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面侵华战争。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迅即掀起抗日救亡、支援前线热潮。为了加强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党中央决定中共山东省委由黎、林浩、张霖之组成，黎玉任书记，张霖之任组织部长，林浩任宣传部，景晓村任秘书长。新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义和组织抗日武装队伍的10条纲领，主要内容是：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武，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都应速行动起来，积极参加组织抗日武装；发动抗曰武装起义的时机应选择韩复榘部溃逃、日军尚未到达或立足未稳之时；起义部队可采用“山东民抗日救国军”或“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名义，号召广大青年、工、农民、知识分子参加；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扩大抗日民族一战线，收容溃散的国民党官兵参加起义；用“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口号筹集抗日经费和枪支弹药等。我们中共博山支（后为博山工委）在省委直接领导下，积极贯彻党的抗日主张，领导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为组织发动武装抗日斗争，从思想上、组织打下了重要基础。
一、国共两党在博山的斗争
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我们中共博山特支决定首先深入到博山广大的镇乡村中，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大宣传，把群众引导到抗日的道路上来。们以洗凡中学部分学生为主组织了一支抗日救亡宣传队，派民先队员、原颜山中学学生李镇带队，以民先队员为骨干，先后在城区街头和深入到农村进行宣传。他们每到一地，就向群众进行抗日演讲，演唱抗日歌曲，演出一些短小精悍的街头剧、活报剧等，并带领观看他们节目的群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抗日救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等抗日口号，激发群众抗日热情。他们还在城乡的大街要道张贴抗日标语，号召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所到之处，使我们党的抗日主张进一步深入人心，群众的抗日热情很快高涨起来。我和蒋方宇还通过全县各地小学教员每月进城到县教育科领月薪的机会，对那些已加入民先组织和追求进步、积极抗日的小学教员，要求他们在小学教唱抗日歌曲，组织歌咏比赛。特别是农村的一些小学，在组织开展这类活动时，与下乡的宣传队相呼应，有力推进了对农村的抗日宣传，使许多冷清偏僻的山村在抗日救亡的呼声中活跃起来，为我们以后开辟农村的抗日工作打下了一定的群众思想基础。
我们中共博山特支领导的抗日救国活动在博山城乡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博山县政府的不安。为了限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县长王荫桂亲自召集各界代表开会，包括社会上有一定名望人士，也通知我们共产党参加会议。我是博山特支的宣传委员，便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王荫桂在会上说了很多，如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是好的，组织群众支援抗战也是必要的，但要由县政府统一组织进行，不准随便乱来。王荫桂的所谓“乱来”，主要是指我们中共博山特支组织领导的抗日活动，惧怕高涨的群众抗日热情使共产党获得更多的支持，希冀以国民党政府的正统地位，限制共产党的活动。我们特支识破并揭穿了王荫桂压制共产党活动和群众抗日热情的阴谋，在会后继续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活动。国民党县政府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王荫桂打着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的旗号组织“博山县抗敌后援会”。“抗敌后援会”以商会的名义组织，各界官办和私营企业参与，而我的父亲张耀泰当时是博山县商会副会长，于是便被国民党县政府推举出任博山“抗敌后援会”的主任。其实这正是王荫桂的阴谋，他企图利用我们父子同台“打擂”，让我父亲以家长的身份来压制我，从而阻止并控制博山县的抗日活动。我们特支对国民党县政府施出的这一阴招进行了研究，决定利用这一机会，把“抗敌后援会”变为能得到社会各界支持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组织。
1937年8月7日，我们中共博山特支起草了一份抗日建议书，其核心内容是积极组织民众进行抗日，开仓济贫，让博山商会募集4万斤粮食救济贫苦的工农民众，增加政府抗日的影响，发动更多的民众加入抗日活动，成为抗日的积极分子。建议书写好后，我和蒋方宇四处征集签名，当时博山教育界比较有名望的绅士孟秀章、李式如以及许多小学校长、社会名流等100多人在建议书上签了名，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影响。尔后，我和蒋方宇等人拿着签好名的建议书来到国民党县政府请愿，强烈要求召开博山县商会要员会议。国民党县政府无法拒绝，被迫召开了会议。我在这次会议上代表共产党方面发言，宣读建议书，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父亲也参加了会议。他听了我的发言后，把脸一沉，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小孩子，懂什么抗日，完全是胡闹！”我说：“这不是家庭会议，我们也不是小孩子。我是代表建议书上100多个人的意见。”于是，我继续列举了日本侵略军的暴行，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切爱国志士都要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父亲理屈，弄了个面红耳赤，下不了台，便倚老卖老的斥责我，毫不讲理，我也寸步不让。商会的要员们见我们父子俩争执不下，便劝我父亲走开。事实上，我们的建议书不但有理有据，而且有社会基础，最后国民党县政府和博山商会不得不答应了建议书上募粮济贫的条件。这次斗争的胜利大大促进了各阶层联合抗日。国民党看到自己的阴谋落空，对“抗敌后援会”也不那么积极了。
在这一时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还派了中统特务刘大甫来博由领导县党部的工作。刘大甫来后，与其弟、国民党博山三青团负责人刘大岱串通起来，在博山的教员和中学生中积极发展三青团员，并扩大其外围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抗敌同志协会，极力阻挠破坏我们中共博山特支的抗日活动。为了掌握刘大甫、刘大岱的活动情况，博山特支利用民先队员李钊和刘大岱的同学关系，侦探了解情况；而刘大甫、刘大岱也想通过李钊把团结在博山特支周围的小学教员、学生等青年人拉到他们的一边。刘大岱威胁李钊说： “你告诉乔同恩、蒋方宇、张敬焘，如果他们要进行抗日活动，必须统一在我们的领导之下，不这样，就不准进行抗日宣传，不准到处活动。我是博山三青团的负责人，蒋委员长有命令，一切抗日活动必须统一在国民党领导之下进行。”他们到处向群众散布张敬焘、蒋方宇是共产党，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要抓张敬焘、蒋方宇等人，威胁抗日群众不要接近我们。对此，我们早有准备，也加强了群众工作，用国民党博山县政府不抗日的大量事实，揭露他们以假抗日蒙骗群众，实际采取不抗日、真反共的面目。经过多方面的思想工作，特别是以我们共产党人为群众解决生活困难，争取更多的人走出家门参加实际抗日行动的做法，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团结了各阶层人士，一些曾经被他们欺骗的青年都觉悟起来，积极向我们这边靠拢。李仁甫的转变就是典型一例。李仁甫是博山第一短期小学的教员，被刘大甫、刘大岱的假抗日宣传所蒙骗，参加了三青团的外围组织并成为其在短期小学教员中活动的骨干。我利用和李仁甫都是短期小学教员的关系，不断向他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抵抗政策，终于使他思想有了转变，后来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通过工作，我们将一些误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抗敌同志协会的青年拉了出来，加入了民先队，使民先队在博山城乡小学教员和博山洗凡中学学生中有了很快的发展。
夏秋之际，我和蒋方宇来到博山七区小口头村进行抗日宣传。小口头村地处博山最东部山区的淄河东岸，是我发展的党员张子升的家乡。张子升是镇上短期小学的教员，他的父亲、叔父和兄弟姐妹思想比较进步，后来都参加了革命。来到小口头村，天气正热，我们就在张子升家的场院上开展抗日宣传，蒋方宇学过京剧又会拉胡琴，很快聚集了群众，我和蒋方宇就趁机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发动群众。在小口头村的几天，经张子升介绍，我们发展了村上的抗日积极分子董日升、张福堂、张香圃3人为共产党员，后来又发展了一些党员。1937年10月，我们在小口头村成立了博山农村第一个党支部，由董日升任支部书记。小口头村成为群众基础最好、骨干力量较强的一个点，后来成为我们建立博山抗日根据地的依托。12月下旬，日军进攻到山东境内并轰炸济南。消息传开，全城震动，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学校停课，物价猛涨，人心惶惶，一片动乱景象。博山全城炉业（玻璃品制造业）工人陷入失业状态，生活无着，群情激愤。我们抓住这一时机，组织博山城里的全体民先队员和在民先队影响下的一部分小学教员及中学生，分两路在城内进行了一次突击性大宣传。一路由乔同恩和蒋方宇带领，一路由我带领，以西城为重点，沿街集会演说，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揭露日军侵华罪行，指出只有团结起来抗日才有生路。通过这次突击宣传，大大激发了炉业工人的抗日情绪，更深入地发动了群众。在这次宣传中，由于乔同恩在宣传中说了一句“粮店有粮为什么不卖？再不卖我们就抢！”国民党就以此为把柄，大肆造谣说共产党要发动抢粮搞暴乱。县长王荫桂指令博山县联庄会大队长徐化鲁把我们抓起来。幸亏徐化鲁具有抗日思想，与我党有一定联系。当他正在考虑如何处理这件事时，恰巧我党作西北军兵运工作的崔介同志来找他。交谈中徐化鲁向崔介透露了王荫桂要他抓我们的消息。崔介同志说，这几个是人是共产党，你不能抓，要暗中保护他们。于是，徐化鲁不但没有抓我们，反而把国民党兰衣社山东领导人秦启荣派到博山的李南山抓了起来。原来，蒋介石打算趁曰军进占山东另组织部队取代韩复榘的统治，秦启荣就是奉命派李南山到博山组织部队的。韩复榘对此非常恼火，便命令博山县县长王荫桂把李南山抓了起来。秦启荣得知后通过省党部通融放人时，王荫桂已奉韩复榘命令将李南山枪决了。这转移了王荫桂的视线，其抓捕我们、破坏我党领导抗日的阴谋也遭到了破产。
二、初建抗日武装
1937年初深秋，日军进逼黄河北岸，山东形势十分紧张，组织队伍武装起来抗日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10月初，山东省委派林浩同志带领张文通、杨涤生同志来到博山。林浩同志主持召开了三天会议，传达了北方局关于“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指示和省委分区发动起义的决定，着重研究部署了如何组织抗日武装的问题。我和乔同恩、蒋方宇参加了会议，我们根据林浩同志的要求和当地的情况，提出在一个月内把部队组织起来。林浩同志说： “一个月时间太长了，要在二十天内完成你们组织武装的计划。”他停了一下，用肯定的语气说：“估计二十天左右，日本鬼子就会打来！”会议确定了抗日武装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或“第六军”的番号，代号为“齐游之”。会上，林浩同志还宣布了山东省委关于建立鲁东工委的决定，宣布了鲁东工委的组成，鹿省三为书记，张文通为组织部长，杨涤生为宣传部长，同时宣布了中共博山特支改称中共博山工作委员会（简称博山工委），乔同恩任书记，蒋方宇任组织委员，张敬焘任宣传委员，隶属鲁东工委领导。
鲁东工委会议后，我们深感形势的紧迫和组织起义任务的艰巨。经过这段时间的工作，我们扩大了组织，已经发展了党员20多人，民先队员30多人，有了一定的骨干力量，但还很不足，尤其是没有武器枪支。博山工委立即分了工，蒋方宇负责在城里组织武装人员、收集枪枝，我负责到农村进一步发动群众，并安排武装起义的问题。当时，我们确定了两个武装起义的集结地点。一个是博山七区的大、小口头村，另一个是李家镇。大、小口头村作为第一个武装起义的集结地点，是因为这里群众基础好，可靠。小口头村是我们农村党组织发展的重点，有党支部的领导，很快便积极行动起来；大口头的邻村前怀村有从济南乡师回来的学生党员孙伏武，是根据我们工委的决定提前回家去组织游击队等待我们到来。李家镇是博山东部山区的一个较大的集市，这一带的农民大多数是会道门组织“黄沙会”道徒，道首叫吴鼎章，富农出身，当过土匪，会双手打枪，阎锡山、冯玉祥倒蒋时，他曾响应带领道徒打到博山城边，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之前，我发展的共产党员张子升在这个镇上任短期小学教员，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我们博山工委派他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张子升首先在感情上与吴鼎章交朋友并取得他的信任，利用其道会门的群众基础，对吴做工作。张子升把宣传平型关大捷的一个捷报创刊给吴看，吴夸赞“八路军好”。后来，我们研究决定把吴作为争取的对象，蒋方宇专程去李家镇由张子升陪同拜访了吴。在反复的宣传教育下，吴的思想有了很大进步，为表示其抗日的决心，他戒了酒和鸦片烟，穿上了破棉衣，表示愿意共同抗日。张子升进一步向他公开了身份，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介绍八路军的情况。吴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共同组织抗日游击队。因而此时我们将李家镇作为又一个武装起义的集结地点。
12月23日济南失守，25日日军占领周村。每当夜深人静，远方的炮声不断在博山城的上空滚荡，战争阴云笼罩着博山城。有办法的人家已躲到了乡下，留在城里的人紧闭门户止步不出。韩复榘第三路军的败兵，一批又一批向南溃退。博山县的国民党要员早已溜出城去，我们便加快了组织武装的步伐。留在城里的蒋方宇同志，很快把党员、民先队员集中到怡园小学，待机行动，并研究分两批撤退到农村去组织武装。第一批30多人，由乔同恩带领。第二批14人，其中有鲁东工委杨涤生、省委交通员王纪武和蒋方宇。他们晚走的目的是为了在城里搞枪。
我在日军侵占博山前几天只身先到了口头村，落实集结地点以便提前作好集结队伍的安排。不料，孙伏武说口头村的道会门头子孙传太十分反动，这里不能作为武装起义的地点，于是我连夜赶到李家镇做了安排。第牛天，我们把按照原定计划到达口头村的第一批人转到了李家镇。而蒋方宇带领的第二批人，撤离时日军已经距离博山城很近了。他们在八陡镇与审军遭遇，一行人迂回辗转，到新年晚上才赶到李家镇。
第二批人中的李镇同志，也是博山最早的民先队员之一。在八陡镇与日寇遭遇的那天晚上，李镇就地卧在一座桥下。日军过去后，他听到马路上有马啼声，偷偷望去，见到一个国民党溃兵走来，身上背着一枝马枪，手里牵着一匹马，马背上还驮着一挺机枪。李镇立即站起来上前探问。这人叫王先禄，是韩复榘第三路军的一个班长。李镇便告诉他说：“日本鬼子占领了博山城，并且已迂回到八陡镇，刚刚过去。”王听了非常惊慌，李镇就动员他留下一起参加抗日。王当时没有其他选择，就同意了。于是，他们把枪埋到一个教堂内的煤堆里，把马放摔，一同赶到了李家镇。李镇向我们汇报了这个情况，我们听说有机枪，都十分高兴，当时缺的就是武器啊！我们当夜就派李镇和王先禄带领五、六个人回教堂去取枪。取枪时碰到了神父的无理阻拦，李镇等人用武力威吓，才把枪取回。机枪到手后，我们选拔了蒋亭、李镇等几个身强力壮的同志组成了机枪班，王先禄当了班长。这个机枪班成为我们的骨干力量。
到了李家镇后，我们与吴鼎章接上头，很快就组织起几十个人。1938年1月上旬，我们正式编成“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吴鼎章任司令员，王继武任参谋长，蒋方宇和我分别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当时我们也不懂得军事编制，在司令部直接领导下设了两个中队。吴鼎章为了控制部队，派他的两个亲信当中队长，这两个家伙都是非常坏的兵痞，而当时我们缺乏经验，没有与吴力争，每个中队我们只派了一个指导员，实际的军队领导权就落到了吴鼎章手里。部队诞生不到十天，我们就打着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大旗，从李家镇开赴口头村。一路上，群众听说我们是抗日的队伍，纷纷跑来参军，当时简单得很，想参加抗日跟上队伍就走。到口头村时，部队就增加到一百多人，我们遂又编了第三中队。部队组成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扩大部队，搜集民间枪枝。我们侦知在西河镇桃花峪开办煤矿的悦升公司有枪枝，而且无守备力量。1月中旬的一天夜间，我们突然袭击了悦升公司，包围了经理部，抓住了他们的经理，收缴了他们护矿的全部枪枝。回来路经黑山后时，又搞到了国民党第三路军丢弃的一门迫击炮。同志们扛着收缴的枪炮，充满着胜利的喜悦，转到岱庄住下来。
我们撤走后，悦升公司的经理就报告了驻博山的日本鬼子。第二天拂晓，敌人从博山城出动，占据了离岱庄五里路的岳家庄，与我们对峙起来。同志们听说鬼子来了，毫不畏惧，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准备给鬼子以迎头痛击。但狡猾的鬼子因为摸不清我们的实力，龟缩在岳家庄，只打枪，不出击。我们见敌人不出来，中午即主动撤出战斗，从岱庄向南经过郭庄，爬过大葛巴岭，经池上村回到了李家镇。这天已是旧历年除夕了，在群众欢度春节的鞭炮声中，我们和当地群众一起用战斗的胜利辞去了旧岁，迎来了新的战斗的一年。这次我们虽然没有同鬼子短兵相接的战斗，却给整个博山地区的人民以很大的鼓舞，从城里的街头巷尾，到山区的穷乡僻壤，群众纷纷传说八路军“第五军”在岱庄的山上和鬼子对着打了一天一夜，打得鬼子龟缩在岳家庄不敢露头，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年初一，我从李家镇来到四区的下结老峪村，见到了张希周同志，经他介绍认识了松仙岭苗心田同志（后改名夏新生），在他的陪同下到芦牙店认识了孟飞同志，在他们二人带领下去蒙阴八区水磨头鲁村一带，通过关系，拉来一支部队，编为四大队，驻进羊峪村，并派党员张希周任大队长，我们的本意是想自己控制这支部队。春节后，为了进一步扩大队伍，我们从李家镇转移到四区夏庄一带，司令部住在瓦峪村一个姓谢的地主家。这家地主为了让部队保护他的家业，极力讨好吴鼎章，每曰酒肉招待，还暗地里引诱吴重新吸上了鸦片烟。吴从此一天天的变坏，恢复了他的土匪本性，开始与我们疏远，部队也不听我们的招呼了。而新编的四大队，原来也是蒙阴八区的一些土匪，其中不少人与吴鼎章认识，很快便沆瀣一气，抱成一团了。以后临朐的土匪头子伊来灏（此人后来投降日军，当了博山县伪军大队长）也来与吴鼎章挂上了钩，秦启荣也派人到瓦峪与吴鼎章暗中勾结。我们深深感到不直接掌握部队，只靠政治部做做思想工作是不行的。
艰苦的斗争考验着我们。从城里出来的人中有些缺乏艰苦的思想准备，经不起斗争的磨炼，开始动摇了，有的经常叫苦连天，有的开小差跑回城里。乔同恩喜欢从城里一起参加革命的女党员王秀珍，由于怀疑王与其同事的一个男同志有暖昧关系，竞开枪打死了那个男同志。吴鼎章即借此打击我们，说喝墨水、耍嘴皮的人成不了大事，他大骂乔同恩，声言要枪毙他。有一天，吴鼎章向我们提出要攻打比较富裕的郭庄，为部队搞给养。我们竭力劝阻，但他置之不理，背着我们在一天早上带着部队突然包围进攻郭庄。由于打得不顺利，打了好几天才攻进去。打进郭庄后，吴鼎章匪性大发，疯狂对群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了大罪，这也标志着吴鼎章的部队已经堕落为土匪流寇。吴鼎章占领郭庄后，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便派人与吴谈判，不久便委任吴为国民党别动队第十六梯队司令，国民党博山县书记长顾新三随即打入了这个部队，彻底控制了吴鼎章。
吴鼎章的叛变，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抗日武装必须直接掌握在党的手中，建立党的绝对领导。由于我们对吴鼎章这样历史复杂的人缺乏警惕性，没有掌握部队的领导权，党的组织在部队中没有扎根，使吴控制了部队，把我们从部队中排挤出来，这是一条深刻的教训。
三、为组织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1938年1月1日，我党领导下的徂徕山起义取得胜利，成立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1938年1月初，我们从博山城撤到李家镇后，山东省委派魏思文同志来宣布博山工委改为博山县委的决定。这时我们已经认识到，要领导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必须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组织建立并扩大自己的队伍。受到徂徕山起义胜利的鼓舞，春节后，我们县委决定，吴鼎章的这支部队由蒋方宇和王纪武同志负责，由我去博山四区的五福峪村找徐化鲁和郑兴，与他们商量再另组织一支抗日武装部队。
徐化鲁原是冯玉祥部下，曾在冯玉祥部队担任过少校营长，抗日战争前被委派为国民党博山县政府联庄会训练大队长，专门训练乡村壮丁。几年来，经他训练的青壮年遍布全县各个乡村，通过他组织部队，是有基础的。徐化鲁具有抗日思想和正义感，与党有一定的联系。如前所述，他与我党派到西北军做兵运工作的崔介同志关系很好，在崔的暗示下曾暗中保护过我们。郑兴则在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当过军官，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从东北回到了家乡，他不仅具有抗日思想，还有一定的活动能力。
我找到徐化鲁和郑兴后，根据县委的决定，向他们介绍了党的抗日主张，动员他们同我们一起组织抗日武装，并直接提出要由共产党来领导。这时，省委介绍来帮助我们进行发动部队工作的谭克平也来到博山的五福峪村。谭克平是博山七区大口头人，大革命时参加党，后被捕叛变，当了国民党济南反省院的教员。敌人进占济南前，他又找到省委要求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工作，省委介绍回到博山县帮助组织抗日武装。乔同恩把他介绍给我，只讲谭是省委介绍来的（谭后来为党作了一些工作，在马鞍山战斗中牺牲）。后来，我与谭一起多次做徐化鲁和郑兴的工作，徐、郑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决定建立一支由党领导的抗日部队。
春节后，徐化鲁和郑兴把组织起来的部队带到莱芜县常庄一带集合，为了区别于吴鼎章的第五军，我们使用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的番号，这支部队编为第一大队，徐化鲁任大队长，郑兴任参谋长，谭克平任政治部主任，我任副主任。大队部驻到了响水湾村的三官庙小学。在当地群众支持下，部队很快发展到200多人。为了把部队切实掌握在党的手中，我动员部分党员和民先队员也参加了这支部队，有的担任指导员，有的担任班长。其中博山七区小口头村和东庄有党的基础，把那里一部分党员调进部队成立了一个班。不久，池上村爱国人士鹿墨林和他儿子鹿清津带领三十多人也来参加了我们的部队。到三月间，部队发展到三百多人，在徐化鲁的指挥下，开展了军事训练。嘹亮的抗日战歌，震彻山谷的冲杀声，使整个山村充满了战斗的朝气。经过训练，部队学会了一些战术和军事技术，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我还与蒋方宇、张子升联系，几经周旋与斗智，把我们掌握的那挺轻机枪和机枪班的同志从吴鼎章部拉了出来，送到省委直接领导的四支队去了。
李兴唐的部队很快占领了伪县府所在的东城，敌维持会人员逃匿一空。吴鼎章的部队也按计划进驻了玉皇宫。我们在四支队部队的配合下攻进西城，歼灭汉奸数十人，摧毁了敌“维持会”，进驻了博山西城核桃园。占领博山城后，我们估计鬼子会疯狂反扑，当晚就把部队撤出西城，驻在离城五里外的西山杏花天庙上观察敌人动静，做继续撤离的准备。四支队的那个连即奔向马棚返回建制。徐化鲁同志为了保证我们这支部队的安全，挑选了三十多名精干战士，留在后面掩护我们。
果不出我们所料，第二天拂晓，日寇纠集了一部分援兵，包围了玉皇宫。吴鼎章率部突围时，被打伤了脚，撤回了郭庄。在敌人进攻玉皇宫时，我带领部队经过姚家峪、岭西、焦家峪撤到了盆泉村。徐化鲁完成掩护任务后，带小分队撤到了西石马村。由于吴鼎章大败，引起了李兴唐部队的混乱，也尾追我们撤到了盆泉村。李兴唐见我们胜利而归，很不甘心，又见徐化鲁未回，便大肆造谣说徐化鲁临阵脱逃，扬言要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徐化鲁。李兴唐还阴险地拉拢我和郑兴。一方面，他要郑兴当审判长，许诺郑兴在审判徐化鲁之后继续当联军参谋长；另一方面，他告诉我说在进攻博山东城时他有意保护了我的父亲，以此来笼络我。而在暗地里，他以联军司令的名义派人到西马村通知徐化鲁到盆泉村商谈“紧急要事”，秘密派部队在徐来盆泉村的路上埋伏，妄图加害徐化鲁同志。但徐化鲁同志警惕性很高，并未上当来盆泉村，而是继续在西石马村观察李兴唐的下一步动作。
我察觉李兴唐的阴谋后，马上召集共产党员、民先队员、鹿墨林父子，以及部分靠拢我党的积极分子开了紧急会议，揭露了李兴唐的阴谋，巨大家把部队稳住。会后，我连夜赶到西石马村，与徐化鲁同志研究了粉碎李兴唐阴谋的办法，决定徐化鲁同志和小分队原地待命，待我把部队拉出盆泉后，再到莱芜下洼村集合。由于党员和积极分子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天亮前我就顺利地把部队拉出了盆泉村，徐化鲁同志也按时带领小分队到达下洼，与我们汇合在一起。为了这支部队的安全，便于同省委联系和与四支队的会合，我们即把部队带到了虎牢关村驻扎待命。我又连夜赶到马棚村向林浩同志作了汇报，林浩同志听了非常高兴，要我们第六军总队部暂驻虎牢关休息，等待他所率领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组建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笫四支队一起回师莱芜城。1938年4月末，我们中共博山县工委组织的这支200多人的抗日武装编入了第四支队，为一团五连，我被任命为指导员。在我们撤出盆泉村后，郑兴也对李兴唐有了认识，率部投奔了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随即编入了三支队序列。我们博山党组织，不畏艰难险恶与挫折，终于完成了省委要我们在博山地区组织抗日武装的历史任务。
组织抗日武装力量的这段经历，是令我十分难忘的。通过艰苦的努力和斗争，我们终于组织了一支属于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其后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得到不断成长、壮大。这段历史也有力地证明，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人民军队才是抗日的基本力量，党只有发展和直接掌握抗日武装，才能立于抗日战争的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