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是我的故乡，它象慈爱的母亲，不但哺育我长大成人，而且搀扶着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我参加革命后的头十年里(1937-1947)和同志们在一起，在中共博山县委的领导下，与敌、伪、顽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殊死搏斗。在这十年里，我和乡亲们建立了呼吸相通，生死与共的鱼水之情，在这十年里，我在斗争实践中得到了各种教育和锻炼．这十年的战斗岁月使我终身难忘。如今我虽年逾古稀，两鬓染霜，但在博山的十年战斗生涯，却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亡国奴当不得！”
博山虽是斗大之地，但它所处的位置却十分重要。它不仅是鲁南的重要门户之一，而且是胶东，渤海、鲁南三大战略区的交通枢纽。敌人进犯鲁南，博山也是他们出兵、回师的必经之路。因此，在军事上它是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同年十二月博山沦陷敌手。当时，县城及其周围的西河，山头、黑山、八陡等重要集镇均被敌人占领，给我们剩下的只是农村，而且大多是只有贫瘠的山谷和梯田的穷山僻壤，处境十分艰难。根据旧时代官府的规定，全县赋税的比例是农四、矿三、商二、特别一。城镇是物资集散之地，占全县经济十之八、九。农村的老百姓历来就是“糠菜半年粮”的生活，如今再加上战祸连年，人民生活的艰苦是可想而知的了。但在我党我军坚决抗日的影响下，特别是在敌人血腥“扫荡”、“清剿”的事实面前，使人们懂得：“亡国奴当不得！”因此，在这山沟沟里，到处响起了“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党、政、军、民、工、农、青、妇等各种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各种抗日活动如火如茶，风起云涌，团结一致。部队需要鞋袜，军粮军草，何时需要，何时送到，那真是一派“军民团结一家人”的动人景象。对此，当时曾有“黄金时代”之称。
一九四O年五月初，日寇对鲁南进行第二次“大扫荡”、“大清剿”。驻在博山县城及其周围的敌伪军，配合其主子，趁机抢占解放区的北部。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吴化文也同他们不谋而合，趁火打劫，大搞磨擦，强行占领了解放区的南部。这样一来，使我们一度陷于“无立锥之地”的境地。但是，在如此艰险环境中，我们深信三年多来创建根据地的功夫决不会白费，人民群众的心是向着我们的，只要我们依靠群众，一定能化险为夷，转被动为主动。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经过艰难困苦的反复斗争，我们终于收复了能经常公开活动的三十多个村子和一部分游击区，恢复了抗日根据地。当然，敌人是不会甘心罢休的。他们对这么一块地瘠民贫之地，还是虎视耽耽，继续不断地和我们争夺。
霜重叶更红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我代理中共博山县委书记并任中共博山工委书记。这期间正值“祸不单行”的年代，一方面敌人成倍增加，环境极端恶化，武器弹药困难，斗争尖锐复杂；一方面又遇上连续三年大歉收。到了青黄不接的季节，不但能吃的树叶、树皮被采尽剥光，连作为烧柴的地瓜秧、花生壳、高梁楷心子都当作充饥之物。这时，我们不但和群众一起过饥寒交迫的日子，而且为了对付敌伪的“扫荡”，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而日夜斗争，朝夕奔波；不但食无定时，宿无定处，而且随时有被敌顽特抓捕和消灭的危险。在这样的环境下，由于乡亲们的支持，我们如鱼得水。同志们互相关心，情同骨肉。因此，当时我们的意志是坚定的，心情是乐观的，精神是愉快的。在这革命的熔炉中，同志们感到无比温暖和欣慰。记得当时有几句顺口溜，充分表达了我们当时的心情：敌、伪、顽、特、军、警、宪，
相互勾结倍凶残，中华优秀好儿女，岂能袖手坐旁观，任凭刀山火海险，赤胆忠心永不变，誓保国土卫民族，粉身碎骨也心甘。民族仇，阶级恨，激励着我们。我们依靠人民，坚持斗争，采用时而集中，时而分散，不分昼夜，出没无常的游击战术与敌周旋，抓住机会就狠狠打击敌人。我们的胜利，鼓舞了人民群众，乡亲们始终保持着必胜的信心，团结一致，克服贫困，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贡献力量。
一九四一年夏季，敌人为了实现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罪恶战略目标，对我们全面开展了政治上进行诱降、经济上实行封锁、军事上采取分割的三位一体的总体战。他们广泛开展“强化治安”运动，一面声嘶力竭地宣传。“归顺皇军”、“和平共荣”，一面到处“扫荡”，奸掠烧杀，搞得各乡各村，哀鸿遍野，鸡犬不宁。
常言道：“家里无贼贼不来”，最可恨的是那些引狼入室的家贼，他们助纣为虐，更使乡亲们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博山一带有三伙家贼，他们相互勾结，施尽淫威。乡亲们用这样的歌谣，形容他们之间的关系：
主子指挥几伙贼，相互勾结施淫威，老贼抢着设据点，新贼制造“无人区”，小贼人少力量小，靠着主子搞突袭，平时相互狗咬狗，破坏抗日却统一。这里讲的老贼是指伪警备队大队长伊来灏（原鲁山的土匪头
子，又名伊老九）及其所属的伪中队长唐芸芳、唐玉庠、冉干臣、亓立田等一伙。他们曾挂过一阵子“抗日”的招牌，不久即投降日寇，认敌作父，残害人民。他们为了扩大势力范围，丧心病狂地在重要集镇设据点，高山之巅筑碉堡，妄图把持博山的半壁河山。他们强拉民夫，遇高山筑高墙，到平原挖深沟，修筑了一条长达近百里的封锁线，出人口处日夜派岗放哨，看守盘查，对我根据地进行严密的封锁和分割，并不时进行“清剿”、“扫荡”，正可以说是“小清小扫三、六、九，中清中扫月月有”，每年春秋两次的大清扫则更是搞得鬼哭狼嚎，生灵涂炭。
新贼是指挂羊头卖狗肉的吴化文。他在还挂着国民党新编第四师这块招牌的时候，就以“磨擦专家”而出名，挂的是抗日招牌，吃的是磨擦饭，打的是抗日军，发的是国难财。我们为了团结抗日，在他没有公开投降日寇之前，还是尽一切努力从各方面争取他。但是，“天要落雨娘要嫁”，他还是贼心不改，一九四一年春，干脆撕下抗日招牌，公开背叛祖国，投降日寇，成为敌人的凶恶鹰犬。这个民族败类的卖国行径助长了日寇的气焰。他们通过电台、报刊竭力鼓吹什么“四万健儿（实际上当时吴化文的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只有万把人）参加了大东亚共荣圈”。吴化文投敌后，进一步暴露了他的狰狞面目。他一面在自己的控制区内，惨无人道地制造无人区，并不时对我进行袭击；另一面大唱“曲线救国”的迷魂调，从政治上欺骗人民，又借筹集军饷军粮之机，大肆掠夺人民群众的财产，并以“庆仁号”的名义滥发纸币，搜刮民脂民膏。由于“庆仁号”纸币日夜贬值，人民群众深受其害，所以大家把“庆仁号”称为“坑人号”。有一位老农，家里喂养一头小毛驴，拉碾驮粪就靠它。但是由于捐税太重，无力喂养，只能忍痛割爱，牵着毛驴在市上出售。他事先声名，成交后需要借用毛驴一次。因为“庆仁号”纸币，其重量不轻于毛驴，如不借用毛驴就无法把票子搬回家去。记得当时有一首民谣活生生地勾画了吴化文的咀脸：
叛逆吴化文，祸国又殃民，国家他不顾，民族他不问，专创无人区，不象中国人，甘心为“三本”（注） 效劳日本军。（注）：汉奸认贼作父，其主子是日本，所以当时群众称汉奸为“三本”。小贼是指那些贪生怕死，叛变投降的家伙。这种人为数虽然
不多，但危害很大。他们给敌人带路，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和抗日家属，并乘机到处抓人，任意扣上“私通八路”的帽子，借以敲诈勒索。因此，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
由于这些蟊贼横行，使我占区一度变成了豆大之地，但是这并不影响抗日军民的必胜信心。记得我曾这样说过：“我们根据地，一枪打透气，人口不上万，军民有志气。”每当我们行军路过高山，眼望根据地周围星罗棋布的敌伪碉堡据点时，同志们都意识到眼前的斗争是十分残酷的。这杀气腾腾的战场犹如严峻的考场，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者都将在这里经受考验。在这个对敌斗争的考场上，考试的题目真是花样百出，名目繁多。如“泰山压顶”、“突然袭击”、“梳篦式”、“铁壁合围”、“规劝游说”等等，真可说是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就在这样错综复杂的考场上，我们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夺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当然，要在这生死搏斗的考场上取得胜利，单靠一颗赤诚之心是不够的。面对这群武装到了牙齿的敌人，我们如果没有武器，那么，决心再大，也只能是束手无策，力不从心。为此，县委决定，一定要扩大县、区武装，号召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紧急动员起来团结起来，依靠群众，保家卫国。并调阎发苍翟慎坦等一部分党员，带头参军，加强部队的骨干力量。与此同时，加强对民兵的形势教育，在战斗中，充分发挥他们熟悉地形、了解情况的优势。在县委的号召下，县独立营很快就扩大了一个连。各区的区中队、武工队，也都得到了发展。常言道：“恶龙难斗地头蛇”。敌人虽然是掂点碉堡，星罗棋布，但他们是死的我们则是人地两熟，军民团结，形成了打不垮摧不毁的“活碉堡”，所以能坚持在这一块斗大的试场里，写出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文章，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戏剧。
夜袭电厂
开始，我们利用敌伪的空隙，不断地对边沿的敌人碉堡进行袭击，这对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固然有一定作用。但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样做还能达到“杀一儆百”，分化瓦解敌人的目的。一九四一年初，敌人在靠近博山城的神头村新建一座发电厂、我们认为抓住这个做点文章，可以对敌人起一定的震慑作用。因为，敌人建造这座发电厂决不是为了解决城镇人民的生活用电，他们的主要目的是用于军事。发电厂一旦建成，就能进一步加强他们城镇的防御，对我深入敌占区开展活动极为不利。为了准确有力地打击敌人，县委决定派沙井村的共产党员苏言铭同志打入发电厂工地作实地侦察。苏言铭同志为人机智、勇敢，原来是个石匠，对建筑方面也比较熟悉，这就不易被人识破，是个很理想的人选。他拿了我们通过敌占区的工作关系搞来的“良民证”、“劳工证”等证件，顺利地进入了工地。半个月以后，他就把发电厂工地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县委听了他的汇报，经过反复研究分析，确定以发电厂的大烟囱作为袭击的主要目标。因为如果破坏它的机器设备，敌人可以在短时期内再从其国内运来，而这个高达几十米的大烟囱，工程浩大，破坏以后，再要恢复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这样就能拖住整个发电厂工程的后腿。而且我们估计，这个计划实现以后，必将使敌人在心理上造成恐惧。因为发电厂地处敌占区的中心，尚且要遭八路军的炸药轰击，那么，那些地处外围的据点、碉堡则更是随时可能乘“土飞机”上西天了。主攻点选定以后，我们立即组织部队进行战斗准备，并选定了一个黄道吉日，由指导员阎发苍同志带领部队悄悄地出发了。由于我们事先观察了地形，又有苏言铭同志作向导，因此一路顺风，很快就到了神头附近的焦家峪村。那时已是深夜，月黑风高，遥望镇区，几点稀落、昏黄的灯光若隐若现，给人满目凄凉之感。刹时，几道强烈的探照灯光柱横扫夜空，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显得那么骄横拔扈，不可一世。我们的战士虽然都是当地人，但大多数是在山沟沟里，乍到城市，被这探照灯一照，心情都有些紧张。大家屏住气，利用探照灯转动的间隙，时而匍匐，时而前进。谁知一路上竞毫无动静。大家才明白，原来这是敌人的“神经战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罢了。尽管这探照灯光耀武扬威，而岗哨上的敌人却躲在炮楼里，缩着脑袋打瞌睡。这时，同志们的紧张心情逐步消失，精神更加振奋了。部队接近发电厂以后，事先组织好的爆炸小组在部队的掩护下，迅速向大烟囱靠拢，片刻就把炸药包紧贴烟囱，并用绳子扎牢，接着迅速离开了险地。掩护部队也奉命后移。这时，同志们的心情又有点紧张，大家不时回头，期待着“土飞机”上天。只听“轰”的一声臣响，大烟囱升天了。这一下，敌人的炮楼里如同打翻了一锅粥。伪军们先是大声惊叫，乱窜乱跳，继而“乒乒乓乓”毫无目标地乱打枪。我们的部队早已撤离了阵地。同志们看着敌人的丑态，个个笑得合不拢嘴。
这次战斗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胜利，当时受到鲁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的表扬。这一战斗的胜利确实对敌人起了威慑作用。博山外围据点、碉堡里的伪军一个个丧魂落魄，如同惊弓之鸟。连长期住在城里的伪军头目也胆颤心惊，担心有朝一日被我们把他们的那个摊子吃掉。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就趁热打铁，不断为伪军头子们施加压力。一方面通过情报员及我们安排在伪区的乡长，利用他们的“合法”身份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最近南方（当时我们在敌人的南面，故称南方）经常集结了不少人，实力雄厚，活动频繁。”要“早作准备”。这种一语双关的宣传，对伪军头子们的压力很大，起了促进分化瓦解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组织县、区武装及民兵，轮流到敌人的据点、碉堡周围活动。有的割电线，有的埋地雷，有的插上小红旗，红旗上写着：“身在曹营心在汉”，“莫忘了自己的祖先”等词句，虚虚实实，搞得伪军们晕头转向。在这样文武配合、双管齐下的压力下，伪军头子们的矛盾心理逐渐增加，他们既怕因无能而在主子日寇面前无法交帐，又怕因顽固被我收拾，乘了“土飞机”。诡计多端的“老贼”为了摆脱自己进退维谷的困境，玩起了脚踏两只船的把戏。他们表面上尽量避免和我们冲突，对我们在其防区的活动，也眼开眼闭。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和我们接触，要求取得谅解，并半真半假地向我们透露一些有关日寇的情况，甚至还给我们送来一点枪枝弹药。事实上他们贼心不改，借以等候时机，窥测方向。他们的鬼蜮伎俩当然骗不了我们。但我们认为他们这样做有利于我们争取时机，积蓄力量，就地坚持。这种局面即使是暂时的也要充分利用它。我们知道这些家伙都是爱钱如命的，就在适当的机会给他们一些钞票。“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些脑后有反骨的蟊贼，最后还是因其顽固地与人民为敌，落得个可耻的下场。如伪中队长亓立田和伪小队长亓登蔚父子以及伪小队长翟丕德等，在同我们拉关系时，装得一副真心实意的样子，但是当日寇投降时，却加入了蒋伪合流的行列，露出了狰狞面目。说来也巧，在一次追击战中，这三个家伙同时被我们俘虏归案，最后就在他们当年靠着日本主子敲诈勒索、欺压群众的驻地——西石马村，受到历史的审判，被我依法镇压。这真是，善恶到头总有报啊！
奇袭军车
一九四一年初秋，投降不久的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吴化文打着“和平军”的旗号，同其日本主子并肩驻扎在池上镇一带。他狗仗人势，变本加利地鱼肉乡里，成倍地增加苛捐杂税，三天两头向群众抽粮要款，使原来就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民群众，更加陷入倒悬之苦。许多人背乡离井，外出逃亡，这样，他们的占领区就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人区”了。与此同时，他还张牙舞爪，不时骚扰我边沿地区，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为了教训这个“新贼”，我们决定对他们进行一次打击。据了解，他当时不时有汽车来往于池上同博城之间，这是日吴勾结的联络线，吴化文依靠它来取得主子赏赐的给养。如果利用青纱帐起之际，对汽车进行一次突袭爆炸，这对他来说，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那段公路上的麻庄村一带，原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先在这一带与他们日夜周旋，并派当时池上镇党支部书记李瑞三同志带领武工队隐蔽在小峰口的西山里，观察汽车来往情况。几天以后基本上摸清了他们的活动规律，选定小峰口对面的一个小的转山头作为伏击点。因为那里离公路较近，观察、突击极为方便。我们组织了两个突击爆炸小组，由阎发苍同志带领，带着地雷进入伏击点。同时在小峰口靠近甘泉村公路以南的小山岭上，放两个排作为掩护。这次战斗由孙黎（后叛变）指挥，准备在爆炸以后紧接着进行突击。
战士们在山上隐蔽了一整夜，直等到旭日东升，还没有看到敌人汽车的影子。初秋的早晨，阳光十分炽热，一会几功夫，战士们一个个汗流浃背，心里烦躁。难道敌人得到了风声，改变时间啦？但是，同志们都下定决心，既然来了，就一定要等到底。大家耐着性子等着，突然看见一辆汽车慢吞吞地由西而东开过来了。同志们顿时兴奋起来，大家都睁大眼睛，屏住气，注视着汽车进入我们的伏击圈。须臾，只听“轰”的一声，地雷炸响了。从烟雾中同志们仔细一看，啊哟！糟糕！由于引爆迟了一点，没有炸中汽车的要害。可是，汽车上的伪军们被出其不意的爆炸吓得失魂落魄，十几人挤在车厢星，动都不动。汽车司机也吓得呆若木鸡，糊里糊涂把汽车斜停在公路上。这时，我们的突击队如同天神突然出现，从山上猛扑下去，敌司机这才弄清是怎么一回事，手忙脚乱地开动车子，向着池上方向逃窜。车子上的十几个黄皮狗，这时也如梦初醒，举起步枪，漫无目标地乱放一阵，那种狼狈相引得战土们哈哈大笑。
这次战斗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却给了吴化文一次很好的教训。从此，“和平军”的反动气焰有所收敛，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出来胡作非为了。驻池上的吴化文部随后派人来与我们联系，表示愿意“回心转意”，还送来了一些弹药。我们独立营特派员王玉琳同志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要干中国事”，他也表示愿意接受。尽管如此，但是，在敌人还没有真正放下武器之前，我们是不会放松警惕的。我们当时的目的是争取青纱帐起的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奇袭军车的战斗，确有它一定的意义。
两次突围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底，我们县的机关、部队都住在羊峪村。一天拂晓，同志们都还在鼾睡之中，一位侦察员跑来，把我和同住的张贯三同志以及通讯员邹长礼唤醒，说在西北方向发现了敌情，好象人数不少，还有一片黑影子向村的西南方向转移。他话音未落，西北方向传来一阵枪声，说明我们在村西北小山口的流动哨已经与敌人接上火了。接着，西南方向的便衣侦察员也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西南方向去瓦泉村的路上发现敌人，有迹象表明，人数不少。情况十分紧急，必须立刻作出判断，决定对策。当时我最担心的是东南方向刚投降日寇的“和平军”和东北方向驻北博山村的日伪据点的情况。如果这两方面同时发难，我们就陷入了三面被围的困境。但是，这两方面我们都派有长期坐探和临时侦察员。他们没有送来情报，说明这两方面还没有动静。看来它们虽然都想消灭我们，但联合起来一致行动的可能性还不大。即使作最坏的估计，东南方的“和平军”也配合行动，三路包抄，我们也还有办法对付。从敌人的行动看来，他们把重点摆在村的西南方向，估计这是因为敌人已经掌握了我们县机关、部队经常在上、中、下瓦泉、邢家庄、羊峪一带轮番驻扎的规律，所以企图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对我们进行伏击。敌人的另一个估计是，由于羊峪村的东南、东北方向都靠近敌、伪，他们认为我们不敢朝这两个方向转移，只能向我们常住的上瓦泉村去，所以他们张着口袋等我们钻入圈套。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决定向东南方向转移，并立即部署：先由慕副营长带领一个排，占领西北方向的小山口，并与在附近的流动哨取得联系，统一行动坚决顶住西北方的一股敌人，掩护机关转移，完成任务后，相机撤离；另派一个班严密监视埋伏在西南方向的敌人，在敌人未暴露之前，不要轻易发枪，待机关撤离出村后，自动撤退找机关；再派一个排去结老峪村的南山上，警戒东南方的“和平军”，万一发现动静，就立即阻击，以保证机关安全转移。一切部署就绪后，便通知机关各部门迅速向村东的庙前沟底集合。先来者先走，沿着向南山的小山留出发，翻过山头，经五老峪村，插向结老峪村。一路上听那西北方向的枪声，一阵紧一阵，还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同志们怀着沉重的心情，一个跟着一个，轻步前进，整个队伍鸦雀无声，幸而一路上没有什么遭遇，很快到达目的地。这时枪声逐渐稀疏，最后寂静无声了。同志们又喜又优，喜的是我们的判断基本正确，机关的全体同志都安全转移出来了，忧的是那边的战斗如此激烈，不知慕副营长和战士们安危如何，所以大家都心神不定，如坐针毡。片刻，消息传来，敌人发现我们没有上当，他们的诡计失败了，于是狗急跳墙，立即调动埋伏在西南方面的兵力，对我们占领小山口的那个排进行夹击。慕副营长英勇果断，带领战士奋力抵抗，死死地拖住敌人，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壮烈牺牲，他以自己宝贵的生命换来了机关的安全转移。同志们听了这不幸的消息，不约而同地肃立默哀，对英勇献身的恭副营长表示深切的悼念。
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各部门汇报：“大家都到安全无恙”。唯有实业科的一位同志说：“我们科长李振之不见了，到处查找，不见踪影”。据一位同他一起从住处出来的同志说：“我当时曾告诉他到东庙前沟底集合，看见他一面低声答应，一面往前走，以后就一直没有看到过他”。这一意外的消息，又给同志们增加了忧虑：他到哪里去了，会不会出事？后来才知道，当时，他自作主张向村西南跑去，飞蛾投火陷入了敌人的大口袋做了俘虏，叛变投敌，他充当了日寇的特务。
这次突围虽然取得了预期的成功，但从此以后，我们的活动更加困难。由于我们集中精力干扰边沿的敌伪军，对吴化文的“和平军”的斗争有所减少。因此，“和平军”认为我们软弱可欺，不断地向我边沿地区进行骚扰袭击，反动气焰更为嚣张了。
同年十二月底的一个早晨，吴化文“和平军”向我们又一次发动较大的袭击。这时我们住在上庄村。天刚蒙蒙亮，战士们发现有一股敌人从村南的松仙岭公路上蜂拥而来。接着，各方面的侦察员也先后来报：“村东留有一股敌人从鲁山的郝峪方向而来，夏庄北有一股敌人往中，下小峰方向集结，上瓦泉北山岭上有敌人埋伏，似乎人数不少。”根据这些情况看来，敌人对我们是三面包围，网开一面，而开的一面恰恰是靠近日伪据点的。吴化文部估计我们不会也不敢向这方面转移，企图以逸待劳，等我们钻入他的圈套。经过研究，我们决定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偏偏闯一闯这条危险的道路。常言道：“人地熟悉是个宝”。我们对这一带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又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完全可能灵活机动地应付一切意外的情况。我们决心下定以后，便派一个排和村里的民兵队配合起来，在上庄村西面一个山头上阻击松仙岭方面来的敌人，待机关转移后，相继西撤；同时安排力量分头严密监视东路和北路之敌，非到必要，不轻易发枪，争取时间，掩护机关转移；然后通知各部门的同志，迅速向西北转移。为了缩小目标，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同志们三三两两，疏散着前进，翻过羊峪小山口，直插尹家峪村。虽然这里离敌伪的据点炮楼很近，但一路上丝毫没有动静，侦察员也没有情报送来。这时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大家就更加放心了。同志们都知道，日伪军出来扫荡一般都在黎明时，因为他们估计在大白天我们是不敢大批人马来到靠近据点的地方。我们这次行动打破常规，出其不意。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加快脚步，急速前进。虽然天气严寒冰雪未融，大家还是跑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最后转移到邢家村去了。
机关是转移出来了，但由吕副教导员带领的那个排和上庄村的民兵却与敌人周旋于羊峪村东南的各山头之间。当时，我们的装备很差，每人只有三发子弹，谁也不肯轻易发枪；自己制造的土手榴弹，也十分粗糙，爆炸力很差，抛出去往往只是一炸两片，杀伤力很小。所以战士们只能靠刺刀和敌人作战，以英勇气概和拼搏精神压倒敌人。而吴化文的“和平军”，大多数是被抓来的当地农民子弟，家里有父母妻儿，都不肯为吴化文卖命，所以战斗力很差。加上我们的战士、民兵熟悉地形，善于随机应变，巧妙地牵着敌人的鼻子东转西转，从日出东方转到中午，终于结束了战斗。这次战斗敌人伤亡不小，我们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两次突围战斗，使我们懂得面对各种各样的敌人（日寇，伪军、和平军），一定要了解各种敌人的情况，掌握动态，这样才能使自己更为主动，立于不败之地。这一条规律对我们以后的工作是很有启示的。
占山为“王”
一九四二年夏季，驻扎在崮山区大寨上的吴化文“和平军”的一个连，控制着大寨下的鹿町、甘泉、李家、麻峪熘和小峰等村子。他们不断下寨向附近各村要粮要款，人民群众深受其害，怨声载道。为了解除这一带群众的痛苦，我们准备采取占山为“王”的办法，控制几个制高点来牵制敌人。说来也巧，麻庄村东河边的麻峪口有一座尖山顶和大寨遥遥相对，名日：小寨。它的面积比大寨小，高度却比大寨高。此山四周都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羊肠小道盘旋而上。在大寨的北面，又有一条大长岭，中间有一个凸起的山顶，名日：劈山，四周如刀削，也只有一条小路可登。距劈山面北约三里，有一座鹿角山，是我们口头区党、政机关的所在地。再向北还有马鞍山等，都为我们所占领。因而，我们计划把小寨、劈山这两个山头占领下来，使之联成一条线，把大寨的敌人夹在中间。我们和崮山区委商量后，决定立即行动将区中队一分为二，三分之一由副指导员赵清俭同志带领上小寨；三分之二由分区书记焦天民、区长李坤带领去占领劈山；同时，发动周围的群众，上山支援部队。在军民共同努力下很快筑起住房和防御工事。就这样，两个山头被我们占下来了。
我们上山以后，敌人十分恐慌，不时对我疯狂地打枪放炮。战士非常气愤，都想狠狠还击一下，解解心头之恨。可是我们的每支枪里只有三粒子弹，土制的手榴弹要留作守山之用。那种以枪还枪，以炮还炮的消耗战，我们拼不起，所以要求同志们沉住气，坚决不予还击，敌人打枪放炮，我们就进工事，当作过年放鞭炮。这样可把敌人搅糊涂了，他们不知道我们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所以打了几天，也就停了下来，伺机窥察，反动气焰有所收敛，下山抽粮、要款的次数也减少了；即使下山，也象老鼠那样溜了个圈就往“洞”里钻，不敢在山下久留。因此，各村的人民群众也就有了喘息的机会。接着为了分化瓦解敌人，我们又对敌人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一是找关系送信，二是喊话。小寨和大寨相距很近，在刮西北风或西南风的时候，站在小寨山顶上大声说话，大寨的人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我们利用这个自然条件，不断向大寨的人喊话：“你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爱中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莫要忘记自己的祖先！”别看喊这么几句话，可时间长了还真起了作用。后来，他们在打枪放炮之前，竟主动地向我们打招呼。呜啦呜啦地高喊：“又要开枪了，这是公事，上头的命令，不放不行！”喊完之后，即没目标地乱放一通，算是向他们的上级应付交差。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般是白天在山上坚持，夜间到村里活动。“和平军”则和我们相反，他们晚上龟缩在山上的碉堡里，只有白天才敢下山来。敌我形成双方对峙、相互牵制的局面。当时，源泉村的山上驻着日寇的一个班，其他各村也有伪军。他们看到这种局面，都装聋作哑，不闻不问。这并不是他们不想消灭我们，因为他们的内部矛盾重重，各家都想保存实力，而且这一带山多峰高，山留又深又长，山的面积又很大，在这里打仗，人多了展不开，人少了又很难部署，弄得不好就有被我们吃掉的可能。所以他们都袖手旁观，谁也不肯为别人而亏掉老本。这也为我们在敌伪据点，碉堡如林的空隙中，占山为“王”创造了条件。
在占山为“王”的同时，我们请池上镇党支部书记李瑞三同志带了武工队，到小峰西山一带开展活动，深入到陈疃、大、小里庄、斗沟等村，与各村党组织取得联系，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人民群众看到了有党的人在，看到了有自己的军队在，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强了抗日、反汉奸的信心。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的“独立王国”一直坚持到讨吴战役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泾渭分明
常言道：“烈火炼真金”。艰苦的岁月是锻炼人的熔炉，也是考验人的试金石。历史是无情的，经过战争的考验，有人流芳百世，也有人遗臭万年，英雄叛徒，泾渭分明。
一九四二年十月，正是青纱帐落的时候，敌人在对鲁南又一次进行大“扫荡、大“清剿”后，兵分两路得意洋洋地返回博山。一路是从临朐县破邱岭经池上返博；一路是从蒙阴（现沂源县）沿公路过松仙岭经夏庄向北回城。他们一路上打家劫舍，偷鸡摸狗，十分嚣张。博莱独立营营长郇新民同志（当时博莱合并）带领一个班坚持在夏庄以北的群山之中，不料，一天早晨被敌人发现。敌人象蚂蝗似的死死叮住不放。郇新民带领的只有一个班、十几名战士，而敌人却如飞蝗一般，铺天盖地。在敌强我弱众寡悬殊的情况下，郇新民同志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率领战士们顽强地同敌人辗转战斗在起伏连绵的群山之间，一直战斗到夕阳西下。这时，同志们整整一天没吃没喝，个个都已精疲力尽，终于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在千钧一发之际，郇新民同志果断决定，由他独自顶住敌人，掩护战士们转移。同志们含着热泪，奉命离开了他，历尽艰险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郇新民同志为掩护同志们而壮烈牺牲了。当同志们远远听到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时，个个都悲痛万分，泣不成声。郇新民同志的英雄形象永远铭刻在同志们的心中，他的英名将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原博莱独立营教导员孙黎，却是一个遗臭万年的典型。他从居功自傲、追求享受开始，发展到不满现实生活，梦想投入敌人的怀抱，升官发财，策划了一个叛变计划，于一九四二年夏天叛变投敌，出卖组织，出卖同志，残害百姓，为敌效劳，一九四三年秋被我们除掉。他所得到的只是千古骂名。（《孙黎叛变始末》已载《颜山广记》第二辑，本文故略——编者）
“杀鸡警猴”
一九四三年，我在博山工委工作，当时工作的重点是敌伪占领区。由于这些地区早在一九三八年初就被敌人占领，所以基础比较薄弱，开展工作十分困难。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决定把武装活动和宣传攻势结合起来，既要有力的打击和分化敌人，又要使人民群众看到八路军就在他们身边，听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从而鼓舞斗志。我们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的姚家峪、域城、山头一带开展活动。开始，群众看到我们都脸露喜色，感到胜利有了希望，很想和我们讲话；但又不敢接触，怕万一被敌人知道，就被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招来弥天大祸。为了解除群众的顾虑，我们对大家说：“等我们一走，你们立即就敲锣、击鼓，去向敌人报告，这样可以免受牵连。”有些胆大的群众照这个办法试了一下，果然十分灵验。原来敌人胆小如鼠，一到夜间就龟缩在炮楼里，从来不敢出来；现在听见群众报告说有八路活动，更是惊慌失措，连脑袋也不敢伸出碉堡，只是在碉堡里虚张声势地乱叫一通，敷衍了事，以后也不再追究。群众见这个办法行之有效，胆子逐渐壮起来了，看到我们都热情接待，如同亲人，为我们进一步开展宣传工作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为了分化瓦解敌人，我们对他们采取有打有拉，区别对待的方针，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集中打击敌伪特工人员。是年夏季一天，我和工委的庞继满、焦其顺两同志一起去乐瞳村活动。小庞是乐瞳村人，土生土长，情况十分熟悉，连谁家的门朝哪个方向都了如指掌。老焦是焦家峪村人，从小在这一带山上放牛，对这里，一山一岭，一草一木都能如数家珍。再加上乐瞳村的基础很好，不但村里有党的支部，而且几乎每家都有人参加抗日。因此我们到了这里真是如鱼得水，工作十分顺利。那天上午十时光景，村里的一个党员来找我们，说伪乡公所里来了两个人。一个是特工人员范小五，一个是山上炮楼里的伪军班长蒋则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蒋则庆是我们要争取的对象。在这之前我们曾几次通过写信、托人传话同他间接地接触过，但他态度暖昧，不阴不阳，不有待进一步做工作。范小五这个家伙民愤很大，我们早就想抓他。今天他俩凑在一起，正好符合我们打击一个，争取一个的要求。但是要在这大白天里，在炮楼之下动手，难度很大，如果蒋则庆和范小五一个鼻孔出气，那么我们三人要对付两个敌人，就不大好办了。正在商量对策的时候，又有人来报告：“蒋则庆抽了一枝烟，喝了几杯酒，就背着枪回炮楼去了。”报告人又指着窗外说：“你们看，他正在上山呢。”同志们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原来这窗户正对炮楼，从这里能把山上的活动看得清清楚楚。只看到蒋则庆跨着不紧不慢的步子，已经爬到了半山腰，看样子不会马上下山来。我高兴地说：“此时不干，更待何时？”说着我们三人一起直奔伪乡公所。
伪乡公所门口没设岗哨，因此毫无阻挡。我叫老焦留在门口警戒，自己和小庞一起直冲进去。到里面抬头一看，只见范小五耀武扬威地坐在房间里，又喝茶又抽烟，旁边还有两个伪乡公所的职员在伺候他。这两个见了我们吓得魂不附体，手足无措。我对他们说：“我们是来找范小五的，与你们无关，但请你们暂时不能出去！”两个人低头哈腰地说了声“是”。我早把枪口对准了范小五，小庞窜上一步，把绳子朝他身上一搭，三下两下就把他绑了个结结实实。这一切发生在一瞬间。这个平时以机灵、奸诈著称的范小五，一下子被搞懵了，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就束手就擒了。小庞看着他呆若木鸡的神态，冷笑着说：“哼，还不快走！”说着就一手提枪，一手牵着范小五走出伪乡公所。我对伪乡公所的两个人说：“我们走后半小时，你们去向炮楼里的伪军报告，就说蒋班长一走，范小五就被八路军抓走了。这样你们有了交代，不会受牵连，村里的乡亲们不会遭殃了。”说完我们押着范小五，昂首阔步地离开了乐瞳村。我们这样安排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让蒋则庆明白，我们在他离开后抓人，是对他手下留情，给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
过了几天，蒋则庆果然主动托人来和我们接触了。他托的人正好是我们打入伪政府开展活动的孙即信同志。老孙见了我先详细地介绍了蒋则庆的最近情况——自从范小五被我们抓了以后，他终日里忧心忡忡，心神不定，一连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最后终于下了决心托孙即信想办法和我们打招呼，说他在这里驻防处境困难。这里虽然是博山城的外围，但由博山城到青石关据点的公路从这里通过，他的上级和日本兵的汽车来往频繁，如有差错，他吃罪不起，要求我们手下留情，别使他太难堪，他对我们的活动也眼开眼闭，不予干预。我们见蒋则庆的态度比过去有了进步，就抓紧机会促使他和我们接触几次。第一次我同淄川县大队的郅润清同志一起和他会面。见面以后，我们首先对他晓明大义，指明出路，同时对他奉命驻守，处境困难表示谅解，要求他自己和他的部下不干坏事，要为自己留条后路。虽然由于初次见面，他心有顾虑，比较拘束，但听了我们的话，还是有所触动，点头称是。以后，又通过几次接触，我们逐步地宣传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横行的日子不会长了，总有一天要被赶出中国去，要他不要给乡亲增加负担。还对他说：“你应该为自己的前途考虑，如能带全班来找我们，我们欢迎，你自己一个人来，我们也同样欢迎！”当时他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但伪军下山的次数明显减少了，也没有发现他别出心裁给乡亲们增加额外负担的现象。到了一九四五年九月，日寇投降后，我们进军博山城之后，蒋则庆找我们来了。那天我刚进城，住在文庙里。他见了我哭丧着脸说：“弟兄们不了解贵军，都不敢来，唉！都怪我没能耐。”我听完他的表白，安慰他说：“不要紧，他们今天不愿来以后可能会来的。今天你一个人先来，我们欢迎！”他听后连声道谢，一会儿便高高兴兴地把他的枪扛来了。接着，又有他手下的几个人也先后带着枪前来投诚。这时，同志们进一步体会到，这武装活动和宣传攻势相结合的方法，确实能起到“杀鸡警猴”的作用。
除奸雪恨
一九四一年夏秋之交，日寇为了巩固其殖民统治，一面耍弄诱降阴谋，一面对我抗日战士家属实行残酷镇压，一时间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在这种情况下，边沿游击区大部分党员、干部，发扬了大无畏的精神，坚持同敌、伪、特、宪进行不屈不扰的斗争。有的干脆参加县、区武装，拿起枪杆子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也有些人或以谋生为名，离乡背井出外隐蔽；或装作种田模样，在田野东躲西藏，成天提心吊胆，不得安宁。特别是这年冬季，由于叛徒李振之出卖民族，充当了日本特务，加之他的儿子李奉奎步其老子后尘，相继投敌，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威胁。因为，李振之原来是县政府实业科科长。李奉奎叛变前是我家乡东石马村的党支部组织委员。他们对这一带的情况十分熟悉，投敌后，就带着敌人到处搜捕共产党员，捉拿抗日家属。村里的党组织几乎全遭破坏。支部书记王书玉，新任组织委员李万丰，宣传委员李宗文，以及其他党员、积极分子等十余人全部被抓走，一去杳无音讯。他们对我的家属当然也不会放过，先把我的家属抓去，作为人质，又假仁假义地通过关系游说，软硬兼施逼我投降。这一切当然是狂犬吠日，枉费心机。当他们看到自己的迫降阴谋落空时，就露出了狰狞面目，把我的家属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长期地关押着。可怜我刚出世的女儿，也因乃父“抗日有罪”，在那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度过了整整两个年头，最后终因经不起折磨而惨死在狱中。但这些只能更加激发起我的民族仇恨。当时我响亮地回答他们：“撼山容易撼我难，真金不怕火来炼。”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若不报，时辰不到。”一九四三年春，李奉奎在博山城骗娶了一个小老婆，回乡来大办喜事。他的亲五叔共产党员李鹏万（当时化名赵的之）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给我县公安局报信，并约定时间、地点，要县公安局派人抓捕李奉奎这个民族败类。县公安局立即派焦念生、黄迤约两位同志去执行这一任务。焦、黄两人年青力壮，机智勇敢又富有敌区斗争的经验。他们星夜赶到东石村，隐蔽在村东的关帝庙里，准备在叛徒出村返回博山城时进行截袭。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只见李奉奎一身新郎打扮，带着他的新娘，由其家人及亲友们陪同，大摇大摆得从村里出来。他得意忘形，一路上有说有笑，大有“衣锦荣归”的派头。不料，走到关帝庙前突然有两个彪形大汉挡住去路，两枝黑油油的枪口对着他的脑袋。这一下可把他吓得魂灵出窍，浑身抖得象筛糠一样。他来不及开口求饶，焦、黄二人已将他五花大绑，抓住他的手臂，象老鹰叼小鸡似的，架着他直奔村的南山方向而去。同行的新娘和亲友们被这一场面吓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一个个哭丧着脸，灰溜溜地溜回家去。
焦，黄两位战士架着叛贼，越过高低不平的田野，跨过纵横交叉的阡陌，翻过高高的南山，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了盆泉村的南留，再翻过一座山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了。两位战士见任务即将完成，不觉松了一口气，只感到浑身疲乏，口干舌燥，想坐下来休息一下找点水喝。谁知李奉奎突然躺倒在地，装起死来了。这个家伙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到了根据地肯定逃不脱人民的审判，再加上昕到远处隐隐传来的枪声，妄想等伪军前来救他，因此赖着不走拖延时间。两位战士反复向他交代政策也无济于事。这时，远处的枪声仍在继续，说明敌人正在追赶我们，出于无奈只得随机应变，将他就地正法。
我们抓了李奉奎，使石马、北博山一带的敌伪慌了手脚。他们怕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从他的防区内抓去了人，无法向主子交代，只得派兵分两路追击。但伪军和那些叛徒、特务原来就有矛盾，因为叛徒、特务一来防区，他们不但没有什么油水可捞，而且还会增加许多麻烦。所以我们抓叛徒、打特务，伪军也在暗暗欣喜，谁也不愿插手干预。这次所谓“追击”，无非是装模作样，敷衍塞责而已。
李振之听到儿子被我镇压的消息以后，咬牙切齿地疯狂嚣叫：“一不做，二不休，一定要拼个鱼死网破。”但是他色厉内荏，表面上张牙舞爪，内心却十分恐惧，担心有朝一日，自己也落个和儿子相同的下场。这一次他可估计对了，事情的结果也确实如此。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一天下午，我在济南八大马路的旧货市场里，见李振之身穿青衣，头戴礼帽式的草帽，正在鬼头鬼脑地东张西望。看了他的这身打扮，就会想起他当年干日本翻译时那副十足的汉奸相。我怕看错了人，特地再走到他的侧面细细辨认了一番，肯定他确是那罪恶累累的汉奸李振之。常言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为了稳住他，我上前一步装作握手的样子，将他的手一把抓住。只见他看了我一眼，顿时脸色煞白，神情惊慌。我便按照族中的规矩，叫了他一声叔叔，并问他：“你从哪里来？”他听见我这样称呼他，似乎略微平静了一些，脸上的肌肉也比较松驰了，但吱吱唔晤不敢正面回答我的问话。我也不再追问，而是装作十分热情的样子对他说：“这么多年不见了，到我那儿去坐一会。”他大概是因这一带行人众多，估计难以逃脱，所以只得和我并肩而走。到了我们的机关，我对岗哨说了一声：“这是我家叔”，就把他带进了机关。虽然当时是供给制，我的经济比较拮据，但还是以礼相待，用土烟、茶水招待他。在谈话时我故意提到李鹏万同志，告诉他李鹏万同志现在何处，并对他说：“你如果有信，我可以代转。”李鹏万是李振之的五弟，李振之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我这么一说使李振之迷惑了，竟提出要求，希望我给他找个干事的地方，让他混口饭吃。我趁机对他说“这事好办，你在这里稍等片刻，我去和上级说一下”，又指着在旁边的谭真同志说：“这里有这位同志暂作陪。”说着我对谭真同志示意，要他严密监视李振之，便返身外出，给省公安厅打了电话。不多时，公安厅派人来了。我将公安厅的一位同志向李振之作了介绍，对他说：“关于你的工作问题，由这位同志给你安排，你跟他去吧！”李振之用迟疑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慢吞吞地跟着公安厅的同志走出门去，一看门外站着几个人，而且还停着一辆囚车，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要想挣扎已经来不及了，乖乖地被公安厅的同志推上了囚车。接着，我又向公安厅揭发了奸贼的罪行，提供了许多材料。不久，省公安厅把他押送博山交博山县人民政府处理。一九五一年夏天，博山县人民政府在北博山召开公判大会，汉奸李振之终于伏法，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博山十年的战斗生活令人难忘。几十年来，公暇之余，静心下来，当年的情景就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因此，早就想把它用文字记载下来，奉献给家乡。但当我拿起笔来，始觉并非易事。这十年战斗，错综复杂，不少事件互有联系。如写几个片段则不能反映全貌；泛述全过程，又怕过于冗长。考虑再三，只能从实际出发，把十年战斗，象画速写那样勾画一个轮廓，对其中感受较深的某些细节则用“秃笔”多写几句，这样就难免顾此失彼，挂一漏万，那就有待以后再作加工了。
1984年I1月9日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