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压境，山东危急。拥有十万大军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作任何抵抗，率部撤离山东，退却逃跑。身受日本侵略军直接威胁的山东民众救国图存的要求异常迫切，抗日救国的热情特别强烈。
在这国难当头战乱四起的形势下，我正在博山县私立颜山中学（洗凡中学）高中班上学，因学校被迫停课而失学，回家务农，我从内心愤愤不平。我家是博山县五区西池上村（今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西池村），这里地处鲁山脚下，山峦起伏，地势险恶，又系交通要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1937年下半年，我八路军及地方党组织就在这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筹建地方抗日武装部队。
1938年2月，日本侵略，军由源泉镇途经池上村向临朐县境内进犯，我村村民闻讯后全部撤出村进山躲藏。日寇进村后，见家家闭门锁户，没有一个人出来“迎接皇军”，便恼羞成怒，兽性大发，放火烧房，200多户人家的池上村，大部分草房被烧毁。这场浩劫给群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侵略者的野蛮暴行激起r群众的抗日怒火。我自幼读私塾起即爱好古典文学诗词，对书法尤其感兴趣。我祖父丁会英，是清朝甲午科举人，书法特好，他书写的大小楷书、行书、草书若干，记得有幅对联是“苍官青土左右树，神君仙人高下花”。对这些墨迹我视为珍宝收藏，不料，日寇这一把火与家房同时化为灰烬，我是既心疼又气愤，萌生了投身抗日的想法。这一念头深埋在心底，经常萦绕在脑际，可到哪里去参加抗日呢？
这确实是个重大问题，心中无数拿不准。于是，我主动与兄丁昌明弟丁昌辉（丁克中）商议，我们兄弟三人都同意参加抗日队伍。又与父亲丁石云（丁瑛如）共同商量。父亲读书虽然不太多，但思想比较开明，村中兴办新学堂，他是第一任校长，民国初年号召男人剪掉辫子，他首先响应带头剪掉，对农活是个行家里手，对子女管教很严格又很慈祥，在村中有很高的威望。我们父子四人商议过程中，父亲强调国难当头家难保，与其国亡家破，不如奋起抗敌。基于对日寇侵略罪行的极端仇恨，参加抗日非常迫切。商议结果，由我摸准情况后再决定到哪里去抗日。
当时，那些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散兵游勇及地痞恶霸也趁机打着抗日旗号，以“救国军”、“游击队”等名堂拉起队伍占山为王，称霸一方，但从不抗日，被群众称为“馍馍队”、“土匪队”。八路军在社会上影响尚不很大的当时，走哪条路不是那么容易选择的。我的同学翟所巽、刘明辉等参加了杂牌游击队，曾到我家动员参加他们的队伍。我徘徊在十字路口，犹豫不决。这时，我在高中上学时的同学王宗英（钟毅）登门找我，带我到博山县四区八路军驻博山办事处所在地参观。这里学校照常上课，抗日歌声嘹亮四起，群众抗日情绪高涨。看到了《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招生简章》。经过王宗英引见，中共博山县委书记、八路军驻博山办事处主任张敬焘接见谈话。在这里阅读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刘少奇代表北方局发出的“每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等，顿时思想开朗，如同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找到了出路。我当即向张敬焘表示决心参加八路军。我回到了家中，向父、兄、弟谈了这些情况，一致同意参加八路军，抗战到底。
1938年10月，父亲送我和弟弟丁克中离开家门，经八路军驻博山办事处介绍，我俩同时到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校址在沂水县岸堤）学习。随后一期，我哥哥丁昌明也到该校学习过。从此，我们兄弟三人走上了革命征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投入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血与火的斗争之中。（赵永和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