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徐州失守，山东全境沦为敌后。由于山东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所以很快成为我党我军与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在全省各地展开反复争夺的前沿，斗争尖锐。日军在山东所控制的城市、重要港口及铁路等交通主要沿线地区，均建立了伪军、治安维持会等伪组织，以稳固其统治。国民党委派沈鸿烈回山东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并派其正规部队入鲁，在山东重新建立地方政权，发展地方武装。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对山东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视，这年5月派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率50余名干部，携带两部电台来到山东，在泰安县南上庄召集了省委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在山东各地创建抗日根据地，重组山东省委，郭洪涛任省委书记兼军事部长，林浩兼组织部长，景晓村任秘书长，张天民任职工部长，史秀云任宣传部长。鉴于博山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和党员大都参加了部队的情况，省委决定派我为中共博山县委书记，回到博山重建县委，按照省委的部署要求，运用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三大法宝”，发动群众，在这一地区的农村创建抗日根据地。
一、重建博山县委
1938年6月初，我奉省委之命，只带着一名通讯员回到了博山家乡。开始，为了便于同上级联系，我把县委驻地选择在了距博山城以南40余里、地处博（山）莱（芜）两县交界的西石马桥东村。因前不久我们四支队在转战中，曾多次往返经过这个村，由于部队纪律严明，待群众亲切热情，给群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再是为便于工作，县委对外称八路军四支队驻博山办事处。两三天后，我感到这里距博山城太近，县委本身没有武装，以这里为中心长期开展工作不够隐蔽、安全，便迁到了北博山村，这里离博山城远了一点，是1日区公所所在地。不久，考虑到北博山村也在通往博山城的公路边上，日军容易到达，不利于县委长驻，就又搬到了南博山村以西的刘家台村。刘家台村地处鲁山脚下，距博山约80余里，与莱芜交界，便于县委同上级联系，更重要是这里群众基础比较好，县委即在这里安下了家。
为了尽快开展工作，我开始联系那些留下的为数极少的年老体弱的党员和因各种原因未能参加部队的民先队员，联系那些以前有过接触的部分农村小学教员，并对党组织离开博山后的社会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得知自我们中共博山县委率领所组织的部队离开博山后，群众性的抗战即失去了领导。在我回博山之前，日军已对博山农村进行过一次“扫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涂炭生灵，无恶不作。东南部山区一带的农村在日军这次“扫荡”中遭受祸害最为惨重，池上村200多户人家的房屋被日军全部烧毁。国民党山东省第十专署专员张里元为扩大其地盘，趁日军占领博山城，原县长逃跑之机，派人来博山建立了一个县政府，并以“政府”的名义对日军尚未占领的博山农村进行征粮纳税收捐。而一些由国民党派遣或潜伏下来的人员，与一些地方封建反动势力相勾结，趁机以救国军、游击队等名义招兵买马，拉起武装，占山为王，称霸一方。还有一些游杂和土匪等队伍也打着抗日的旗号，到处破门抢粮、抓丁，群众稍有反抗，轻则打骂，重则枪杀。在日军、国民党及土顽等武装的“扫荡”、抢掠与洗劫下，闹得博山与毗邻几县的广大农村鸡犬不宁，广大群众苦不堪言，一些地方上层人物也屡受其害。这时的博山，已陷入空前的战乱危难之中，形势极为严峻。
为了贯彻省委开辟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要求，必须尽快改变局面。但最紧迫的问题是缺乏党员干部，因而我将首要的工作放到党的组织发展建设上。这时，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各地急需干部的要求频频向省委反映。于是，省委很快创建了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为各县培养开辟抗日根据地等各方面急需的干部。在我把县委机关安设到刘家台村后，便接到了省委要求各县委派人前往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的这一通知。这真是雪中送炭，我高兴极了，立即从已取得联系的部分小学教员或在外求学回乡青年中物色选拔了翟翕武、李东鲁、于诚等8名青年知识分子派往干校学习。一个月后的8月初，他们学习结业回到了县委，翟翕武、李东鲁、于诚等在学习期间已经加入了党组织。这时，省委根据我的要求，为增强博山县委的领导力量，派边首之来担任了县委组织部长，我从干校学习回来的人员中留下于诚担任了县委民运部长兼统战部长，又从东部博山七区调来党员刘华南任县委宣传部长，使县委进一步健全起来。刘华南是我们率组织的部队离开博山后，因年龄大留下的小口头村党员张仲甫发展的党员。我回到博山后与张仲甫取得联系时，他了解到我工作上缺人手，即推荐介绍我认识了时任小学教员的刘华南。虽是初识，但华南忠实精干的作风给了我极深的印象，我便在这时把他调到了县委工作。
县委力量加强后，为打好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基础，我们针对日军不断对农村的侵占，到处设据点、建炮楼、组织维持会的情况，也抓紧了对农村工作和大力发展党的基层组织。我首先派从干校学习回来的翟翕武、李东鲁等人组成中共博山县四区特别支部，对外称四区抗日动员委员会，由翟翕武任书记，李东鲁任组织委员，魏行之任宣传委员，杨立夫任武装委员。由于翟翕武、李东鲁等都是四区人，有的曾在本区村镇上的小学任过教员，有着很好的社会关系基础。他们即在所熟悉的小学教员、同学、学生和亲友中，物色选拔培养对象，加强引导，很快就将那些思想进步，积极要求跟共产党、八路军抗日的进步青壮年发展为党员。这些党员又在各自所在的村庄进行党的组织发展，使四区抗日工作在许多村庄富有朝气地开展起来。不久，县委根据四区工作的发展，又将其特支扩建为分区委，仍由翟翕武等任书记。同年9月间，随着党的工作与组织的不断发展，我们又相继建立了二区、五区、七区等三个分区委，分别由谢伯望、张仲甫、孙逊担任分区委书记。这时，除日军占领的一、三、六区尚未进行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外，其余的四个区都已在县委的领导下展开了有效工作。尤其县委机关的同志，为了指导下边几个区的工作并引导全县人民跟共产党起来抗日，利用搞到的收音机和油印机，创办了油印小报《每日新闻》，报道各地的抗日情况，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等一系列抗日主张。尽管这是一份不起眼的油印小报，在那时却起到了难以想到的宣传作用。这张油印小报通过我们党员或一些抗日积极分子散发到群众中后，特别是一些有一定文化的青壮年视这张小报给他们送来了抗日经，在他们之间传阅的报纸都磨起了毛，有些字迹都模糊了，他们都还珍藏着传阅。有些村庄我们党员一去开展工作，许多青壮年闻讯而至，并很快组织起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县委创办的这张油印小报功不可没。
在刘家台村县委驻地，我们也加紧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等工作。为方便联系群众，我把自己的住处安在了村上小学校里。村上的一些青年人与一些有文化的长者都很关心抗日，一到晚上就聚到我的住处，我就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指导他们组织起来开展抗日工作。在这期间，我从村上的青年中又物色选拔了几名积极要求抗日的知识青年，派他们到省委抗日军政干校学习。他们结业后，有的被分配到外地或部队工作，有的回来了。我们就以村上去干校学习回来的几个人为骨干，如刘惠之、刘同英、国桐诚等，发展他们为党员，建立了村党支部。其后，村党支部在县委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很快成立了村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县委机关的同志除做好驻村工作外，还分别到附近村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很快使这一带农村的抗日活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逐步形成为比较巩固的农村抗日根据地。
二、开展对道会门的统战工作
在博山农村，群众有反抗官府残暴统治、自发组织道会门的历史传统。抗日战争爆发后，尤其是日本鬼子进入博山农村后，一些地方上层人物不堪忍受其苦，打起“抗日保家”的名义，组织道会门，一时间在博山的农村道会门蜂起，主要有“堂天道”、“罡风道”、“天门会”等十几个道会门，各村群众参与道会门的人数很多。因此，要做好群众工作，必须争取道会门。在这种情况下，我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要求，积极开展了对道会门的争取和统战工作。
为了搞好对道会门的团结争取工作，我在发展壮大博山党的组织力量的同时，就对“堂天道”、“罡风道”等几个主要的道会门进行了调查了解。从他们的活动方式来看，这些道会门在思想上都是信奉神佛。每个道会门都设祭拜神佛的总坛，在各道道友所在的村分设坛房，各道道友按照各道的规矩对神佛进行祭拜。大都是每天“晨昏三叩头，早晚一炉香”，吞符念咒，以求其身不入刀枪。在组织形式上，这些道会门基本上是采用班、排、连、营的军事编制。在当时， “堂天道”已发展到7个营， “罡风道”建有9个营。这些道会门尽管有着浓厚的迷信色彩和狭隘的地方观念，但他们的抗日热情和积极性却异常高涨，有着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如1938年2月，日军由源泉村向临朐县境“扫荡”，在途经与临朐毗邻的池上村时，只因池上村百姓没有出村欢迎，即遭到火烧全村。激愤于日军的残暴，村里乡亲中有威望的吕云卿、王子虹等即以池上村为中心组织起“堂天道”，吕云卿为道长，王子虹为大师兄。吕云卿在向其道友们宣布该道宗旨中提出，“本道自正不邪，抗日保家，誓死不与国民党同流合污，不断扩大力量，等待时机，投入仁义之师——红军。”他们的这种认识，来源于这期间转战在博（山）莱（芜）边界和淄河流域的八路军山东游击第四支队的影响。四支队在司令员廖容标、政委林浩和姚仲明等率领下，在不断寻机与日军的作战中，屡屡取胜，并把缴获的敌人被服、粮食分发给生活困难的群众。廖容标等部队领导对群众热情和气，部队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作战间隙，帮助群众挑水、打扫院子，有时还下田帮助农民干农活。这使各道道长、道友都很感动。“堂天道”道长吕云卿对道友们说：“八路军是天王军，今后必能支撑天下。”他下令该道各营要全力帮助八路军，同八路军真诚相处。特别是廖容标及其所率的部队被老百姓称为“菩萨司令”、“廖菩萨”和“菩萨军”，这使许多道会门的首领对廖容标与八路军更加崇拜和神往。
这时博山县委由清河特委领导。我将搏山道会门的情况和县委准备对其尽快展开工作的想法，向时任清河特委书记的霍士廉同志作了汇报。霍士廉对我说：对博山各道会门的工作，应作为你们县委当前开展群众工作的重点，要向他们深入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团结争取广大道友和愿接受我党领导的各道首领，变道会门为我党领导的抗日群众组织。他还根据我汇报的情况与提出的要求，决定增派一批党员深入到博山几个比较大的道会门开展工作，以加强党对道会门的领导，推进博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在这期间，我还向廖容标司令员、林浩政委作过汇报，他们根据我汇报的情况和提出给予支持帮助等要求，要我对道会门尽管放手展开工作，只要需要，他们随时给予大力支持。
根据清河特委和四支队领导的要求与决定，我们县委很快制定出“团结下层，争取上层”的对道会门开展工作的方针，并重点对“堂天道”、“罡风道”等几个较大的道会门展开工作。清河特委派来的陈相周和四支队派来的王玉臣、陈兰会、王重举等党员，都是当地人，与“罡风道”的道友特别是该道的中上层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与联系，他们很快通过各自的社会关系加入到“罡风道”中。他们又通过各自的学识、武功等特长，很快赢得他们周围道友和该道中上层乃至道长的信任。特别是王重举凭着他一身过人的武功，深得道长李星七的重用，经常要他给总坛道友们教练武术。我重点对“堂天道”开展了工作。“堂天道”虽对我八路军山东游击第四支队非常拥护，但对共产党及其所实行的抗日主张是不了解的。为了团结争取该道中威信比较高且思想开明的王寿卿，我主动与他交朋友，向他讲党的抗日十大纲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等当时社会上层人物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使其思想认识得到了不断提高，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带领道友开展抗日活动，千方百计保护党的基层组织和干部党员。后来，我根据他的实际表现，经请示清河特委书记霍士廉，由我作介绍人，将他发展为秘密党员。
就在我们对道会门的工作获得初步成果之时，“罡风道”首领李星七为急于扩大本道的社会影响，不听我们派入该道工作的几位同志劝阻，调集道友在南崮山村会合并准备攻打博山城。岂知“罡风道”这一举动被日军侦知，当队伍一出村，即遭到早已埋伏好的日伪军火力的猛烈打击。“罡风道”的道友顿时倒下一大片，整个队伍立刻大乱，四散逃命。“罡风道”这一举动，不仅人员受到很大伤亡，更令人痛心的是因为“刀枪不入”的迷信，被敌人罪恶的枪弹一下击穿，造成了他们的信仰危机，畏敌恐战、消极悲观的思想情绪在该道上下蔓延开来。针对这一情况，我即指示在该道工作同志，一面对比较进步的道友进行无神论宣传，一面对李星七做进一步的争取工作，稳定该道上下的思想情绪。在“罡风道”工作的几位同志分析认为，尽快稳定该道上下的关键是道首李星七的思想工作。李星七专横、迷信、愚昧使他目光短浅，可他对日军刻骨仇恨，有爱国心。特别是经这次打击后，他对廖容标司令更加崇拜，经常对周围的人说：“能一触‘廖菩萨’风彩，算我三生有幸。”我得知这一点后，便立即向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政委林浩等领导做了汇报，廖容标、林浩等领导立即研究决定邀请李星七到四支队做客。李星七接到邀请后，即在王玉臣的陪同下，很高兴来到了四支队。尽管当时部队生活很困难，还是按照当地风俗，尊重他的信仰，筹办了一桌比较丰盛的素宴招待了他。廖容标、林浩、姚仲明等支队领导在留他住的七八天中，分别与李星七促膝谈心，向他讲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党的抗日统一战线、进行游击战、持久战等党的一系列抗战主张，向他讲述抗日为什么中国必胜、日军为什么必败的道理，还特别向他指明了抗战胜利后国家的前途和他个人的出路等等。临别时，廖容标司令还亲手把缴获日军的战利品：一把指挥刀、一架望远镜、一块手表、一支钢笔赠送给他，并风趣地说： “道长，我送你的这几样东西是有一番意思的，送你‘千里眼’，是希望你看得更远，看到将来；送你刀，是希望你多杀鬼子，做抗日英雄；送你钢笔，是希望你更好学习，做个有更多更好抗日见识的道长；送你手表，是希望你抓住一切有力机会，组织带领道众做更多的抗日工作。四支队领导的热情接待与真诚教育、激励，使李星七大为感动，回到该道总坛后，见人就说：“此行不虚，我到四支队取到了抗日的真经。”自此，不仅很快使“罡风道”上下得到稳定，也使在该道工作同志的阻力大大减少。
在我们对“罡风道”进行教育、整顿工作之时，“堂天道”又遭受了危难。1938年夏，已投靠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的吴鼎章部因驻在了比较富庶并建有“堂天道”二营的郭庄镇。吴部在郭庄镇不但抢劫民财，还不断与“堂天道”二营发生磨擦，打伤过路的群众和放哨的道友，民愤极大。“堂天道”道长多次提出警告，吴鼎章却有恃无恐，置若罔闻，任其属下胡作非为。在忍无可忍情况下，“堂天道”秘密调集两千多道友携带枪支和大刀、长矛等武器，与郭庄镇内的二营里应外合，乘夜向吴鼎章司令部发起进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进了吴鼎章的司令部，一向被称为吴部“神枪手”的副司令、贯匪伊来灏，向进攻的道友连打数枪却一枪未中，吴匪顿时乱作一团，以为越杀越勇的道友们真的“刀枪不入”，即纷纷逃窜。“堂天道”道友们乘胜追击到与博山东部毗邻的临朐县桥头镇时，道长吕云卿与大师兄等8人不幸被吴匪残部击中阵亡。于是，“堂天道”的所谓“刀枪不入”的迷信又一下被击碎，全道上下人心慌慌，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势。
我闻讯后连夜赶到了“堂天道”的大本营池上村，对阵亡者家属进行慰问安抚，找“堂天道”幸免于难的王子虹、王寿卿两位主要领导人谈话，并对惊惶失措、人人自危的道众进行安慰，向他们宣讲共产党抗战的主张和抗战的形势，并向他们指明只有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才是真心实意抗战打日本鬼子、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共产党、八路军是广大道众的贴心人，是最坚强的靠山，我们说到做到。我的这些话，就像一颗定心丸，缓解了他们悲愤忧虑、顾虑重重的心情，加上我们对王寿卿做的工作，使“堂天道”决心跟着八路军、共产党走，并主动向八路军山东游击第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提请改编。1938年8月，以四支队司令部廖容标司令员名义，将“堂天道”改编为“博山人民抗日自卫团第一团”，委任王寿卿为团长，王子虹任参议，团部设在池上村，下设五个营，并建拉了一个脱产武装连。随后，“罡风道”也改编为“博莱人民抗日自卫独立团”，委任李星七为团长，下设七个大队，并组织了一个脱产武装独立营，共300余人，团部设在莱芜。此外， “中央戊已会”改编为“博山人民抗日自卫团第三团”，委任王竹林任团长，宋秋白任政委。还有“天明会”、“善道会”等道会门均一一接受了改编。
为了加强党对改编后各道会门的领导，县委确定在各团设立了政治部，并对脱产武装增派了政治干部。鉴于各自卫团的人员均是不能脱产的农民武装，为提高他们的政治、军事素质，县委决定在设立政治机构、增派政治干部同时，对各自卫团的骨干人员，采取举办训练班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了分期分批的教育训练。自1938年冬至1939年初春，我们利用农闲时间在郝峪村对“天堂道”改编的自卫团举办了训练班，我亲自为训练班止课，主要以毛泽东同志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为基本教材，讲解抗日战争中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八路军的抗日功绩，要求团结一切爱国志士投入到抗日斗争中，打败日本侵略者。训练班还增设了教唱抗日歌曲、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破除封建迷信思想等内容。这次训练班举办了三期，发展党员80多名，这些人成为后来故造道会门组织的骨干力量。在我们的努力下，“罡风道”聘请高润民为政治部主任，县委派陈相周为组织科长，段克杰为宣传科长，王玉臣为脱产部队的教导员，他们根据县委的指示集中力量对脱产的武装营进行了改造。
为了集中道会门武装力量有组织、有计划的展开抗日斗争，更有力地粉碎国民党土顽军挑拨与分化道会组织的阴谋，八路军山东纵队也曾经派周次温来博山，同我们县委负责同志一起就如何加强道会组织问题进行深入研究。1939年6月，中共博山县委在池上村召开博山各道会道长及骨干分子会议，成立了“博山九道联合办事处”，作为各道会门统一的领导机构。我在成立大会上作了简短讲话，鼓励大家在统一的组织领导下，更好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八路军抗战到底，夺取革命的胜利！会上选举“堂天道”中的大师兄王子虹任办事处主任，周次温为副主任。“九道联合办事处”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党对道会门组织的领导，标志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博山地区得到进一步扩大，也标志着党领导的博山县民众抗日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以后，各道会的武装在县委和办事处的领导下，配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四支队，在敌人路经的要道，设岗卡、打埋伏，不断袭击敌人，并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各道武装特别是各自卫团，经过大小战斗的考验，许多道会门人员逐步锻炼成长为革命战士。各自卫团下属也先后建立了党支部，并随着形势的变化，党组织在自卫团中逐渐公开化，佛堂、坛房被撤除。在自卫团驻地到处可以看到宣传抗日的标语和壁画，到处可以听到抗日救亡的歌声。这时，县委又及时向他们提出了“向八路军看齐，到八路军里去”的口号，广大道友纷纷响应，涌跃报名参军参战。“罡风道”里的党组织趁热打铁，立即召开支部大会作了具体部署，将战斗力强、人员精干、党员多的一、三、五三个中队和团部的部分青年队员编为一个营，由陈相周和曲凯庆负责。
1939年9月，经八路军四支队和博山县委批准，这支部队编入了四支队后防二营。“堂天道”警卫连和参军的一部分自卫团人员，编为“泰山区第五区队”，归县委领导。12月，由曹宝贵、王重举、陈兰会等同志带领五区队升级编为八路军蒙南支队一个营。此后，道会门组织全部成为在党组织领导下的群众自卫团组织。
中共博山县委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对博莱边区道会门组织进行了成功的改造，这是创造性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壮大了抗日的力量，有力推动了博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这是博山地区党史、抗日斗争史上的一个重要创举。
三、开展对国民党县政府的统战工作
在开展对各道会门工作期间，我们还对国民党博山县政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直坐镇临沂城的国民党山东第三专区专员公署专员张里元，乘博山原县长在日军占领县城之前逃跑、而新上任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一直没委派新县长的机会，将手由鲁南伸到了博山，自己私自派了孙克明来任博山县县长，以扩大地盘，发展自己的势力。
1938年9月，孙克明到了博山，将国民党博山县政府设在了博山南部山区的瓦泉村，距我们县委驻地刘家台村仅隔几里地。在几次交往中，我感到孙克明思想比较开明，他公开对我们表示赞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十大纲领。为此，我们县委随即加强了对孙克明为首的国民党博山县政府的工作，派共产党员何方宏通过他岳父赵一斋的介绍进入县政府，担任了国民党博山县政府的教育科科长。县委部分同志也住到了瓦泉村，以便于更好地团结孙克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9月末，在当时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上级党组织为方便山东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使派往各地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合法身份，便以国民党第六十九军名义，派一部分共产党员进入各地国民党县政府做民运指导员。当时，派来国民党博山县政府的民运指导员是共产党员李铎，这使我们党员在国民党博山县政府中又多了一名同志。何方宏、李铎在国民党县政府中积极工作，发现任县政府秘书的赵俊之是一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和八路军的英勇抗战很拥护赞扬，何方宏、李铎及时对他进行教育和引导，并很快发展赵俊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县委研究决定，在国民党县政府内成立中共党团（即现在的党组），何方宏任党团书记，李铎、赵俊之任委员，以充分发挥他们在国民党县政府中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的作用。
此后，在我们县委的指示下，李铎和何方宏以国民党县政府教育科和民运指导员的名义与身份，在中瓦泉村举办了民运指导员训练班，学员主要吸收了四区和五区的小学教员。县委调力量建立了训练班党支部，在组织学习训练期间，对于那些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积极要求参加抗日的学员，由训练班党支部进行组织发展，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训练班结束后，李铎和何方宏做孙克明的工作，以国民党博山县政府名义，将这些学员派到了所在区各村任民运指导员兼小学教员，壮大了党的组织和抗日力量。
根据对国民党博山县政府统战工作进展的情况，我曾专程到当时的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作了汇报请示。省委指示我们，要尽快在统战中控制和利用这个县政府，合法进行我们的工作，最好先将他们几十人枪的县大队争取掌握过来。我们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经内外工作，争取了县大队大队长李式如，他基本上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为有把握起见，我将这一情况向廖容标司令员作了汇报，并向他提出以“公主下嫁”的方式，即由我们派一名教导员并带两个较强的连队，下嫁给李式如，再以廖容标司令员的名义委任李式如为大队长，这样可使李式如在情理自然中接受我们的改编与领导。廖司令员非常赞同这个办法，即派营教导员王瑞带着两个连来到了上瓦泉村，与李式如的县大队驻到了一起。但这一改编没有成功，主要是李式如由于种种顾虑改变了主张。为顾全统战关系，我们两个连的部队遂撤回归建。
在这期间，我们还发现国民党博山四区的老区长王伯儒免职已有相当一段时间，而孙克明却迟迟未派新区长上任。我们认为这正是争取这一地方政权的好机会，即决定以四区分区委一班人为主，借“国民党第五战区战时动员委员会”的名义，成立了“国民党博山县第四区战时动员委员会”，由翟翕武任主任，行施这一区域的政权。不久，我就进一步动员孙克明，让翟翕武正式当了他的四区区长，我们从此获得了这一区域的行政权力，打破了国民党在这一带的统治。
1939年初，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率政府机关人员转入鲁南山区后，闻悉孙克明与共产党关系密切，便将孙克明调离，派了国民党蓝衣社分子翟季平接任博山县长。翟季平到任后，对何方宏、李铎、赵俊之组织开展抗日活动极力阻挠、限制，使他们工作难以继续。鉴于这一新的情况，我们县委遂指示他们从国民党博山县政府中撤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