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座落在当年胶济铁路张（店）博（山）支线的终点，地接沂蒙山区，三面环山，形势险要。这里蕴藏着煤、石英、硫磺等矿产，有着采煤、陶瓷、玻璃等工业，是当时鲁中地区的工业重镇。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博山地区曾经建立了党的组织。但是，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党组组遭到破坏。此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博山地区的党组织很长时间没有得到恢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蒋介石更加积极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内战政策，整个中华民族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中国人民深受极端的压迫和剥削，迫切要求抗日与民主。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正在兴起。
博山地区的形势同全国一样。当时工商业萧条，农业破产，工人失业，民不聊生。各界进步人士，特别是知识界大声疾呼抗日救国。在“一二·九”运动的推动下，博山地区抗日救亡活动的烈火开始燃烧起来。
博山地区的党组织，就是在抗日救亡活动的新高潮中恢复和建立起来的。
建立特支，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一九三七年五月底，中共山东省委派鹿省三同志（化名张守仁）来到博山建立党的组织。他找到了乔同恩、蒋方宇和我。我们三人都是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博山县队部的负责人。六月一日，我们四人来到城外的李家林。这是一片茂密的树林，地势很隐蔽，是进行秘密活动的好地方。鹿省三先讲了国内外形势，然后说省委对我们的工作已经作了了解，委托他来建立党、发展党。他宣布省委决定，吸收乔同恩、蒋方宇和我为中共正式党员，组成中共博山县特别支部，代行县委工作职权。乔同恩为支部书记，蒋方宇为组织委员，我为宣传委员。我们宣誓后，鹿省三布置了继续发展党和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任务。我们三人研究，先发展民先，在民先的基础上再发展党，由蒋方宇负责在城里的教员中开展工作，我到短期小学和农村小学教员中去活动。党的组织的建立，标志着博山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此，博山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莲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我的新生命的开始。长期以来，我就向往着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经过曲折的探索和追求，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回忆这段历程，不禁使我感慨万分。
我的父亲张耀泰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意识的商人，当时担任博山县银行公会会长，是当时上层中有影响的人物。在我的几个弟兄中，他唯独选中了我作为他的传宗接代人。在我十六岁初中毕业的那年，他以封建家长的权威，强令我辍学去当商店学徒。我早就对家庭的封建秩序抱有抵触，学徒生活更增加了我对现实的不满。寻找一条出路，追求改造社会的真理，就成了我生活中的首要问题。这时，我与有着共同追求的中学同学蒋方宇结成了知心朋友。他在中学毕业后，先在淄川一个农村当了小学教员，后经报恩寺小学校长孟秀章同意的转到了报恩寺小学当教员。因教员薪金少，解决不了全家的生活，也违背了自己的理想，于是他便考入了济南市戏曲学校。因他父亲坚决反对他学戏，只在该校学习了二、三个月就被父亲追了回来，重回报恩寺当教员。他住在我家附近，因此，我们时常在一起交换书刊，交流思想，研究社会，探索真理。我接触进步思想是从阅读《申报》、《益世报》开始的。《申报》“自由谈副刊”经常刊登鲁迅的文章，在《申报》“读书问答”中常登李公朴、艾恩奇的文章，指导店员、学生学习进步书籍的透辟分析、对黑暗社会的无情揭露，对时政的有力抨击、对光明前途的向往和指点，对我都产生了很大影响。那时，我每年的薪金只有二十元，连维持日常生活也不够，我便抄录了一部蒲松龄的俚曲向《青岛日报》投稿，用稿费来订杂志、买书。我陆续看了不少进步书刊，其中有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农村》、还有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艾思奇主编的《大众哲学》、梅林的《马克思传》以及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等。在这些进步书刊影响下，我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想找党，但那时博山没有党的组织。
一九三五年九月，我不顾父亲的反对，挣断了捆在我身上的封建绳索，毅然脱离了学徒生活，报考了短期小学教员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博山小辛庄第三短期小学当教员。在这期间，我采取访问学生家庭、办工人夜校、组织短期小学教员读书会等方式，宣传抗日。我还与农村短期小学密切来往，到农村去组织抗日救亡活动。我利用我父亲开设的公记银号作联络点，与乡村抗日活动分子建立联系，开展抗日活动。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抗日救亡运动影响到博山教育界，教育界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一九三六年暑假，我中学的同学王克常回到北京后，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写信给我和蒋方宇，并介绍我两人参加了民先，组成了博山县队部，直属北京民先总部领导，蒋方宇任队长，我任组织部长，李钊任宣传部长，乔同恩任训练部长。
民先组成后，我们感到掀起抗日救亡活动高潮，必须首先批驳国民党的投降主义谬论，唤起群众觉悟，振奋民族精神。我们出了队刊，又以第三短期小学名义办了壁报，批判“恐日病”，且把壁报贴到了四城城门。在出第二期壁报时，我的学生把剩余的一张壁报贴到了日本领事馆大门上。这下惹火了日本人，他们把壁报拍了照，向国民党县长王荫桂提出了抗议。王令驻博山的韩复榘第三路军第二十二师的团长葛开祥查访镇压。葛派高级侦探查了三天，查到是我们写的。有一天上午，我正在小辛庄第三短期小学写第三期壁报。突然来了一个人，要我带上壁报去见团长。我随他去后，葛去野外打野物不在团部，直到下午四点多钟才回来。我把壁报给他看，并质问道：“我们批判‘恐日病’有什么罪？中国人在自己领土上贴壁报，日本人有什么权力来干涉？葛无言答对，就说：“是王县长叫我找你来的，你去找他吧！”我又到了县政府传达室，直到晚上也没有人出来接待。
原来，我父亲认为，我若被抓就丢了他的面子。他在王荫桂和葛开祥身上花了几个钱，此事就不了了之了。有一天晚上，我刚回到家，父亲把我找去大发脾气说：“你要革命就先革我的命吧！”我当然不服，就理直气壮地反驳道：“我们宣传抗日有什么不对！？”他说：“你抗什么日？是给我找麻烦，丢我的人！好吧，你革你的命去吧，咱们一刀两断，先脱离父子关系！”从那以后，我早出晚归，再不与他碰面。
一九三六年寒假期间，民先总部巡视员杨明章来到博山。杨是燕京大学学生，与乔同恩是济南高中同学，他来后先与乔接头，然后又找到我们。我们在汇报工作后，提出要参加党。杨说，我回去反映，你们等着来人接头。我出三个铜钱交给乔同恩，作为与党派来的同志接头暗号。一九三七年初，乔给杨写信催促来人。五月底，鹿省三同志拿着同样的三个铜钱来与乔同恩接头，我们入党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博山县特支成立后，我们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工作，在城里和农村发展民先队员。博山的国民党三青团见我们民先队员有了发展，就极力进行破坏。他们对李剑说：“你们要抗日可以，但必须统一在我们的领导下，”企图压制我们的活动。他们又利用小恩小惠的卑劣手段拉拢他加入国民党的外围组织三民主义抗日同志会，企图瓦解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我们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广泛地宣传：抗日救国，人人有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揭露了他们拉拢民先队员的阴谋，并在三民主义抗日同志会成员中进行工作，把一些误入该会的青年拉了出来，参加了民先。经过这番斗争，民先在博山城乡小学教员和博山洗凡中学学生中有了很快的发展。
“七七”事变后，特支决定组织抗日大宣传，把群众引导到抗日的道路上去。八月间，我们以民先队员为骨干，发动洗凡中学的学生组成宣传队，走向街头，深入农村，张贴抗日标语，进行抗日演讲，唱抗日歌曲，演抗日文艺节目，号召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这次宣传，使党的抗日主张进一步深人人心，群众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涨起来。
与此同时，我们根据省委关于做好迎接抗日游击战的指示，在怡园小学开办了游击战术训练班，有二十多个青年参加，为组织党的抗日武装作了准备。训练班一面进行抗日教育，一面学习游击战术。
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的蓬勃发展，吓得博山县国民党当局坐立不安。于是由县长王荫桂出面，召集各界代表人物训话。说什么抗日是好的，但要听政府的指示，不准自己乱来，妄图限制我党领导的抗日活动，压制群众的抗日热情。我去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特支研究确定，不听他这一套，继续进行各项抗日活动。
国民党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打着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的旗子，要以商会为主组织各界官办的“博山县抗敌后援会”并且要我父亲出任后援会主任，以此来对抗和阻止我们的活动。我们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决定力争在会中取得合法地位，并把“抗敌后援会”变为有利于我们的组织，成为我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基地。经过特支研究，提出了“八七”（八月七日）建议。这份建议对怎样抗日、怎样组织民众，作了详细陈述，并且提出开仓济贫，叫商会拿出四万斤粮食救济穷人。我和蒋方字拿着这份建议，四处征集签名。教育界比较有威望的孟秀章和士绅李式如先生以及许多小学校长、社会名流共一百多人都签了名，在社会上形成了有力的舆论，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当局要博山县商会的要员们召开了专门会议接见我们。我在会上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提出了我们的建议。我父亲也参加了会议。他听了我的发言后，把脸一沉，怒气冲冲地斥责我说：“你们小孩子，懂什么抗日，完全是胡闹！”我毫不畏惧，坚持了原则性的斗争，晓以抗日大义。他理屈词穷，弄得面红耳赤，下不了台，便毫不讲理地依老卖老。我寸步不让据理驳斥。商会要员们见我们争执不下，便劝我父亲走开了。最后，他们见我们的建议有理有据，而且有社会基础，不得不答应了我们的要求。这次斗争的胜利大大促进了各阶层联合抗日。国民党看到自己的阴谋落空，对组织“抗敌后援会”也不那么积极了。
十月间，日寇进攻到山东境内并轰炸了济南。消息传开，全城震动，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学校停课，物价猛涨，人心惶惶，一片动乱景象。全城炉业（玻璃品制造业）工人陷入失业状态，生活无着，群情激愤。为了使炉业工人和广大群众认清日寇侵略和国民党卖国内战政策造成的这种恶果，激发抗日情绪，迫使国民党当局转向抗日，我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行了一次突击性的大宣传。我们组织城里的全体民先队员，和民先影响下的一部分小学教员与中学生，分做两路，一路由乔同恩和蒋方宇带领，一路由我带领，以西城为重点，沿街集会演说，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揭露日寇侵华罪行，指出只有团结起来抗日才有生路……这次突击宣传，大大激发了炉业工人抗日情绪，更深入地发动了群众。
国民党对我们宣传抗日，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十分恼火，大肆造谣说，共产党要发动抢粮，暴乱。县长王荫桂指令联庄会大队长徐化鲁把我们抓起来。幸亏徐化鲁具有抗日思想，与我党有一定联系，当他正在考虑如何处理这件事时，恰巧我党作西北军兵运工作的崔介同志来找他。在交谈中徐向他透露了王荫桂要抓我们的消息。崔介同志说，这几个人是共产党，你不能抓，要暗中保护他们。徐没有抓我们，却把国民党兰衣社山东的头子秦启荣派到博山的兰衣社分子李南山抓了起来。原来蒋介石打算趁日寇进占山东时，另组织起部队，取代韩复榘的统治。秦启荣就是奉命派李南山到博山组织部队的。韩复榘对此非常恼火，便命令博山县县长王荫桂把李南山抓了起来。秦得知后通过省党部叫放人时，王荫桂已奉韩复榘的命令，将李南山枪决了。
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
一九三七年初冬，日寇进逼黄河北岸，山东形势十分紧张。
十二月初，山东省委派林浩同志带领张文通、杨涤生同志来到博山。在赵家后门一间僻静的房子里，林浩同志主持召开了会议，我和乔同恩、蒋方宇参加了会议，共开了三天。会上，林浩同志传达了北方局关于“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指示，着重研究了如何组织抗日武装问题。我们提出了在一个月内把部队组织起来。林浩同志说：“一个月时间太长了，要在二十天内完成你们织组武装的计划。”他停了一下，用比较肯定的语气说：“估计二十天左右，鬼子就会到来！”会议确定了抗日武装的番号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或“第六军”，代号为“齐游之”。会上，林浩同志还宣布了省委关于建立鲁东工委的决定，鹿省三为书记，张文通为组织部长，杨涤生为宣传部长，并把博山特支划归鲁东工委领导。
会后，我便到农村安排武装起义的地点。蒋方宇在城里组织武装人员，收集枪枝。
原来，我们确定了两个武装集结的地点。一个是博山七区的大、小口头村。那里群众基础较好，骨干力量较强。小口头村有党支部的领导。大口头的邻村（前怀村）有个从济南乡师回来的学生党员，县特支要他回家组织游击队等待我们到来。另一个地点是博山区李家镇。这是山区的一个较大的集市，这一带的农民大多数是道会门组织的“黄沙会”道徒。道首叫吴鼎章，当过土匪，会双手打枪。闰冯倒蒋时，他曾带领道徒打到博山城边，是个有影响的人物。
镇上短期小学教员张子升，是我发展的党员。他到李家镇后，认识了吴鼎章并了解到这一带他有会道门的群众基础。他首先在感情上和吴鼎章交朋友并取得了他的信任。抗日战争爆发后，平型关的捷报传来，张子升对他进行了宣传，他夸赞“八路军好”，也有了进步要求。我们研究，认为吴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为了进一步了解吴的情况，事后，我们决定张子升继续对吴做工作。当时吴的思想有了进步，戒了鸦片烟，也不喝酒了。张子升进一步向他公开了身份，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介绍八路军的情况。他表示愿意共同组织部队，接受八路军的领导。
十二月二十三日济南失守，二十五日日寇占领周村。每当夜深人静，远方的炮声不断在博山城的上空滚荡，战争的阴云笼罩着博山城关。有办法的人家已躲到了乡下，留在城里的人紧闭门户止步不出。韩复榘第三路军的败兵，一批又一批向南溃退，博山县的国民党要员早巳溜出城去，我们便加快了组织武装的步伐。留在城里的蒋方宇同志，很快把党员、民先队员集中到怡园小学，待机行动，并研究分两批撤退到农村去组织武装。第一批三十多人，由乔同恩带领。第二批有十四人，其中有鲁东工委杨涤生、省委交通员王纪武和蒋方宇。他们晚走的目的是为了在城里搞枪。
为了提前作好安排，我在日寇侵占博山前几天，就只身先到了口头村。不料，当我见到那个学生党员时，他却说会道门头子孙传太十分反动，口头村不能做为武装起义的地点了。于是，我连夜赶至李家镇做了安排。在我到达李家镇的第二天，第一批人也从口头村转到了这里。
蒋方宇带领的第二批人，在日寇进攻时撤离博山城，他们在八陡镇与日寇遭遇，李镇同志在混乱中失散，其他人迂回辗转，到新年晚上才赶到李家镇。就在与日寇遭遇的那天晚上，李镇就卧在一座桥下，日寇刚过去后，又听到路上有马蹄声，他就偷偷向马路上望去，见一个第三路军的溃兵牵着马，背着一支马枪，马上还驭着一挺轻机枪走来，李镇就上前做了探问。经了解，这人叫王光禄，是一个班长，李镇便告诉他说：日本鬼子已占领了博山城，并且已迂回到八陡镇，刚刚过去。王听了非常惊慌，李镇就动员他留下一起参加抗日。他们把枪埋到一座教堂内的煤堆里，把马放掉，赶到了李家镇。
我们听说有机枪，都十分高兴，当夜派李镇、王先禄带领五六个人，到教堂内取枪。哪知神父无理阻拦，他们用武力威吓，才把枪取回。机枪到手后，我们选拔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同志组成了机枪班。我记得当时有蒋亭和李镇同志，王先禄当班长。这个机枪班由我们直接掌握，成为我们的骨干力量。
我们到李家镇后，便与吴鼎章接上头，很快就组织起几十个人。到一九三八年一月上旬，我们正式编成“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吴鼎章任司令员，王继武任参谋长，蒋方宇和我分别任政治部正、副主任。当时我们也不懂军事编制，在司令部直接领导下设了两个中队。吴为了控制部队，派他的两个亲信当中队长。这两个家伙都是兵痞，非常坏。当时我们缺乏经验，没有同他相争。我们每个中队只派了一个指导员，实际的军队领导权就落到了吴鼎章手里。部队成立不到十天，我们打着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大旗，从李家镇开赴口头村，一路上，群众听说我们是抗日的队伍，纷纷跑来参军，跟上队伍就走。到口头村时，部队就增加到一百多人，我们遂又编了第三中队。
部队组成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扩大部队，搜集民间枪枝，我们侦知在西河镇桃花峪开办煤矿的悦升公司有枪枝，而且无守备力量。就在一月中旬的一天夜间，袭击了悦升公司，突然包围了他们的经理部，轻而易举地抓住了他们的经理，把他们护矿队的枪枝全部取走了。在回来路经黑山后时，还搞到了国民党第三路军丢弃的一门追击炮。同志们扛着收缴的枪炮，充满着胜利的喜悦，转到岱庄住下来。
我们撤走后，悦升公司的经理就报告了驻博山的鬼子。第二天拂晓，敌人从博山城出动，占据了离岱庄五里路的岳家庄，与我们对峙起来。同志们听说鬼子来了，毫不畏惧，个个磨拳擦掌，斗志昂扬，准备给鬼子以迎头痛击。狡猾的鬼子，因为摸不清我们的实力，龟缩在岳家庄，只打枪，不出击。中午，我们见敌人不敢出来，即主动撤出战斗，从岱庄向南经过郭庄，爬过大葛巴岭又经池上村回到了李家镇。这天正是旧历年除夕了。在群众欢度春节的鞭炮声中，同志们和当地群众一起用战斗的胜利辞去了旧岁，迎来了新的战斗的一年。
这次，我们虽然没有同鬼子短兵相接，却给整个博山地区的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从城里的街头巷尾，到山区的穷乡僻壤，群众纷纷传说八路军“第五军”在岱庄和鬼子打了一天一夜，打得鬼子龟缩在岳家庄不敢露头。
春节后，为了进一步扩大队伍，我们带着这支部队，从李家镇转移到四区夏庄一带，司令部住在瓦峪村一个姓谢的地主家。这家地主为了让部队保护他的家业，极力讨好吴鼎章，暗地里又引诱吴吸上了鸦片烟，每日酒肉招待。吴从此又一天天地变坏，恢复了他的土匪本性，开始与我们疏远，部队也不听我们的招呼了。这时，我们才感到不直接掌握部队，只靠政治部做做思想工作是不行的。
在春节的年初一，我从李家镇来到四区的下结老峪村，见到了张希周同志，经他介绍认识了苗心田同志（后改名夏新生），在他的陪同下到芦牙店认识了孟飞同志，在他们二人带领下去蒙阴八区水磨头鲁村一带，通过关系，拉来一支部队，编为四大队，驻进羊峪村，并派党员张希周任大队长，企图以此来控制这个部队，岂不知这支部队原来都是蒙阴八区的一些土匪，他们的一些人与吴鼎章认识，很快便沆瀣一气，抱成一体了。以后临朐的土匪头子伊来好（此人后来投降日寇，当了博山县伪军大队长），也来与吴鼎章挂上了钩，同时秦启荣也派人到瓦峪与吴鼎章暗中勾结。
艰苦的斗争考验着我们。从城里出来的人中有些缺乏艰苦的思想准备，经不起斗争的磨炼，开始动摇了，有的经常叫苦连天，有的开小差跑回城里。乔同恩怀疑从城里一起参加革命的女党员王秀珍与其同事有暖昧关系，实际是他自己企图占有这个女同志，竞开枪打死了王的同事。吴鼎章即借此打击我们，他大骂乔同恩，声言要枪毙他，宣扬说，喝墨水，耍嘴皮的人成不了大事。有一天，他向我们提出要攻打比较富裕的郭庄。我们感到他的土匪本性已经按捺不住，要大发作，便竭力劝阻。他置之不理。一天早上，他背着我们，突然带部队进攻郭庄，包围了几天才攻进去。吴打进郭庄后，对群众进行疯狂的报复，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人民犯下了大罪。
攻打郭庄，标志着吴鼎章的部队已经堕落为土匪流寇。这时我早已离开这个部队与徐化鲁、郑兴另组成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的一个大队。我便与蒋方宇、张子升联系，把我们掌握的那挺轻机枪和机枪班的同志拉了出来，送到省委直接领导的四支队去了。
吴鼎章攻占郭庄后，秦启荣便派人与吴谈判，不久便委任吴为国民党别动队第十六梯队司令。这时，国民党博山县书记长顾新三随即打入了这个部队，控制了吴鼎章。
吴鼎章的叛变，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抗日武装必须直接掌握在党的手中，由党绝对领导。由于我们对吴鼎章这样历史复杂的人失去了应有的警惕性，党的组织在部队中没有扎根，不能掌握部队的领导权，使吴乘机控制了部队，把我们从部队中排挤出来，这不能不是一条深刻的教训。
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我们从博山城撤到李家镇以后，省委就派魏思文同志来宣布特支改为县委，以便领导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为了巩固党在博山的领导地位，县委决定尽快扩大自己的队伍。春节后，我去蒙阴扩大部队回到瓦峪，便与蒋方宇同志商议，吴鼎章部队由他与王纪武同志负责，我再另外组织一支部队。由此，我先后去博山四区五福峪找了徐化鲁和郑兴，与他们商量建立抗日武装问题。
徐化鲁原是冯玉祥部下，曾在冯玉祥部队担任过少校营长，战前被委派为国民党县政府联庄会训练大队长，专门训练乡村壮丁。几年来，经过他训练的青壮年遍布全县各个乡村，通过他组织部队是有基础的。并且，他具有抗日思想和正义感，与党有一定的联系。他和我党派到西北军做兵运工作的崔介同志关系很好，在崔的暗示下，曾暗中保护过我们。
郑兴曾在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当过军官，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东北站不住脚，就回到了家乡。他不仅具有抗日的思想，还有一定的活动能力。
我根据县委的决定，向他们介绍了党的抗日主张，动员他们同我们一起组织抗日武装，公开地提出由党来领导。这时，省委介绍谭克平来帮助我们进行发动部队的工作。
谭到来后，经我们两人多次做工作，徐、郑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决定建立一支由党领导的抗日部队。
春节后，徐化鲁和郑兴把组织起来的部队带到莱芜县常庄一带集合，部队大部分和大队部驻到了响水湾的三官庙小学。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部队很快发展到二百多人。为了区别于吴鼎章的第五军，我们使用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的番号，这支部队编为第一大队。徐化鲁任大队长，郑兴任参谋长，谭克平任政治部主任，我任副主任。为了把部队切实掌握在党的手中，我动员部分党员和民先队员也参加了这部队。有的担任指导员，有的担任班长。其中博山七区小口头和东庄有党的基础，把那里一分部党员调进部队成立了一个班。不久，池上村爱国人士鹿墨林和他的儿子鹿清津带领三十多人也来参加了我们的部队。到三月间，部队发展到三百多人，在徐化鲁的指挥下，开展了军事训练。经过训练，部队学会了一些战术和军事技术，提高了军事素质。嘹亮的抗日战歌，震彻山谷的冲杀声，使整个山村充满了战斗朝气。
一九三八年三月，逃亡的原国民党博山县保安大队长李兴唐，突然从蒙阴县带来一支百多人的队伍进驻到博山县境内。这个家伙是蒙阴县的一个土匪头子，又是一个十足的流氓政客。他这个部队成份很复杂，有一部分是他当土匪头子时的土匪；国民党复兴社分子赵君担任这支队伍的政治部主任；我们有几个党员也打入到这个部队内进行工作。李兴唐本人野心很大，在博山他和徐化鲁认识，看到我们这支部队便阴谋吞并我们。他打着联合抗日的招牌，以攻打博山县城为名与我们联系，要组织联军。我们分析，这个家伙的目的是要吞并我们这部队，实现他统一博山县境的几支游击队的狂妄野心。但是，为了打击刚刚占领博城的日寇，振奋人心和扩大我党的影响，我们同意组织联军，并同意他当联军司令，郑兴当参谋长，各部队仍保持各自的独立性。他为了削弱我们的实力，部署我们的部队攻打鬼子设有重防的博山西城，他自己的部队进攻没有守备力量的东城，吴鼎章的部队攻打城南的玉皇宫。李兴唐的鬼蜮伎俩蒙蔽不了我们的眼睛。但是，为了联合抗日，我和徐化鲁同志商量还是同意了他的战斗部署，并带领部队向博山挺进。在我们路经西石马村时，意外地碰上了林浩同志带领四支队的部分队伍，去淄川马棚一带与三支队会合。我向林浩同志汇报了我们组织部队和李兴唐组织联军攻打博山的情况。他完全同意我们的想法和意见。他说：“只要联合抗日，我们就去打。”我向林浩同志请求支援时，他当即派了一个连跟随我们行动。
深夜，联军从东、西、南三面向博山城展开攻击，一时全城枪声大作，鬼子摸不清虚实，龟缩到城西北四十亩地的据点里，盲目乱打枪。李兴唐的部队很快占领了伪县政府所在的东城，敌维持会人员逃匿一空。吴鼎章的部队也按计划进驻了玉皇宫。我们攻进西城后，驻进博山西城核桃园，紧张地活动了一天。我们估计鬼子会疯狂反扑，当晚就把部队撤出西城，驻在离城五里外的西山杏花天庙上观察敌人的动静，做继续撤离的准备。四支队的那个连即奔向马棚返回建制。徐化鲁同志为了保证我们这支部队的安全，他挑选了三十名精干战士，留在后面掩护我们。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第二天拂晓，日寇纠集了一部分援兵，包围了玉皇宫。吴鼎‘章率部突围时，被打伤了脚，狼狈逃回郭庄。在敌人进攻玉皇宫时，我部队便经过姚家峪、岭西、焦家峪，撤到了盆泉村。徐化鲁完成掩护任务后，带小分队撤到了西石马村。吴鼎章大败，引起了李部的混乱，李兴唐也仓惶尾追我们撤至了盆泉村。
李兴唐见我们胜利而归，很不甘心。他见徐化鲁未回，以为有机可乘。他一方面大肆造谣说徐化鲁临阵脱逃，扬言要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徐。同时，并积极拉拢我和郑兴。他要郑兴当审判长，并答应郑审判徐之后，继续当联军参谋长。他告诉我说，他攻进博山东城之后，有意保护了我父亲，以此来笼络我。另一方面，他以联军司令的名义，派人到西石马村，通知徐到盆泉商谈“紧急要事”。在徐去盆泉经过的路上，秘密派部队做了埋伏，妄图将徐化鲁同志暗害。徐化鲁同志并未上当。他没有听李的谎言，在西石马村警惕地观察动静。
我察觉李兴唐的阴谋后，马上召集党员、民先队员和鹿墨林父子及部分积极分子开了紧急会议，揭露了李兴唐的阴谋，要大家把部队稳住。会后，我连夜赶到西石马村，与徐化鲁同志研究了粉碎李兴唐阴谋的办法。决定徐化鲁同志和小分队原地待命，待我把队伍拉出盆泉后，再到莱芜下清村集合。由于党员和积极分子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天亮前，我就顺利地把部队拉出了盆泉村。徐化鲁同志也按时带领小分队到达下洼，与我们汇合在一起。为了这支部队的安全，便于同省委联系和与四支队的会合，我们即把部队带到了虎牢关村驻扎待命。我又连夜赶到马棚村向林浩同志作了汇报。林浩同志听了非常高兴，要我们暂住虎牢关休息，待他与三支队廖司令、姚政委接头后，三、四支队联合攻打莱芜城时，一起前往参加这次战斗。
在我们撤出盆泉后，郑兴对李兴唐有了认识。当我们攻克莱芜城后在整编时，他也带部队来了，随即编入三支队序列，从此我们这支部队随着三、四支队，转战山东，在抗日的战场上，为人民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