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心里紧张，走得又急，汗水直往外冒。工作一开始我就碰到了许多困难，尤其是炊事员，都是学员从前方带来的挑夫、饲养员、警卫员，谁也不会煮饭做菜，饭经常不是生了就是糊了，里面沙土还很多；菜也总是弄得汤汤水水的，咸得涩口，炊事员自己吃了都感觉没有滋味。我整天要出去买菜领粮，对厨房的工作也顾不过来。炊事员是既不会做，又没人帮助，因此，都不安心工作。特别是林彪同志的挑夫吴登子同志说什么也不愿当炊事员，要求回前方。
在这种情况下，我整夜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首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学习，吃不上一顿好饭，我这个管理排长可怎么办呢?那时，虽然学员是高级干部，但给养标准也是很低的，我记得学员每人每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费，粮食大部分是高梁黑豆和养麦，小米就算是细粮了，是给病号熬稀饭吃的。菜饭做得不好，而且根本就吃不饱。有一天我到宿合去登记花名册，有一个学员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管理排长。因精神紧张，回答得很不自然。他抬起头来望着我笑了笑：“管理排长同志，要想法把饭菜弄好一点噢!”他旁边一个学员也放下书本说：“对呀，炊事班搞的饭菜是不够好哇!”后来我知道他俩是刘亚楼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就把炊事班的工作情况对他们谈了一下。回到伙房后，我很后悔，觉得不该向他们强调困难。
第二天一大清早，厨房里挤满了人，原来是学员帮助煮饭做菜来了，热气腾腾的厨房里充满了一片欢笑，有的说：“切菜是我的拿手戏!”有的说：“煮饭做菜不容易，不学不行，管理排长多指导指导吧!”不知是哪两个炊事员淘米时掉了几粒高梁米，经济委员宋裕和同志看见了就弯下腰去，边捡边说：“多可惜，这是边区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呀，来得不容易……”他们分别教给炊事员淘米，煮饭，切菜，我只觉得他们是那样乐观谦虚诚恳。晚上我向科政委反映了这个情况，要求以后不要这样了，以免影响首长们的学习，他却笑嘻嘻地说：“这有什么不好呢?学员兼炊事员，战士做炊事员的工作，在红军里是常有的事!”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教育，这些学员在前方都是千军万马的指挥员，现在到后方学习，还帮助做炊事员的工作，这是多么可亲可爱呀!从此，我的工作劲头也大了。打这以后，炊事员们也安心工作了，吴登子就说：“首长们亲自教给我做饭，我学不好、做不好就对不起首长!”
六月底的一天上午，我出去买菜。正在半道上，有几个老乡惊慌失措地向我跑来：“同志你还往哪儿跑，敌人朝瓦窑堡方面来了!”我听了赶快转回来，告诉了科里的学员，他们听说敌人来了，就各自整理东西去了，准备转移。那时我真着急，别说厨房的家什给养难以带走，就是叫学员背着东西走路也难呀，他们在前方都是骑马的呀，而且大多数同志在长征中负过几次伤。
我急得没有办法，就去校部要牲口。我们一科住在洞家湾，与瓦窑堡隔着一条延水河。我跨过了延水河，急促地向校部报告了情况，校部为了照顾身体弱的学员就给了几匹牲口，并告诉我们急速转移。等我把牲口拉回来时，学员们已经背上了背包，并把伙房的东西也整理好了，就等着出发了。我忙着招呼一些身体弱的把背包放在牲口上，可是他们谁也不愿意，都要求把牲口让给炊事班驮东西，有的说：“当红军还怕走路吗!”有的说：“把厨房的家什给养都驮上吧，我们在半道上吃喝也不发愁呀!”说得我真不知如何是好，呆呆地站在马身边。炊事员见学员们这样，也早挑上了东西，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炊事班长吴登子挑了一大担。一个学员看见了就对他说：“分点放在牲口上吧，挑重了会掉队呀!”吴登子说：“我过去挑惯了，放心吧，再多点也没关系。”吴登子好像到了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说完颤悠悠地抢先出发了。另一个炊事员走到我牵着的牲口身边，如见了多年未见的亲人似的，抚摸着牲口黑黝黝的鬃毛，带着恳求的神情向我要求：“管理排长同志，它是我的老伙伴了，让我牵着走，再伺候它几天吧!”因情况紧急，我也顾不得来回推让了，就叫炊事班几个原来当过饲养员的同志牵着牲口出发了。待我们到宿营地时，好几个学员已在前面号好房子，买好菜，交涉好了粮食。
我们刚歇下来，他们几个又继续向保安进发了。这虽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却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的军队就是这样，即使是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指挥员，转瞬间就能将自己变成一个普通一兵。保安是一个小城镇，是刘志丹的故乡，人烟稀少，房子缺乏，只有一些古老的破旧的土窑石洞。
我们转移到保安后，中央机关驻在城里，我们驻在距城五里多的一个小山坡上，即现在志丹墓的跟前。这个地方仅有分散的四五户人家，我们住的是残破的石崖石洞、破羊圈和老百姓堆放柴火的地方。学员自己搬石头、石板垒成了课桌和座位，在石壁上抹上泥土和黑烟，做成天然黑板，因此，比较大的石洞变成了课堂。学员住室都是石崖、石洞和破羊圈，他们用石头石板砌成了睡炕，四周打扫得很干净，前面还修了几条小石道，完全改变了原来破烂肮脏的面貌。学员们开玩笑说：“我们是住在石器时代的石穴里，学习着先进的马列主义!”经过一番修整之后，一科又在新校舍里开课了。
毛主席经常来上课，但他从不骑马来，有一些天，上下午都有毛主席的课，他就上午讲完课回去吃饭，下午再来。我记得经济委员宋裕和同志对我说：毛主席也经常和他们开玩笑，他说毛主席特别称赞一科的校合，说这个校舍真不错，还有“三层洋楼”哩!其实这“三层洋楼”是怎样一回事呢?是因为从山脚到山坡都有学员的住室，被三层石磴彼此分开，并且有些住室原来是羊圈，因此起名为“三层洋楼”。我听了哈哈大笑。宋裕和同志平时是很爱说爱笑的，可是这时他却很正经地对我说：“管理排长同志，你可别当笑话听，革命成功了，咱们是真的可以住上‘三层洋楼’噢!”
解放后，在北京的一个展览会上，我见到了宋部长(当年的宋裕和同志)，触景生情，我们又谈起了“三层洋楼”的故事，我望了望天花板对宋部长说：“这才真叫‘三层洋楼’哩!”他点了点头说：“是呀!如果没有过去的艰苦奋斗，哪有今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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