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博山民先队队员及部分青年，在博山秋谷怡园小学集合学习训练。由民先队队长蒋方宇负责组织领导，主要是响应“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准备到博山县七区小口头村找先下乡的张敬焘他们。记得外来人中有王继武、杨涤生（胶东人），他俩是上级组织派来的。当地有大街村的蒋亭（原名蒋衍智）、蒋衍翼、蒋文山、王宏（原名王树元东门里人）、孙大超（原名孙超然，乐瞳村人）、云陆祥（税务街人）等，总共集合三十多人。当时，大部分人的家长是支持的，也有的人家属不通，是偷着来的。我这年十六岁，父亲很支持我，给备了箱子，还用包袱包上了些衣物等，送我走的。十二月三十日这天下午，城里人惶惶不安，气氛很紧张，听说日寇打的炮弹落在蒋家林（坟地）。我们在傍黑天从怡园小学出发，由蒋方宇总带队，我当时在排头，沿着通往八陡的火车轨道走，正值月黑头天，刮大风，天很冷。
走到八陡镇庄边，象是在有高台子的一座庙前，听到有行军的动静，皮靴咔哒咔哒地响，夜深入静，响声特大。我爬到高台子上去看，只见个个头戴钢盔帽，身背四方包，手提电石灯，脚穿大皮靴。我说：“这不是鬼子吗！”回头一看，我们一起来的三十多人不知哪里去了，只剩我一个。我手中提的包袱不是我的，我的箱子和包袱也不知在谁手中，因为从博山出发时都争着带行李，大都是拿别人的。这时，我也不觉得怎么害怕，满腔抗战热情，想找人打听一下，去小口头村怎么走，不到达目的地决不罢休。走到一家住户跟前，无院墙，无大门，屋门上着锁，喊了几声也无人答腔。进小棚子一看，火炉着得挺旺。我想，有火就有人，避难也走不远，就蹲下避风，等待主人回来再问路。
不多时，听到有马蹄声，越来越近，有个人朝我这里走来。我想，这人看见火炉了，也想烤火。那人走近了，吆喝道：“有老乡吗？”我一听，是河南口音，不是鬼子。见他身穿灰军装，我断定是国民党三路军的溃兵。我从小棚子里出来了，吓得他急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是老百姓。”他问：“去莱芜怎么走？”我说：“你还去莱芜！日本鬼子刚过去，村庄都占了。骡子驮的什么？”他说：“轻机枪。因急于行军我累了，失掉了联系。”我一听高兴极了，就说明我们都是学生，要到农村去拉游击队抗日，到这里被日本兵冲散了，又讲了些抗战道理，进而对他说：“跟我们去，咱一块干吧！”他犹豫后说：“军装、武器，还有骡子怎么走？”我说：“我有办法，能带的带走，不能带的插存下，再回来启走。”说着俺俩把轻机枪和套筒步枪埋在炭堆里，把压弹机‘枪梭‘油壶、皮套等塞进了空鸡窝。他拍打了一下骡子，让它跑走了。他回来用大刀片把屋门弄开，我俩进屋。我解开包袱，找出一个棉袍，一件棉裤，给他换下了军装。经攀谈得知，他名叫王先路，河南省人，家里开油坊，被抓壮丁。‘黎明，房主人回来了。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他走进屋来，看到俺俩后很害怕，说：“老总，你们怎么……”当时我就说明是从博山城里来，到农村去组织游击队，进行抗日。宣传了些抗日道理后，说：“枪支弹药暂时插藏在这里，委托您看管，随后来人启走。”房主人说：“我得去天主教堂向神父说一下。”他去后很快即回来了，从脸面上看，不那么紧张害怕了，态度也比较热情，泡了煎饼汤让俺吃了早饭。我问他去小口头村怎么走，他说：“爬过这座黑山，到西河村，随走随问……”我俩走时，他也送出门来说：“你俩注意着点，庄里还有鬼子兵。”
爬上黑山坡，三路军溃兵撇下的骡马几十匹，在山坡上乱窜。
王先路说：“兄弟，我三天三夜没睡觉了，眼熬红了，累得不能走了，咱一人骑一匹马吧！”说着他牵过来一匹就骑上了，好几匹马都跟过来。我说：“骑马不行，这么多骡马跟着，咱碰上鬼子怎么办？”他放走了马，俺俩继续步行，路上很顺利。
三十一日中午，到达小口头村的岳岭山上，找到了吴鼎章部，见到了张敬焘同志。我向他叙述了上述情况。他一听有轻机枪非常高兴，当即说：“你再回去吧！先把机枪弄来，这是重要武器，宝中之宝。”我就去约王先路一块回去。王先路说：“兄弟，我确实累坏了，不能跟你一块回去，你千万不要忘了那枪梭，没有它不能打。”
当天下午，由韩兆杰带领一个班十几个战士，我当向导，傍晚即到达八陡。藏枪的那户人家屋门又是锁着，仍无一人。扒开炭堆一看，只有机枪在，那套筒枪、大刀片没有了，塞到鸡窝里的东西一件也没有了。这时我很着急，说：“这里有敌人，不宜久待，你们先把机枪带走，我一个人留下。”韩兆杰他们走后，我蹲在小棚子里，等待房主人回来问个究竟。
我一直等到天亮，房主人回来一看是我，说：“你还真回来了，俺每天夜间都躲在教堂里。”我说：“我们来了不少人启枪，机枪已拿走了，怎么不全呢？弄到哪里去了？”他说：“你走后俺对神父讲了，可能他派人弄去了。”我想，外国人在中国传教，其中也有支持抗日的。我说：“你带我去见见神父行吗？”他带我走进一条街，进了天主教堂。这天正是阳历年，教徒们纷纷给神父拜年。不一会儿，神父即接见我，他银白胡须长长的，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问：“你是干什么的？”我回答了我的身份，申明要抗日的主张，是来启走那插存的枪支弹药的。神父说：“很好，我同情中国人抗战。你们托存的那些武器，都拿到这里来了，可以归还你们。”又关切地说：“你怎么带走？”我说：“光把枪梭子给我就行。”他们找来麻袋片包好，神父一直送我出门。我说：“谢谢！请留步。”回到岳岭山上，大家围上来向我问这问那，都挺喜欢轻机枪。王先路暗暗跟我说，他不相信这些道会门的道徒，如何使用机枪只教给我，不要教给别人。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一九三八年一月四日，蒋方宇带领三十多人来了，我对张敬焘说：“别说我在这里。”说着我即藏起来。张敬焘问蒋方宇：“都来了吗？怎么这才来呢？”蒋方字说：“都来了，就少了一个。”“谁？”“李镇。那天他在排头，走到八陡镇遇上了追击三路军的日本兵，我们撤到尖古堆村，才发觉少了李镇。派人去八陡查访，有人说在桥洞下打死一个学生，看了看不象李镇。又有人说，有个学生带着手枪到天主教堂向神父要武器。一直访不出真情，他可能是被日本兵抓去了。”这时，我憋不住了，突然跳出来，大家喜出望外，亲亲热热地搂抱在一起。
在吴鼎章部，我们三十多人编为一个宣传队，这挺轻机枪就归这个队使用。王先路教给我，我就教给蒋衍冀、蒋亭、王宏等同志，形成了一个机枪班。一九三八年二、三月，吴鼎章表现反动，我们的同志全部撤出，机枪班编入了四支队特务连。
（赵永和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