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抗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对侵华战略和策略作了调整，逐渐将主要兵力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而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日本的政治诱降下，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敌，蒋介石集团则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直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1938年8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战形势的变化，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并重申将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全会以后，中央军委根据党中央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派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二O师和一二九师三大主力分散布置于华北敌后，同地方党组织一起，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抗日力量，开展游击战争。为贯彻中央全会精神，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进驻鲁中山区，创建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而地处鲁中山区北部的博山县，是我鲁中抗日根据地的前沿，也是山东分局与渤海、胶东抗日根据地联系的重要通道必经之地，我带领博山县委为巩固和发展这块来之不易的根据地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一、反击国民党制造“太河惨案”
1938年10月，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开辟和建立鲁中抗日根据地，边区省委决定将清河特委领导的胶济铁路以南的淄川、博山、益都、安丘、昌乐、临朐等6县（有的县为一部分地区）划出，组建中共淄博特委，金明任书记。博山县委改属淄博特委领导，淄博特委和博山县委同驻下瓦泉村。淄博特委将安丘、淄川、博山之独立营及临朐独立团改编为特委直属武装，对外称第四支队第二大队。为创建鲁中抗日根据地，第四支队还抽调数10名干部加强地方工作。我们县委在淄博特委的领导和四支队的支持帮助下，到1938年底，党的组织和群众抗日组织在博山东部与南部扩大农村已得到很大发展。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此后，又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布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文件，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由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进驻鲁中山区，博山县、尤其境内的淄河流域，成为进出鲁中的北大门和山东分局联系清河、胶东两大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也正因如此，博山又成为日军“扫荡”鲁中根据地出兵与回师的必经之地。而这时在山东的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部，打着抗日的旗号进占淄河流域和博（山）莱（芜）边等区后，不断与我党我军制造摩擦。从此，这一带的抗日斗争日趋复杂尖锐起来。
1939年3月，转战于清河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奉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指挥部的指示，选派62名干部、战士南下受训，并组成约210多人的护送营负责护送。由于要路过博山太河镇，为避免发生误会和冲突，第三支队就派人知会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所属的王尚志部，说明从此路过的意图。当时，王尚志表示可以通过。但3月30日，当队伍途经博山太河镇时，王尚志部背信弃义，伏击了我们这支队伍，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护送部队营长吕乙亭等2人牺牲，除60余人突围外，其余200余人均被捕囚禁，第三支队政治主任鲍辉、团长潘建军等8人被杀害。
“太河惨案”发生后，淄（川）、博（山）、益（都）、莱（芜）、蒙（阴）等边区的广大群众，无不义愤填膺，对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王尚志之流不顾国难当头，背信弃义，有预谋破坏抗战，杀害共产党八路军干部、战士的行为极为痛恨。我立即组织我们博山县委几位主要负责同志召开会议，通过研究分析形势，作出了与反共顽固派斗争的措施。我们感到，自秦启荣所部进驻博山一带地区后，不断向群众派粮要款，若稍有不从者，轻则用脚踢或用枪托打，重则抓去棒打鞭抽，广大群众早就不堪其压榨，而此次这伙民族败类制造骇人听闻的“太河惨案”，更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激愤。我根据大家的意见提出，要抓住这一时机发动群众，用召开追悼会的形式，揭露顽固派挂着羊肉卖狗头，处心积虑制造摩擦，摧残抗日力量，破坏抗战的严重罪行。当时，我们博山县委已经在农村全面展开了建立博山抗日根据地的工作，相继建立四个分区委，使党的基层组织在博山的广大农村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并有了相当的武装力量，但在城区，由于县、区两级政权都掌握在国民党县长孙克明的手中，为了维护统一战线，我们必须保持斗争的合法性，还不能以县委的名义从上而下的组织追悼会。为了争取国民党博山县长孙克明不阻止、干预和破坏追悼会，我们决定由县委青年干部李东鲁以抗日青年救国团团长的名义，组织其团员深入各村发动群众，进行召开追悼会的舆论宣传和组织筹备工作。这一名义合理合法，博山的当权者无理由阻拦，也算给与我们关系较好的孙克明一个台阶，使他有理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的组织发动和准备，在“太河惨案”后的十多天、大约是在4月上旬，我们在博山夏庄村外的一个打谷场上，隆重举行了“沉痛追悼太河惨案牺牲抗日烈士大会”，与会群众达到五、六千人。追悼会由县委组织部长边首之主持，中共淄博特委书记金明首先讲话，他义愤填膺地揭露了惨案的真像，控诉了制造惨案者的严重罪行，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者赶出中国去。我也在大会上讲了话，要大家行动起来，提出为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要靠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及各地方武装，要靠社会各界的公正舆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启发和引导，当场就有多人提出向有关方进行请愿，要求对惨案制造者秉公严惩。于是，会议推选李东鲁、王寿9即等十多名代表组成请愿团，进一步从政治上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击。李东鲁和王寿卿还撰写了请愿书，一式两份，组织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签名盖章，一份送交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一份送当时驻沂水县东里店的国民党山东省府主席沈鸿烈。这次请愿虽未得到什么答复，但使做贼心虚的沈鸿烈等人受到了很大的震慑。其后，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通电全国，揭露秦启荣坚持反共，破坏抗战，制造太河惨案的罪行，呼吁全国各界人士主持正义，严惩罪魁祸首。与此同时，刚刚创办不久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专门印发了《博山太河惨案》专版。为从军事上打击制造“太河惨案”的国民党顽固派，也在4月上旬，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调集第一、第三、第四三个支队各一部，从四面乘夜向太河镇发起攻击。开始，国民党顽军还妄图凭借太河镇一带的有利地形固守，战至次日黄昏，在我军猛烈打击下，见势难支，便全部溃退。这次作战行动虽未全歼秦启荣驻太河一带的顽军，却一举夺回了淄河流域这一战略要地。
秦启荣所属的王尚志部在淄河流域制造了“太河惨案”后，中共中央对山东的形势作了一个正确的判断，指出：山东今后的摩擦会更多、更厉害，我们应准备长期的反摩擦，坚持我们在敌后抗战的路线与政策。后来的发展形势，也正是如此。不久，秦启荣又在博莱边区连续制造了“雪野事件”和“淄河事件”，先率部对我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后方机关进行突然袭击，造成20多名干部、战士伤亡；接着，又率部围攻驻淄河流域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第四支队各一部达十余日。对此，我们博山县委在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等上级党组织与部队领导机关的领导与指挥下，配合转战在这一带的第三、第四支队的部队，对秦启荣等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军事斗争，使创建博山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不断推进。
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在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的组织领导下，泰山区和沂蒙两山区的党组织与军民的游击战争，直接威胁着日军在山东老巢济南和津浦、胶济两大交通要道，引起了日军的极度恐慌。1939年6月1日至7月14日，日军调集2万余人，以沂蒙北部国民党沈鸿烈的省政府驻地东里店为中心，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及多路逐段展开、逐段合击的形式，对鲁中山区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荡”。
日军借助其武器装备的优势，进展非常快，一路上安设大量据点，割断了我们鲁中和鲁东南、鲁南根据地的联系。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部署各部广泛开展游击战。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领导机关率特务团在沂蒙山区坚持内线作战，所属的第一、第二和第四支队，则分别迂回到外线作战。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省党部驻地东里店和鲁苏战区总部驻地沂水县上高湖（今属蒙阴县）是日军这次“扫荡”的重要目标。6月7日，日军相继出动15架飞机首先轰炸东里店，炸死300余人，4000多间房舍化为灰烬。10日，日军再次出动飞机轰炸东里店及上高湖，给于学忠、沈鸿烈部以沉重打击。沈鸿烈损失很大，国民党政权纷纷垮台。为支持于学忠、沈鸿烈部抗战，我八路军山东纵队所部抽出兵力，带领和掩护国民党军突围，帮其收容失散人员，整理部队，表现出团结友军抗战的真诚愿望。
1939年7月，根据中共山东分局决定，第一区党委（习惯称大鲁南区党委）成立。10月，第一区第一次党代会在沂水县岸堤召开，11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选举产生了区党委领导机构，林浩任书记。会议将归其领导的泰山、淄博、鲁南、尼山、鲁东南5个特委，依次改为5个地委。与此同时，山东第一军区（即大鲁南军区）成立，刘海涛任司令员，林浩任政治委员。尔后，又建立了5个军分区。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鲁中区相继建立了职工、青年、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
在日军对鲁中这次大规模“扫荡”之前，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调离了其与共产党关系比较密切博山县长孙克明，派国民党蓝衣社分子翟季平来接任县长。翟季平到任后，既不领导广大群众起来抗日，也不管不问各种反动的杂牌游击队、土匪队伍抢劫勒索百姓，而是一味地向百姓收粮要款，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政权，带领群众进行抗日斗争，保国家、保财产、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将蒙阴八区、莱芜六区划归中共博山县委领导，县委驻地迁到五区的上郝峪村。同时，建立了博（山）莱（芜）蒙（阴）三县边区联防办事处，辖蒙阴八区、莱芜六区和博山二、四、五、七区，由我兼任主任，边首之任副主任，行使县级政权职能。上级党组织的意图十分明确，要我们在三县联办的基础上积极工作，逐步过渡到县抗日民主政府，将国民党顽固派控制的这一地区的政权争夺过来。
在日军对鲁中这次大“扫荡”期间，国民党博山县长翟季平带着县政府人员和县大队逃到了蒙阴县八区。我们县委认为，这正是贯彻落实上级要我们抓紧时间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大好时机，便决定首先在党组织较强的四区建立抗日民主政府。这年7月17日，在日军刚刚停止对鲁中的大
“扫荡”之后，我们县委、三县联办在杨峪村帮助指导四区分区委同志，组织召开了四区各村村长、民运指导员及士绅名流、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当时共有7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宣布成立四区抗日民主政府，并向与会各界代表宣布了选举区长的条件和要求。经与会各界代表酝酿，一致选举中共四区分区委书记翟翕武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由此诞生了中共博山县委领导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四区抗日民主政府成功建立后，我们县委认真总结了经验，对已建立分区委的几个区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导他们为建立区抗日民主政权做了各项积极的筹备，在不长时间内，第五、第七和第二区分区委，分别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也不失时机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这四个区级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又各自组织建立了所在区的各村、镇的抗日民主政权。四个区及其各区村级抗日民主政权的普遍建立，有力推动了全县各地的抗日斗争开展，使广大群众比较真切地看到和感受到了共产党描绘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好处，生命财产有了保障，有了安全感，从中也深切地看到了夺取抗战胜利的希望，更加积极靠拢和拥护抗日民主政府，我们共产党组织的号召力越来越强。尽管当时战事频繁，支前参战任务日加繁重，但是只要抗日民主政府一发号召，广大群众就纷纷响应。四个区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不仅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也为我们建立县抗日民主政府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在这期间，由于日军加强了对淄博地区的控制，有些地区被敌“蚕食”分割，中共山东分局第一区党委（即大鲁南区党委）决定撤消刚刚成立不久的淄博特委，将我们博山县委划归泰山地委（即一地委）领导。同时，第一区党委根据党中央、山东分局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县委在敌人这次大“扫荡”后，在国民党各地政府垮台之机，抓紧时间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各级抗曰民主政府。泰山地委根据第一区党委的这一指示，遂成立了泰山区七县联合办事处，行使专署职权，并作出建立各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决定，隶属七县联合办事处领导。我根据泰山地委这一决定，组织县委一班人，对建立博山县抗日民主政权进行了积极的筹备。在当时，这是一项新的工作，谁都没有这方面的成熟经验，只能一边摸索、一边实施。上级党组织对这项工作极为重视，对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一职的人选问题，也作了认真的考虑。在博山县委归属淄博特委领导时，当时的特委书记王子文（王海珊）从博山工作实际提出，要我做县长的工作，并提出不要离开党的工作，但又不能再继续担任县委书记。在淄博特委撤消时，他还向第一区党委提议，要我出任泰山地委委员。此时，在我们酝酿筹备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期间，我按照王子文同志的要求，专门去了第一区党委政权部，就博山县政府的筹备情况向霍士廉部长作了汇报。士廉同志对博山的情况比较了解，在汇报交谈中给了我许多及时的指导。博山县委划归泰山地委领导后，泰山地委对政权建立工作抓得特别紧，我们县委也加快了这一工作的进程，因我们已经有了创建四个区政权的工作经验和基础，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各界人民代表很快就选举了出来。
1939年9月16日，中共博山县委和三县联办，在五区李家庄组织召开了博山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与会的不仅有来自我们几个区的部分乡、镇、村的基层党员干部，还有各道会门的首领、社会各界的开明贤达人士等各行各业的代表，共计100余人。大会由山东人民抗日自卫团博山第一团团长王寿卿主持，最主要的议程是选举县长。大会提名我为县长人选，经过代表们讨论酝酿，然后进行大会表决。大会举手表决时一致通过，我被选举为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的第一任县长。会上，我作了即席讲话，至今还记得主要讲了四点：一是号召全县人民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人出人，不怕困难，夺取抗战胜利；二是我们抗日民主政府，就是为全县人民当家做主的，为改善人民生活不断努力；三是我们抗日民主政府，为了让全县人民起来当家做主，实行民主政治，注意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做好政府的各项工作；四是继续贯彻好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大会结束后，研究确定了县政府的机构设置，并对各部门主要干部进行了任命：左希温任政府秘书，夏新生任公安局长，刘蒲村任民政科长，刘圣和任教育科长，阎荷亭任财政科长。
县政府成立后，为了便于坚持对敌斗争，我们即组建了一支由县委、县政府直接领的地方武装，取番号为泰山军分区第五区队，我兼任队长，山东省委派往延安学习刚回来的孙黎任教导员。与此同时，在县委、县政府的要求下，各区也组建了自己直接领导的武装区中队，各村也都在自卫团等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了民兵小队或民兵游击小组等抗日武装组织。
县政府成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农村的工作及领导，县政府在东台村举办了村干部训练班。我派谢伯望前去兼任训练班的指导员，并任支部书记负责训练班的党务工作。训练班主要对学员开设了政治、民运、抗日游击战争等课程，学员结业后，除很少一部分人员选拔到县、区工作外，大部分人员仍派回各自所在的村、镇工作。这部分人员回去后，大都按照县、区的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了乡、村两级的抗日民主政权。这些基层政权的建立健全，有力地改造了旧的乡村基层政权，逐步推进了基层的民主政治，进而更坚定了人民群众跟共产党抗战到底的信心与决心。县政府成立后，我们还进一步发动各届群众建立抗日团体，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同年10月，以油漆匠、木匠、建筑工匠和小手工业者等行业工人为主，成立了县职工抗日救国会，组织起来恢复生产，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先后创办了织布厂、织袜厂、造秤厂，有数百工人参加了生产。11月，县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为把各界妇女特别是广大农村妇女组织起来，投身到抗日和自身的解放事业中来，她们取得了县委、县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在李家庄举办了两期妇女干部训练班，先后有400余人参加学习。结业后，这些妇女学员大都回到各自村庄担任村妇救会长。与此同时，四个区的妇救会也举办了为期10天或半个月的训练班，使更多的农村妇女冲破封建习惯势力与1日俗，走出家门、参加工作，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在11月间，博山县还相继建立了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县农民抗日救国会、县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从而更广泛更深入组织起全县广大群众投入到了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中来。
总之，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标志着以博山县东部、南部广大农村为主的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其主要特征是：第一，建立了以共产党领导的党政军民四位一体的组织领导体制，使我们根据地发展具备了可靠的组织保证；第二，抗日民主政权在全县大部农村的建立，不仅取代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有力阻止了日伪政权区域向农村的扩展，粉碎了日军全面占据博山县的阴谋。第三，抗日民主政权在全县大部分农村的普遍建立，也有力阻止和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妥协、倒退、分裂的倒行逆施，进一步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跟共产党抗战到底的信心与决心。第四，县、区与大部乡村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有力推动了抗日民主政治在全县大部农村的实施，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整了阶级关系，也对封建专制势力与封建思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除，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
三、博山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1939年11月初，在博山县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建立、根据地建设已有起色的情况下，为了让全体党员认清当时的斗争形势，明确今后的工作任务，我们县委根据上级党组织的部署要求，在七区的太河镇召开了中共博山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会党员代表共计100余人，代表着全县3000多名党员。
在这次会上，我作了《目前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在形势方面我主要讲了三点：一是日军的“扫荡”今后将会加紧；二是顽军制造磨擦将会加多；三是我们与敌伪、顽军占领的区域相毗邻，在政权方面我们尚处弱势。根据这一形势和上级提出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为发展建设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我在报告中提出了四项主要任务：第一，要在斗争中不断加强抗日民主政权的发展建设；第二，要在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中不断壮大我们县、区和乡村的地方抗日武装；第三，各级党组织和民主政权要切实深入地做好群众工作，保证各种支前和参战任务的及时完成；第四，加强党的工作，继续发展壮大我们党的组织力量。关于第四项任务，时值山东分局为贯彻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发出的专门指示，我便在会上重点强调了加强党的建设与组织发展问题。记得当时主要讲了今后要努力做好以
下几项工作：一是全县各级党组织在这次代表大会后，要本着上级的决定和指示精神，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并搞好对各级政权组织的领导；二是各级党组织要打破关门主义，在领导群众进行抗日工作和对敌开展斗争中，注意物色培养积极分子，继续大量发展党员；三是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树立勇于克服困难、积极开展工作和发扬敢于同敌人进行斗争的作风与精神，不断地开辟新的工作局面；四是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学习教育，县委负责办好各种训练班，对各级干部分期分批进行训练学习，各支部党员都要积极参加学习训练。
这次大会采取民主选举的形式，选出了新一届县委领导班子。根据会前上级要我集中精力做好抗日民主政权工作、不再担任县委书记的决定，大会选举边首之为县委书记，选举我和李东鲁、张希周、夏新生、谢伯望等9人为委员。
这次党代会是中共博山党组织的一次历史性会议。它不仅是博山党组织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规模最大的会议，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在山东分局和第一区党委领导下，在贯彻党中央开展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全县党组织得到空前的大发展。博山县委建立之初只有3名党员，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发展到了3000多人，不仅为主力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新生力量，还建立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各级地方武装和各级各类群众抗日团体，初步建成了比较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特别是这次会议根据中央巩固发展党组织的决定和山东分局的指示提出了今后工作目标与任务，使博山党组织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也使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在博山地区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是中共博山党组织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
这次党代会后，博山抗日根据地建设和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一个黄金时期。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县和各区地方抗日武装与根据地内各村的自皿团、游击小组等抗日武装组织，对盘据在根据地边沿上的日伪军据点和“扫荡”根据地的日伪军普遍展开了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其中，各村的自卫团、游击小组等抗日武装，主要对日伪军的通讯、交通等设施进行了不间断的破坏；县、区等地方武装则对敌据点和“扫荡”的小股日伪军进行了不间断的袭扰与阻截，打击了敌人，保卫了根据地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1940年3月，直属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泰山军分区第五区队改称为博山县独立营，与各区区中队等抗日武装一起，一面坚持独立作战，-一面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作战，打击博山地区日伪军，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尤其在这年9月间，为配合八路军发起的百团大战，博山县和莱芜县迅即动员3万多民众，对泰（安）博（山）和泰（安）莱（芜）两条公路进行了连夜大破袭。各地方武装配合八路军山东纵队卜部，对博山、莱芜之敌进行了连续不断地出击，有力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这是特别值得称道的。
在这期间，我们县委、县政府根据山东分局作出的有关加强根据地建设的决定和指示，组织领导博山根据地广大群众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县政府从实际出发，制定了在根据地内实行合理负担的施政方针政策，本着“有人出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原则，明确规定：地多多交公粮，地少少交公粮，在交纳办法上实行累进法。这些政策的实行，尤其是合理负担的政策，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抗战，还调整了根据地内各阶层的关系，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使大生产运动有步骤地开展起来。为发展根据地经济，改善群众生活，我们还领导群众积极发展工商业，重点在农村创办织布、织袜、造秤等工厂，筹集款项成立了生产合作社。在农业方面，我们组织农民垦荒、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生产运动。当时的县、区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驻防的部分主力部队，都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特别是组织建立起来的生产合作社，对支援部队和改善根据地群众生活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生产合作社工作的同志们不分白天黑夜为各方面的生产、销售服务，为保证织布、织袜厂的生产，他们经常派人到莱芜、蒙阴、沂水等毗邻根据地的农村收购棉花，运到织布、织袜厂所在的村里，分配给周围各村的群众纺线，然后将各家各户纺的棉线收购起来按重量支付工钱，最后送往织布和织袜厂。对各厂生产出的布匹、袜子等产品，除部分供给部队外，其余部分由生产合作社拿到社会上销售，供群众日用。之后，生产合作社还根据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和便于支援部队，又先后组织建立了榨油、磨面、碾米、做鞋等小作坊。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有力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群众生活的改善、加强了对部队的支援，更重要是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看到了跟着共产党抗战的前途，调动了他们的抗战热情。
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县委、县政府和各抗日群众团体都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把根据地当成自己的家园进行建设。这时，大家都越来越深刻地感到，作为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对广大青年、农民和儿童的教育是一项非常急迫的任务，其中既包括文化教育，也包括国防教育。对此，我们也下了很大功夫。首先针对博山城沦陷后，许多乡镇被敌人相继占领，许多小学教员都参加了党组织领导的抗日工作，致使各地小学不能正常入学上课这一情况，开办了抗日救亡小学教员训练班，培训了一大批小学教员，分期分批派往根据地及游击区的农村小学任教。他们到任后，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不仅教书，大多数还担任了村民运指导员。在这些同志的努力下，很快将过去的旧小学改变为抗日小学，使当时的农村教育成为我们党向根据地人民进行教育、宣传抗日的阵地。尽管这时办学条件很艰难，但大家都把教育孩子当作自己的责任，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们在战乱的岁月里能够上学。各小学所在地的党组织发动群众用土坯架起门板当学生用的桌凳。一有紧急情况，当地群众就主动来帮助学校老师转移疏散学生，帮助隐藏门板等教育用的物件；一旦情况解除，学校又在群众的帮助下很快恢复上课。我们还利用各抗日小学加强了对青壮年的成人教育。每年入冬后，我们县委、县政府就号召各抗日群众团体深入根据地的各村镇开办冬学。各村积极响应，一些妇女为了能学到文化，竟抱着几个月的孩子去听课。对于博山县的冬学，在1940年12月28日的《大众日报》上有这样的报道：“博山县冬学运动，蓬勃发展，自县各救会成立冬学推进委员会后，各村庄纷纷响应，现已成立冬学九十余处。各校并自行规定惩罚及奖励条例，互相督促学习，以致目前博山识字浪潮极为高涨。”在这期间，为了让根据地更多的家庭妇女走出来接受抗战教育和学文化，各村根据县委、县政府的要求和广大妇女的实际，都开办了妇女识字班，组织参加识字班的妇女们开展了一日学会三个字的学习运动。县政府教育科为了方便妇女们学文化，还专门编印了一些通俗易学的简易油印课本，受到了根据地广大妇女们的欢迎。因为这不仅为她们学习提供了一个基本的遵循，也将她们的学习由冬闲延长到一年的其他日子里。每到晚上，妇女们就几家几户的组织起来学习，有的请一个有文化的姐妹当先生，有的请入过冬学的丈夫来帮助，还有的让在抗日小学读书的孩子来教她们识字。妇女们经过坚持不懈的学文化和接受抗战教育，卓有成效地提高了她们的思想政治觉悟，为后来我们在最艰难险恶的斗争岁月战胜困难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1939年11月，随着县儿童团的成立和各抗日小学的开办，许多村以抗日小学的学生为主相继组织建立起儿童团、少先队。这些组织起来的少年儿童，在村党支部指导安排下，除在村头、路口等交通要道站岗放哨盘查可疑行人外，还经常为县、区等地方武装和党组织送情报、侦探敌情，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由于根据地的青壮年参军和参加抗日工作的比较多，根据地农村中军烈属和抗属无劳力的情况突出。县委、县政府要求各区、乡和村党支部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组织部分精壮劳动力，在农忙的关键时节帮助无劳力的军烈属和抗属抢收抢种。在这些拥军优属活动中，儿童团发挥了特别好的作用，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对无劳力的军烈属和抗属进行力所能及的帮助，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上进行长期的帮助，为保卫和建设根据地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使这些少年儿童得到了教育和锻炼，增加了责任心，在对敌斗争中逐步锻炼成长起来。他们的事迹曾在1940年11月28日《大众日报》上做过报道：“博山四区×村少先队员，为响应上级号召优待抗属，特发起一个拾柴运动，帮助抗属二十一家，拾柴一万斤以上。此种模范举动，已引起各地少年儿童的热烈学习。”虽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每当回想起那些孩子们的活动，仍使我感奋不已。应当说，各村的儿童团是我们根据地里最活跃的抗日组织，他们走到哪里抗日的歌声就在哪里响亮地唱起，那首《武装保卫家乡》的歌至今还萦绕在耳畔：“起来，同胞们，起来，和曰本鬼子拼，他们杀死我们的同胞，他们强占我们的村庄……只有战，只有拼，才能死里逃生；拿起杀敌的镰刀、斧头、短刀、锄头、铁尺、鸟枪、土炮，来保卫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生命财产，田园土地，武装保卫家乡。”他们的歌声虽然那样稚嫩，但唱出那样强烈的爱国、爱民、爱家乡的思想情感，也强烈鼓舞了根据地的军民。
在此期间，为了巩固和发展建设博山根据地，我们县委、县政府召开了博山县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我向与会人员作了抗战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我重点强调了博山根据地己处在日伪、顽固派和我们共产党尖锐斗争的严峻形势下，尽管我们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对小股日伪军的不断“扫荡”进行了积极的游击战和坚决的军事打击，对邻近驻防国民党顽固派部队的袭扰、摩擦等倒行逆施开展了反分裂、反倒退的斗争，但随着日军对我根据地展开分割、封锁和“扫荡”行动，日军也加紧了对国民顽固派的拉扰，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对敌斗争的思想意识。对于当前和今后一段的工作任务，我要求主要抓好财政经济工作，建立切实可行的制度，实行开展节约的办法；适当增加财政投入，积极发展合作社；坚持实行累进税制，进一步开展贸易、征粮、收税等工作，求得解决县财政的长远计划；继续搞好生产运动，发展农业生产，创办小手工业，健全合作社等事业。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以便能够长期支持抗战，县政府还专门组织召开了生产研究会议，召集一些富有生产经验的老农民和具有农学知识的人员，就开垦荒田、倡导种植能增产早熟作物、发展农村副业及植树造林等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提出了积极的政策与措施。我们还深入县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加强对这一群众性组织的领导同时，还专门组织研究制定了关于公平合理支付工匠工资的规定，将规定下发会员并公示，让群众监督实施。这一规定虽然不够完善，但却比较实际，具体体现了民_生、民主、民权，其保护各行业工人的基本利益、改善他们的生活目的性日常明确，在推行中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广大群众的拥护支持，进一步调动了他们的抗日热情，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我们县委、县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
为了适应斗争形势和根据地建设发展的需要，根据山东分局和区党委的指示要求，各级政权组织进一步实施了调整和健全。原领导我们的上级政权组织七县联合办事处，改建为泰山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进一步理顺了对所属七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我们县委、县政府在泰山地委和专署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县宪政促进会、县参议会、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等参政议政组织和群众团体组织。这些群团组织在建立和完善中积极开展工作，使我们抗日民主政府的民主性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这也是我们抗日民主政权能够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存在，并得到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此期间，我们还大力发展抗日武装，不仅成营成连的为主力部队输送了优生力量，地方武装也得到了新的发展。我们按照上级的指示要求，将原直属我们博山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泰山军分区第五区队，转交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编为该部后方二营，沿袭该营的来历，大家都称之为博山营。不久，我们又以下庄区中队为主，将五区队留下的部分骨干人员充实进去，新组成一个营，编为四支队十团二营。之后，我们县委、县政府抽了几个地方武装的骨干人员，并从各区队和各村的自卫团或民兵中选拔了一批青壮年，成立了博山县独立营。各区中队也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加强，全县的地方武装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和提高。
四、“反妥协”、“反投降”斗争
进入1940年，博山县和毗邻的淄川、益都、临朐及安丘、昌乐等县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开始恶化起来。由于这一带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转战在这一带的我八路军主力部队提供了有力支持，多次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由此成为日伪军的“眼中钉”。这年5月上旬，日伪军纠集数千人对这一地区展开了“扫荡”。
这次“扫荡”，敌人首先以博山、淄川东部山区的根据地为目标。当时，在这一带坚持斗争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主力调往沂鲁山区参加反“扫荡”，留守部队撤往沂水、临朐两县边区，因而日伪军如入无人之境，不断向东推进，占领了池上、李家庄、太河、峨庄等我根据地的大部区域。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吴化文部乘机占领了沂鲁山区，吴部所属的一些部队还在博山我们的根据地内或根据地的前沿地区抢占了一些山头。一时间，我们在博山东部山区的根据地被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吴化文部“蚕食”、分割的七零八碎，对敌斗争形势日益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博山县委、县政府曾一度转移到临近博山的莱芜县境内，根据日益严重的形势，为能继续坚持对敌斗争，采取了一些果断的措施。我们对县委、县政府机关人员进行了精简调整。对精简下来的人员除少量人员安排到区乡村的党政组织工作，大多数充实到了县区等地方武装。在对敌斗争的策略上，我们则率精干
的县委、县政府机关和博山独立营回到与莱芜县接壤的博山南部山区根据地，依托上瓦泉和杨峪村一带坚持开展对敌斗争。
为了组织发动群众顶住严重恶化的形势，继续坚持抗日斗争，重新打开博山对敌斗争的局面，根据泰山地委、专署的指示要求，我们县委、县政府开展了“反妥协”、“反投降”的斗争。当时，在日伪军大“扫荡”后，驻博山城及其周围的伪军也乘势到原为我们根据地的一些村镇进行“扫荡”，而一些地主上层人物为迎合日伪军的要求，相继在部分村镇组织了维持会，对我基层党组织、政权组织和群众抗日组织造成严重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展开斗争，遏止这一趋势的发展。这时，泰山地委派熟悉博山情况的地委组织部长、我的老同学、老战友蒋方宇来博山蹲点，帮助我们开展“反妥协”、“反投降”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我们依靠基层党组织和广大群众反映的情况，对组织维持会的人区别不同情况进行了斗争和教育。对那些屈服于敌人威胁被迫出来组织维持会的，主要进行了严肃的民族气节教育；对那些参加组织维持会后有不规言行、给我基层党组织和抗日群众造成威胁的，送交泰山专署进行教育改造。这一斗争的开展，有力遏止了根据地的伪化，为我们重新打开博山对敌斗争的局面创造了条件。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使我们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适应在艰难险恶的形势下坚持对敌斗争，我们县委组织举办了支部成员训练班，重点进行了革命气节和保守党的秘密教育，同他们一起讨论研究了如何做好今后支部工作的一些基本方法和措施，还组织他们学习了怎样开好党小组会的文件和有关重要文章。特别是其后，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县委宣传部将时任中央组织部长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文，油印成册下发各支部，要求各基层党组织按照县委作出的部署，组织党员进行认真的学习。尽管对党员组织上述这些学习教育时间很短促，但却收到很好的成效，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各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也使广大党员进一步坚定了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决心，在日益严重恶化的对敌斗争形势下，发挥了带领群众坚持抗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年11月，日军又对我泰山区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冬季“扫荡”。为配合在这一地区坚持斗争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进行反“扫荡”，博山与莱芜各基层党组织迅即组织发动起了万余民众，参加了对泰（安）博（山）和泰（安）莱（芜）两公路的大破袭。这一作战举动，不仅体现了基层党组织在险恶形势下的战斗堡垒作用，也为打击敌人、夺取这次反“扫荡”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是年12月，我被上级调离博山，去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学习，县长一职由翟翕武同志接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