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我在湘西邵阳地区的武冈工作过二年，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它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武冈是个历史古县，俗有楚南鱼米乡之称。武冈人民勤劳勇敢，富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可是，在黑暗的旧中国，再好的地方也逃不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长期以来，武冈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极其艰苦，日日夜夜盼望着解放。一九四九年八月，人民解放战争已在全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八月四日，湖南和平解放。九月中旬我人民解放军奉命发动了衡宝战役。十月十日人民解放军十三兵团的三十九军一一七师和一五二师解放了武冈。从此武冈人民站起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武冈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五二师的领导和武冈的地下工作人员建立了武冈县城市工作委员会，负责维持县城秩序，并开展了一些接管旧政权的工作。十月十七日南下，武冈县委和县政府进入武冈，正式宣布县委和县政府的建立。全面开展城乡的接管建政工作。武冈县由李砚农、尹子明、张振江、徐然、丁磊五人组成，李砚农任书记，尹子明任副书记；县人民政府由尹子明、徐然、李长枚三人组成，尹子明任县长，徐然、李长枚任副县长。
武冈县是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盘踞的地方，反革命残余势力的底子厚，流散在乡间的枪支多，据了解隐藏的匪特就达万人以上。他们不甘心失败，当人民解放军的大部队进军两广和大西南后，他们乘各级人民政权刚刚建立之机，进行阴谋策划，组织各类反革命武装，到处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制造谣言，蛊惑人心，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这些残余势力不肃清，社会不得安宁，人民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翻身。新的政权也不会巩固。因此我们一进入武冈，在接管建政、征粮支前的同时就开始登记游勇散兵，收缴枪支打击土匪，对长期为非作歹，实行了坚决的镇压。
武冈剿匪大体经过征粮剿匪、分散搜剿、重点驻剿、配合绥宁会剿、捕捉散匪等5个阶段。我虽始终参加和领导剿匪斗争，但由于时过30多年，许多问题不复记忆。现在就有关剿匪情况散记如下：
1949年11月中旬，我接到去地委开会的通知。出发那天，高秘书为我的安全起见，特从部队借了一个班的战士，护送我去邵阳开会。那天干冷干冷的，车子开得很平稳。一路上，司机对我说：“邵武公路沿线常有土匪出没，城郊是匪首谢光明的活动区域，湾头桥到高沙一带是邓兆瑞匪部的流窜之地，高沙到紫阳河这一段是大惯匪张云卿的控制范围。近来，他们在沿线拦截车辆，抢劫财物。”我说：“不用怕，今天我去邵阳开会，就是研究如何消灭土匪的事。”车子过了竹篙塘，只见前面一辆客车横在公路上。近前一看，司机倒在方向盘上，满身血糊糊的。问群众是怎么回事，群众说是土匪干的。我向群众问明土匪的去向后，命令部队马上追击，不到半个小时，土匪打跑了，旅客丢失的财物全部追了回来。事后，我托人转告区政府，要他们处理好善后问题。
开完会后，我与战士们又一同回县。这次，我们的战斗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战士们把机枪架在车顶行李架上，上面用伪装掩护，其余战士全部做战斗准备。过了沙子坪，公路两旁山高林密，一阵阵寒气向车窗袭来。“注意！前面是个夹口子”经我提醒，大家振作精神。就在此时，两边山上的土匪以为有东西可抢了，便朝我们开枪射击。我叮嘱司机说：“要沉着，莫慌张，只要你还活着，你就不能停车。”司机拼力加大油门，车子飞速前进。战士们在车上用机枪扫射，压住土匪火力，不到10分钟，我们安全越过山谷。回县后，我向县委和驻军领导汇报了会议精神，分析了武冈匪患的严重情况。11月下旬，县委召开了县区干部会议，全面部署了剿匪工作。
横行在武冈城郊10多年的匪首谢光明，在武冈解放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场俘获，当时，他仅向解放军缴了参加守城的一个中队的破枪，把好枪留下分发给驻扎在城郊云山、黄茅山一带的另外两个中队。谢光明被捕后，他的心腹爪牙，用金钱、酒肉收买县城300余人为他联名具保。当耐‘，我军对他的罪恶不完全了解，准备进一步观察。因此，将其释放。
县政府成立后，群众不了解内情，对释放谢光明的反映很大，我们要公安局局长李长枚，副局长林杰亲自找他谈话，要他立功赎罪。谢匪当着政府的面，假情假意地说：“我现在真正认清了自己的罪恶，请局长放心，我决心改邪归正靠拢政府，重新做人。”以后，每次找他谈话，他都随喊随到。有时还假惺惺地提供一点匪情，但都是“过身炮”，追查起来，十有九空。这样，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后来，公安局派便衣跟踪，掌握了他大量的秘密活动。
一天，谢光明跑到公安局来对林杰说：“林局长，有件事向你请示一下，丁廉（武冈东乡人，解放前夕任湖南第六区行署专员）的秘书与他不和，现住我家，他打算洗手不于，到城里来做小生意糊口，你看可以吗？”林杰知道其中有诈，为了麻痹他，便说：“可以！”他回家后，通过他的第3个小老婆对城外的匪徒打气说：“现在谢光明与政府很要好，城内有他周旋，坏不了事。你们在城外好好干，将来定有办法。”同时，派人与张云卿、李松卿、袁中彪等土匪头子联络，阴谋组织“反共救国大队”。
农历9月17日，谢光明以躲飞机为借口，秘密潜入云山半山庙，召集19名心腹开会，他神气十足地说：“你们不用怕，现在县城虽然解放了，只要我们有人有枪就有出路，各处游击队我都有联系，陈光中、张云卿我也有联系，队伍拉出来后，没有饭吃可以向地主借，各人的枪枝都要拿出来登记，不准乱动，统一归我指挥。今天，有不愿干的可以回家，走漏消息者，莫怪以后不客气。”会后，众人喝血酒，斩香盟誓，组成“西南反共游击队”，谢光明充任队长。谢匪从半山庙回城后，我们更加紧了对他的监视，发现他行动反常，经常不在家过夜，时而变换住所，行动十分诡秘。一天黄昏，谢匪与中队长夏元生，突然将其小老婆接走，有脱逃迹象。我们立即作出了逮捕他的决定。其匪众也分别被瓦解。谢入监后，群众拍手称快，纷纷来政府揭发他的罪行。先后收到群众控告、密报、检举信件达百余件。其中二区有3个农民
给我写信说：“贤明的县长，请政府赶快将谢匪依法处决，以解全县80万人民心头之恨。”
为消除民愤，体现党的首恶必办的政策，l950年元月22日，经地委批准，在县城隍城坪召开万人大会公审谢光明，将恶贯满盈的谢光明执行枪决。但是，还有许多活动猖獗的股匪并没有肃清。一九五O年一月五日，省委在长沙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确定肃清残余土匪特务为一九五O年湖南全党的三大中心任务之一，要求坚决彻底地肃清残余土匪特务武装。地委根据省委指示和武冈的实际情况，加强了武冈剿匪的领导力量和武装力量，一九五O年二月七日，地委批准成立了武冈县剿匪指挥部。一百三十六师四O七团团长李恒，邵阳军分区独立一七团团长王长庚任正副指挥，尹子明，曹海炳任政委，并派四O七、四O八团和独立一七团（后合并为一五团）进驻武冈县高沙市建立了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三六师师长曾雍雅为指挥的邵西剿匪指挥部，直接领导武冈、新宁、城步、绥宁等县的剿匪斗争。全县军民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剿匪指挥部和剿匪部队的直接指挥下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投入了剿匪战斗。
1950年元月底，县区主要领导干部去邵阳参加地委第一次党代会，土匪乘机猖狂活动起来。元月31日晚，张云卿率部袭击黄桥区政府。他的儿子张中怡坐阵督战，张亚口、谢老苟、谢三钻子等亲信率匪两百余人，在石背田心谢家张亚口屋前的何家冲集会，分4路冲向区政府，第1路从黄桥铺下节街逼近；第2路从半边街直插；第3路从蔡家湾靠拢；第4路上泥鳅岭，占领高地，用机枪掩护匪徒进击。凌晨4时，各路匪徒分别到达预定地点，包围了区政府。区长李永胜一边指挥战斗，一边打电话向外求援。并告诉县委、县政府，我接到电话，通过公路电话线与在长沙的县公安局长李长枚取得联系，李长枚组织驻守在高沙的独立十七团机炮连前往增援，并守在电话机旁，遥控指挥战斗。只听见话筒里哒哒的枪声响个不停，我要李永胜组织所有能参战的力量，顽强坚守，沉着应战，做到人在，区政府在。
李永胜率领干部和区中队战士沉着坚定，凭着坚固的青砖墙，一个守一个枪眼，朝着土匪猛烈还击，使土匪不敢靠近。土匪见强攻无效，妄想智取。有个土匪穿上被他们杀害了的征粮工作队指导员柯典平的灰色服装，大摇大摆地走来，声称是“自己人，送重要情报来了！”我守卫战士，识破敌人诡计，当机立断，举枪射击，打倒行诈的土匪后，跟在后面的匪徒即转身逃命。
后来，街上的土匪张中桕喊开居民袁安保的门。这座房子紧挨着区政府。张亚口带领张湘晚、谢炳生等八九个匪徒爬到袁安保的屋楼上，朝区政府射击。坚持在墙脚边的干部、战士，以为是土匪打开缺口冲来了，有的想往里撤退，李永胜大声喝令：“不许退，一律原地坚守！”说罢，举起卡宾枪，朝楼上开抢的土匪射击，打伤1名土匪，其余匪徒都吓跑了。大军过境时，留守在这里的3个野战军伤病号战士，看到土匪来势凶猛，枪声大作，喊声震天，不顾身上的伤口疼痛，端起枪，与干部、战士一齐投入战斗，坚守区政府近2个小时，使土匪欲胜不能，欲罢不舍。
凌晨6时许，独立十七团机枪连连长王庆君率1个排的援兵赶到，配合区中队和区干部分3路穿插匪阵，把土匪打得七零八乱，张云卿率残匪狼狈逃窜。
战斗结束后，李永胜向我报告了战果；毙匪2名，击伤多名，缴获冲锋枪2支，步枪1支，匪大队长张亚口，中队长谢老苟被我击成重伤。这次战斗给了张云卿有力的打击。
为了尽快消灭土匪，安定社会秩序，推进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2月，一三六师四O七团奉命开进武冈剿匪。2月7日，武冈县剿匪指挥部成立，李恒任总指挥，曹海炳和我任政委，王长庚任副指挥，尉贵福任参谋长，并发出第1号剿匪指示，动员全县军民积极投入剿匪战斗。
2月9日，县剿匪指挥部将匪首张云卿和邓兆瑞的相貌特征通告全县，号召广大军民协助缉拿；24日，县剿匪指挥部和县委、县政府召开县区干部会议，详细部署了剿匪战斗；25日，邵阳专署和武冈县政府先后发出布告，悬赏捉拿张云卿、邓兆瑞等匪首；26日，县剿匪指挥部发出命令，决定组织2个追剿队，在全县范围内对土匪进行追剿。
3月下旬，根据匪情变化，县剿匪指挥部在高沙召开了剿匪会议，调整兵力部署，发出第3号剿匪指示，决定以匪首张云卿、邓兆瑞盘踞的二、三、五区为重点，进行重点驻剿。在以强大军事驻剿的同时展开强有力的政治攻势。并按区域实行军政包于，充分发动群众，以当时的保、甲为单位进行匪特登记，发动群众挖匪巢，捣匪窟。并深入宣传宽严政策，分化瓦解土匪队伍。在军民的同心协力下，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武冈县境内的土匪基本消灭，匪首张云卿、邓兆瑞在遭受沉重打击之后，率残部逃窜绥宁。
10月下旬，一三六师奉命进入绥宁会剿，20日向盘踞在绥宁的土匪发起总攻。经过20余天的激烈战斗，全歼绥宁境内的大小股匪。邓兆瑞在武阳被我活捉，诡计多端的张云卿，虽侥幸逃出包围圈窜回他的老家石背山，但他并没有逃出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在军民围捕下，最后在_个岩洞内引弹自尽。
1949年10月至1951年，武冈县先后共歼灭大小股匪20余股，俘获土匪2053人，投案自首的2000余人，其中被镇压900余人。长期与国民党反动派地主恶霸互相勾结、欺压人民的顽固匪首张云卿、邓兆瑞、李松卿、蒋燮琴，都相继被歼。从此根绝了历史上危害人民的匪患，为武冈以后的繁荣和发展扫除了障碍。至此剿匪斗争获得彻底胜利。
在紧张地进行剿匪的同时，据我回忆，县委、县政府从武冈解放到一九五O年还主要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接管建政。中共武冈县委和县政府开展了城乡的全面接管建政工作。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武冈接管委员会，由徐然，崔平任接管委员会的正、副主任。接管委员会及时指派专人接管了国民党武冈县政府和所属部门的档案，财产。对旧政权的原职人员能留用的留用，不能留用的，分批发给路费让其回家。这样，很快完成了县委的接管工作。为了对广大农村加强领导，县委决定在接管城市的同时开展广大乡村的接管建立新政权的工作。将全县划为六个区，各区都有一定的武装，一般都建立了区中队，以保证了工作的胜利开展。
二、征粮支前。邵阳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野有二十余万大军集结在这里休整，准备向两广和大西南进军。大军过境，征粮支前工作任务十分紧迫。根据地委的指示，武冈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把征粮支前工作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来抓。曲于各级干部深入工作和全县人民的热情支持，任务完成得很好，仅五个月时间，完成征粮任务六千七百七十万余斤，保证了过境大军的急需。
三、减租反霸。武冈解放后，根据省委和地委关于对尚未具备土改条件的地方，实行减租减息，以利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指示精神，于一九五O年三月武冈县委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了关于减租反霸的决议。决定发动农民对剥削阶级中，最凶恶、最狠毒、剥削最残酷，为人民所痛恨的恶霸，一律进行清算，对他们所垄断的一切公田、学田、祠堂、庙宇、教会所有的不论其占有形势如何都实行二五减租、所有一切额外剥削坚决取消与禁止，凡佃户交给地主的押金，均按当时物价折合，全部退回。以此来进一步打击农村的封建势力，发动群众起来革命，自己解放自己。
四、抗美援朝。通过减租反霸，群众基本发动起来了，我们正准备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时候，一九五O年六月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人民的意愿，号召全县人民紧急行动起来，抗击美帝，保卫祖国，保卫家乡。这一号召得到了全县各界人士的拥护和支持，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行动起来，举行示威，愤怒声讨美帝侵略朝鲜罪行。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县委、县人民政府主持召开了武冈县第一次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到会代表二百一十二人，会上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尹子明为首的武冈县人民抗美援朝分会，分会动员全县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全县人民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共捐献四十一亿余元（旧币），可购买飞机两架，高射炮四门，超额完成省分配的每县捐献一架飞机的任务。
五、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共武冈县委在完成接管建政以后，在减租反霸的基础上，根据党中央和省委、地委的指示，决定领导武冈人民，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当时党中央颁布了《土地改革法》。省委也制订了实施土地改革法细则，并确定采用“重点开始，片的推进，全面开展。”的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的波浪式的开展运动。通过土改，进一步整顿和加强农村政权和民兵组织，引导农民发展生产。整个农村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在武冈工作虽然只有两年，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我是在解放初期错综复杂的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渡过的。二年中，我与武冈人民一道沐浴着共产党的阳光雨露，不怕艰难困苦，坚持斗争取得了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肃清危害几千年的匪患，战胜了农村中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势力，胜利地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巩固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这个胜利的取得，应当归功于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归功于人民群众的英勇奋斗。具体说来，一是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发挥党委的核心作用，自始至终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二是坚持党的领导下统一战线，注意团结各阶层人士一道工作；三是坚持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贫雇农翻身作主的教育，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四是广大干部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他们为了党的事业，工作不怕苦、不怕累、不讲价钱，接受任务快，完成任务好，与群众打成一片，晴天出门一身汗，雨天出门一身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群众做出了表率。
总之，成绩是主要的，是主流。它为后来开展“肃反”、“三反五反”、“三大改造”等各项社会改革运动提供了经验教训，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根据邵阳市党史委提供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