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那血淋淋的头颅,惨死的尸首,哭泣的孩子,悲恸的母亲……都向我扑来,叫着嚷着咒骂着,要我偿命,要我还他们的爸爸、妈妈、丈夫……“啊!”我吓得浑身颤栗,猛然一怔,睁开双眼,这些可怕的情景都不见了,身上湿漉漉地淌了一身冷汗。借着射进来的月光一看,房子里南北两条炕上,睡着十几个弟兄。我再也不敢合上眼睛,怕看见那些可怕的情景,但是睁开眼睛,也不能躲避良心的谴责。我自己开脱自己:我只不过跟鬼子出去,替鬼子壮壮胆,人不是我杀的,火也不是我放的,这些事与我没关系……
紧接着一个更强烈的念头出现了,它驳斥了我:怎么能这么想呢?真的是没关系吗?都是中国人,谁无父母?谁无妻子?谁无姐妹?为什么要昧着良心给鬼子当帮凶,为虎作伥呢?嗨!当警察这个造孽的差事,实在是干不下去了!可是,不干又到哪里去呢?回家?不行,回家仍然逃不过鬼子的魔手。唯一的办法是……到哪里去呢?想着想着……“亲日士兵兄弟们,别在梦中睡沉沉,日本鬼子是仇人,何不反正杀敌人……”
上次在山里和抗联作战时,抗联战士在山上给我们唱的《亲日士兵歌》的歌声又在我耳旁响起来。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他们能在风天雪地里合生忘死为祖国自由而战,难道我张玺山堂堂五尺之躯,就甘心替鬼子当狗腿子不成?不能!不能!我一定去找抗联,到深山里去!想到这里,心才稍微平静一点。“唉!”对炕有人长叹了一口气,这是我的结义弟兄刘凤才。他今晚上为什么也没睡着?是不是他也有和我一样的心事?一天,巡官领着别的弟兄下乡去了,留下我、刘凤才和栾明生三个看家。宿合里弥漫着一层淡薄的烟雾,散发出一股卷烟香味。
北炕上摆着一张炕桌,一只搪瓷茶缸盛了半茶缸白干酒,还有一包用旧报纸包的花生米。我和刘凤才对面坐着,栾明生坐在炕沿上打横。我抓了几粒花生米塞在嘴里,把缸子推给刘凤才说:“喝。”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拉着长声说:“对!今朝有酒今朝醉。”栾明生在三个人里年纪最小,不喜欢喝酒,低着头吃花生米。起初,我们随便唠些家常。我抽了口烟,长叹了一声气:“唉……”他俩看见我闷闷不乐,便问道:“玺山哥,怎么啦?今天这么不高兴。”
其实不难看出他俩近来也是心事重重。“什么事?玺山哥,你就说吧!咱们都是结义弟兄,只要能帮忙,一定去办。”刘凤才恳切地说。这两人平素和我挺好,又是结义弟兄,为人忠厚。我想对他们说了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就是他们不同意跟我走,也不至于出卖我。
我下炕趿上鞋子,拉开一扇门,看看外边没有人,回手关上门,坐在炕沿上,低声说:“不瞒你们俩,当警察这门差事我实在不想干了,整天跟着日本人下乡‘讨伐’,实在不忍心。”栾明生就像干柴遇到了烈火似的,拳头攥得紧紧的,头上的青筋暴起好高,声音几乎发抖地说:“我也是一样,那次在三道岗,我亲眼看见日本兵用枪托打一个老太太,老太太被打得头破血流,在地上滚呀、哭呀!我心里就像刀子搅一样,直往肚里流……”他说着眼睛眨巴眨巴,顺眼角流出了眼泪。
刘凤才听这一说,也激动起来了:“哼!这些小鬼子哪里把咱中国人看在眼里!那回我在门口站岗,一个鬼子兵离我二百米举枪把我当靶子瞄,气得我攥着拳头恨不得跑上去给他一拳!”“他妈的!不干了,回家。”我试探着说。“不行,回去也好不了,地盘叫人家占着,回去还不把你抓回来?”刘凤才说。“那怎么办呢?”我诱导他。“办法倒是有,只怕没胆量。”他压低嗓子说。话音刚落,我到门口瞅了瞅,外边没有人,我拍了拍栾明生的肩膀说:“不要怕!”然后我们三个人紧紧地凑到一起。
“有什么办法呀?”我问。“上山找抗联去!”刘凤才附着我们耳边说。“人家要咱们吗?”栾明生问。“怎么能不要呢?你没见抗日军在树皮上写着‘抗日一家’吗?听说二道河子山林警察队已经哗变了!”这时,我们算完全志同道合了。我松了一口气,笑着说:“凤才呀!咱们的心思一个样!”接着,我们商量分头去试探吴占一、乔海山、刘文义的口气。这三个人也是我们结义兄弟,是有正义感的人。等待着,等待着……时机终于来临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二日,天气晴朗。早饭后,大家正在宿舍里闲唠。扃脸、小个子、三角眼的文巡官,挎着一支盒子枪,穿着一双鬼子的黄皮靴,屁股一撅一撅地走来。这小子是个典型的亲日派,一副奴才相,伪县公署的日本人井口指导官还是他干爸爸呢!大家见他进屋来,急忙立正。他煞有介事地说:“每人携带一百发子弹,马上集合,准备出发。”出发,这可是一次好时机。
一个念头飞快地掠过我的心头。我强装笑容地对巡官说:“巡官,现在乡下情况挺紧,万一碰上胡匪,一百发子弹怕不够打uE?”“那么一个人带二百发!”他用命令的口吻说。接着,他又自言自语地念叨了一句:“多带子弹,只要你们能够背得动就行。”我的几个磕头弟兄,听我向巡官要求多带子弹,心里都默想着今天将要发生的事情。这次的任务是保护一个日本鬼子技术人员,到依兰城东南十八里地的演武基去测量电线线路。
八点多钟,文巡官领着我们二十个人出发了。走了两个多钟头,到达目的地。那个鬼子拿着个测量仪器在公路旁电线杆上测量,我们就分散在公路两边休息。趁旁人不注意,我和刘凤才、吴占一几个人装着闹着玩凑在一起,商定见机行事,看我的动作一齐动手。然后,我们又分开去告诉栾明生、乔海山、刘文义。这伙人分散在公路两旁草地上,坐的坐,站的站,还有躺下的,枪都抱在手里。
我们只有六个人,要收拾这一摊子人是不容易的,一直没有下手的机会,真叫我着急。下午五点来钟,来了个卖香瓜的,挑着一副担子,篮子里还剩下约摸十来斤香瓜。我瞅着这担香瓜,心眼一动,便叫住了卖香瓜的:“香瓜多少钱一斤?”“五分。”这
时,大家都围了上来,嘻嘻哈哈地说:“怎么,你请客呀!”“好,请客就请客,这回我请你们,下回你们请我。来,我包圆了!”“好,你小子还不吝啬!”有好吃的人拍着我肩膀说。称了称,共十三斤香瓜,便宜卖只要了六角五分钱。卖香瓜的挑着一副空担子走了。
大家把枪架在一边,围拢吃香瓜。只有我们哥儿六个人心里有事,枪还握在手里。文巡官也凑了过来,捡了个大香瓜拿着小刀子一边削皮一边说:“大家吃完香瓜准备集合,往回走!”往回走?要是再不动手就没机会了。
我霍地站起来,两步抢到架枪的地方,“哗啦”一声推上了子弹。“动手!”还没等文巡官把香瓜撂下,刘风才一个箭步蹿上去,把巡官屁股后的匣枪抽了出来。巡官急忙伸手到右边兜里去掏橹子,“砰!砰!”刘凤才已顺手用驳壳枪结果了他的狗命。吴占一、栾明生、乔海山、刘文义也把枪给大家支上了。“这……怎么的啦?”有人吓得哆嗦着问道。“怎么的也不怎么的!今天我们要哗变当抗日军,你们愿意抗日的跟我们走,不愿意去的把子弹丢下走你的!”我回答说。结果有五个人愿意跟我们一起上山抗日,其余的人放下子弹后回去了。那个小鬼子没来吃香瓜,这时吓得趴在离公路二十几米的一个电线杆坑里。这个鬼子手里有枪,我们不能接近,且离此六七里的山嘴里就有伪军,怕闻讯追来,所以就算便宜了他!我们十一个人,背着二十支长枪、两支短枪,跑步到附近村子里。由于情况紧急,我们牵走了十一匹马,快马加鞭,向演武基东山跑去。亲爱的大爷大娘们,原谅我们吧!我们一定在未来的战斗中,用鬼子的头颅偿还你们。
这时,金红色的晚霞给树林披上了一层绚丽的头纱,祖国的山林在欢迎我们,抗联也欢迎这十一位新来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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