排行老二。父亲续弦的继母生下四弟没过两三年又去世了，再娶后便是我们兄弟们自己照顾自己，儿时的家庭生活缺少温暖和乐趣，但锻炼了我的独立生活能力，包括照顾年幼的四弟，我也承担得最多。父亲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意识的商人，也是一个对家族有担当意识的人。在我们五个兄弟中，他唯独选中了我继承父业，特别是看到我学业优秀，日渐出息，便想尽早培养我从商，以实现他由来已久的重振家业、光宗耀祖的理想。这当然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器重、厚望，也是一种父之大爱，但采取了家长制方式，全然不顾及我的个人意愿。当时，父亲是博山县钱业公会会长、县商会副会长，也是博山县上层中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或许是依据孔夫子的训诫，他对我很严厉、苛刻，让我从“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做起，自食其力，自下而上学习经商之道，学徒、做店员、进而成长为一个练达的商人。然而，艰苦的学徒生活使我接触了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认识到了社会的黑暗和弊病，我不满现状，不甘心、也不愿意做一个商人，便产生了寻找出路的想法。
但这时，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实施大力“捕获共匪”的方针，整个山东也笼罩白色恐怖之中。博山的共产党组织屡遭破坏，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氛围荡然无存。日本帝国主义当道，军阀横行，社会沉沦，百姓困苦，国家向何处去？到哪里去寻找出路？难道就这样在银号商号里度过自己的一生？在这一阶段，苦闷、焦虑，充满了我的心中。
我有一个知心朋友叫蒋方宇，是我颜山中学的同学，家也在大街上，与我家邻近。其父是邮电局职员，靠微薄工资支撑全家九口人的生活，家境窘迫。我被父亲逼着去了银号，蒋方宇也去了淄川大鸾桥村当了小学教员，后通过报恩寺小学校长孟秀章当了报恩寺小学的教员。在淄川当教员的时候，蒋方宇认识了该村在济南读书的中共党员王承一，接受到最初的革命启迪。当时，小学教员薪水很少，蒋方宇不满足于这份工作，于是就背着他父亲考进了济南戏曲学校学唱京戏，尝试走一条自己喜欢的道路。然而，蒋方宇的父亲得知后坚决反对他去学戏，两三个月就被他父亲追了回来，重新回到报恩寺小学当教员。从此，我们就更加经常在一起，爬山、学打太极拳、研究戏曲文化，在一起读书，无话不谈，而去哪里寻找出路是我们最经常的话题。
这期间，我们开始从上海的《申报》、 《新闻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政论文章中不断接触到进步思想， 《申报>“自由谈”副刊经常刊登鲁迅的文章， 《新闻报》经常刊登李公朴、艾思奇等人的文章。这些文麾对黑暗社会的无情揭露，对时政弊端的鞭辟入里，对走向光明前途的指点引导，对我俩产生很大的影响。《新闻日报》有一个“读书问答”的专栏，以店员为对象，专门介绍一些进步书籍，介绍如何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真理，以后发展成“读书生活”。我们成为这些报刊的忠实读者，从中深受教益。当时，我的年薪只有20元钱，只能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经常为没有钱购买《读书生活》上推荐的书和杂志作难。于是，我和蒋方宇的来往更加频繁起来，有时他买书，有时我买书，互相交换着看。后来，我把过去看书时发现的一份传抄的蒲松龄《富贵神仙》唱词俚曲抄录下来，向《新青岛日报》投稿，结果很快被连载刊出，我用获得的稿酬订阅报刊杂志和买书，不断扩大着阅读范围。
这些阅读，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向往革命，向往光明，向往为改造社会贡献力量，日益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和理想。
三，挣脱家庭束缚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一段路轨，反污蔑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以此为借口，发起突然袭击，几天内便侵占了沈阳、安东（今丹东）、海城、营口、辽阳、鞍山、铁岭、本溪、抚顺、四平、长春、吉林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地区，辽宁、吉林两省沦陷。到1932年2月哈尔滨沦陷，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整个东北的大好河山全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强烈地震动了全中国，眼看大片国土迅速沦丧，各阶层爱国人士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中却充斥着失败主义情绪，认为中国“一切不如人”，“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对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一退再退；对内则以“剿共”为主要目标，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调动大批军队入关，发动了华北事变，逼迫国民党政府先后签订了《秦土协定》、 《何梅协定》，把包括北平（北京）、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并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名存实亡。日本帝国主义者还加紧了对华北进行经济掠夺，华北的铁路、矿山、金融、纺织、棉业、面粉等主要产业，均为日资垄断，与军需有关的交通运输、电力设备，以及铁、煤、盐等资源也基本被日本控制。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节节进逼，中华民族面临着更加严重的民族危机。
山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不仅济南、青岛等重要城市的日资公司迅速增加，许多工厂也都变为中日“联营”的企业，淄博的民族资本、尤其是煤炭业遭到了严重打击。日本在淄博“合办”的鲁大公司淄川炭矿和博东公司，不仅制造借口侵吞、强占所毗邻的中国民族资本办的各矿，还从九一八事变后大肆在中国市场上倾销日煤（主要是日本占有的抚顺煤），使博山煤炭在上海市场上受到严重的排挤。博山煤是炼焦煤，它原价每吨当时不过2.88元，由于运费高昂，运到上海每吨售价15元，日煤却压价到10元。在青岛，日本煤同样压价倾销，博山煤每吨12元，日本煤则为7-8元，致使民族资本的煤矿处于奄奄一息状态。博山其他行业的民族资本，同样受到沉重打击。包括我父亲的银号，股东多为中小煤矿的营销商，入股资金本来就不多，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挤压，股东们大多经营困难，贷款多、还款拖，致使银号最终因周转不灵、亏损严重而倒闭。后来父亲又组建了另一个煤炭的商号，因资金缺乏，一直也没有正式开业。这使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愤恨，对从商的道路和前途感到迷茫，也更加不甘于现状。
华北事变后，迫在眉睫的民族危亡使越来越多的爱国人士、特别是青年人奋起，在博山也不例外。1935年9月，我得知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远在山东举办短期小学教员训练班，搞抗日救国，便不顾父亲的反对报考了，并以较好的名次被录取。何思远是山东菏泽人，国民党的CC派，当时是主张积极抗日、教育救国的，因而该训练班以宣传抗日和爱国为主要内容。训练班结业后，我被国民党博山县政府教育科分配到博山城附近的小辛庄第三短期小学任教，这样的短期小学当时在博山有40所，目的是提高平民文化教育水平，所教的学生多是附近半工（主要是矿工）半农和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穷苦群众子弟。从此，我脱离了家庭的束缚，开始在知识分子中传播进步思想，致力于抗日救国。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震动全国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我和蒋方宇是在博山宁康医院翻阅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时得知这一消息的。我们看到了北平学生在游行示威中与反动军警发生冲突的几张照片，深受感染，觉得中国有希望了，蒋方宇甚至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我们决心奋起投入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在我所在的第三短期小学，我们从访问学生家庭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办起了工农夜校，在教识字、学文化的同时，宣传抗日救国。我们还举办了“读书会”，吸收进步青年和小学教员参加，组织大家读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新生杂志》、《永生》等书籍。在这期间，我和蒋方宇通过各种渠道借阅书籍，进一步阅读了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农村》、金钟华主编的《世界知识》等书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等理论书籍，还有梅林的《马克思传》、河止肇的《政治经济学》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从思想上进一步倾向革命。
这一时期的抗日活动，还都处于我和蒋方宇自发组织的阶段。虽然我参加的短期小学教育和教员的职位都是来自国民党教育当局，但我和蒋方宇却都没有接受“政府领导”的意愿，主要是因为对时政不满，对国民党当局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不满。蒋方宇1931年在济南时曾经接触过中国共产党，后来我们通过阅读也得知了在上海、在南方湘鄂赣地区共产党及红军的情况，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平“一二•九”运动以及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深深鼓舞着我们，我们曾经做过很多努力去寻找共产党的组织，但都没有找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6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