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于1920年1月3日生于博山。1928年至1935年在颜山中学（后改为洗凡中学）读书，在高中一年级时日本鬼子的侵略已经肆虐华北，成立了殷汝耕伪政权。我和一些同学成立了救亡团，上街下乡宣传抗日，抵制日货等活动。敌人入侵山东后，学校关闭，我和王树元等几个同学冲破家庭阻挠，于1938年3月，在淄川马棚参加了洪涛领导的淄博地区的太河、池上等地战斗和工作了两年多。应该说，我是在博山出生、上学、参军、入党成长的。我对家乡有浓厚的感情。我参加八路军后，历任宣传员、技术书记、秘书、营副教导员、支队政治部秘书科长等职。1940年春，三支队政委徐斌洲同志和我谈话，说中央要调一批营连青年干部去延安学习，每个支队四、五人，组织上决定我去。我很高兴，第二天就去山东纵队所在地岸堤报到。当时各支队共去了50人，队长是五支队的毕舒国，指导员是四支队的孙振，叫我当管理员，负责吃饭、住宿等生活事宜。每个班派俩战士，轮流值班、做饭。
人到齐后，组成了一个中队，代号叫六中队，纵队政委朱瑞同志召集我们讲话，说你们这次主要任务是学习，到延安去。另外，因为山东是新解放区，要对中央做贡献。给中央带了5个骡子驮的钞票纸，还有国民党发行的法币、黄金，每人用一个大书包背去。还带了四十几支驳壳枪，一是路上自卫，到延安后一并交给中央。朱瑞同志非常严肃地说，你们的学习任务很重要。给中央带的物资也很重要，要人在物在，只要人在就不能把物资弄丢了。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大家听了既感到高兴，又感到任务很重，表示决心完成纵队交给的任务。由于我们是非战斗部队，又有为中央送的贵重物资，所以领导派一个营护送，一路上部队相互交接，保证完成护送任务。
3月4日，我们从沂水县孙祖出发，连续走了6天，经过临沂、费县、滕县，到一一五师师部住下，我们这些新八路，看到了老八路，他们对我们非常热情，非常关照。大家在一起谈起了他们的战斗经历，我们激动不已，都非常钦佩他们。由于当时部队正在与惯匪刘黑七打仗，所以我们从岸堤出来不远，就在鲁南地区转。当时刘黑七（刘桂堂）住的很近，离我们不过20里，一般群众都非常害怕，都盼八路军保护。因为短时期内可能走不了，就一面等待时机，一面布置对群众的宣传工作，民运工作，还安排了学习任务出黑板报，就这样一连在附近村子转了二十几天。刘黑七是个顽固不化的土匪头子，领着几百人，到处抢劫杀人，山东老百姓恨之入骨，他反复无常，今天投降国民党，明天又投靠日本鬼子。在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后，他还演出了一出归顺接受八路军“改编”的假戏。他经过我们驻地的时候，都骑着马，连被他抢去的女人，也在马上挎着双枪，他上台大讲联共抗日，没过多久，又投靠了国民党，反复无常。在听到他被消灭的时候，军民一片欢腾，我们又踏上奔赴延安的征途。
（二）
我们行军都是部队护送。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办交接，部队首长都非常重视，因此安全是没有问题的。但生活相当艰苦，吃饭是到驻地向群众筹粮，在战争年代，粮食是相当困难的，能筹到什么就吃什么，有时是地瓜干，有时是带壳的高梁，有时是土豆，一个月能吃到一次小米就是改善生活了。一日三餐根本就没有保证，有时早晨吃一顿，晚上宿营时再吃一顿。这种情况大家都理解，也没人叫苦。4月20日，吃了一顿馒头，15斤猪肉，大家都高兴，“会餐了”。群众生活也困难，但是宁肯自己吃糠咽菜，也千方百计给部队弄粮，非常感人。路上筹粮，有时用钱买，但也有时打欠条，这些欠条什么时候能兑换成钱，要根据各种条件才能落实，群众负担很重。蔬菜、油、盐问题更大了，在山西西北部某些地方，只能从地上收集硝土熬成盐水吃，那个味道很难吃。至于住宿，能筹划到房子就是享福了，把门板卸下来，铺上毯子，盖上大衣，没有门板，有时只能睡在老乡的外屋地下，找些秫秸、谷草当褥子。在晋西北我在一个老汉家里住，老哥俩，屋里只有一铺土炕，一口铁锅，两个老人只有一件破旧的羊皮袄，谁出去谁穿上，在家的只能躺在土炕上，冻的瑟瑟发抖。看到群众这么困难，我们吃这点苦根本不算什么。走j’九个月，没脱过一次衣服，满身是虱子，大家开玩笑地说：“这是革命的虱子，谁不长虱子，谁就是不革命。”还有一个困难是走路，平均每天要走六七十里，也有走二三十里的时候，如果过封锁钱，一气要走一百几十里，才能走出敌占区。3000里路走了9个月。中间走走停停，有时为了过封锁钱，要一连走上一天一夜。过平汉路，过蒲路，都是过了公路又过铁路，有时还要穿过敌人据点，敌人发现就打枪，我们也不对打，因为目的是走路，这时候实在又累、又渴、又饿，有一次过铁路后，找到一洼净水，我一连喝了7碗。我们这些年青的小伙子，拼着两条腿走，身体能支持，但鞋子却走破了底，前边也漏出了脚趾头。有一次，我到一个部队后勤部去领鞋子，翻过一座大山，一个人挑着几十双鞋子，累得浑身酸痛。队里还有四五个女同志，经常要有两三个人雇毛驴骑着才能坚持走，向村公所要毛驴，是个苦差事，农民负担重，叫苦连天，但女同志走不动，有一位女同志的丈夫刚刚在战场上牺牲，身体、情绪都不好，三天两头都要骑毛驴，这真苦了我这个管理员。行军时要走在队伍的前边筹给养、要驴子，部队走时要和村干部结帐付款，到了驻地又要督促上士做饭分饭，3个上士轮流干，有的人就叫苦，我这个管理员简直就要累趴下，靠革命加拼命才走完这3000里路程。当然行军也有间歇的时候，这时我们都抽空自觉地读书，《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列宁主义基础》、刘少奇同志写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都在路上通读了一遍，支部还组织讨论、对照检查。此外，党小组会也经常开，自己检查、大家讨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翻开当年的行军日记，第一页就写了自己7条缺点：
①不很虚心，对零碎的意见不关心不接受。
②看问题主观力强。
③说话有时杂严吹牛扩大。
④多少存在虚荣心。
⑤工作不大胆，作风忸怩。⑥理论修养差，学习无计划。⑦不求甚解的读书方法，忽视学习党的决定和文件。
这些缺点是综合自己检查和同志们意见写的。当然同志们对我也有鼓励，但那时重点是检查缺点和不足。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年青的干部队，还是很注意政治思想工作的。
(三）
1940年7月，到了晋东南的武乡县，这是当时八路军前方总部所在地。休整了一段短时间，首长们要我们学习休息一下。陆定一主任做思想政治工作报告，左权参谋长讲目前华北战争特点及指导我们战争的原则。彭德怀副总司令作目前抗战形势报告，特别讲要巩固党、创造模范干部，军队中要有优良作风等问题。彭老总还到驻地看我们。他态度很慈祥，讲了当前抗战形势，说敌人速战取胜的妄想已经失败，但相持阶段还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大家要坚持、要坚定，要有必胜信心。他要我们多住几天，听听杨尚昆同志（当时是北方局书记）作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政策报告。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又一连住了几天，听杨尚昆同志作的军队建设、敌后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群众工作、减租减息等一系列政策报告。对我们政治觉悟、党性锻炼、政策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当时李公朴先生也在那里，经常到我们住的地方聊天，使我们了解了国民党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发展情况。
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事。由于几个月长途行军，非常疲劳，加上生活艰苦，思想修养不够，有少数同志提出了改选队长、指导员的意见，队长、指导员也觉得吃力不讨好，也不想干了，这个情况总部知道后，组织部长周桓召集我们全体开了一次会，严肃批评了这种极端民主化倾向，他说：“我们是部队。部队的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意见可以提，但命令必须服从。队长、指导员是上级任命不是选举的，要求选举队长、指导员是错误的，是极端民主化，这个意见不能采纳。回去开班务会，队务会，好好检查一下。”周桓同志的讲话，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育。根据领导指示，开了支部大会，总结了前一段工作，肯定成绩，也讲了缺点，少数主张选举的同志都做了检讨。队长、指导员的领导信心加强了，队伍又顺利地走上了征途。
（四）
1940年7月，从交城出发，经过清乐、方城、马家沟河、杨坡，翻了几座大山，终于到了一二零师师部所在地。我们住在离师部5里的招待所。这里吃住有人管，几天的疲乏消除了。到了师部，大家最大的愿望是能够见到贺龙师长。机会来了，队长传达说：“贺师长要看望大家，并且请大家看一场篮场比赛”。我们很快排好队伍，到篮球场附近一块空地上，贺师长叼着烟斗，慈祥地问了一些山东情况，并介绍了晋西北一些情况，说上个月反扫荡一次战斗中，消灭了一支忠于日本天皇的日本部队，大约1000人，是一次很大的胜利。他含笑对我们说：“山东是新开辟的根据地，人口众多，物资丰富，群众抗日积极性很高，很有前途。欢迎山东来的干部，欢迎你们这些年青战士！今天，请你们看一场篮球赛，晚上看看我们剧团演的戏，杀一口猪慰劳你们。”大家听了热烈鼓掌，有一个同志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句：“贺师长伟大”！篮球打的很精彩，贺老总看的很专注。我们这些年青人里边有不少是球皮子，但这时与其说看球赛，还不如说是看贺老总的风采。贺老总喜欢篮球是有名的。据说有一个县长篮球打得好，还叫贺老总调到篮球队当队长。球赛吸引了很多战士，等到赛完，已是快吃饭的时候，这时师部同志告诉我们，猪已杀了，肉也熟了，但贺老总交待，一定要想办法吃一顿小米饭，招待山东的同志。今天听起来，吃一顿小米饭算什么，但在抗战初期的晋西北，却是非常珍贵的。那时军队吃的都是黑豆，消化不了，连大便都困难。为了吃这顿小米饭，等了两天也没筹划到。最后还是吃了顿黑豆、芸豆、小豆的杂豆饭，红烧肉。这在当时，是贺老总对我们山东新区干部的特殊犒劳。
（五）
8月20日，从兴县走了100里路到罗峪口过黄河，由于河中泥沙淤积，船只能绕行，船到中间后，人下来站在泥沙滩上，等船绕到对面时，再上船。船工说，泥沙滩表面好象硬结，可以站个人，如果一用力，一条腿下去了，要赶快平身躺下，用身子翻滚才能起来，如果用腿拔，就越陷越深。有一个同志不小心，掉进去一条腿，用身平滚，成了一个满身泥人。大家都小心翼翼站着等船绕过来，一个一个上了船，远离我们的目的地延安不远，也安全了，虽然疲劳，但心情是愉快的。
经过九个月的长途跋涉，去延安最后一段路程开始了。从罗峪口过黄河后，经过佳县、米脂、绥德、清涧、延川，终于到了目的地——延安。说实在话，再也不想跑路了。总计9个月3000多里，经过多少山山水水，挨过多少雨浇日晒，经过多少艰难困苦，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到我们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今天终于到了，胜利地完成了朱瑞政委交给我们的任务。虽然延安城里被敌人飞机炸得一片瓦砾，连一间完整的房子也没有了，但这是抗战的灯塔，我党我军的指挥中心。延安的窑洞，住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住着党中央的领导同志。这是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这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所在。我们这些山东青年，就是奔着这个中心来的。我们从严酷的战斗环境中来，不只是我们自己的愿望，而且代表着千千万万正在浴血奋战的伙伴，想起我们一起参军的同学王树元、冷锦江、李玉柏、王先茹都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郝绪绪为我军做秘密工作，被敌人狼狗活活咬死。比起他们来我们是幸存者。
到延安后，住在总政招待所，组织部派人来发了表，谈了话。从山东走的时候，原来曾听说是到新疆盛世才部队学机械化兵团，但后来盛世才叛变，我们就只能留在延安学习，这也是我们很希望的。但最大的愿望还是能见到毛主席。我们把这个愿望多次向组织部反映，他们只是说主席很忙，但一定给你们反映。
没有想到，只过了两天，就知道明天毛主席要接见，大家听了一片欢腾。第二天下午，我们排好队伍，到毛主席住的窑洞前等候，没有多久，毛主席缓步走向我们，他身穿一身灰色棉军服，脚蹬圆口布鞋，满脸红光，向大家招手，这时大家拼命鼓掌，毛主席招呼要大家停下，问：“你们是山东来的吗？”大家齐声回答：“是”。这时，毛主席对大家说：“山东根据地贡献很大呀！欢迎你们。”然后指着站在前排的同志，一个一个问，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接连问了几个，被问的同志都非常激动。这时，毛主席说：“山东是新开辟的根据地，八路军有很大发展，但国民党力量也很大，太河惨案就是他们搞的吗！他们是听蒋委员长的。蒋委员长这个人很厉害，你们怕不怕蒋委员长。”大家说不怕。毛主席说：“对，不要怕。但千万不要小看他，他很有本事，他是委员长吗！他反共是老手。你们到延安来学习，不容易，要学马列主义、学游击战术，学好了回去和日本人斗，和蒋介石斗，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由于当时的心情激动，又没有记录，但50多年来，毛主席的音容笑貌，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对我们这些青年干部的关怀，一直在激励着我。接见持续了大约半小时，毛主席缓步回到了他的窑洞，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送这位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他的教导一直激励着我们，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
接见以后，总政治部按照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个别同志分配到中央党校，大部分到军政学院学习，我分配到军政学院三队，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以后又在留守兵团团直属队敢治部、联防军政治部组织部工作，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9月，中央决定山东来的干部分批回山东工作。我和其他几十名同志由张子明同志带队回山东。但到晋东南后，接到中央指示，为了和国民党争夺东北，所有原定从延安到各根据地的干部，一律去东北，于是，我们又从山西、河北，经过山海关附近的古北口，辽宁绥中的前所、前卫，进入沈阳，参加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斗争。我开始在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政治部工作，后调到东北银行造币厂任政委，从此转到银行、财政、财贸办、做了50多年的金融、财政、内外贸易等工作。1977年任辽宁省副省长，1983年退到二线，1993年离职休息。在东北期间，我经常关心电视、报刊上有关家乡的报导，曾两次回博山，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感到非常高兴。在我有生之年，我还想回博山看看家乡的新面貌，看看一同战斗的老战友和他们的亲属，祝愿家乡进一步繁荣昌盛，为革命和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1998年3月24日于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