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1年11月28日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南博山镇上结老峪村一个贫农家庭，父母一生务农，勤劳朴实，为人正直。家里只有几处山坡薄地，打的粮食不多，还要靠出外打短工、做月工来维持生活。尽管父母整年劳累，还是糠菜半年粮不得温饱。我们兄弟4个。我排行老三。大哥、二哥常年随父母在家劳动耕田、给地主家干活糊口。四弟闫发廪，1941年在我夏庄区中队时被日寇杀害。父亲因我兄弟二人
当了八路军，多次遭到国民党吴化文部的绑架毒打，很早就离开厂人世。我7岁时，跟着五祖父读了几年儒书，后来又在亲友的帮助下读完了小学。“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博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些土匪、流寇也趁机敲诈百姓，鱼肉乡里，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许多人离开家乡参加了抗日的队伍，我当时受到博山地下党负责人张敬焘等同志的影响、教育，接受进步思想，并于1938年10月经国静波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我被派往中共山东分局党训班学习，进一步掌握了对敌斗争的知识。在县委的领导下，拿起枪杆同敌人展开了斗争。
那是在1941年春季，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为了配合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的斗争。针对日伪军“三光”政策，我们提出了“你抄我的家，我到你家砸你的锅”的战斗口号。并寻机打击敌人。正在这时，在敌区工作的同志报告，日寇在博山城南神头村苦心经营3年之久的发电厂一号机组已试机，准备投产。经博山县委和独立营领导分析认为，电厂一旦落成，不仅会加快日寇对博山的掠夺，对我鲁中军民对敌斗争也会有很大威胁。于是，决定在电厂投产以前炸掉它，给日寇以沉重打击。为了先摸清敌情，我此时在博山独立营任一中队指导员，接受了前去侦察的任务。
一天上午，县委负责同志给我介绍了个关系，他是在敌区工作的苏延明同志，是以石匠身份混入电厂的民工中进行活动。我们抓紧商量了一下行动方案。当天下午，就随同老苏到了他的家乡南沙井村。第二天早晨，他给我准备了便衣，还给我找来一担破旧的方席篓，里面放了几样石匠用的家什和我们的铺盖行李。这年我才20岁，这么一打扮，就象常在一起干活的师徒俩。快到晌午，我们进了电厂北的一个小村，在紧靠电厂围墙根的一个姓刘的家里住下。晚上，我刚上铺躺下，还没来得及吹灯，一个汉奸就闯进了屋，说是来查户口。他瞅着我问老苏，又要良民证。老苏不慌不忙地对他介绍，显得十分冷静。他两眼直逼着这个家伙，使他有些发窘，没有再说什么就拔腿走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合计了一下，觉得利用给他们送饭时间比较便于侦察。于是我乘送饭的机会，进厂摸清了发电房的位置，但厂区整个地形及敌兵的住处、数量搞不清，无法找到打进电厂的突破点。
后来，我观察到，就在我们住的小屋对面的猪圈靠电厂的后墙上方有一个方口可以攀进电厂。待夜深人静，我悄悄地爬上了墙头，这时，附近人家传来了钟声，突然电厂灯光全灭了。向里一看，有个门口闪出火光，我轻步过去一瞧，是一个工人在炉旁正端着碗吃东西，就顺口问道：“怎么这才吃饭？”对方满腹牢骚地说：“不到12点不叫回来吃这口饭。”他这无心的一语，却清楚地告诉我敌人熄灯、收工的时间。然后，我凭着白天印象，向电厂纵深摸进。据初步观察东面是较好的突破点，但敌人却设有哨兵，而厂区守敌人数及营房却未弄清，我没有再冒进，匆匆按原路摸回住处。
早上又去送饭路上，见一辆往电厂工地上运沙子的汽车驶来。灵机一动，我三步并做两步，匆匆把饭送下，迅速抄上公路，装作很慌张的样子站在路中，一个劲地挥手喊叫，开车的师傅推开车门探出了身子，我没容他开口就抢先恳求：“我是电厂打石头的，住在电厂里，今早上走的急，忘了带两件家什，想坐你车快赶回去拿。你要同意，我就先帮你卸车。”我一口气说完，司机上下打量了我两眼就应允了。
车驶进了电厂，车速慢了下来，我站在车上居高临下看到距东门不远的三间平房就是敌营房，最多有1个排的兵力。只要夺下东门，炸毁电厂不在话下。车一停下，司机还没出来，我趁忙乱跳下车混出了电厂。
4月18日下午，我们的队伍进了老苏的家门，饱餐一顿后，赶到了上焦峪村西北边山下，这里与神头电厂一山之隔，行动方便。我们便在一个看来长时未用的羊栏里潜伏下来。
天黑下来以后，神不知，鬼不觉，我们来到电厂附近。部队按分好的爆破、警戒、打东门的3个战斗小组，各自进行战斗准备。战斗口令是：“阴天、刮风。”标记是左臂上方系一条白毛巾。电厂灭灯后，听命令行动。集合点在东门，以哨音为信号。行动开始了，战士们首先敏捷地解决了门岗，随即趁探照灯闪过的间隙，迅速摸到警备队营房东头。就在这时，发现一个人在营房门前方便。我以日常说话的口气发了口令：“阴天。”这家伙认为是同伙跟他搭话，便仰脸看了看布满阴云的天，慢吞吞地说：“呵，阴天了”。就在他仰起脸看天时，我们逼进了他，成了我们的俘虏。据交代他是警备队的副队长。查实情况后，我们迅速闯入敌营房，大喝一声：“不许动，谁动谁倒霉。”敌兵被我惊破睡梦，有的摸起上衣当裤穿，有的慌忙中披起被子，有的在被窝里一个劲地打哆嗦，丑态百出。我们一枪未发全俘了守敌。排长郑力民带爆破组，携190斤炸药摸向发电房。因天黑辨不清方向，转了几个圈找不到发电房。郑力民克制住内心的焦急，冷静地观察着四周，发现一排平房的窗口里透出灯光，就带一个战士摸过去，悄悄地敲开了门。经询问是在发电厂做工的工人，郑力民同志便把来意向他说明。并耐住性子作解释，消除了他内心紧张，在他的向导下，我们在发电机房一楼刚安装好锅炉、二楼安装的一号发电机组、三楼没有什么设备，也放上了一包炸药。发电房旁的大烟囱，我们按县委的决定足足用了80斤炸药来对付它。半小时后，一阵清脆的哨音穿破夜空，各战斗小组迅速撤向东门，这时电厂内轰然一声震响，大地颤抖，火光冲天。我们押着俘虏撤出了战斗。拂晓，返至上焦家峪村的北山顶才听到驻博城四十亩地的鬼子山炮响了几声，好象在为我们送行。这一战惊破了驻博日寇“强化治安”的幻梦。听说驻博日军长官得知电厂被炸，吓得连忙调重兵围剿，又伙同济南日特机关搜捕。可是，除抓了几个无辜民工和居民外，一无所获。负责筹建电厂的日本老板吓得逃之天天，当地群众则暗暗高兴并将八路军炸电厂的故事神话般传遍城乡。
继炸神头电厂之后，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挫败日寇对淄博矿区的疯狂掠夺，县委决定由我们县独立营破坏日本公司在西河通桃花峪的铁路。7月28日凌晨4点，我们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西桃铁路的13号铁桥下埋上了一枚地雷。第二天早晨，敌人的一列运煤火车开了过来，一上桥，触发了地雷，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火车被炸得肢离破碎，铁桥也被炸塌。鬼子在西桃铁路沿线铺设的输水管也被炸毁。这次大爆炸，使得敌人半月后才通车，煤井20天后方能开工生产。
当时，这两件事，在鲁中地区影响很大，被作为打击日寇经济掠夺的典范在1941年8月4日的《大众日报》上刊登，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我们战斗在故乡的抗日游击健儿，为保卫家乡，开展反侵略，反掠夺的斗争，扰敌后方，粉碎敌人大扫荡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孙启伟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