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是一个硕大舞台，所有的人都在其中扮演着一个或大或小的角色。然而，任何人的个人力量都是极其渺小、赢弱的，只有把自己融入一个有作为的组织、加入一种能够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之中，才能最大限度地施展个人才干、实现个人理想。懂得这个道理，是从我加入民先队组织开始的。
一、加入“民先”
1936年1月，作为“一二•九”运动的继续，平津学生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分几路沿铁路线南下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南下宣传团返回北平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各阶层的爱国青年群众，坚持和发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北平南下宣传团的基础上，决定领导成立先进青年群众组织—一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2月l曰’民先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制定了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基本纲领。这年夏天的暑假，我和蒋方宇中学的同学、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的王克常回到博山。他听说了我们在搞宣传抗日救国的活动，便到第三短期小学找到我，参加我们读书会的活动，并主动在我们组织的工农夜校任教。他向我们讲述了在北平的所见所闻，特别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情况，我们深受感染，更加向往参加这种有组织、有影响的活动，为抗日救国尽一份力。王克常在暑假结束回到北平，不久就参加了民先队。他给我和蒋方宇来信，告知他已在北平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想介绍我们参加，问我们是否同意。我和蒋方宇真是求之不得，马上回信表示同意参加。于是，在王克常的介绍下，我和蒋方宇加入了民先队组织，直接受北平民先队总部的领导，这大约是1936年9月。此后，北平民先总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按期给我们寄发有关学习材料，其中有一份叫做《长城》的小报，是北平民先队总部的队刊，上面登载过毛泽东的谈话、上海七君子的声明、红军大学招生简章……这使我们比较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和革命的前途。
从这以后，我们开始按照北平民先队总部的指示和要求，有组织、有领导的开展活动，在博山地区发展民先队组织。我和蒋方宇分了工，蒋方宇主要负责在城区发动小学教员和进步青年，我主要在农村小学教员和短期小学教员中开展工作，首先致力于扩大博山的民先队组织，先后在教员及知识青年中发展了李钊、马生坤、张子升、孙振声、云亿祥等20多人为民先队员。当时，北平师范大学学生乔同恩因患肺病休学在家，思想进步，我们也介绍他加入了民先队组织。我还以父亲开办的公记银号作为联络点，联系城乡小学教员中的抗日积极分子，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二、宣传和发动群众
我们根据民先队总部队刊提出的要求，在发展民先队组织的同时，逐步将抗日救亡的宣传从学校推向社会。我们深深感到，要掀起抗日救亡活动的高潮，第一步必须唤起群众觉悟，振奋民族精神。
1936年11月，我以第三短期小学名义办起了宣传抗日的街头壁报，大部分文章来自北平民先队总部寄来的队刊——《长城》小报，头几期以批驳“恐日病”为主要内容。这些街头壁报都是由我们教员编辑手抄，由学生外出张贴到东、西、南、北四个城门等人多的地方。我的几个学生李会文、刘在勤等在张贴第二期壁报的时候，将一张壁报贴到了日本商人贩卖鸦片毒品的“大茂洋行”的门旁。日本人发现后，其驻博山领事馆拍了照片，并向国民党博山县政府递交了抗议照会，要求从速查办。
县长王荫桂屈于日本领事馆压力，将此事转交给韩复榘第三路军二十二师的博山驻军团长葛开祥处理。葛开祥的侦探第四天才寻查到第三短期小学，碰上我正在抄写第三期壁报，要我随即跟他去见葛团长，走时我顺便带了一张刚刚抄好的壁报。到了团部，我等了很久，见到葛开祥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我理直气壮地问他：“我们批判。恐日病，有什么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贴壁报，日本人有什么权力来干涉？”我把随身带来的壁报摊到了葛开祥办公的案头上，说：“葛团长，这就是我办的壁报，能不能出？你看看有什么毛病，请给改一下。”葛开祥虽是一介武夫，在政治上却还老道，他看到壁报上的文章全是骂“恐日病”的，可能怕别人说他也有“恐日病”吧，就采取了推脱责任的处理办法，他对我说：“我这里没有什么，这是王县长叫我查办的。壁报能不能出，你去找他吧。”我真没想到，葛开祥派人找了我好几天，竟这么简单、随和地放我走了。离开葛开祥的团部，我毫不犹豫地去了县政府要求见县长王荫桂，但通报的人进去后一直没有出来，我见天色已经很晚就作罢离开了。我被葛开祥传讯这件事，轰动了博山城乡。因我在葛开祥的团部等的时间较长，社会上风传我被扣押，激起了博山各界民众对政府当局屈从日本领事馆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强烈不满。他们说： “政府和军队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反把一个宣传抗日的小学教员扣押起来，这算什么国民政府！？”当时，在我任教的第三短期小学，学生们在进步教员的组织下，用彩纸和白布赶制了三角标语小旗和横幅大标语，准备进城游行示威和去县政府请愿，声言“县政府若不把张老师放出来，我们誓不罢休！”正在他们赶制彩旗和大标语时听说我已被放出来，才停止了这次游行请愿的行劫。这件事在民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博山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深八人心。
事后才知道，我的父亲听说我被抓，就在王荫桂和葛开祥那里花钱打点，才使他们对我不了了之。我父亲派人把我找回家，对我大加指责。我不服，就直言相驳说：“我们宣传抗日有什么不对！”他说：“你抗什么日？给我找麻烦，丢我的人！”我又说：“国难当头，只有革命才有出路！”他就大发脾气，说：“你要革命就先革我的命吧！”“好吧，你去革你的命吧，咱们一刀两断，先脱离父子关系！”这是我第一次和父亲正面冲突，当然父亲对我不安心从商而热衷于从政的不满意已经许久了，这次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我就这样与父亲闹僵了，深层次看显然是政见的对立。我知道父亲很生气，因为他难以容忍我破坏他根深蒂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矩；我知道父亲也很痛心，因为他最寄予希望的儿子让他这样失望。然而，我已经下定了革命的决心，以身相许抗日救亡，“开弓没有回头箭”。从那以后，我早出晚归，尽量不与他碰面。
1936年12月初，鉴于国民党博山县政府3个月未给小学教员发薪金，致使生活本来就很贫寒的小学教员更难以维持生计。我们据此决定搞一次索薪运动，从经济斗争入手，进一步扩大民先队的影响，推进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我和蒋方宇先起草了一份索薪书，动员了孟秀章等一些社会上有影响的教育界名流在索薪书上签了名，接着组织全县城的50多名小学教员闯进县政府，见到县长王荫桂，并据理力争，迫其答复了我们的要求，此事在小学教员中影响很大，也提高了我们的社会影响力。乘着这次经济斗争的胜利，我们成立了博山县教职员联合会，进一步从思想和组织上增强了全县教职员的团结和联系，为后来的进一步斗争奠定了基础。
三、巩固民先队组织
我们民先队的这些活动，很快引起了在博山的国民党三青团和中统、军统等特务组织的注意。就在我们组织城乡小学教员对国民党博山县政府开展的补发薪金斗争取得胜利后，在博山的国民党三青团人员，开始了阴谋瓦解民先队组织的活动。
一天晚上，民先队员张子升匆匆跑来找到我和蒋方宇，报告了在博山的国民党三青团员刘大岱发展组织的活动。张子升说，他原本并不认识刘大岱，是第一短期小学教员李仁圃介绍他们认识的。这天晚饭后，他应约到刘大岱的住所，交谈了一会后，刘大岱拿出一份表格要他当即填，并笑着对他说，“我听李仁圃说你不错，我想介绍你加入国民党的CC系统。”张子升说，为了不暴露民先队员身份，他就接过了那份表格，按刘大岱的要求填写了。
刘大岱也曾是我的中学同学，在校上学时不爱与同学合群活动，毕业后也没找事做，在学校放寒假期间我常见他到博山的西冶街上一些在北平上大学的学生家去玩，他给我的印象是好高骛远，自命不凡，无所事事。张子升报告的情况引起了我与蒋方宇的警觉。我想起了刘大岱在外地的哥哥刘大甫是给国民党做事的，他家里常有一些南京来客出入。有几次我在大街上碰到刘大岱时，他经常是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说一些不冷不热的话。记得我们编写街头壁报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影响时，他在西冶街头碰到我，曾经不冷不热地说： “看来你们的组织活动很活跃。这不过是纸上谈兵，空喊几句，这是吓不跑日本人的……”经张子升这么一说，我感到他已盯上了我们的组织活动。于是，我和蒋方宇表扬了张子升及时向组织作了汇报，并保护了民先组织的做法，并要他注意了解国民党CC组织在博山的活动情况。
我们感到了事情的复杂性，认为刘大岱拉拢张子升，有以此为突破口瓦解我们民先队组织的企图，从而破坏我们在博山的抗日救亡活动。为此，我与蒋方宇加强了对我们民先队员的教育，要求他们提高警惕，注意自己民先队员身份的保密，从而粉碎了国民党特务拉拢和瓦解我们民先队组织的阴谋，巩固了民先队组织。
这一事件，使我们进一步感受到有组织活动的重要性，有组织才有力量。我们博山民先队在北京民先队总部的指导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方向比较明确，并与全国的抗日救亡活动有了呼应。但同时，这一事件也使我们感到距离共产党的组织还是太远，我们多么想得到一种更直接、更有力的指导，干出～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这既是一种青年人的幼稚，也是一种青年人的热情，用“热血青年”来描述当时的我们，是真实的、准确的。
四、寻找共产党组织
不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当时社会上主要有两种思想情绪，一种是西安事变大快人心，主张杀蒋，以彻底解决，永断祸根；一种是反对张学良、杨虎城抓蒋介石，发动西安事变。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大义，不计十年血海深仇，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达到了停止内战、逼蒋抗日的目的，有力促进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战的历史性转变。
在博山，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反响，我们也努力借助这一有利形势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但在这时，我们与王克常失去了联系，通过王克常与北平民先队总部的联系也中断了。情急之时，我和蒋方宇想起了乔同恩曾说过，他有个燕京大学的同学叫杨明章，是乔同恩在济南上高中时的同学，与他常通信。乔同恩说他在给杨明章的信中曾经说过我们参加民先队组织和领导博山民先队活动的事，杨在给他的回信中也称赞过我们。我和蒋方宇找到乔同恩，请他给杨写信，我们认为这是当时与民先队总部重新取得联系的唯一希望。庆幸的是，时间不长，杨明章就回信说，与民先队总部取得联系的事已办妥。
更让我们高兴的是，北平民先队总部对我们博山的民先队组织很重视。1937年1月，我与蒋方宇所在的学校刚放寒假，北平民先队总部就派杨明章来博山对我们的工作进行巡视指导。杨明章到博山后，我和蒋方宇在城乡小学中联系了十几名民先队员，集合到城里报恩寺小学，请杨明章为我们作了一次抗日形势的报告。会后，由蒋方宇向杨明章汇报了我们加入民先队后进行的组织发展、办街头壁报宣传抗日救亡、组织小学教员开展索薪斗争和建立博山县教职员联合会等活动情况。杨明章听后非常高兴，鼓励我们要在开展斗争活动中不断发展壮大民先队组织，在全县城乡更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还根据博山民先队组织发展和活动情况，代表北平民先队总部批准我们建立博山县民先队，受北平民先队总部直接领导。他指定蒋方宇任队长，我任组织部长，李钊任宣传部长，乔同恩任训练部长，云亿祥任总务秘书，县队部办公地点设在报恩寺小学。
此时，在我和蒋方宇心里，还有一个更加强烈的愿望，就是想通过杨明章来巡视工作之际，请他帮助我们找到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党。为了进一步深谈，我、蒋方宇、乔同恩和杨明章四人便离开了学校，登上了座落在城边西南的凤凰山顶，找了一个向阳避风地方围坐起来，继续交谈国家兴亡之事，特别谈到了我们通过阅读进步书籍和民先队刊所获得的关于第三国际和共产党的消息。有些性急的蒋方宇即向杨明章提出了加入第三国际的要求，这使猝不及防的杨明章不禁一愣，猛地抬头看了蒋方宇一眼。蒋方宇接着又向他进一步说明了我们的观点、意愿和理想，主要就是想加入一个有系统的组织，更好地去进行救国救民的革命斗争。蒋方宇还直言不讳地问杨明章： “你是不是共产党？”急迫心情溢于言表。杨明章听后，很平静谦和地抬起头来看着我们说，“我不是，但我的很多朋友是共产党，我与他们联系联系再说吧。”我们听了感到很有希望，都一再表示请他务必帮助我们找到共产党，加入共产党。
杨明章来博山对我们工作巡视指导后，根据民先队总部的部署和要求，为进一步掀起抗日救亡活动高潮，揭露批判国民党的投降主义谬论，唤起民众觉悟，振奋民族精神，我们创办了油印的博山县民先队《队刊》。所刊载的主要内容多是转载民先队总部寄给我们的一些纲领性文件，以及民先队总部创办的机关报《民族解放》（其后又相继改为《解放之路》、 《一周间》、 《我们的队伍》、 《我们的生活》等名称）上所登载的一些文章，教育社会各界认清形势，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记得我们转载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对时局的宣言》，分期连载了《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须知》、《为扩大救亡力量论“抗日统一战线”（民先队总部决议）》等文件和有关文章，以及其它报刊上的重要新闻。尤其我们在《队刊》上先后转载民先队总部1936年2月16日发出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对时局的宣言》、1937年1月1日发出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告社会人士书》等重要文件与文章后，在博山县城乡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组织、宣传和发动群众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杨明章回北平后，我和蒋方宇就不断让乔同恩写信催问他联系的情况。起初，在给杨明章的信中是催他找“系统组织”，后来为了保密，就在信中把“系统组织”演化为“系桐先生”，明言直问杨明章“找到‘系桐先生’了没有？”到了这年清明，事情还没有着落。我们都等急了，便想去北平找杨明章。事有凑巧，蒋方宇在淄川的一个亲戚要到北平考学，出路费要蒋方宇陪着去。就这样，蒋方宇到北平燕京大学找到了杨明章，向他汇报了博山民先队的活动情况，并再次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要求。杨明章很严肃地对蒋方宇说，这个组织很严密，不容易找，仍要我们耐心等着。杨明章还指导蒋方宇在他宿舍里阅读了一些关于党的纲领性文件和秘密刊物。临别时，杨明章给了蒋方宇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著作，一本是油印的《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基本问题》的小册子，再三嘱咐蒋方宇，在路上一定要保存好，回博山后组织民先队的成员认真学习。民先队带领我们走上了革命道路，我们感到再也不是孤雁，感到了组织的温暖和力量。同时，我们也已经强烈感受到了民先队背后可望而暂不可及的共产党，期望找到她、加入她，成为这一时期我们心中最迫切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