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坐落在当年胶济铁路张（店）博（山）支线的终点，地接沂蒙山区，三面环山，形势险要。这里蕴藏着煤、石英、硫磺等矿产，有着采煤、陶瓷、玻璃等工业，是当时鲁中地区的工业重镇。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博山地区曾经建立了党的组织。但是，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党组织遭到破坏。此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博山地区的党组织很长时期没有得到恢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蒋介石更加积极地推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内战政策，整个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深重的危机。中国人民深受极端的压迫和剥削，迫切要求抗日与民主。一个全国范围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正在兴起。
博山地区的形势同全国一样。当时，工商业萧条，农业破产，工人失业，民不聊生。各界进步人士，特别是知识界大声疾呼抗日救国。在一二九运动的推动下，博山地区抗日救亡活动的烈火开始燃烧起来。
博山地区的党组织，就是在抗日救亡活动的新高潮中恢复和建立起来的。
建立特支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5月底，中共山东省委派鹿省三（化名张守仁）来到博山建立党的组织。他找到了乔同恩、蒋方字和我。我们3人都是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博山县队部的负责人。6月1日，我们4人来到博山城外的李家林。这是一个茂密的大树林，地势很隐蔽，是进行秘密活动的好地方。鹿省三先讲了国内外形势，然后说省委对我们的工作已经做了了解，委托他来建立党组织、发展党组织。他宣布省委决定吸收乔同恩、蒋方宇和我为中共正式党员，组成中共博山县特别支部，代行县委工作职权。以乔同恩为支部书记，蒋方宇为组织委员，我为宣传委员。我们宣誓后，鹿省三布置了继续发展党组织和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任务。我们3人研究，先发展民先，在民先的基础上再发展党组织，由蒋方宇负责在城里的教员中开展工作，我到短期小学和农村小学教员中去活动。党的组织的建立，标志着博山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此，博山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博山县特支成立后，我们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工作，在城里和农村发展民先队员。博山的国民党三青团见我们民先队员有了发展，就极力进行破坏。他们对县民先队宣传部长李钊说“你们要抗日可以，但必须统一在我们的领导下”，企图压制我们的活动。他们又利用小恩小惠的卑劣手段拉拢他加入国民党的外围组织三民主义抗日同志会，企图瓦解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我们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广泛地宣传：抗日救国，人人有份，同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揭露了他们拉拢民先队员的阴谋，并在三民主义抗日同志会成员中进行工作，把一些误人该会的青年拉了出来，加入了民先。经过这番斗争，民先在博山城乡小学教员和博山洗凡中学学生中有了很快的发展。
七七事变后，特支决定组织抗日大宣传，把群众引导到抗日的道路上去。8月间，我们以民先队员为骨干，发动洗凡中学的学生组成宣传队，走向街头，深入农村，张贴抗日标语，进行抗日演讲，唱抗日歌曲，演抗日文艺节目，号召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这次宣传，使党的抗日主张进一步深人人心，群众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涨起来。与此同时，我们根据省委关于做好迎接抗日游击战的指示，在怡园小学开办了游击战术训练班，有20多个青年参加。i练班一面进行抗日教育，一面学习游击战术，为组织党的抗日武装作了准备。
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的蓬勃发展，吓得博山县国民党当局坐立不安。于是由县长王荫桂出面，召集各界代表人物训话，说什么抗日是好的，但要听政府的指示，不准自己乱来，妄图限制我党领导的抗日活动，压制群众的抗日热情。我去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特支研究确定，要继续按照党组织的部署进行各项抗日活动。
国民党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打着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的旗子，要以商会为主组织各界官办的“博山县抗敌后援会”，并且要我父亲出任后援会主任，以此来对抗和阻止我们的活动。我们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决定力争在会中取得合法地位，并把“抗敌后援会”变为有利于我们的组织，成为我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基地。经过特支研究，提出了“八七”（8月7日）建议。这份建议对怎样抗日、怎样组织民众，作了详细陈述，并且提出开仓济贫，叫商会拿出4万斤粮食救济穷人。我和蒋方宇拿着这份建议，四处征集签名。教育界比较有威望的孟秀章和士绅李式如先生以及许多小学校长、社会名流共100多人都签了名，在社会上形成了有力的舆论，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当局要博山县商会的要员们召开了专门会议接见我们。我在会上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提出了我们的建议，据理力争，晓以抗日大义。最后，他们见我们的建议有理有据，而且有社会基础，不得不答应了我们的要求。这次斗争的胜利大大促进了各阶层联合抗日。国民党看到自己的阴谋落空，对组织“抗敌后援会”也不那么积极了。
10月间，日军进攻到山东境内并轰炸了济南。消息传开，全城震动，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学校停课，物价猛涨，人心惶惶，一片动乱景象。全城炉业（玻璃品制造业）工人陷入失业状态，生活无着，群情激愤。为了使炉业工人和广大群众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激发抗日情绪，迫使国民党当局转向抗日，我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行了一次突击性的大宣传。我们组织城里的全体民先队员，和民先影响下的一部分小学教员与中学生，分做两路，一路由乔同恩和蒋方字带领，一路由我带领，以西城为重点，沿街集会演说，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揭露日军侵华罪行，指出只有团结起来抗日才有生路……这次突击宣传，大大激发了炉业工人的抗日情绪，更深入地发动了群众。
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
1937年初冬，日军进逼黄河北岸山东形势十分紧张。10月下旬，山东省委派林浩同志带领张文通、杨涤生同志来到博山。在赵家后门一间僻静的房子里，林浩主持召开了会议，我和乔同恩、蒋方宇参加了会议，共开了3天。会上，林浩传达了北方局关于“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指示，着重研究了如何组织抗日武装问题。我们提出在一个月内把部队组织起来。林浩说：“一个月时间太长了，要在20天内完成你们组织武装的计划。”他停了一下，用比较肯定的语气说：“估计20天左右，鬼子就会到来！”会议确定了抗日武装的番号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或“第六军”，代号为“齐游之”，会上，林浩还宣布了省委关于建立鲁东工委的决定，鹿省三为书记，张文通为组织委员，杨涤生为宣传委员，并把博山特支划归鲁东工委领导。
会后，我便到农村安排武装起义的地点。蒋方宇在城里组织武装人员，收集枪枝。原来，我们确定了两个武装集结的地点。一个是博山七区的大、小口头村。那里群众基础较好，骨干力量较强。小口头有党支部的领导。大口头的邻村（前怀村）有从济南乡师回来的学生党员孙伏武。县特支要他回家组织游击队等待我们到来。另一个地点是博山区的李家镇。这是山区的一个较大的集市。这一带的农民大多数是会道门组织的“黄沙会”道徒，道首叫吴鼎章。阎冯倒蒋时，他曾带领道徒打到博山城边，是个有影响的人物。
镇上短期小学教员张子昇，是我发展的党员。他到李家镇后，认识了吴鼎章，并了解到这一带有会道门的群众基础。他首先在感情上和吴鼎章交朋友，取得了他的信任。抗日战争爆发后，平型关的捷报传来，张子舁对他进行了宣传，他夸赞“八路军好”，也有了进步要求。我们研究，认为吴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为了进一步了解吴的情况，蒋方宇专程去李家镇由张子舁陪同拜访了吴，吴接待很热情。事后，我们决定张子舁继续对吴做工作。当时吴的思想有了很大进步，戒了鸦片烟，也不喝酒了。张子异进一步向他公开了身份，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介绍八路军的情况。他表示愿意共同组织部队，接受八路军的领导。
12月27日济南失守，26日日军占领周村。每当夜深人静，远方的炮声不断在博山城的上空滚荡，战争的阴云笼罩着博山城关。有办法的人家已躲到了乡下，留在城里的人紧闭门户止步不出。韩复榘第三路军的败兵，一批又一批向南溃退。博山县的国民党要员早已溜出城去。我们便加快了组织武装的步伐。留在城里的蒋方宇，很快把党员、民先队员集中到怡园小学，待机行动，并研究分两批撤退到农村去组织武装。第一批30多人，由乔同恩带领。第二批有14人，其中有鲁东工委杨涤生、省委交通员王纪武和蒋方宇。他们晚走的目的是为了在城里搞枪。
为了提前作好安排，我在日军侵占博山前几天，就只身先到了口头村。不料，当我见到孙伏武时，他却说会道门头子孙传太十分反动，口头村不能作为武装起义的地点了。于是，我连夜赶到李家镇做了安排。在我到达李家镇的第二天，第一批人也从口头村转到了这里。
蒋方宇带领的第二批人，在日军进攻时撤离博山城。他们在八陡镇与日军遭遇，李镇同志在混乱中失散，其他人迂回辗转，到新年晚上才赶到李家镇。就在与日军遭遇的那天晚上，李镇就地卧在一座桥下，日军刚过去后，又听到路上有马蹄声，他就偷偷向马路上望去，见一个第三路军的溃兵牵着马，背着一枝马枪，马上还驮着一挺轻机枪走来，李镇就上前做了探问。经了解，这人叫王先禄，是一个班长。李镇便告诉他说：日军已占领了博山城，并且已迂回到八陡镇，刚刚过去。王听了非常惊慌，李镇就动员他留下一起参加抗日。他们把枪埋到一个教堂内的煤堆里，把马放掉就赶到了李家镇。我们听说有机枪，都十分高兴，当夜派李镇、王先禄带领五六个人，到教堂内取枪。机枪到手后，我们选拔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同志组成了机枪班。我记得当时有蒋亭和李镇同志，王先禄当班长。这个机枪班由我们直接掌握，成为我们的骨干力量。
我们到李家镇后，便与吴鼎章接上头，很快就组织起几十个人。到1938年1月上旬，我们正式编成“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吴鼎章任司令员，王继武任参谋长，蒋方宇和我分别任政治部正、副主任。当时，我们也不懂得军事编制，在司令部直接领导下设了两个中队。吴为了控制部队，派他的两个亲信当中队长。这两个家伙都是兵痞，非常坏。当时我们缺乏经验，每个中队只派了一个指导员，实际的军队领导权落到了吴鼎章手里。部队诞生不到10天，我们打着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大旗，从李家镇开赴口头村。一路上，群众听说我们是抗日的队伍，纷纷跑来参军，跟上队伍就走。到口头村时，部队就增加到100多人，我们遂又编了第三中队。
部队组成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扩大部队，搜集民间枪支。我们侦知在西河镇桃花峪开办煤矿的悦升煤矿公司有枪支，而且无守备力量。就在1月中旬的一天夜间，袭击了悦升公司，包围了他们的经理部，轻而易举地抓住了他们的经理，把他们护矿队的枪枝全部取走了。在回来路经黑山后时，还搞到了国民党第三路军丢弃的一门迫击炮。同志们扛着收缴的枪炮，充满着胜利的喜悦，转到岱庄住下来。
我们撤走后，悦升公司的经理就报告了驻博山的日军。第二天拂晓，敌人从博山城出动，占据了离岱庄5里路的岳家庄，与我们对峙起来。同志们听说日军来了，毫不畏惧，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准备给日军以迎头痛击。狡猾的日军，因为摸不清我们的实力，龟缩在岳家庄，只打枪，不出击。中午，我们见敌人不敢出来，即主动撤出战斗，从岱庄向南经过郭庄，爬过大葛巴岭又经池上村回到了李家镇。这天已是旧历年除夕了。在群众欢度春节的鞭炮声中，同志们和当地群众一起用战斗的胜利辞去了旧岁，迎来了新的战斗的一年。这次，我们虽然没有同日军短兵相接，却给整个博山地区的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春节后，为了进一步扩大队伍，我们带着这支部队，从李家镇转移到四区夏庄一带，司令部住在瓦峪村一个姓谢的地主家。这家地主为了让部队保护他的家业，极力讨好吴鼎章，暗地里又引诱吴吸上了鸦片烟，每日酒肉招待。吴从此又一天天地变坏，恢复了他的土匪本性，开始与我们疏远，部队也不听我们的招呼了。这时，我们才感到不直接掌握部队，只靠政治部做做思想T作是不行的。有一天，吴鼎章向我们提出要攻打比较富裕的郭庄。我们感到他的土匪本性已经按捺不住，要大发作，便竭力劝阻。他置之不理。一天早上，他背着我们，突然带部队包围了郭庄，打了几天才攻进去。吴打进郭庄后，对群众进行疯狂的报复，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人民犯下了大罪。
攻打郭庄，标志着吴鼎章的部队已经堕落为土匪流寇。这时我早已离开这个部队与徐化鲁、郑兴另组成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的一个总队。我便与蒋方宇、张子异联系，把我们掌握的那挺轻机枪和机枪班的同志拉了出来，送到省委直接领导的四支队去了。
吴鼎章攻占郭庄后，秦启荣便派人与吴谈判，不久便委任吴为国民党别动队第十六梯队司令。这时，国民党博山县书记长顾新三随即打人了这个部队，控制了吴鼎章。吴鼎章的叛变，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抗日武装必须直接掌握在党的手中，建立党的绝对领导。由于我们对吴鼎章这样历史复杂的人失去了应有的警惕性，党的组织在部队中没有扎根，不能掌握部队的领导权，使吴乘机控制了部队，把我们从部队中排挤出来，这不能不是一条深刻的教训。
1938年1月初，我们从博山城撤到李家镇以后，省委就派魏思文来宣布特支改为县委，以便领导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为了巩固党在博山的领导地位，县委决定尽快扩大自己的队伍。春节后，我去蒙阴扩大部队回到瓦峪，便与蒋方宇商议，吴鼎章部队由他与王纪武同志负责，我再另外组织一支部队。由此，我先后去博山四区五福峪找了徐化鲁和郑兴，与他们商量建立抗日武装问题。
徐化鲁原是冯玉祥部下，曾在冯玉祥部队担任过少校营长，战前被委派为国民党县政府联庄会训练大队长，专门训练乡村壮丁。几年来，经他训练的青壮年遍布全县各个乡村，通过他组织部队，是有基础的。他并具有抗日思想和正义感，与党有一定的联系。他和我党派到西北军做兵运工作的崔介关系很好，在崔的暗示下，曾暗中保护过我们。
郑兴曾在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当过军官，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东北站不住脚，就回到了家乡。他不仅具有抗日的思想，还有一定的活动能力。
我根据县委的决定，向他们介绍了党的抗日主张，动员他们同我们一起组织抗日武装，公开地提出由党来领导。这时，省委介绍谭克平来帮助我们进行发动部队的工作。谭到来后，经过我们两人多次做工作，徐、郑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决定建立一支由党领导的抗日部队。
春节后，徐化鲁和郑兴把组织起来的部队带到莱芜县常庄一带集合，部队大部分和总队部驻到了响水湾的三官庙小学。在当地群众支持下，部队很快发展到200多人。为了区别于吴鼎章的第五军，我们使用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的番号，这支部队编为第一总队。徐化鲁任总队长，郑兴任参谋长，谭克平任政治部主任，我任副主任。为了把部队切实掌握在党的手中，我动员部分党员和民先队员也参加了这部队。有的担任指导员，有的担任班长。其中博山七区小口头和东庄有党的基础，把那里一部分党员调进部队成立了一个班。不久，池上村爱国人士鹿墨林和他儿子鹿清津带领30多人也来参加了我们的部队。到3月间，部队发展到300多人，在徐化鲁的指挥下，开展了军事训练。经过训练，部队学会了一些战术和军事技术，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嘹亮的抗日战歌，震彻山谷的冲杀声，使整个山村充满了战斗的朝气。
1938年3月，逃亡的原国民党博山县保安大队长李兴唐，突然从蒙阴县带来一支百多人的队伍进驻到博山县境内。这个土匪头子，是一个十足的流氓政客，为阴谋吞并我们这支部队，打着联合抗日的招牌，以攻打博山县城为名，与我们联系要组织联军。为了打击刚刚占领博山城的日军，振奋人心和扩大我党的影响，我们同意了他组织联军和打博山城的意图。当我们带领部队向博山挺进，路经西石马村时，意外地碰上了省委领导林浩带领的四支队的部分队伍去淄川马棚一带与黑铁山起义的南下部队会师。我即向林浩同志汇报了我们组织部队和李兴唐组织联军攻打博山的情况。他完全同意，并根据我们的要求派了一个中队随我们行动。
我们当夜与李、吴两部相继打进博山城，并在城内紧张地活动了一天。我们估计日军会疯狂反扑，当晚，就把部队撤出西城，驻在离城5里外的西山杏花天庙上观察敌人的动静，做继续撤离的准备。四支队的那个中队即奔向马棚返回建制。徐化鲁为了保证我们这支部队的安全，挑选了30多名精干战士留在后面掩护我们。
果不出我们所料，第二天拂晓，日军纠集了一部分援兵，包围了玉皇宫。在敌人进攻玉皇宫时，我部队便经姚家峪、岭西、焦家峪撤到了盆泉村。徐化鲁完成掩护任务后，带小分队撤到了西石马村。
李、吴两部遭日军反扑，退出城后，李兴唐即带其部尾随我率领的部队也撤到了盆泉村。为粉碎李兴唐的阴谋，我连夜召开了部队中党员、民先队员和积极分子紧急会议，让他们将部队稳住，我抽身来到西马石村，与徐化鲁研究，决定由其率领小分队原地待命，待我把部队拉出盆泉后，再到莱芜下洼村集合。由于党员和积极分子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天亮前，我就顺利地把部队拉出了盆泉村。徐化鲁也按时带领小分队到达下洼村。为了这支部队的安全，我们即把部队带到了虎牢关村，我又连夜赶到马棚村向林浩作了汇报。在林浩同志的指示下，几天后我们即随徂徕山、黑铁山起义的会师部队南下，参加了攻打莱芜城的战斗。在战后的休整中，我们这支部队被编入这两支起义部队的序列，从此转战山东，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根据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五月出版的由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山东纵队》回忆史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