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正处在危机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华千百万有志男儿，为了救国图存和中华民族的解放，纷纷奔赴抗日第一线。翟寿亭就是千百万英雄中华男儿中的一员。在浴血奋战的八年抗日战争中，他驰骋疆场，英勇杀敌。日寇投降后，为了保卫祖国和平，解放全中国，他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一员，参加了著名的莱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从山东转战到祖国大西南，进军康藏，打通二郎山。全国解放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守卫在祖国的钢城——鞍山。为击落美帝国主义侵入我国领空的第一架P2 - U7飞机，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转战祖国南北的41年战斗历程中，他从一名普通的抗日战士，一步步走上了领导岗位。曾先后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县敌工部长、武工队政委、师干部科长、政治部付主任、主任、师付政委、政委、空军总医院政委。还曾当选为西南军区军人代表大会代表，武汉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国防部授于上校军衔，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勋章。1979年12月2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60岁。
走上革命道路
翟寿亭，又名翟所昌。1919年9月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源泉镇西高庄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翟寿亭自幼失去了母爱，全家靠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维持生活。年幼的翟寿亭跟随祖父为地主放牛谋生。不久，祖父在给地主放牛时不幸摔死，使全家生活陷入了更大困境。在翟寿亭幼小的心灵中，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在贫苦生活中逐渐长大成人的翟寿亭，聪明伶俐，好学上进，很受乡亲们的器重。不少和他同龄的孩子，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走向学校，欢欢乐乐地放学回家。年幼的翟寿亭却整日忙于拾柴、拣粪．、为地主放牛。日出而出，日落而归。偶而路过本村学堂门口，便用羡慕的眼光望着学堂里正在读书的学生，站下来听几句先生的讲课。年幼的寿亭是多么向往有一天自己也能走进这学堂的大门呀！虽然他小小的年纪整天忙于拾柴拣粪、为地主放牛，但他时时刻刻想着往学堂那里跑。一次，他正聚精会神的在学校门外听老师给学生们讲课，被先生发现了，于是和颜悦色的问翟寿亭：“你喜欢上学吗？”寿亭把小脑袋低的不能再低，两只手不知放在哪里好，用羞涩的声音回答：“喜欢”。
“我讲的课你能听明白吗？”“能听明白”。
“你记得住吗？”“记得住。"
“你怎么不和你爷爷、爹爹说来上学呢？”“家里穷，上不起，说也白搭。"
虽然这几句话，寿亭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但先生已听得一清二楚。事后，这位先生便找上门说服寿亭的爷爷和爹爹让寿亭去上学，并同意免收学费半日上课。翟寿亭一家三代目不识丁，现在却有了一个读书识字的学生，全家欢喜自不必说。翟寿亭更是不负师望，用功读书。先生叫翟向昆，在三里五村算得上是博学多才。翟寿亭在他的教导爱护下，很快懂得了做人的一些道理。知道了岳飞抗金、林则徐烧鸦片的故事。 11岁的翟寿亭就在心中暗暗下了决心，长大了一定要当岳飞、林则徐，决不当秦桧、李鸿章。 15岁时他考上了博山师范讲习所，毕业后在本村小学当了教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山东抗日纵队第四支队和博山县委领导的地方武装，经常在下庄、源泉、池上一带活动，主张抗日，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年仅19岁的翟寿亭当即弃教从军。于1938年10月参加了八路军山东抗日纵队第四支队，同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翟寿亭便走上了光荣而艰难的革命道路。
“仲秋”夜除奸
翟寿亭参加革命不到4年时间里，就从一名普通的战士走上了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工股长的领导岗位。1942年12月，为了开辟敌占区的工作建立抗日根据地，上级派他到淄川县委任敌工部长兼淄川县武工队政委。翟寿亭上任不久，就显示出了他的组织才能和指挥才能，当时的鲁中一级战斗英雄、武工二大队大队长李兰溪同志就对这位年龄比他小的敌工部长兼政委非常佩服，仅3年时间，在鲁中军区和淄川县委的领导下，淄川县的敌工工作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十几个村庄发展到全县。武工队的活动范围东延伸到青州，西至济南附近的八里崖、十六里河、鸳鸯楼一带；南至博山、泰安；北与渤海相连。武工队由12个人12条枪发展到100余人7个分队。敌人的大部分据点都有了我们的内线，大部分村庄都有了我们的“两面”村长、镇长。虽然鬼子的据点、碉堡林立，但我们的地方武装却非常活跃，少数认贼作父、死心塌地的汉奸，受到我地方武装的严厉制裁。淄川伪保安队队长“刘三”（刘宗和）和他弟弟“刘四”（国民党特务），依仗日寇的势力为虎作伥，作恶多端。曾扬言：“只要刘三在，八路军就别想在淄川扎根发芽！”他到处抓捕我抗日积极分子，光我地下党员干部就被他兄弟二人抓捕杀害30多人。老百姓谁家娶媳妇，他兄弟们便去睡头一晚上，百姓们对“刘三”兄弟恨之入骨。为了铲除这一恶霸汉奸，发动群众积极抗日，翟寿亭和李兰溪同志不顾个人安危，通过内线亲自去做“刘三”的一个警卫员的工作。经过多次和“刘三”警卫员的接触，把“刘三”这个警卫员争取了过来，成了我们的耳目。
“刘三”要娶第三房姨太太，结婚日期定于8月15日。“刘三”这个警卫员及时把这一情况通过我们的地下联络站，告诉了敌工部长翟寿亭，翟寿亭立即找上李兰溪商定，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领武工队化装潜入淄川城，除掉这个民族败类。
8月15日这天，淄川城里有钱人家都在忙忙碌碌筹办过节。铁杆汉奸“刘三”家更是热闹非凡，张灯结彩、鼓乐齐鸣。“刘三”的三姨太娶进门后，“刘三”“刘四”正在和淄川的日伪头面人物喝酒打牌，等待“玉兔东升”后和新姨太赏月取乐。这时，忽然有三四名贺喜“客人”走到“刘三”、“刘四”打牌的桌前，立刻从身上抽出匣子枪点住了他们的脑袋，“不许动，把手举起来！谁动先打死谁！”一位贺喜“客人”低声而威严的对“刘三”等人说。
狡猾的“刘三”一看势头不好，皮笑肉不笑的连声说：“朋友，别误会！有事好说，坐下来先喝酒，缺钱花兄弟我这里有，要多少尽管说。”化装成贺喜“客人”的我武工队大队长李兰溪同志厉声斥责说：“你少来这一套！我们一不缺钱，二不是误会，我们是武工队，我是李兰溪。”
“刘三”和同桌打牌的客人，一听说是武工队的李兰溪，个个象出了气的皮球，瘫倒在椅子上。武工队员们立即缴了他们的枪，将“刘三”、“刘四”五花大郎，迅速押出了淄川城。在淄川与周村交界的三叉路口，处决了这两名铁杆汉奸。武工队把处决“刘三”、“刘四”的布告贴在淄川、周村的界碑上，与此同时，武工队周村分队还处决了周村的两名铁杆汉奸“韩三”、“韩四”，武工队这一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从此，各村的伪镇长、伪村长纷纷向我武工队提供敌人的情况，提供部队急需物资，很快扭转了敌我形势，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
奇袭宪兵队
1943年，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举“扫荡”、“讨伐”，斗争更加残酷。淄川城里的鬼子汉奸不断四处烧杀抢掠。在七八月间的一天，翟寿亭和李兰溪带着两个通信员到淄川池子头一带开展工作。刚到“伪镇长”家（我地下党员）才说了几句话，淄川城里的宪兵队和伪保安队的十七、八个鬼子汉奸，也突然闯进了“伪镇长”家。狭路相逢突围已不可能，敌人已进了大门，堵塞了突围的道路，而且敌众我寡，如果硬拼，即便是能突围出去，但敌人的这位“镇长”，我们的地下党员就会暴露身份，给今后工作将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翟寿亭、李兰溪同志急中生智、四人立即爬上房内的顶棚，注视着进入屋内敌人的一言一行。
六月的骄阳如火，烘烤着大地，天气又闷又热，在顶棚上别说动弹，就是喘口粗气下边的敌人也会发觉，他们在顶棚上浑身出透了汗，就象从水里刚捞出来的一样。敌人在下面又吃又喝，他们在上面看的一清二楚，一扣枪机就能打死几个敌人，但是他们没有盲目行动，而是强忍怒火，等待时机。
敌人在“镇长”家折腾了一两个小时，酒足饭饱后才离开“镇长”家。敌人刚出大门，翟寿亭、李兰溪他们就立即从顶棚上跳下来，翻出后墙，利用熟悉地形，抄近路埋伏在了敌人返城的必经之路的石岩后。不一会儿，一队醉眼惺松、前仰后合骑在马上的鬼子后边，跟着一大溜歪歪斜斜的伪军，朝翟寿亭、李兰溪四同志埋伏的地方走来。100米、50米、30米……“打！”我们的四勇士同时扣动了手中“20响”板机，愤怒的子弹扫向了敌群，骑在马上的鬼子一个个从马上栽了下来。鬼子后面的汉奸队被打得滚的滚、爬的爬、鬼哭狼嚎，抛下几具尸体，狼狈地往淄川城里逃窜。战斗不到10分钟，就缴获了敌人3支短枪，其中有两支“王八盒子”、一支三八大盖、一支马枪和部分弹药、被服等物品。
战斗结束后，翟寿亭、李兰溪四同志立即撤出了战斗，回到了“镇长”家。这时“镇长”送鬼子、汉奸到庄头还没有回来，当他家里的人把他叫回家后，他还以为翟寿亭、李兰溪四同志是刚从天棚上下来呢。这次奇袭鬼子、汉奸，极大地震慑了敌人，吓的鬼子汉奸再也不敢轻易小股外出骚扰，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争志气。
“谈判”赚敌
鬼子汉奸对我抗日民众进行疯狂镇压，妄图扑灭抗日火焰，实现“东亚共荣”，国民党实行不抵抗主义，与我军多方制造摩擦。国民党特务组成的淄川“二八组”，不仅不一致对外抗击日寇的“扫荡”、“蚕食”，而且到处抓捕杀害我抗日军民，做日寇侵华的帮凶，形势对我地方武装活动非常不利。翟寿亭和李兰溪商量对策，决定派两名武工队员打人“二八组”，摸清“二八组”活动的规律、范围c不久，我们派进去的两名武工队员，很快就摸清了敌情，回队向翟寿亭、李兰溪作了汇报。翟寿亭亲自动手假造了一份“二八组’’“抗日”活动记录，用烟熏火烤伪装成时隔多日的日记，通过我秘密联络员冶头村的“伪村长”，送给了盘据在岭子村的鬼子据点。鬼子得到这一情况后，果然信以为真，对“二八组”进行了讨伐，演了一出狗咬狗的闹剧。狠狠地教训了“二八组”，使“二八组”的活动有了收敛。
我武工队在敌后的活动刺痛了日本侵略者，鬼子对武工队打又打不着，抓又抓不住，搅得他们日夜不得安宁。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妄图作垂死挣扎，岭子丘山煤矿的日本矿警队和张店宪兵队想出一条毒计，想用高官厚禄收买武工队长李兰溪。李兰溪就找上翟寿亭商量怎么对付，他们当即决定“将计就计”引敌人上钩。通过一个伪村长牵线和鬼子商定在马棚村北山一个石窝里“谈判”，敌人参加“谈判”的是张店鬼子宪兵队队长，一名伪村长当翻译。
我方是李兰溪和谭西武，通过“谈判”，双方“商定”鬼子先给武工队3000元钱作为活动经费，另有30支“王八盒子”和烟茶等物。李兰溪带全队“投降”，“投降”后让李兰溪到济南任 “警备大队长”。鬼子见李兰溪“谈判”很有“诚意”，过了几天便不负所约率领40名鬼子兵按约定时间携带枪支、物品（王八盒子25支，子弹5000发及烟茶等物），到了指定地点“受降”。当鬼子把枪支、物品交割清楚后，李兰溪同志便让鬼子到树林中“休息”，好让武工队员前来“投降”，鬼子刚进入“休息”地点，早已埋伏在四周的武工队员在翟寿亭同志指挥下，迅速拉响了早就埋好的地雷，同时，埋伏在周围的我武工队员也一齐向鬼子开火。刹时间，鬼子鬼哭狼嚎，死伤几十人，活着的抱头鼠窜，武工队又缴获了不少战利品，凯旋收兵。
安全转移
1944年春，日伪军4000多人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蚕蚀”，从周村、张店、章丘、莱芜、博山出动的数股敌人，在淄川、章丘交界处的西周峪村，与我淄川县委正在这里开县委扩大会议的100多人遭遇。当时，参加会议的有淄川县委书记蒋方宇、县长薛玉及县委、县政府和各区、乡党的负责人数十人，邻村还有县公安局政卫队两个班和在押20余名犯人及县大队、武工队一部，我地方武装不足一连人。这天拂晓，我部在村外站岗的哨兵发现敌人鸣枪报警时，敌人已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参加扩大会议的我敌工部长兼武工队政委翟寿亭同志，一面组织县委、县政府和参加会议的人员迅速转移；一面指挥部队向四面包围上来的敌人进行阻击，情况十分危急。当时敌众我寡，敌人以10倍于我装备优良的兵力，我们兵力不足一个连，武器弹药严重缺乏，还有几十名赤手空拳的地方干部，再加上20多名在押犯人，别说主动出击，就是行动也非常困难。在危急的紧要关头，翟寿亭同志选择了兵力比较薄弱的伪军守卫的北山为突围点，对在押犯人，该放的放，该杀的杀。把有战斗能力的地方干部和县大队、武工队、公安局政卫队的武装人员组在一起，亲自率领向北山突围。北山比其他方面包围上来的敌人虽然兵力比较薄弱，但仍有七、八挺轻重机枪封锁着通往上山的道路。当时，腹背受敌，已无路选择。翟寿亭坚定果断，集中兵力，不惜一切代价，率领部队杀开一条血路，硬是从北山冲了出去。以较小的代价保护了县委、县政府的安全转移，撤出了敌人的包围圈。随着战争的推进，山东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延伸，从鲁中山区到渤海平原，我八路军山东纵队三、四支队的活动越来越活跃，不断重创敌伪军。为了沟通渤海、胶东、鲁中军分区的交通联络，翟寿亭、李兰溪领导的武工队的担子更加沉重。从鲁中山区到渤海平原、胶东半岛方圆几百里，日伪军的碉堡林立，给武工队的活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过铁路要通过日伪军重兵防守的道道关卡，武工队往返于敌人的碉堡、据点之间，传达山东省委、军区的指示、命令，押送军用物资，保护首长过境。为了保障交通联络安全，武工队一方面对顽固之敌抓住机会予以严惩；另一方面对伪军据守的炮楼做争取工作，使之有我们的内线。我们的部队所运物资通过时，伪军就给我们让路、站岗放哨，一些伪村、镇公所也成了我们最保险的隐蔽所。敌人的伪村长、镇长成了“两面村长、镇长”。如萌山区的双龙乡、商河区的三和乡及城关区，都建起了名为日伪、实为我八路军的两面政权。从1942年冬到1945年8月，在短短的不到3年时间里，翟寿亭、李兰溪领导的武工队曾数次护送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八路军山东抗日纵队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三支队付司令员李人凤、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许照发及谢友发等首长，经常来往于鲁中、渤海、胶东之间。由于翟寿亭、李兰溪工作研究部署周密，交通十分安全，从没有出现任何漏洞，多次受到军区首长的表扬。
翟寿亭、李兰溪领导的武工队，开始只有12个人、12支短枪，这12名武工队员是鲁中军分区从四支队十二团抽调出政治素质高、身体条件好、机智勇敢的12名班长组成的。军分区首长派他们到淄川县一带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并交待他们到敌后要做到三不：打不开局面，不能回部队；建立不起两面政权，不能回部队；环境再恶劣，斗争再残酷，也要坚持敌后斗争，不能回部队。翟寿亭、李兰溪领导的武工队没有辜负军分区首长的期望，在残酷的斗争中，在环境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在淄川很快扎下了根，站稳了脚。他们通过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向敌伪军开展政治攻势，对伪军进行分化瓦解，使淄川敌我斗争形势很快扭转。武工队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发展到100余人、7个分队，改编成鲁中武工队第二大队，活跃在博山、淄川、青州、张店、周村、章丘的大片土地上。他们神出鬼没，成了敌伪军闻风丧胆的一支敌后武工队。这只武工队，真正做到了军分区首长提出的“三不”要求。
艰苦的八年抗战，翟寿亭同志出生人死，与敌人顽强斗争，在淄川县为我党开展敌工工作做出了显著贡献。他和李兰溪同志领导的武工队，被鲁中军分区授予“摸范武工队”的光荣称号，翟寿亭也受到鲁中军分区的通令嘉奖。
直抵长江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军队“下山摘桃子，破坏和平挑起内战，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翟寿亭所在部队，奉命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攻克开封，收复合肥、直抵长江。他们经常以日行百里的速度，转战在各个战场上。他深入连队到战士们中间做政治思想工作，为部队鼓舞斗志，保证每次战斗的胜利完成。1946年，在四师十一团三营任教导员时，和营长率队与敌激战一昼夜，于3月24日收复张店。
1947年2月19日，以日行120里的急行军，日夜兼程，于20日赶到莱芜苗山，投入了围歼国民党七十七师的战斗任务。激战20个小时，胜利结束，全歼敌人021日晚又回师南下，在莱芜城北配合友军歼灭国民党四十八师。翟寿亭率领的三营两个连在庞家岭击溃逃窜之敌，保证了莱芜战役的全面胜利。
1947年5月13日，翟寿亭同志所在的八纵队二十三师六十九团，参加了孟良崮战役，担任东面山顶攻击任务，围歼国民党七十四师，激战三昼夜，战斗非常激烈，于16日下午2时胜利结束，全歼守敌。在战斗中，部队冒雨连续行军作战，在生活极为艰苦的情况下，翟寿亭同志做为军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处处以身作则和战士们同甘共苦。对干部、战士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了部队的战斗情绪，他所在部队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拖不垮打不散、勇往无前的战斗精神。
1948年2月2日，翟寿亭调豫西第五军分区任独立十团付政委，配合兄弟部队于同年10月21日攻克开封01949年1月20日收复蚌蜱，21日收复合肥，为扫清江北之敌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9年2月19日，翟寿亭同志奉命调十八军一六二团任政委。 4月25日率全团渡江。
九江谈判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全线渡江。国民党、蒋介石号称“八百里”天堑的长江防线，一夜之间全线崩溃，翟寿亭率领的一六二团渡江后，对沿江守敌进行围歼。2月7日抵彭泽，继而南进，袭湖口、克都昌、占鄱阳、收复九江，歼敌千人，连克四城。
一天，部队向九江城挺进，大军兵临城下，城内残敌负隅顽抗向我军开枪射击。翟寿亭同志立即命令炮兵轰击守城之敌，在我猛烈炮火轰击下，守城残敌打出了投降的白旗，并派出“联络”人员，要求投降“谈判”。因不明敌情不了解敌人的真实意图，翟寿亭便与团长郭从义同志商定，亲自深入“虎穴”与敌“谈判”，摸清情况见机行事，争取和平解放九江，使城内百姓免遭摧残。翟寿亭同志以过人的胆量和智谋，带警卫员田宝昌、韩新风（参谋）两人随敌人“联络员”进入了九江城。守城“司令”王公霸亲率乡绅、名流二三百人出城迎接。王公霸是国民党军队中溃散的一名下层军官，他看到国民党军队溃散逃亡，便在九江城自立为“王”，收罗四、五百名散兵和民团，组成了一支城防部队，自称为城防“司令”。此人40岁上下年纪，留着两撇日本小胡子，身材魁伟，身着黄泥子军服，腰配左轮手枪。两名彪形大汉，各携一支“二十响”不离左右，“谈判”在九江城东城楼的藏兵处进行。在“谈判”过程中，敌守城“司令”一再讨价还价，最后虽同意我军进城但拒绝向我交械、收编。翟寿亭同志当即“同意”部队先进城，其他事宜待部队进城后再定，敌守城部队分散驻扎城门口、城中和城西北角各一部。我军进城后，为了便于监视敌人动向，防止敌人图谋不轨，我军按敌人的兵力分布，进行了相应部署。
三天后，翟寿亭和团长郭从义亲自到敌“城防司令部”，请敌“司令”到我部“谈判”。敌“司令”一到我团部，立即被我早已埋伏好的卫兵缴了械，敌司令当即吓得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只好乖乖地当了俘虏。翟寿亭同志代表我军向敌“司令”宣布：经请示我军首长，查明国民党部队没有你们这支部队的番号，你们纯系乌合之众，不存在和你们谈判的事，你们惟一的出路是交械投降，并命令敌“司令”把部队集合在操场上听侯收编。敌“司令”按我军命令把部队集合在操场之后，翟寿亭同志命令敌“司令”下令部队放下武器，交械投降。此时，操场上的气氛非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翟寿亭同志立即用严厉地口气向敌兵大声宣布：“国民党已溃不成军，自相逃命，百万军队都无济于事，何况你们几百人？放下武器，是你们的唯一出路，我们优待俘虏。若继续顽抗，就全部消灭你们”。
敌人看到大势已去，在我军政策的感召下，纷纷缴械投降。这座历代战略要地历史名城从此回到了人民手中。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50年初，翟寿亭所在的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十八军五十四师一六二团奉命修筑康藏公路。康藏公路全长2000多公里，从成都直通西藏拉萨，任务相当艰巨，气侯恶劣，高山缺氧，常年冰雪。翟寿亭同志患有心脏病、胃病，很难适应这种恶劣环境。但他不顾病痛，带领部队一面剿匪打仗，一面修筑公路。同年10月，部队抵达昌都城外，守城匪兵负隅顽抗，翟寿亭率领部队一举攻进城内，歼灭了守城之敌，为我军进军西藏打通了道路。在进军途中连续打通了雀几山、二郎山。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没吃过新鲜蔬菜，住帐蓬，睡雪地，翟寿亭同志从不搞特殊，和战士同甘共苦，为进藏大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他这个团成了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
翟寿亭因为在长期的艰苦环境中战斗生活，积劳成疾，患有胃病，心脏病多年。1953年进军西藏时，心脏病复发。西藏高原缺氧，按说就不能进藏，但他却坚持一定要去。在工作中经常犯病，浑身浮肿，病情严重时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作战、修路。 1962年4月13日他胃溃疡病发作，不得不住院动手术，胃切除2/3。同年6月14日又动了第二次手术。本来就身单力薄的翟寿亭手术后身体更加虚弱，但他不顾自己的健康状况，出院后没有很好休养，就又投入了紧张的部队建设。翟寿亭由于政治工作完成出色，由高炮一师政治部主任，先后提升为师付政委、政委。 1964年空军总医院政委一职无人担任，空军政治部在空军系统反复排队，最后选定了这位做军队政治工作几十年的“三八式”老同志。翟寿亭同志尽管知道空军总医院政治工作比较难做，但他保持了共产党员坚决服从组织安排的优良传统，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空军总医院过去由于领导不力，医护人员思想混乱，工作问题较多，院长、政委均停职检查。翟寿亭同志接任政委后，深入科室和医护人员中了解情况，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严格了组织纪律，医院工作很快有了新的起色，各项工作纳入了正常轨道。并开展了针灸、人造血等科研项目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医院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并于1965年组织领导医护人员首次成功地为病人做了心脏手术，为此，《空军报》作了专题报导。
翟寿亭调空军医院不久，降临了史无前例地大浩劫，空军总医院也被列入了“四大”单位。翟寿亭同志这位医院的政治委员毫不例外，先是“靠边站”，继而受“批判斗争”、 “喷气式”、“关牛棚”。做为参加革命多年，在战争年代出生人死，从枪林弹雨中活着过来的老同志，有一条坚定的信念：中国共产党决不会变颜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坚决抵制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加上战争年代积劳成疾，旧病复发，于1979年12月21日与世长辞。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为革命烈士，骨灰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