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高庄——生我养我的故乡
岳阳山占地30平方公里，北界淄川，南毗崮山，横亘东西20里，是一座古老神奇的山，山上碑多、景奇、水秀。主峰高811米，山势雄峻，支峰都在海拔700米以上，是博山区四大山系之一。
岳阳山主峰西侧，有齐长城。齐长城上旧有风门、烽火台。西南崖下是龙门峪和箭楼遗址，其势酷似南天门。主峰南侧百米悬崖之上有一天然石洞，穿越东西，洞口冷风习习。出东口则是主峰东南侧路，险峰如隘，令人骇目。东侧齐长城以岳阳山为城，迤逦东延逾淄水，接临朐界东泰山。
主峰山门外有两米多高圆首大碑两座，题有《岳阳山新建玉帝阁记》碑文，记载着此山原住持全真道士杨正秀在后土庙扩建道房、塑玉帝神像之事。早年围墙外有一石砌戏台，十分宽敞，每年都会在三月十五、七月十五、九月十五日举行三次规模盛大的庙会。
岳阳山曾是明初山东农民起义军首领唐赛儿举兵抗明的根据地。清初，吕文兆的百回六十万字的小说《女仙外史》，就是根据唐赛儿的传说写成的。当地至今广泛传诵着这位女英雄的传奇故事。
然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位共产党人的楷模——焦裕禄又给他的出生地岳阳山涂上了一抹更亮丽的色彩。山下的焦裕禄纪念馆，向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游客咏颂着这位县委书记的好榜样。我的家乡西高庄村距焦裕禄家乡北崮山村只有五里路，仅隔一个山头。我的老姑、嫂子都是他们焦家人。1962年，我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前卫报》总编辑时，曾去河南兰考县委武装部，有幸与焦裕禄见过一面。当说到我是西高庄村人，咱们是老乡时，他兴奋起来，热情地说：“我也干过武装部，当过民兵，参加过战斗，都是战友啊！”
岳阳山位于我家乡高庄以西三里处。我的家乡高庄——源泉镇，是几百年前由东崮山迁来的，李、张、翟、高等近十多姓，我们李家是大姓，是村中的大家族。村河南一里路有眼井，是高庄最早住地。村顶有三官庙，每年农历六月十八日有庙会。全村有城墙垛口两米宽，在旧社会主要是用来防土匪绑票骚扰的。现南门、东边城墙仍残存着，是几百年历史的见证。现全村350多户，1600多人，是中等村庄，生活条件偏低。过去家乡就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金郭庄，银源泉，高庄是个大提篮。”
我就出生在高庄。叫高庄，是因村子在一个山坡上，村南是一条淄河支流，东是全河村，北是源泉，西是岳阳山高峰。我记得参军前村外漫山遍野是果树，到了秋天，空气里充溢着果香。
小时候，我的家境贫困。6岁时我随父母和两个哥哥从乡下迁到了博山城镇东村，家里开了一个小杂货铺维持生活。我在博城怡园、第一高小上学，高小肄业。“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军占领了博山，我随父母搬回了西高庄村，在家务农，有时到麻庄舅舅家，有时到源泉姑姑家，前后有三年多时间。我的父亲是1939年的老共产党员。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兄弟三人都先后参加了革命，我们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大哥李治美到博山城后，考上了中学，毕业后，当了短期小学教员，“七七”事变后参加了革命。由于他是知识分子，是地下共产党员，在鲁中抗日根据地机关很快当了科长；日本投降后，在淄博地区当了粮食局局长、淄川县县长，后调到北京工作。我的二哥李治湘，下学后从博山到沧口工厂当了工人，在我党的指引下，不久便走上了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勤勤恳恳在事业单位工作几十年，享受离休待遇。1940年10月我参加了八路军后方四支队宣传队，也走上了革命道路，其后便是70多年风雨历程。
母亲是我做人的榜样
母亲出生在博山麻庄，一个后有山坡前有沙河的小山村里，距我家西高庄只隔着一座叫泉河头的山岭，约五里路。记得我五六岁时，常跟着母亲到姥爷、姥娘家去，当时在世的只有舅舅、舅母了。我6岁那年，跟随父母去了博山城。“七七”事变后，全家在博山城待不下去了，1937年8月，我随父母又回到了阔别五年的西高庄老家。在家务农三年多，1940年10月，我经当时博山县县长张敬涛推荐，参加了山东纵队四支队（后为泰山区）后方宣传队，驻地是章丘观音村。
我走的那天母亲为我送行，她站在河沿上，流着泪水向我招手。我走过了河，回头看，母亲仍站在那里不动，隐约看到母亲时时用手抹着眼睛。此时此刻，孩子第一次远离母亲的那种心酸、不舍的心情涌上心头。但想到离开母亲是要参加抗日的队伍，为国效力，内心渐渐平静下来。
我当了八路军，转战在鲁中山区，一晃就是五年时间，再没见到母亲。其间我本家一个叔叔到章丘县办事，到我们宣传队捎了个口信，说母亲想念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眼睛都哭肿了，叫我回家看看。战争年代回家难啊!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了。不久，我随部队解放博山城，夜间经过西高庄庄头，请了半个小时假急忙回家。推开门，在一盏暗淡的油灯下，一眼见到又瘦又黑、满脸皱纹的老母亲。“娘，我回来了！”我一头扑进母亲的怀里，眼泪哗哗流淌。
母亲激动地用手摸着我的脸颊，颤抖着说：“你是小三子吧，一走就是五个年头，我年年都为你烧香，保佑你平平安安。”
“我这不是回来看你老人家嘛！日本鬼子投降了，和平了，我会常回家看您老人家的。”
不觉半小时过去了，我恋恋不舍地央母亲放开紧抱着我的那双磨得满是老茧的手，母亲放声哭了。我深知我是一个军人，正在执行作战任务，于是尽量抑制着内心深处的万分不舍，擦了擦泪水，毅然与老母亲辞别了，飞跑着赶上了前进的队伍。
母子五年分别，却只半个小时短短相会，我陷入了对童年时代的回忆。
小时候，到了年关，富人家花天酒地，吃好的，穿好的。可是我家穷，母亲左思右想为我变点花样，找出我穿的衣服洗干净，在油灯下，从箩筐里找出针线，给我做双黑布新鞋，帽子上钉个红疙瘩，再给我几个钱买几个小鞭炮。作为一个孩子，如此过年，就高兴得不得了。
我上小学时，总是要花点学费，买身校服或买个书包什么的。钱哪里来？好难啊！我父亲不管，落到了母亲身上。我放学回家常常依偎在母亲身边：“娘，给我点钱交学费，娘，给我点钱……”
母亲为难地唉声叹气：“小三子不要急，让娘想想办法。”
父亲给母亲点零花钱，她舍不得用，一点一点地攒，日积月累，用这点钱供我上学。1999年10月2日，我回到阔别63年的母校考院小学，思绪万千，脑海满是母亲供我上学的不易。
抗美援朝回国后，1954年8月，我与爱人回到了老家看望父亲、母亲。母亲高兴得泪流满面，拉着我们两人的手深情地说：“你们吃苦多少年，有了家庭该好好享享福了。”当我说到部队还是低薪制，一个月只几十元，这次探家买东西还是用我爱人的钱时，母亲很风趣地说：“你回去有了钱，可要还她啊！”我们都笑了。这时，老母亲回到屋里从箱子底绣花鞋里取出了一叠钱，一共是32元，是我前几年两次寄回家的钱，她舍不得用留下了。母亲说：“我老了，用不着花钱，你们拿着用吧！”
我们回家看望母亲回到工作岗位三个多月后，我正在南京军区干部轮训班学习，突然接到二哥的一份加急电报，说母亲病重动手术后不治去世了。我听到这一不幸消息，不禁趴到床上呜呜地哭起来。
母亲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至今，我只知道她是“李门刘氏”，却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她生了我们兄弟三人，把我们抚养成人。她一生受苦受累，勤劳了一辈子。她心地善良、通情达理，是我一生处世做人的榜样。
童年点滴
1933-1937年五年童年学习生活我是在博山城度过的。记忆中的怡园小学，也叫北亭子，是处环境十分幽美的地方。附近新泰山，庙会香火兴盛；赵执信纪念馆，是人们的参观重地；校外一处石桥，“桥上流水，桥下行人”，成为一胜景；校园中有一座四面环水的楼阁，成为学生小憩的乐园。更幸运的是，地下党员张敬涛也是这个学校的老师。1936年下半年，我从怡园小学经考试转到考院小学，上了一年半。这所学校始创于1905年，原名博山官立高等小学堂。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停学了。
这五年时间虽短，却有许多往事至今仍刻印在我的心坎上。
压花轿
我大哥在上中学时结婚。我嫂子是博山西山吴家宅人。那时是用花轿去迎娶新娘，但有个风俗，不能空着花轿去，我作为弟弟、嫂子的小叔子要压轿，那时我才10岁，懵懂地在人们的簇拥下上了轿，一路坐在花轿上一高一低去接嫂子。从家里到吴家宅近20里路。嫂子坐上了花轿，我只好在吹吹打打的乐声中跟着迎亲的队伍跌跌撞撞走，一回来，我累极了，当着父母的面委屈地大哭起来。父亲见状很是生气：“你这孩子，这是你哥哥的大喜事，你哭什么？”说罢便把我撵到了门外，以示惩戒。现在的年轻人哪里会理解这70年前的一件趣闻。
母亲为我“偷花钱”
那时我上小学要交学费，做校服，还有统一书包也要钱，钱从哪里来？我家做小生意赚点钱都是父亲经手管，用钱父亲管得很严，我母亲白天黑夜勤劳做煎饼，卖了点钱也要交给父亲保管。我上小学要用点钱怎么办呢？母亲趁父亲不在家时，从钱柜里拿出几个铜元放在床铺底下藏起来，我要用钱时就给点，说：“小三子，钱可不要乱花，得省着点啊。”有一天出事了，父亲从床铺底下看见有钱，追问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见状毫无办法，只得实话实说：“小三子上学总得要花点钱，你又不给，我不偷着拿点有什么办法。”父亲因此事与母亲吵了一架。后来，母亲实在没办法，就拿点钱放在她的绣花鞋里，父亲再也没有发现，顺利过了关。慈母的心肠时刻拨动着儿子的心弦难以忘怀。
穿一双新鞋的周折
我上小学时，要穿一双新布鞋可不容易。我母亲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用麻线一针一线地给我纳鞋底、做鞋帮，要用一些布，也要花钱。新鞋样母亲做不了，我在考院小学有个同学叫光永泰，他家在南城里，家里很富裕。一天，我到他家要了个鞋样，回家给母亲看，她为难了：“孩子，这种鞋样布料花钱多，咱家没有那么多钱啊，就做个敞口布的吧，花钱少。”母亲花了半个多月把鞋做出来了，是一双大头鞋，我穿着到考院小学上学，有几个学生唧唧笑说：“嗬，穿蛤蟆头鞋还要上考院。”我当时被说得哭了，回去就向母亲讲了。母亲流着泪说： “孩子，咱穷，就不要和人家比了。”母亲这一句真情话语，使我受用一生。
迎接省长
我记得有一次，全校学生到博山火车站，敲锣打鼓欢迎山东省省长韩复榘。当时在学生中流传着不少有关他的传说笑话：看到学生打球抢球，他不解地说，抢什么，一人发一个球，不就不抢了吗？还有，在一次学生集会时他点名。“计开！”没有答应的，秘书在后边回话说，“计开”不是人，他生气地说：“是人不就早答应了。”弄得大家哈哈大笑。
当“亡国奴”的滋味
日本人侵占博山城后，我停学了，但还未离开。我清晰地记得，日本人在西城门把守，要求中国人进城时都要向日本人低头施礼。我当时只是一个小学生，有两次进城门也是低头经过，虽然不甘心，但也得学着大人样子。由此激发了我不当亡国奴、积极抗日的爱国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