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解放整整50年了。50年来，博山和全国各地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的胜利，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确实来之不易，它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啊！回忆抗日战争的烽火历史，对我们发扬革命传统，振奋革命精神，鼓舞革命干劲，振兴社会主义事业，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参 军
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
日本侵略者的魔爪就伸到了博山，控制和霸占了博山不少煤矿。“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更加疯狂地掠夺博山的煤炭资源，对煤矿工人的压迫、剥削更为残酷。1937年底，我在日本人控制的黑山煤矿干活，煤井周围拉着电网，门口站着岗，搜身掏包，检查极严，不准工人随便进出。一班干24个小时，只有12吊钱，可在矿里吃喝玩乐，就是不把钱发给你。不仅如此，还常常受到日本雇用监工的拳打脚踢。所以，矿工们都说：“到煤矿干活，就是四块石头夹块肉，死到里头完事。”我在井下干完第二个班，累得精疲力尽，正准备上井，忽然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拖住我的腿，央求说：“叔叔，我在井下拖煤好几天了，你把我带上去见见太阳吧！”在灰暗的灯光下，我看到那小孩满脸煤灰，瘦得皮包着骨头，两只大眼睛期盼地看着我，真可怜。我正准备带他上井，一个监工突然一脚将他踢开，并恶恨恨地说：“你去见见太阳，还去见见月亮呢！”接着，一把将小孩抓起来，扑通扔到煤井下的水沟里去了。亲眼看着一个好端端的小孩惨死在煤井里，我义愤填膺，无论如何也按捺不住心头怒火，猛地举起手中的镐头，狠狠地把那个监工砸倒在煤井里。接着踏进吊筐立即上了井。
上井之后，我便和工友丁慎玉一起找了个地方藏起来，商量逃出煤矿的办法。丁慎玉说：“大门走不出，电网越不过，我们只好从那边墙根下的阳沟里爬出去。”等到天黑，我俩跷手跷脚摸到那个洞口，听听周围无动静，丁慎玉叭到地上先把脚伸出去，一点一点地往后倒退，勉勉强强退出去了。我的个头大，洞口周围还安有铁刺，往外出就难了。我也照丁慎玉的样子，趴在地上，先伸出两条腿，丁慎玉在外边抓住我的腿使劲往外拖，我两手扣住地使劲往外退。费了很大劲，我的衣服划破了，两肩磨去一层皮，血糊糊的，但终于逃出了这座人间地狱。
逃出煤矿到哪里去呢？日本人的气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但是，怎么才能把欺压我们的日本侵略军赶走呢？我们曾听说在博山、莱芜交界的一带活动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他们是穷人的队伍，是领导人民抗日救国的队伍。我和丁慎玉商量，去投奔这支抗日队伍，保家卫国，赶走日本侵略军。但是，当时打着抗日招牌的游击队有不少，他们不抗日，还到处抢劫老百姓，要找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还不容易呢。我俩顶风冒雪，翻山越岭先到了瓦泉一带，听当地老百姓说，八路军在那里住过，不久就转移了。并说，这支部队确实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处处爱护老百姓，是真正抗日的队伍。听后，更坚定了我俩找八路参军的决心。接着，我俩又到莱芜县去找。几经周折，终于在常庄一带找到了八路军四支队先遣大队。部队首长详细询问了我俩的来意，并问参加八路军你们家庭是否同意，你们怕不怕吃苦，敢不敢上前线打击日本侵略军等等。我俩一一作了回答。然后，首长又给我俩讲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同意我俩参军。首长看我出身贫寒，参军坚决，先要我回去扩军。根据首长的要求，我到玉皇庙、花林、峨庄等村庄，找贫苦兄弟，宣传抗日道理，动员他们参加八路军。先后动员了花林的李长露、峨庄的肖长薛等几十个人参加先遣大队。1938年9月，我回到先遣大队，穿上军装，正式编入连队，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不幸的是，我的工友、战友丁慎玉同志，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光荣的牺牲了。现在回忆起来心里仍然十分悲痛。
奇 袭
进入1939年，八路军四支队不断发展壮大，在莱芜、博山广大农村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组织人民群众参军参战，运用各种形式，出奇制胜频繁打击敌人，创建了大片抗日游击根据地。例如，4月下旬，我们先遣大队在莱芜西北寨里东奇袭日军运输队，缴获电台一部，步枪百余支，歼日军10人。不久，又在莱芜东北苗山，奇袭敌人，毙伤EI伪军10余人。次日，驻博山日伪军数百人找我们报复，又遭到我们伏击，毙伤日伪军百余人。5月初，我们又配合博山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采取奇袭的方式破坏了博山至源泉的公路，使源泉二郎山日伪据点及八陡之敌陷于我们的包围之中。日伪军已不敢轻易去农村烧杀抢劫。但是，为了大肆掠夺博山的煤炭资源，便在矿区各处设据点，派兵驻守，残酷地统治着矿区人民。5月中旬，为了打击日军对矿区的侵略气焰，遏制其对我煤炭的掠夺，四支队先遣大队首长徐化鲁、蒋方宇等领导研究决定：奇袭驻博山五亩地煤矿的日军据点，以震慑日军，扩大我军在矿区的影响。
五亩地虽是个小煤矿，但距博山城只有10余里，距驻有日军守卫的八陡、西河大矿区只有四、五里，如果战斗不利落，敌人援兵一到就难以脱身。所以，必须做好调查研究，认真准备。据初步侦察该矿日军据点内常驻日军9人，但随着形势变化，时有增加。大队首长决定奇袭小队由二中队队长岳峻带队，队员有我（当时任特务班班长）、孙兆年、孙锡九、李登科和情报员董玉坤等。这几个同志除孙锡九是外地人外，其余都是博山人，其中3人家就在矿区附近，对地形非常熟悉。事前，首长先派家住小黑山后的董玉坤到八陡一带向资本家募捐，并进一步做好情报工作，以积极配合我奇袭小队进入矿区。奇袭的前一天，徐化鲁等大队首长，派我带孙兆年两人身藏短枪以找张把头为名，先进入矿区，侦察地形，接应奇袭小队。根据情报，张把头当时不在矿上。他家住八陡，岳父家在源泉，我们完全掌握了他家及其岳父家的情况，准备以张把头岳父家亲戚的名义去找他。尽管我们作了充分的准备，但在前去的路上孙兆年还是流露出担心，说：“咱这是肉包子砸狗，有去的路，没有回来的路。”我昕了也象被浇了一盆凉水。但想到首长的重托，想到奇袭小队的同志们勇敢善战，想到对日本侵略军的深仇大恨，马上又增长了勇气，坚定了必胜的信心。俩人互相鼓励振作精神，稳定了情绪。于是，我俩化装成煤矿工人，于下午4点左右抬着根水管子到达矿区附近。我见矿区门前一边站着一个日本哨兵，便低声告诉孙兆年把水管子和我一样放在左肩，用左手扶住水管，右手握好短枪，万一事发，你打右边哨兵，我打左边哨兵，然后立即撤退。还好，我俩随上班工人进门，日军哨兵没过多盘问，就顺利进入院内。张把头确实不在矿上，由副把头接待我们。我们告诉他，张把头是我的亲戚，受张把头之约来这里找他。于是副把头安排我俩吃饭。吃饭时日军小队长盯着我俩直打量，但我俩十分镇定。我让他“米奇、米奇”，他说“浮噜，浮噜”，意思说去洗洗澡。他没看出什么破绽就走开了。饭后，我在院子里看了看地形，印证了情报掌握的情况，找准接应奇袭小队进来和撤出的地点，就按副把头的安排在工人宿舍张把头的床上休息了，按事先的约定，奇袭小队在夜里12点l刻到达。我躺在床上不敢睡觉，不一会，一个日军到宿舍来巡察。我心里一阵紧张，但马上又沉着下来，一面准备用枪应付，一面装着呼呼大睡。这个日军在宿舍转了一圈就走了。这时，熟睡的孙兆年又说起梦话来，嘟嘟噜噜叫班长。我用脚蹬了他两下，他才警觉起来，不敢再睡了。接着，又进来两个日军，对我俩反复侦察，端着上刺刀的大枪在我俩胸前晃来晃去，没发现什么就走了。夜里12点，我俩起来装束战备。和我俩挨边睡的一个工人醒．『，发现我俩带着枪，吓得直往床下钻，同屋的人多被惊醒。我立即向工人说：“不要害怕，我们是八路军，兄弟们都是受日军欺辱，我们是给大家报仇的，任何人不准叫嚷，不能出去。”然后，我俩走出屋外，把门锁上。我令孙兆年去收拾日军岗哨，他把日军哨兵打倒，压在煤堆里。我到约定的墙下向外投了3块煤石，与奇袭队接上了联络信号。奇袭队即刻剪断电网，登梯翻墙而人。我领奇袭队直奔日军住的北屋，隔帘看到只有日军小队长还在西头房间看报，其余日军都在一溜通铺睡大觉。孙锡九一脚把门踢开，首先击毙了日军小队长。其他同志一拥而上，用手枪点射正在熟睡和刚被惊醒而不知所措的日军。多数日军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击毙了。有个日军被打伤后，还起来作垂死挣扎，李登科因缺乏战斗经验向他投了一枚手榴弹落在日军铺下爆炸。结果虽然把日军炸死，自己也牺牲了。我和岳峻也被炸伤。战斗打得很利落，不到1小时，18个日军全部被歼。后来听说，那个日军哨兵没被打死，在煤堆里醒过来，从阴沟里侥幸逃命。战斗惊动了八陡、西河等地日军，增援日军迅速赶来，我们撤退仓促，敌人的武器没有全部带走，李登科同志的尸体也没运出。我们勒令该矿经理运出埋葬。后来，他向日军谎称死者是矿上的工人来给日军报信被八路军打死的，运出去埋了。李登科的枪支被工人藏起来又交给了我们。这次奇袭，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提高了八路军的抗日威信，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5月25日《大众日报》作了报道。
突 围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3月，日伪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采取“清乡”、“蚕食”、“扫荡”，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等恶劣手段，妄图消灭抗日力量，摧毁抗日根据地，加强法西斯统治。山东各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阶段。在这种情况下，部队领导多次向我们传达上级指示：要与敌人针锋相对，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术，充分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反清乡”、“反蚕食”、“反扫荡”、“反封锁”的斗争，决心坚持和巩固抗日根据地，誓死保卫抗日民主政权。8月，山东纵队组建四旅，廖容标任旅长，我在该旅十团三营九连任连长。当时，我们团经常在泰、莱、蒙和淄河流域与敌人周旋，参加过著名的莱北杨家横战斗和多次反顽战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三营各连曾被誉为“铁七连”、“钢八连”、“打不垮的硬九连”。1941年秋，泰山专署领导在莱北一个山村召开区长会议，与会人员共40余人。日伪军探得消息，纠集莱芜等地日伪军千余人，向开会村庄出动，妄图一举围歼我与会人员。情况万分紧急。我连驻地离开会村庄不远，得到情报后，我和指导员商量决定，立即集合，掩护与会人员迅速转移。当时，我们刚端起饭碗，但军令如山倒，我即刻集合起连队，指导员作了简短动员，他要求全连战士发扬敢打敢拼的革命精神，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坚决保卫与会人员安全转移。之后，我们跑步到达开会村庄，专员赵笃生还在作报告。我向他通报了敌情，要他们立即转移。但他还有些迟疑，想把话讲完。我们正说着，村外的岗哨已与敌人接火，四周都响起了枪声。根据枪声与该村地形，我要指导员带二排，掩护与会人员向东北方向突围。我带其他人员阻击正面敌人。经过一阵激烈的枪声，指导员指挥二排掩护与会人员胜利突围。但是，我带的两个排却被敌人紧紧地咬住了。我令战士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坚决阻击敌人的进攻。开始，敌人是小股冲锋，都被我们一一打退。后来，他们成群结队地向上冲，我们用机枪、步枪、手榴弹向敌人猛烈还击。一群群一队队的敌人被打得东倒西歪，留下了一片片尸体。但终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敌人嚎叫着向我们扑来。我们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甩完了，战士们就用刺刀捅、枪托砸、大刀劈，与敌人进行肉搏战。一排长被敌人的子弹打掉了下嘴巴，舌头垂到胸前，仍然坚持与敌人拼杀。最后，我带的两个排只剩下我们3人。我仨把枪支摔碎，戴上伪军的帽子，趁着夜幕降临，离开了阵地。这一仗，我们毙伤日伪军数百人，参加专署会议的40多名领导干部只有1人负伤。但我们全连只剩下26人。我的军帽上留下了10余个弹孔，前额上划去几块皮。廖司令见到我，连声说：“好、好，任务完成得好，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保存了抗日政权骨干力量，应该表扬。”但是，我们毕竟牺牲了80多名战士。我和指导员都陷入极度悲痛之中、。指导员因此一度神经错乱，不思饮食，坐立不安，不断拿起棍棒同幻觉中的敌人拼杀。首长要我好好陪他休息，耐心开导他，使其尽快康复。经过一个多月休整，我们的精神都逐渐恢复正常。为了补充连队减员，一方面靠动员群众参军，一方面要争取伪军反正。当时，章丘的大寨子和垛庄两个据点之间常有伪军往来，我们决定抓住往来的伪军，争取他们反正。一天，我带一名战士隐蔽在伪军往来的路旁，不一会见两个送信的伪军慢悠悠地走来，我们跃身上前卡住了两个伪军的脖子，利索地下了他们的枪，两伪军吓得直哆嗦，连声说：“我们也是穷人，你们要优待俘虏。”经过审问和政策教育，他们愿意反正，参加抗日，将功赎罪。我说：“你们愿意参加抗日，必须答应两个条件，一是枪支你们自己去缴；二是俘虏你们自己去抓。”他们完全同意。第二天，由他俩带路，我们随后潜伏路旁等待伪军到来。不久，30多个伪军蠕动过来。当身穿大衣的伪军中队长走到刚反正的伪军脚下时，他俩一个箭步上前将他撂倒，手疾眼快下了他的两支枪。伪军中队长失魂丧胆，跪地求饶：“你们要优待俘虏。”两个刚反正的伪军说：“当然了，我们就是昨天的俘虏。”接着，我们一跃而上，30多个伪军全部当了俘虏。经过教育大多数愿意参加抗日，随编人我们连队。不久，我们连队又重新充实起来，继续转战在淄河流域，顽强地与日伪军进行斗争。
（张诚忠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