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是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一方热土。从明清时代农民、矿工的起，到孙中山同盟会组织的民族民主革命，这里反帝反封建斗争始终没有息过。由于近现代工业比较发达，工人队伍的数量多，为中国共产党在．一地区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深厚的阶级基础，成为党早期开展工作的重地区之一。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是中国民族矛盾最为尖锐的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时期，更是我个人革命生涯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我终于找到、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坚定地、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之中。
一、博山光荣革命传统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
博山的革命传统派生于博山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历史。博山煤储量丰富，唐代就已经开采，宋金时期就已利用煤炭烧制瓷器，明末清，博山已产生了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业工场式矿井，形成了一称为“矿徒”的早期无产阶级的萌芽力量。因而博山早期反封建压迫的争，以煤炭行业最为突出。
据史料记载，从明朝开始，特别是万历年间，矿课（即矿税）已经为封建王朝重要的税收来源。不断加大的煤炭抽课，使不少矿商惨遭刑，矿夫的境遇就更加悲惨。明清时期，博山一带的矿工曾先后发生过冀周、李大可、王堂、姚世清等领导下的武装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明靖元年（公元1522年）王堂领导的矿工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在博山一带区发起，许多手工业者、商贩等纷纷加入斗争行列，起义队伍杀了巡，占领了博山城，并得到毗邻的淄川、莱芜、新泰等地贫苦农民的奋起应，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先后攻占了莱芜、新泰、临城、东昌、兖州等，后又由山东转战于江苏、安徽、河南、河北等地，延续了三年。尽管这次起义最终被明军镇压下去，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清朝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还发生了刘德培起义。这次起义在淄川东部山区的东坪举义，继而进占淄川县城，并于同年9月成立大汉政府。清朝政府曾先调遣青州、登州等地军队前来数次进行“围剿”，但都遭到失败。最后不得不派其王牌军僧格林沁所率的蒙古兵，这次起义于次年6月才被镇压下去。由此可见，自明朝中叶到清朝中期的300多年间，博山乃至整个淄博矿区已成形成一支以矿工为主的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入侵中国，使中国一步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1904年，德国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富饶的淄博煤田，先后在淄川、博山等地矿井采用机械进行生产煤炭，由此诞生了淄博近代产业工人。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德国侵占淄博一年后的1905年，淄川、博山一带的矿工、机器工已有4000余人。其后，随着胶济铁路、张博支线的开通，德国帝国主义开办的大型矿井逐年投产，工人队伍不断扩大。博山、淄川一带矿区及其他行业的工人，大多来自矿区与城区周边的贫困农民，基本是半工半农，阶级基础十分雄厚。当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传播到博山时，很快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社会各界的拥护。辛亥革命前后，早年留学日本的博山籍学生蒋洗凡，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组织领导的同盟会，后被选为同盟会全国总代表。他出任同盟会山东支部领导人后，很快回到家乡开展工作，宣传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发展会员并成立了同盟会在博山的组织，积极联络领导各界参加了辛亥革命和“讨袁”等斗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乘西方等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之际，对德、奥宣战，兵临山东夺取了德帝国主义在山东攫取的势力范围和特权，并将其扩大到博山。许多日商随即纷集于博山，在驻博山曰军武力要挟下，强行贱卖占地开矿，掠夺矿产资源。蒋洗凡联合地方各界人士与日本派驻博山的要员进行了坚决的抗争，保护了民众利益。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博山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掀开了新的一页。据有关史料记载，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后，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就派员来到博山、淄川矿区开展工作，散发《劳动周刊》，组织读报会，向工人群众介绍苏俄人民革命胜利后当家作主的情况，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们的斗争觉悟。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淄博矿区就进入了党的工作视野。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和中共济南小组的主要领导人王尽美、邓恩铭，北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部主任、中共北方区执委书记罗章龙等，来到淄博矿区开展工作，建立LU东矿业工会淄博部等工人组织。1923年11月，在党的三届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劳动运动进行方针议决案》中就特别指出：“山东之坊子、淄川、博山、峄县等处矿工，山东同志应把它和津浦胶济路工人运动同时并重。” 到1924年6月，中共淄博支部建立，在博山、淄川等地的矿工中物色培养发展了9名党员。
中共淄博支部建立后，领导了一系列的工人运动，在工人中建立了“学艺研究社”，组织起来反对中日资本家裁员减薪，大长了矿区工人的志气。在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后，孙中山在北上途中委任王尽美等人在济南成立山东国民会议促成会，王尽美很快来到搏山联络社会各界成立了淄博国民会议促成会，深入沙子顶、西河等地的矿井，向工人们宣传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有力推动了博山、淄川等地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淄博支部在博山、淄川的矿区、城镇和许多乡村开展工作，形成生气勃勃的大革命的声势，得到了党中央高度的赞扬与重视。1926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大会秘书长刘少奇在报告中讲到全国各地工人组织的情况时特别指出： ““…．焦作、淄博有工会小组，以淄博煤矿工人为好。”在同年7月召开的中共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通过的《职工运动议案》中也特别指出：“过去矿工运动，除安源已被推毁一时无法恢复外，只有开滦、淄川、博山……等处有过相当的组织，以后应继续这些地方的矿工运动。”1926年11月，由中共山东区委领导的中共博山小组建立，根据中共山东区委要求开办了博山集成石印局，成为中共山东区委的秘密印刷机关，先后印发了山东区委主办的《红星》和区委为教育培训党员用的《无产政党之建设》、《党的组织与训练问题》、《党内课本》、《共产主义abc》等党刊、书籍和有关文件与宣传品。
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叛变革命后，中共山东区委派员来博山建立了中共博山支部，隶属中共张店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下辖四个党小组，共21名党员。同年8月后，中共博山支部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山东省委指示，把党的工作转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先后在博山东部山区等地开办了农民夜校、烟柳宅阅书社，有的地方还建立了农民协会，开展了组织贫苦农民学文化，宣传党的实行土地革命斗争的方针政策，为有一定文化的农民提供进步书籍和报刊，革除盘剥愚弄农民的陈规1日俗，组织群众整修年久失修的道路桥涵，深得广大农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使共产党组织在这些地方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后，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势力伸入山东，相继派出大批嫡系人员到各地建立县党部党务整理委员会，加强特务组织，大肆破坏共产党组织，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实行白色恐怖。而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革命意志薄弱者，经不起严酷斗争的考验，有的退党，有的脱党，有的甚至叛党充当了国民党的鹰犬，对共产党组织造成极大的危害。中共博山支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国民党县党部的追查、抓捕和叛徒的告密出卖下，有的被捕入狱，有的被迫背井离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930年6月，省委派精干人员来博山工作，建立了中共博山特支，但终因白色恐怖而难以立足。特别是1933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近三年之久，1933年10月由共产党员张天民等建立的中共淄博特支，也难以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被迫中断活动。
由于这些原因，我和蒋方宇一直未能找到党组织。“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在黑暗中始终坚持着对革命的追求与探索。
一、加入中国共产党和重建博山特别支部
1937年4月，蒋方宇从北京杨明章处回来，我们感到有了找到共产党的一线希望。此后，我们就不断写信给杨明章，询问他代我们寻找共产党组织的情况。在我们不断地催促中，期盼已久的好消息终于来了。
1937年5月末，北平民先队总部派巡视员杨明章到博山来。为避免意外，行前杨明章发电报给他的老同学乔同恩，由乔同恩一人晚上去火车站接他。第二天一早，我和蒋方宇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早早来到事先说定的见面地点宁康医院。过了一会，乔同恩带着杨明章来了。杨明章很郑重地对我们说，“我已经将你们的要求和你们开展工作的情况，向共产党组织的人作了转达和介绍，共产党组织已确定派人来与你们联系。规定的接头时间、地点、方法、暗语和标志，我已向乔同恩一一讲了，由他与共产党派来联络的人接头，你们两个听他的通知。”杨明章向我们讲完了这件事的安排后，还向我们谈了他去过延安，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情景，以及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1937年6月1日上午9点多，也就是杨明章走后两三天的样子，蒋方宇兴冲冲找到我，非常高兴地说， “‘系桐’来人了！在乔同恩家，他要我们赶快去。”我立即起身同蒋方宇一起到了乔同恩家。一进门，看到一个衣着很土气的陌生人坐在那里，乔同恩把我们两个分别向他作了介绍后，他起身很温和笑着说， “我就是‘系桐先生’。”这一下子缓解了我们的紧张，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系桐先生”随即对我们在博山的活动赞扬了一番。我们感到在乔同恩家里来往人多、比较乱，不方便谈这样事，于是就与“系桐先生”一起到了城南孝妇河西岸，走进古木参天蔽日的李家林。李家林是一片墓地，阴森森的，极少有人来，我们四人钻进了李家林的深处，看到一座墓前有个石供桌，便围坐下来。乔同恩先向“系桐先]生”汇报了我们参加民先队组织以来的活动情况，我和蒋方宇都表达了我们找不到党组织的苦闷心情和想加入党组织的心愿。
听完后，“系桐先生”非常高兴地点了点头，再次表扬了我们积极发动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和工作。随即，他非常严肃地向我们讲了一番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革命道理。首先，他讲了党的路线问题。“系桐先生”说，党的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意义非常重大，是我们今后开展工作的遵循，谁要背离了谁就会犯错误，甚至对革命造成危害。他特别向我们讲述了党的历史上的历次路线斗争，尤其详细讲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对革命斗争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其次，“系桐先生”讲述了蒋介石国民党不顾民族危亡，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连续发动五次围剿的情况，以及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和红军的长征。最后， “系桐先生”向我们讲述了党发表的八一宣言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以及当前全国抗日形势与我们党的任务。我们三个都被他那系统的革命理论迷住了，全神贯注地听着他那滔滔不绝的讲演。现在回想起来，这应是我们上的第一次党课，教我至今难忘。
“系桐先生”讲完后，庄重地向我们宣布：“你们自觉地研读革命理论书刊，追求革命真理，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令人钦佩。今天，我代表党组织发展你们三人为中国共产党员。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同志了。”他伸出手来，和我们一一握手。我们都紧紧握住“系桐先生”的手，激动万分。接着，“系桐先生”又郑重宣布了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博山特别支部，乔同恩任书记，蒋方宇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为了
让我们能够按照党的路线和任务要求更好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系桐先生”随即带领我们开了博山特别支部的第一次会议，与我们一起讨论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决定继续发展壮大民先队伍，积极稳妥地发展党员，进一步领导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会议结束时，“系桐先生”向我们说出了他的真实姓名，他叫鹿省三。会后，我们三人和鹿省三一起去石蛤蟆饭店吃午饭，不想碰上了几个熟人，问我们带的是什么人？为保密和防止意外，蒋方宇机智地应答道： “这是我们的朋友张守仁先生！”以后我们对他也就这样称呼起来。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革命生涯的重要历程，从此我坚定地抱定一个信念，为工农劳苦大众谋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与此同时，中共博山特别支部在与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组织与党内错误理论主张的斗争中得到逐步发展、巩固，这标志着博山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统一的组织领导，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与党内托派主张进行斗争
事情总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共博山特别支部建立后不久，便出现了“托派”的问题，并且问题出在担任支部书记的乔同恩身上。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托派在山东不仅有着秘密的组织系统，并有着一系列的秘密组织发展和反对共产党的活动。博山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出现了托派活动，是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博山籍学生、该校托派组织主要成员梁公衡所为。梁公衡是在曲阜省立第二师范读书期间加入托派组织的，曾被选为第二师范托派组织代表赴济南参加托派山东省委成立会议，其后便先后到北京、上海等地参加托派组织工作。1935年冬回家期间，因感冒住院，与患肺结核住院的乔同恩碰到了一起。在中共山东省委派鹿省三发展我们为党员时，乔同恩在梁公衡的宣传、说教下，已经加入了托派组织，梁公衡定期给他寄发托派中央办的《斗争》报。但乔同恩却从未向我们透露这一情况，却与我们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没几天，乔同恩像往常一样来到我们的活动联系点宁康医院，以讨论问题的方式，向我和蒋方宇宣传托派的错误理论，企图拉拢我们参加托派组织。当时，共产党称作第三国际组织，托派则自称为第四国际组织。这天，乔同恩像是有了重大新发现的样子对我们说， “现在又有第四国际了，我们颜山中学的同学梁公衡就是第四国际的。”他说，梁公衡说，斯大林党、毛泽东派都叛变了列宁，宣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阶级投降，是二重革命。国民党在十几年内战中是我们的仇人，与他们合作是出卖革命，是出卖原则。保卫祖国的口号是反动的，列宁是反对的。北平的学生运动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运动……乔同恩滔滔不绝地重复着梁公衡的托派理论，并对我俩说， “我同意梁公衡的这些理论，我们要加入一个最先进、最革命的组织，这是一个青年人政治上一辈子的大事，我认为第四国际是现在最新革命的一个派别。”
听着乔同恩宣传的这套理论，我和蒋方宇开始很摸不着头脑，因为咋一听他革命得很，开口列宁，闭口无产阶级的。我在追求革命之始就研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理论的书，特别是在入党前后，我与蒋方宇研读了他从北平杨明章处带来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论述与纲领，认为乔同恩讲的这些托派理论，听起来很革命，却很不实际。特别是想到我们刚刚加入早已向往的中国共产党，马上又要去追求什么新理论，是错误的，是非组织的行为。于是我对乔同恩说，理论讲得再革命再好听，派别再新，不能救国救民，就有负我们追求革命的初衷。对这样的理论我不赞成，也不加入这样的派别。
听得早已不耐烦的蒋方宇，见我对乔同恩宣传这一套作出明确反对后，即毫不客气地向乔同恩反问道， “第四国际的理论先进，将来要是出了第五国际怎么办？再去加入第五国际？”又说， “他们的理论是很厉害，可就是不谈抗日，难道当了亡国奴再闹革命？”乔同恩见我们两人都反对托派这套理论主张，想为他自己宣传的托派理论作些辩解，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很是尴尬，便强作了个笑脸说，研究研究嘛。乔同恩就这样暂时避开了我的反对，回避了方宇的追问而结束了这次所谓讨论。
然而，没过两天，乔同恩又把我和方字约到他家里，他很有些得意样子拿出了梁公衡从南方给他寄来的12份《斗争》小报给我们看。在红色“斗争”的报头下，我看到了印有“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会机关报”的字样。我记得鲁迅在逝世前写的答托派信，就是反驳这个小报的理论主张。乔同恩一张一张翻着报纸和我们一起看，对报上登载的内容进行介绍。有一张刊有托洛斯基的照片，文字说明是“托洛斯基同志到墨西哥”，乔同恩即对我和方宇说，“哟！人家称托洛斯基是同志！”翻到另一张，乔同恩要我们看他指着的两篇短文，其中一篇是骂胡适是资产阶级的狗；另一篇是指责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不外乎是鸡蛋碰石头，要将中国革命完全葬送。总之，是用“左”的口号反对抗日，反对共产党与蒋介石国民党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
这时，我才看透乔同恩已经完全迷上了托派的这套错误理论，这是我和蒋方宇谁都没想到的。为了深入了解和批驳托派理论，我提出把这12份报纸分开，大家交替着都看一遍再说。约一两天后，我和方宇把这12份小报仔细看了一遍，商定到乔同恩家找他辩论。心直口快的蒋方宇一进门就与乔同恩面对面展开了舌战。记得方宇说， “托派骂胡适是资产阶级的狗，这与我们宣传起来抗日关系不大，他们怎么骂，我们不管。但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是鸡蛋碰石头，要把中国革命完全葬送，这是什么论调？这完全是怕死鬼、卖国贼、汉奸的论调！怕死能革命吗？不抗日救国算什么革命？共产党主张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就是革命。现在全国人民都响应共产党号召团结一致起来抗日，中国革命不仅没有葬送，反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我看不抗日才会完全葬送中国的革命。”乔同恩也毫不让步，猛地站起来质问蒋方宇说，“国民党蒋介石叛变革命十年，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这能说不是我们的敌人吗？与他合作抗日难道不是向自己的阶级敌人投降吗？武装精良的国民党军都抵挡不住日军，红军力量小，武器装备又差，与日军作战不是鸡蛋碰石头又是什么？”这时候，我也站了起来，对乔同恩的所言进行了反驳，我说， “国民党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十年来确实与我们为敌，杀害了难以数计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但在外敌不断加剧入侵，民族深陷危亡之秋的严峻情况下，共产党不计十年血海深仇，以国家利益为重，实行两党合作团结全国人民一道抗战，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怎是阶级投降呢？红军力量确实小，但全国上下都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团结起来共同抗战，红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支援下，优生力量源源不断输送到红军中，将使红军迅速得到发展壮大，这怎能说是鸡蛋碰石头呢？这又怎能说是要将中国革命完全葬送呢？”
看到我们俩意见一致，乔同恩一面承认不抗日是不对的，一面继续为托派的理论与主张辩解，结果与我们激烈争论起来，争得面红耳赤，动了感情。蒋方宇拍着桌子对乔同恩吼道，“二重革命我不懂，但有一条，不抗日我不干！咱们不能当汉奸！不能当亡国奴！”乔同恩看到蒋方宇这般架势，便缓和下来说， “学习嘛，探讨真理。”尽管我们都很年轻气盛，但还是懂得事情的轻重缓急。我与方宇想到我们刚加入党组织，为了今后在一起开展党的工作，不能闹得太僵，也就顺势给了他一个面子，这次激烈的争论即以暂时表面上的和解而结束。
事后，我分析乔同恩刚刚加入党组织、当了特支书记后就一反常态，大肆向我和方宇宣传托派的错误理论，决不是偶然的。他给我们看的那12份《斗争》小报，是他前年冬天在医院与梁公衡结识后，梁公衡去南方从事托派组织活动期间按期分别给他寄来的，这样看来，他接受托派的错误理论主张已有一年多了。以前，在我们开展的一些群众活动中，他总是当众提出一些“左”得吓人的口号，与我们宣传的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相背离。那时，我和方宇总认为他是个人英雄主义，好表现自己，对他进行了一些批评。此时，我们意识到，他不仅是迷上了托派的那套错误的理论，恐他早已加入了托派组织，否则梁公衡不会给他每期寄托派的中央机关报的。为此，我与方宇讨论了与乔同恩的分歧问题，认为乔同恩向我们大肆散布托派的错误理论，动摇我们党的立场，拉我们加入托派组织，是非组织的行为，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从此，我们在开展党的工作中，对他的托派言论不断进行着坚决斗争，努力保证党组织的健康发展。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大敌当前，我们中共博山特支几个人都暂且放弃了分歧意见，一起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中。
附《中共博山特别支部建立前后》pdf电子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