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革命的出路
国家走向何处？我们要干什么？……苦闷、忧虑随着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日渐增多。然而，北伐战争余留下来的气氛和犹新的记忆，仍鼓舞着我们这些年轻的中学生向往革命寻求新的生路的热情。
我和张敬焘在苦闷中先后从颜山中学毕业。为解除苦闷，毕业最初一段日子，我和敬焘买了些学太极拳的书学打拳，每天早起爬山。事情却适得其反，苦闷、忧虑更激烈地交加于我们心底，迫人沉默、深思……我们是多么需要找到革命的出路啊！敬焘在他父亲的强迫之下，已当了店员。我由于家庭生活的疾苦为解决生计问题到淄川当了教员。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妄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国家危亡，匹夫有责。我们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极为不满，千方百计地寻求出路。
我们革命的启蒙者来自上海。最初，我们从《申报》“读书问答”一栏内了解了一些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并读了鲁迅在“自由谈”栏目内发表的许多文章，开始接触了马列主义。
为有系统地学习《申报》上推荐的书和杂志，我和敬焘的来往就更加频繁了，我有的给他看，他有的给我看。敬焘为了买书，不辞一天学徒的劳累，抄了一份蒲松龄作的“富贵神仙”唱词俚曲，通过一个记者投给了《新青岛日报》，用获来的稿费买书，订杂志。
我们时常到一起攻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邹韬奋的《永生》、（（读书生活》、《世界知识》、《大众生活》、《新生杂志》……
敬焘这时再也不安心当店员走他父亲所希望的道路，与我商量要干教员。适逢短期小学教员训练班正招生，敬焘就与其父作了坚决的斗争，冲破了家庭的阻力，于1935年9月考上了短期小学教员训练班。
敬焘从短期小学教员训练班毕业，在小辛庄建立了博山第三短期小学。这时我已到博山城报恩寺小学当教员。
一天，我来到宁康医院翻阅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看到几幅北平学生在12月9日前后，为争取爱国自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游行示威中，与军阀发生冲突的照片，久在苦闷中的心情被震惊。顿时，我再也控制不住激动了的感情，热泪一下夺眶而出，脑子里也似乎冲破了什么，心底开阔起来，精神为之振奋，总觉国家有希望了！
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启发下，我与张敬焘发起，在小辛庄办了个夜校，名义上是识字班，实则进行抗日宣传。整个工作以张敬焘为主。
敬焘自幼至中学的一个关系尚好的同学叫王克常，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适逢来家度暑假，听说我们的活动后，主动对敬焘和我说：“你们办，我也加入。”
王克常很注意买书，他有《资本论》、《费尔巴哈论》、《马克思传》、《妇人与社会》等马列著作与进步书籍，我们就不断地借来学习。
夜校开学以后，很多工人与周围的农民赶来参加。我们开始讲几句识字的话后，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抗日战争的道理来。几天以后，我们发现，这样做对来的工人、农民虽有教育启发作用，因我们没有把抗日与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生活问题联系起来，他们总不太感兴趣。
问题虽然发现了，但那时我和敬焘都才二十二岁，一时无法作出合乎他们心意的回答。
我们秘密活动的地方在宁康医院。先前博山城里只有一个医院——济世医院。后来卢子佩从济世医院分出，在博城西关开办了宁康医院，门头里边有个小独院，仅安两个床位。
卢子佩大夫也很年轻，长得很秀气，为人和善，印象似不问政治，但爱与青年学生结交畅谈，有爱国热情和正义感，我们在他医院内做任何事，他从不阻拦。
9月份，王克常回北平不长日子就来信说，北平学生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青年学生的先进组织，我已参加了。我很想介绍你们参加，若同意就写个信告诉我，我就正式介绍你们参加民先组织。
我们已经看了一些马列著作和进步书籍，思想比较明确，志向第三国际。民先这一组织，是合乎我们这一志愿的，便欣然同意。
我们通过书信的形式，在王克常的介绍下，正式加入民先，直属北平民先总部领导。从此，北平民先总部按期给我们寄材料，其中有一份民先总部主办的队刊《长城》小报，上面有毛泽东的谈话；有上海七君子的声明；有红军大学招生简章……使我们看到了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和前途，我们真像黑夜见到了灯光，高兴极了，久悬的心总算有了着落。
从此，我们开始发展民先队员，组织民先队伍。我和敬焘也有所分工，我负责城区的教员，敬焘负责乡村小学教员和短期小学的教员。
因肺病从北平师大休学在家的乔同恩，听说我们组织民先，也来要求加入。因他是我的同学，加上他与本家一个六姐采用自由恋爱的形式结了婚，觉着思想较进步，与敬焘商量后便吸收他加入了民先。
发展组织民先队伍的同时，我们还以第三短期小学的名义办起了壁报。我们几个人都能编写，所用的内容多是摘自报纸上发表的消息，先写日本鬼子在东北受到的打击，最后再加上评论性的言论。写好之后，敬焘就叫几个大一点的学生到四个城门上张贴。学生在我们的影响下，对抗日的认识也不断加深。有个叫李会文的学生从四个城门上贴壁报回来，手里还剩了一张，因这个学生在我们的影响下，思想比较激进，就悄悄地贴到了日本驻博山领事馆对面日本洋行的大门上。
这期壁报上，除几条官方消息外，敬焘从民先队刊上抄了一些骂恐日病的评论。
日本领事馆发现后，拍了照片，当即向国民党博山县政府提出了抗议，县长王荫桂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没有亲自派人去抓敬焘，而是告诉了韩复榘部队驻博山的一个叫葛开祥的团长。他派本部的一个高级侦探到处打听第三短期小学在哪里。几天之后，这位高级侦探找到了第三短期小学，一进门，敬焘正在编写第三期壁报。
“这是第三短期小学吗？”侦探问。“是！”敬焘停住笔回答道。
“我们团长请你去一下。”侦探又说。
敬焘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将一张刚写好的第三期壁报叠起来装进了口袋，随高级侦探去了。
知道内情的学生随后跑到报恩寺小学找上我说；“俺老师叫人抓走了。”
“抓到哪里了？”我愣一下才问。
我一路紧跑，一路打听，得知抓进了葛开祥的团部。本想先去打听一下动静，我刚进税务街头，敬焘迎面走来。我迎上去问：“没咋着你吧？”
“没有。”敬焘边走边向我说：“我随那位高级侦探进了团部，把我带到一口西屋里，向我说，团长到野外去了，在这里等一下。”
“我一直等到日头偏西，葛开祥才回来把我叫去。我就把第三期壁报往团长的办公桌上一摊说，这是我们办的壁报，请团长看看，给我们指正一下。”
“这位团长一看是骂恐日病的文章，没有吭气，过了一会才说，不是我叫你来的，是你们县长让我叫你来的。你们壁报贴不贴，你回去与县长商量。我不管。说完就叫我走了。”
我们一起回到了小辛庄第三短期小学。一个叫徐宝坤的短期小学教员正在组织学生准备去请愿，敬焘一回来他们才散了。敬焘安排了一下，就同我一起到了宁康医院。敬焘向卢子佩大夫说了几句，就拿着壁报去县府，叫政务科传话见县长。王荫桂未露面，敬焘等烦了，天已很晚才回家吃饭。
敬焘刚进家门，其父就对着他大发雷霆，严厉的责难敬焘“你光给我惹祸”，明言要与敬焘断绝父子关系。这时敬焘才知道父亲花了钱，请了客，不然葛开祥不会轻易放人的。
晚饭后，敬焘又回到宁康医院。我一直在等着他。敬焘说了一下去县府的情况后，卢子佩大夫说：
“也别去见县长了，壁报也没多大影响，别办了。”
暑假过后，敬焘就到怡园完全小学当教员。我们又在这里办起了工人夜校，还组织联络了一部分有抗日思想的小知识分子成立了读书会。这时民先队员已发展到20多人，民先总部批准我们成立地方队部。代表会选举我任队长，张敬焘任组织部长，李钊任宣传部长，乔同恩任训练部长，并决定创办民先县队队刊。
意外的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我们朋友从北平来信说，“蒋介石被抓起来了，国家抗日没有希望了，我声明退出民先，不再参加政治活动。”
当时，我的思想与其截然相反，左的很，怎容得了这样的观点，我气得两眼窜火。一气之下，我亲自执笔，我们三个联名给那位朋友写了封决裂信，指责他政治上动摇，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是小资产阶级劣根性，表示从今咱们断绝朋友关系等等。令人着急的是，我们与民先总部断了关系。乔同恩曾说他有个叫杨明章的同学在燕京大学，与他常通信。乔同恩也曾向杨明章说我们参加民先组织一事，杨明章在给乔的信中曾称赞过我们。我们觉得这是与民先总部联系的门路，我就叫乔同恩写信与杨明章联系。时间不长，杨明章回信说办妥了。
我们刚放寒假，杨明章就来博山巡视工作。他是民先总部的巡视员。我通知了十几个民先队员到第五完全小学，请杨明章到场谈了谈抗日的形势。他讲完以后，大家又提了些问题，杨明章又讲了讲，就散去。我们这才向杨明章汇报我们活动的情况。这年春天，我们根据多数教员收入低，生活困难的情况，搞了个索薪运动。我与张敬焘首先起草了一份索薪书，动员了一些社会上有影响的老先生，联合了几十人，闹进了县府，见了县长，解决了要求的问题，给了耻笑我们和看我们笑场的人一个响亮的耳光，提高了我们的社会地位。
杨明章听后非常高兴。这时我很想问一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因环境不允许，我就把冲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我们四个人就装作游山玩水，离开了学校，登上玉凰山顶，围坐在一起，先是海阔天空地谈了一会，我有点沉不住气，就冲口说：
“我们要加入第三国际。”
这一句使杨明章猛地抬头看了我一眼，我又看了看他，便直率地阐述了我们的观点、意愿和理想，就是要加入一个有系统的组织。我又直言不讳地问他：
“你是不是共产党？”
杨明章扫了我们一眼，很自然地说：“我不是，我的很多朋友是共产党，我与他们联系联系再说吧。”我们听着有门，也就应允了他的答复。
杨明章回北平之后，我叫乔同恩每次给他去信时，都要催催此事。起先在给杨明章的信中是催他找系统组织，后来因形式不断地恶化，为了保密，便于在书信中交谈，就把系统组织演化为“系桐先生”。有时我们去信就明言问杨明章，你给找到“系桐先生”了没有？他在回信中就说人家没工夫，你们耐心等着。听说博山党组织早在1925年以前就有过。曾有人说蒋西鲁到广东跟毛泽东学过土地革命，他们在大街上开办的集成石印局，就是他们秘密活动的机关。在我十一、二岁时，他曾打着小旗与我本家的一个哥哥蒋敦鲁、刘康侯等人在大街上迎接南军（即北伐军），事后才听人家说他是革命党。自“四•一二”大屠杀后，组织被破坏，一直到现在没有见他们再问过政治。
第二年清明，事情仍不得解决，我们都等急了，正在想法去北平找杨明章时，淄川一个亲戚找我来了，说要到北平考学，叫我陪着他去，车费及路上的一切盘费由他负担。事有凑巧，清明我放了十天春假，自然使我喜出望外。
到北平后，我先把这个亲戚安排好，就上了燕京大学，很顺利地找上了杨明章。一见面，两人就蹲在他的宿舍里谈开了，谈了整整一天。涉及的问题很广泛，但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关于找“系桐先生”的情况，而结果很简单，杨明章说，需要再研究研究。杨明章还说这个组织很绝密，不容易找。
在他的宿舍里，他叫我看了一些党的纲领性文件及秘密杂志，我还向他请教了很多问题。他给了我两本书和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并嘱咐我路上千万要保存好，一旦被人翻着，不要说是我给你的。我当即都答应了。
他送我出燕京大学时，又低语嘱咐我：“回去耐心等着。”
坚决跟党走
1936年冬天，杨明章巡视工作才走数日，乔同恩很神气地告诉我和张敬焘：“博山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派别，叫第四国际一一托洛茨基派。”
这之前，正是西安事变不几日，民先队员张子升匆匆跑来告诉我和敬焘：“刘大岱是CC派……”我和敬焘听后，感到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刘大岱是我中学的同级七班同学。那时，我常和他打网球，与他较熟。我曾去过他家里，后来他没有考学，曾办过什么刊物。有时，特别是寒暑假，我时常碰上他在西冶街徐家那些在北平上大学的人家玩，并未见他谈些什么。刘大岱与李仁圃相识，李曾领张去认识过刘。此后张与刘时常有来往。一天张子升到刘大岱那里，刘拿出一张表，笑了笑说：“听李仁圃说你不错，我想介绍你加入国民党CC派系统。”说着就把这份表递给张子升填写。张子升为了不暴露民先的身份，就填写了这个表，当晚就向我们汇报了。
刘大岱的哥哥刘大甫家常有一些南京来客，事情也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而乔同恩发现的托洛茨基派是粱公衡向他介绍的，梁公衡也是我们同级的同学，他在六班，我在五班，不算很熟，但见了面说话。乔同恩发现他是托派的，前几天我在大街上见他打过招呼，知道他是在外上学回来过寒假。
岂知乔同恩和梁公衡都因病住院到了一块，两个人很快就谈上了。梁自称是第四国际，现在吴江（安徽）一带活动。还说，你们几个搞得很活跃，是倾向斯大林党的，但斯大林党、毛泽东派都叛变了列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阶级投降，国民党打了十几年内战，是我们的仇人，与他们合作是出卖革命，是出卖政策，是二重革命论。先打日本，再搞阶级，保卫祖国的口号是反动的，列宁是反对的。北平的运动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运动……
这些理论左的很，开口列宁，闭口无产阶级，很唬人。
乔同恩说：“我听了他这些理论表示同意。”他接着说：“我们要加入一个最先进、最革命的组织。这是一个青年人政治上一辈子的大事。”
乔同恩略有所思地又补充道：“第四国际是现在最新最革命的一个派别。”
我不耐烦地反问道：“将来要是出了第五国际怎么办？”
“他们的理论是很厉害，但是不抗日，难道当了亡国奴再闹革命？”我又向乔同恩追问。
乔同恩顿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便耍了个滑头说：“研究研究嘛。”回避了我的提问。
梁公衡回吴江后，还给乔寄来了十二张《斗争》小报，报头是红色的，下面写着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会机关报。我们三个凑在一起看，有一张刊有托洛茨基的照片，上面写着“托洛茨基同志到墨西哥。”乔对着照片向我和张敬焘说：“哟！人家称他同志！”我接着说：“斯大林人家也称他同志。”
另一张上，骂胡适是资产阶级的狗；中国工农红军与斯大林党北上抗日，不外乎是鸡蛋碰石头，要将中国革命完全葬送。总之是用左的口号反对抗日，反对与蒋介石合作。
这十二张小报我们轮流看后就辩论。我说：“二重革命我不懂，有一条，不抗日我不干，咱们不能当亡国奴，不能当汉奸。”乔同恩也承认不抗日不对，但他迷信左的口号，为之而激烈地争论起来，争得各自面红耳赤，动了感情。乔看事不妙，就给自己树了个下台的梯子说：“学习嘛，探讨真理。”就和解了这场争论。
事后乔同恩收回了报纸和一本列宁著的《国家与革命》的书。书的前沿是托洛茨基写的，指责斯大林一派是列宁的不孝子孙。
乔同恩与梁公衡的联系是较频繁的，时常告诉我和敬焘吴江来信了，有时也不告诉我们。这时我和敬焘在政治上已与乔同恩有了明显的分歧。他善于在一些公众的场合显示自己，提出一些左的口号吓人。我和敬焘为此很不满意。
清明我到北平去时，向杨明章谈了乔同恩与托派接触的情况。为此他给了我两本关于托派问题的书，其中有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还有一本是油印的《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基本问题》的小册子。学习之后，才知道列宁反对“保卫祖国”的口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由国内革命战争变为国际革命战争的情况下，列宁指出这一口号是支持敌人战争的。另一本上指出托派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帮凶。同时，也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党组织的纲领和基本性质。这使我们对北平的消息就更为渴盼。
久盼的消息，终于在这年五月里盼来了。杨明章打电报来，叫乔同恩晚上到车站接他。
第二天一早，我们在宁康医院与杨明章见面。他这次来主要是规定接头的时间、地点、方法、暗语及标志。这些是由杨明章向乔同恩交代的，没有告诉我们两个。我只记得叫乔带一个金戒镏子。交代完后，杨明章还向我们谈了他到过陕北延安，见过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情景，事后我们领他吃了一顿誉满天下的石蛤蟆饭店的水饺。
6月1日，乔同恩跑到我校找我说：“系桐来人了，在我家等着。”并催我快去找张敬焘。我飞快地跑到怡园小学，见敬焘不在，就返回头来向乔同恩家跑去。
我急促的敲了敲门，一个穿得很土，像个赶山集一样的人给我开了门，那时组织的规矩是不许问。我一看，觉得不对号，转身就向外跑。我走在路上就琢磨，共产党一定穿的是西服革履，打扮得很洋。
路上，我碰上敬焘，一起又回到乔同恩家，一进门，见乔同恩也回来了。乔同恩就指着敬焘和我向那个衣着很土气的人介绍道，这个叫张敬焘，那个叫蒋方宇。他站起来笑了笑说：“我就是系桐先生。”他说了几句之后，我们感到在家里比较乱，谈起话来不方便，就领着“系桐先生”奔向城南孝妇河西岸的李家林。这时，天已近上午十点。
李家林的大片墓地里长满了密麻般的树木，阴森森的，很少有人进去。我们四个钻进林的深处，在一座墓前的供桌旁围坐下。乔同恩开始向“系桐先生”汇报我们从事活动以来的情况。“系桐先生”听完我们的汇报后，点了点头开始对我们讲话。先讲了党的路线，把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都讲了一遍。详细讲了立三路线，中国工农红军的五次反围剿，红军长征，八一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等党的原则，以及当前全国抗日形势与任务。
我们三个被他那套有系统的革命理论迷住了，呆呆地看着他，全神贯注地听他滔滔不绝的讲演。他略停了一下，看着我们庄重地说：“你们自觉地进行抗日工作，令人钦佩。今天，我代表党发展你们三个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的同志。”然后，他紧紧地一一和我们握手。那阵子，我们真的浑身热血奔流了起来，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和愉快。
“系桐先生”又和我们接着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宣布成立中共博山特别支部。乔同恩当选为书记，我任组织部长，张敬焘任宣传部长。
从此，我们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革命的活动，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本文摘录于《淄流滔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