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引路人
山东省原副省长张敬涛是我参加革命的启蒙长辈。1936年，我正在上学。一天，在家里见到我大哥领来一位客人，就是张敬涛。我大哥与他同在洗凡中学读书。后来他们又都是博山的短期小学教员。我大哥结婚时，他送了红绸子的贺幛。这期间，从接触中看到他的举止、谈话，使我疑惑不解。我大哥悄悄向我耳语：“你小，懂事少，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是我的知己，是我信赖的朋友，你听到的话，不要出去乱说。”“嗯，知道啦，大人事我不懂也不问，哥哥放心好了。”说完，我连蹦带跳走开了。“七七”事变后，我大哥外出参加了抗日工作，张敬涛同志也见不到了。后来知道，他参加了博山的地下党组织，那是抗日的武装。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回到了老家西高庄。当时只是一个11岁的小学生，有时在家，有时在源泉姑家，有时在麻庄舅家，帮着干些零碎农活。期间，看到我父亲常常带着个小包袱白天出去晚上才回来。当时己任博山县县长的张敬涛及县里的干部也常到我家吃饭，向父亲了解博山城、八陡镇敌人动向。我家成了地下交通联络点。有时我惊奇地问父亲：“您到哪去了，干什么？来的这些人您认识吗？”父亲则严肃地呵斥：“小孩子问这个干啥？去去，走开……”当时中共博山县政府，不是驻在瓦房、小峰，就是驻在李家庄。后来我才明白，父亲来来回回是做抗日情报工作。
由于我大哥和父亲与张敬涛的特殊关系，1940年上半年有几次父亲去博山县政府找张敬涛谈事，也带着我去，认识了县各救会长谢伯望，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济南军分区任政委时，我们有多次交往。经过多次接触，“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的思想逐渐在我心中牢牢地扎根了。有一次我还在县政府驻地李家庄参加了一次野地演出，剧名《小鬼》。“这个李大爷的孩子还能演戏啊！”名声便传出来了。正好，泰山地委、四支队后方宣传队向博山县要一名宣传员。这时，张敬涛县长向我父亲讲叫我去，父亲满口答应：“好！你看着行就行，叫他去锻炼锻炼，他兄弟三人参加抗日，我一个共产党员有什么说的。”1940年10月，我离开了故乡，走上了抗日前线。
父亲送我去参军
1940年，正是抗日烽火燃烧中国大地的时候，我的老家距日伪军据点仅20多里路。我当时是一个14岁的学生，八路军抗日打鬼子的情景，看在眼里，印在心上。深秋的一天，刮着凛冽的西北风，父亲递给我一个准备好的小包袱，要给我送行。与父亲并行在村庄北头小沙河岸上，我和父亲两眼相视都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还是我先开口：“爹，你回去吧！”“噢！我走！我走！”可是，父亲还是木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问：“孩子，还有什么事？”我说：“没有了。”“那就好。”此时此刻，父亲眼里的泪水流了下来，我的眼睛也湿润了。我心里一震，大步跨过了童年常常与伙伴一起嬉戏的小沙河，回头看时，父亲的身影隐约可见，母亲时时抹着眼睛，那情景让我终生难忘。
转眼一年过去了，我已是一名穿军装的“小八路”了，当了宣传队员。一天我正在驻地排演节目，突然部队的通讯员跑来说，有个老大爷来找我。匆匆跑去一看，原来是老父亲从150里外的老家来看我。一路上又是河又是山，多不容易啊！一年不见父亲，他老了许多，额上的皱纹深了，背弓得更厉害了。我惊喜地问老父亲：“我娘好吗？生活怎么样？”接着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当兵一年的生活，告诉他我长大了，不仅会演戏，会唱歌，而且懂事多了。父亲高兴地捋着胡子说：“部队成全人，教育人，我和你娘在家一百个放心。”说着，父亲打开了包袱，拿出一双用麻线纳底的布鞋，一双结实的白布袜子，还有几斤煮熟的地瓜干和炒的带皮的花生。最后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块二毛钱，送到我手里，说：“钱不多，是老人的心意，节约着花吧！”我接过父亲拿来的物品和一块二毛钱，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知道，这鞋，这袜，是老母亲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缝制的，这钱，是家里卖鸡蛋得来的。我偎依在父亲身边不知说啥好，只说了一句话：“我一定好好干，不会给您老人家丢脸。”父亲满意地笑了。
28年后，我在济南军区机关工作。我父亲已是82岁高龄的人了。我多次想接他到部队来住一段，也好对父亲多些照顾。可是老人说什么也不肯，他总是乐呵呵地说：“现在日子过得好多了，身子骨还壮实，还能劳动，到城市来吃闲饭不习惯，不想再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在济南时，父亲来过三次，老是待不住，匆匆三五天就回家了。父亲每次到我家都是带着家乡的小米煎饼、香椿芽、山果等等，我知道那都是老人对儿子的绵绵深情。
我能够14岁就参加八路军抗日队伍，是受老父亲影响。当时我的家成了抗日同志联络点，来往人住在家里睡觉、吃饭、写情报材料，我父亲作为联络员与当时博山县抗日根据地李家庄、小峰、瓦泉、夏庄等地联络，传送情报。1941年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期，日军在我村西高庄山顶建了炮楼，设了一个小队敌伪军据点。有人向伪军告密说，我父亲的三个儿子都是八路军。一天夜里，几个伪军到了我家把父亲抓走关进了伪军炮楼，严刑拷打，问三个儿子在哪里，并威胁说：“不把他们叫回来，你就别想活着出去！”父亲严正回答：“我哪里知道他们在哪里，抗日救国，有什么罪？”伪军头目见状气急败坏地要人把我父亲捆绑起来用皮鞭抽打，父亲口里出血晕倒了。这时伪军怕出了人命不好交代，就松了绑又关起来了。一星期过去了，博山县政府联络人员才知道父亲被抓了。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八路军从县大队派了一个班在敌人据点外面喊话：“小队长王兴利你听着，你们不把李同圻放出来，我们就用炸药让你们炮楼飞上天，让你们去见阎王！”真管用，第二天他们就把我父亲放出来了。
父亲当时还是博山县人大代表、村支教委员。他是我们全家人的楷模。高庄村老人讲到我父亲也都交口称赞，说他是有革命意志坚定的老人。
1973年，86岁的老父亲去世了，接到电报时我正在部队巡视工作，不能马上请假，待回到老家父亲已经安葬了。“儿子来迟了！”我跪在父亲坟前痛哭不已。父亲的深情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间。
日寇侵入了山东，投降派便挂上了免战牌。投降派逃跑了，我们便从地下站起来。徂徕山，举义旗，誓死守土我们不离开！土生土长，在农村、在民间，虽然是赤手空拳，但是有三千八百万人民和我们血肉相连。
虽然是无中生有，但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着我们迈步向前！
虽然是年青的党军，但是也进行过无数的血战：我们用土炮打下过飞机，击沉过兵舰，在雷神庙、魏家堡、杨家横、刘家井、五井、孙祖、大青山、青驼寺……曾用我们的热血写下了辉煌的战史。看吧！看吧！敌人正在我们面前发抖，只要我们战斗，战斗啊！不断的战斗！胜利就在我们的前头！
这首《八路军山东纵队进行曲》是山东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时代强音、战斗号角。
徂徕山旗帜高高飘扬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守，战火很快烧到山东。日寇五师团三万多人，分两艘战船渡过黄河。12月27日，济南沦陷。
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有钱的人家除了逃走之外，都关上了大门，忙着埋东西、藏粮食。有的还受了汉奸的宣传，偷偷地做了“膏药旗”，甘当亡国奴。群众的议论多了，老年人说“老天爷要叫黎民百姓下苦海了”，成天唉声叹气，吃不下饭去；年轻人说“绝不能当亡国奴”，要成立“齐心会”打鬼子。各种议论都有。
慌乱之后，不愿当亡国奴的山东人民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展开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才有光明的出路。这就是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前夕的基本情况和背景。
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在泰安地区包括莱芜、新泰、泰安、泗水、宁阳等县发动抗日武装起义，首先一个任务就是开展组织工作，发展壮大党的力量，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救国的各种力量。12月24日，省委机关撤出了泰安城，转移到篦子店。在篦子店，省委又召开了行动会议，参加的人都是起义的主要领导，其中有林浩、洪涛、景晓村、孙陶林、程照轩、马馥塘、鲁宝琪、夏天庚（夏辅仁）、武中奇、武思平等同志。会上分析了敌人占领济南、泰安后可能发生的情况，研究了我们的对策，确定了起义前的具体工作事项、起义的具体时间、军队番号、做红旗和八路军臂章等。
当时参加徂徕山起义的队伍有一百六十余人，其中有T人、农民、士兵，也有教员、学生、职员。他们穿的服装也各式各样，有穿棉袍的，有穿大褂的，有穿制服的，还有个别穿西装的。手里的武器更是五花八门，有步枪和匣子枪，有“汉阳造”，也有“老套筒”“土压五”，还有大刀、长矛等等。服装虽然不整齐，武器虽然不精良，然而，战士们精神饱满，情绪高昂，个个生龙活虎。
日寇占领泰安城以后，对铁路两侧的地区进行残酷的烧杀、抢掠、奸淫。广大群众不堪其蹂躏，扶老携幼地逃向山里。负责站岗的同志每天都能看到成群结队的从西向东涌动的难民群。逃难的群众看到我们，声泪俱下地控诉日寇的暴行。同志们听了以后，压抑不住胸中的怒火，气愤地吼叫着：“我们要下山和鬼子拼命！”有的说：“鬼子有大炮，咱们背的也不是旱烟袋！”群情激昂，纷纷要求下山杀敌。
1938年1月1日，是一个令人永生难忘的光辉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山东省委正式宣布，“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成立，正式发动徂徕山起义，由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的全山东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点燃了！
这一天清晨，朝霞映红了徂徕山。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冉冉升起，红旗中间醒目地写着“游击”两个大字。“游击”两个大字，集中体现了八路军第四支队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特点与性质，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想用什么办法打就用什么办法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日本侵略军瞧不起这支手持大刀、长矛和鸟枪的“游击”队伍，但是，就是这些勇士们，用他们的血肉之躯为山东人民筑起了一座新的长城。
中共山东省委在大寺门前召开武装起义誓师大会。省委书记黎玉代表山东省委庄严宣布：“今天，我们隆重举行徂徕山武装起义，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正式成立！”誓师大会后，第四支队对一百六十余人的起义部队进行整编，暂编为两个中队，组织官兵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大家的练兵情绪十分高涨，很快就学会了站岗、放哨、投弹、射击、刺杀，接着，又开始演练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怎样打埋伏，怎样搞袭击…
徂徕山起义的消息风驰电掣般地传开，一时山上山下，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有来参军的，有来探亲的，有来看形势的，也有给部队送衣服、送粮食的，整个徂徕山区呈现出一派积极备战的景象。
随后，在八路军第四支队的基础上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
抗日的红旗照亮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之路，杀敌的歌声振奋了人民抗击敌寇的激情。从此，山东大地，黄河怒吼，泰山劲舞，屹立着一支为民族浴血苦战的人民子弟兵。
“战争是长期的和残酷的，能够使游击队受到必要的锻炼，逐渐地变成正规部队。”这个理论指导着抗日游击队成长。第四支队与其他支队一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经过无数次的战斗锻炼，数十次的整训，与地方民兵的配合，很快壮大成长起来，并逐步发展成正规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