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26年10月生，汉族，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源泉镇西高村人，1940年10月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后方宣传队。1943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历经抗日、解放、抗美援朝战争，转战大江南北，参加莱芜、孟良崮、沙土集、开封、淮海、渡江、上海、抗美援朝等上百次战斗、战役。先后任宣传员、文化干事、政治指导员、战地记者、编辑主任、军报总编辑、宣传科长、军区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军区前卫报社总编辑、社长、军副政委、青岛警备区政委、济南军区调研员。
博山城——我童年生活的摇篮
1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我7岁时，随父母从博山乡下西高庄村迁到了博山城镇东村（现在叫北岭）。我家兄弟三人，我是老小。大哥李治美，小学后考上了博山城洗凡中学，二哥李治湘主家干活。我先后上了怡院、考院（第一高小），高小肄业，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侵占了博山城，随全家搬回了老家西高庄村，在家务农三年多，1940年2月在博山县政府（驻地李家庄）参加一些演戏、宣传等抗日活动。1940年10月由时任博山县县长张敬焘推荐介绍，参加了山东纵队四支队（后为泰山区）后方宣传队，当兵时驻地是章丘观音村。
五年童年学习生活是在博山城度过的。怡园小学，也叫北亭子，是处环境十分幽美的地方，周围新泰山，庙会香火兴盛，赵执信纪念馆，是人们参观重地；校外一处石桥，“桥上流水，桥下走人”，成为一胜景，校园中有一座四面环水阁楼，成为学生小憩的乐园。三年半的学习生活，为自己童年心灵打下了难忘的烙印。更值得我幸运的是老领导张敬焘同志也是这个学校的老师，给我，给师生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忆。
1936年下半年，我又经考试转到考院小学，上了一年。当时班主任宋德圃现在已是86岁老人，2000年10月我亲自到他家拜访看望，他激动万分，后寄我一扇面书法。1937年“七七事变”，我停学了。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老领导张敬焘同志也是这个学校学生。欧阳中石先生曾给同窗的我写了一副深情厚谊的书法作品，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考院小学一年的学习生活虽然时间不长，但对我一生的成长奠定了基础。这几年我多次被母校聘邀去作革命传统报告，并回忆60多年前考院小学的情景以及作为一名校友受到的启迪教育。“考院60年，永远记心间，奠定人生路，如今更怀念”。这是我在学校报告会上，发自内心激情的顺口溜。考院小学也在报告会上向我献了锦旗，赠李治亭将军：戎马一生为国计，母校为您而自豪。博山区党政军领导同志参加了报告会，并热情洋溢讲了话。对我这个博山之子、母校校友既是鼓舞又是鞭策。感慨之余，我写诗一首：
母校吟
弹指一挥六十载，常闻母校乳泽香。
天催岁月情依在，殷殷悔言响耳旁。
沃土代有新苗壮，骏马奋蹄好栋梁。
染霜更觉华年贵，革命之路向朝阳。
救国抗日风雷涌，拯民茅舍志刚强。
时代神韵绘蓝图，饮水思源师恩长。
难忘革命的带路人
山东省老副省长张敬焘是我参加革命的启蒙长辈。1936年，我正在上学。一天，在家里见到我大哥领来一位客人，就是张敬焘。我大哥与他同在洗凡中学读书。后来，他们又都是博山的短期小学教员。我大哥结婚时，他送了红绸子的贺幛。这期间，接触中他的举止、谈话给我一个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大哥悄悄向我耳语：“你小，懂事少，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是我的知己，是我信赖的朋友，你听到的话，不要出去乱说。”“嗯，我知道啦，大人事我不懂也不问，哥哥放心好了。”说完，我连蹦带跳走开了。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大哥外出参加了抗日工作，张敬焘同志也见不到了。后来知道，他参加了地下党博山的党组织、抗日武装。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回到了老家西高庄。当时只是一个11岁小学生，有时在家，有时在源泉姑家，有时在麻庄舅家，帮着干些零碎农活。期间，看到我父亲常常是带着个小包袱白天出去晚上才回来。当时已任博山县县长张敬焘及县里的干部也常到我家吃饭，向父亲了解博山城、八陡镇敌人动向。我家成了抗日联络点。有时我惊奇地问到父亲：“你到哪去了，于什么？来的这些人你认识吗？”父亲严肃地说：“小孩子问这个干啥？去去、走开……”后来我才明白，我父亲1939年已是共产党员了。当时博山县政府，不是住在瓦泉、小峰，就是住在李家庄。我父亲来来回回是做抗日情报工作。
由于我大哥和父亲与张敬焘同志特殊关系，1940年上半年有几次父亲去博山县政府找县长张敬焘谈事，也带着我去，认识了县各救会长谢伯望，建国后他在济南军分区任政委时，我们有多次交往。经过多次接触，“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的思想逐渐在我心中萌芽了。记得，有一次我还在县政府驻地李家庄参加了一次野外演出，剧名“小鬼”。“这个李大爷孩子还能演戏啊！”名声出来了。正好，泰山地委、四支队后方宣传队向博山县要一名宣传员。这时，张敬焘县长向我父亲讲叫我去，父亲满口答应：“好！你看着行就行，叫他去锻炼锻炼，他兄弟仨参加抗日，我一个共产党员有什么说的。”1940年10月，我离开了故乡博山，走上了抗日前线。踏上革命征程
1940年深秋，我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当时，我只是上了4年小学，刚刚14岁的一个农民的孩子。
抗日战争的烽火令我心绪起伏翻腾。一天，我向父母亲倾吐了想当八路的念头，父亲答应，可是母亲却舍不得。“兄弟三人就你一个在家了，你年纪又小，还得打仗，你受不了那个累。”母亲一面说，一面心疼地望着我。我想想父母在家无人照顾，也难过。可是一想到抗日人人有责，心里又动了。我向父母怏求说：“为国尽忠，也是为老人尽孝。”经过我这一讲，母亲笑着说：“叫你这孩一叨叨，我心里也开窍了，你愿意走就走吧。”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八路军四支队后方宣传队驻地。这个宣传队男女30多人。不到两天，换上了土制的草绿色军装，我成为八路军的小宣传队员了。第一晚上睡觉，我分在小兵三分队。因为一天多长途跋涉疲劳极了，这一宿睡得很沉很香，一觉醒来天大亮了。吃的饭是小米、萝卜咸菜。刷牙缸半面掉了瓷，生了锈，没有牙粉是用炒糊了的盐代替，一刷牙龈刺疼。住了两天，敌情有变化，部队行军转移，一夜走了80多里。行军路上，渴了趴到水沟里喝点水，当中休息，躺到地上不觉进入梦乡了，拉起来又走。第二天一早，到达了莱芜新的驻地。当上兵第一次长行军，脚上打了血泡，腿胀得不能打弯，浑身酸疼，像散了骨架子。刚当兵后这驻防的一夜，虽然极端艰苦，但自己还是挺住了，迈出了人生有意义的一步。
战地宣传队
我因年龄小，刚刚13岁，1940年10月一当兵就到了泰山区四支队后方，不久改为第一军分区宣传队。地点在章丘县的观音村，座落在一个深山沟里，树木丛丛，潺潺流水，真是鸟语花香，好一番秀丽的景色。那时是大的镇子都住着日伪军，安了据点。身临其间，忘记了是在战争烽火的年代，心中在疑问、思索着，我是来抗日打鬼子的啊！过了几天才明白了：这是八路军活动的根据地。
这是个不到30个人的宣传队，编三个分队，我分在第三分队，男小孩和女兵。离开自己破草屋的小天地，来到了八路军里，要与女兵混编战斗、生活，多么地不习惯。我们第三分队男女宣传队员10人，宿舍在一间房子里铺了干草的地上，头枕石头（垫上鞋），囫囵着和衣而眠，一个陈旧用过几冬的大衣两人倒腿盖着。开始几夜怎么也睡不浓，醒来顿觉睡窝冰凉，困倦了，翻过身又睡了，慢慢也就适应了。“草是被、地是床、石头枕、和衣裳”的环境。
地分两界。一间房子，打的地铺，一边是男宣传员，一边是女宣传员。她们是七个人，最大的是从敌占区来的女学生董韶，20来岁，她已当兵两年多了，是老大姐。最小的是银磊，她11岁，是莱芜县城关人，她是由父母领出来的。她父亲也在宣传队。小银磊，大一点的都喜欢她。吃饭，董韶照顾她，有点好菜，用自制的筷子向她碗里放，夜里睡觉，小银磊就钻到董韶大姐盖的大衣里，依偎在一起，夜深了，董韶时刻惦念着怕小银磊着凉，把大衣向她拽。小银磊醒来一看，董韶冻的蜷缩着发抖，便又把大衣拉过去给董韶盖上。那时，不管上下级，还是同事，男女八路，同志之间都是彼此相爱、相助，情同手足，是同甘共苦的战友。
伙食，是如老百姓低标准。主食是小米饭、煎饼、窝窝头。平时可以自己做，战时也吃“混饭”。菜说起来一顿是两钱油，实际上达不到，看不到油花。饭少了，不够吃的，都是互相尊让，越饭少越剩下。一周或半月稍改善下生活，吃一顿面食，先照顾病号，照顾年龄大一点的同志。宣传队对三位年龄大一点的同志，有点好吃的优先想着他们，当时叫“敬老饭”。实际上他们也不过30岁，但在战争时代却是老大哥了。一次敌人扫荡，我们宣传队随分区机关转移到了泰安北部山区，在野坡的丛林里露营。有两天没有吃上饭，每人随身携带的干粮袋要作救济用，不敢动。当时我和几个同志发虐疾、发烧，只好用粮袋子的仅有的一点，用开水加点盐泡泡，当作病号饭送去。可是，一次一次谢绝了。直到第三天，宣传队集体开饭，他们几个病员同志才一块吃了。战争年代，越是艰苦，人们毫无怨言，越是同心同德，共渡难关。
宣传队演出任务频繁而艰苦。每一场演出，都是在村头扎土台子。用木头支撑，挂上几块幕布，用棉花稔的油灯（后来有时用汽灯）。剧本大多是自编的，或有延安、山东纵队机关文工团移植过来的。都是以抗日为题材，现炒现卖，言简意深，生动感人。如，我参加过演出的《归队》，则是反映一个从部队上开小差回家，妻子、孩子耐心动员他回队，重返前线。当时，对巩固部队起到了很大作用。再如，《血泪仇》剧，是阶级教育好内容，激发了人们抗日热情。此剧成为战前动员活教材，演出成为战斗力。我们的战士大都家庭贫穷，对地主恶霸仇恨深。有一次在莱芜西峪村演这一剧，台下的不少战士们哭了，他们情不自禁地高呼口号：“打倒吃人的旧社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穷人翻身得解放报仇雪恨！”口号此起彼伏，上千人的演出场地沸腾了。
演出道具化妆十分简朴。男女服装是借用老百姓的。妇女头后的，姑娘用的辫子也是临时借的。跳舞的短上衣、短裤是用粗红布自制的。面部化妆只是用一点凡士林油，算是高级品了。抹黑脸，是用凡士林与锅底灰搅拌而成的，对面部皮肤刺激性很大。老人的胡子，是用黑色染的麻用胶水沾在嘴上，往往不结实当场掉了。化妆室是在台后的庄稼地里，冬天冷风刺骨，夏天热汗水浸身。道具效果，冬天下雪，是一个人爬到台子顶上，把撕碎细纸片向下撒。有一次演的剧正是需要雪片纷飞的时刻，却没有纸片了，急得导演大喊：“快！快！下雪。”逗得台下观众笑起来了。打枪声音，是用木头自制的摇手盘子，一面摇着，发出“咔嗒，咔嗒”清脆声音；或用鞭炮用脸盆捂住，发出类似枪响的震动声音。这种大地舞台，大家演戏非常逼真。有时演一次戏，八路军和老百姓几千观众，甚至几十里外的老百姓也兴致很浓的赶来。战地宣传队，是战争年代文艺工作的一大特色。
到前线去，开展文娱活动。频繁的行军、战斗，宣传队时常分散到各部队去，边打仗、边演出、边教歌、演戏。一次跟随部队去泰安蛤蟆石村附近，行了一夜军，天刚拂晓，与敌人遭遇，宣传队与部队一起冲出重围，到达了新的驻地。在休整期间，帮助他们自编自演以表扬好人好事为内容的活报剧——《奇袭鬼子兵》、《入虎穴》、《掩护》、《抗日小唱》等等，每出戏，都是一堂生动形象的课。还自编自演了快板剧。战士中精神生活丰富多彩。宣传队宣传员还分工到各个战斗连队教歌。银磊是个十几岁的女宣传员，她一到连队就受到热爱。“小同志请指挥歌！”这是部队集合时提出的要求。银磊腼腆地说：“好吧！我学着干！”战士们一再鼓掌欢迎。可是，个子太矮了，指挥唱歌、教歌，后边的战士看不清打拍子，只好站到小木板凳上，居高临下，像燕子似地挥动着两手，指挥着唱起：“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八路军进行曲，千百个战士合着节拍，激昂地唱着，千百颗战士的心在跳动，走向前方，插向敌人心脏。
我在宣传队渡过了年青的岁月，渡过了悠悠两年时光，奠定了战争年代征程的基础，开创了走向战斗连队的道路。
战争烽火之初
第一次经受战争考验。当兵不久，就遇上了敌人大扫荡、围剿。当时，第一军分区机关驻扎在莱芜上游庄。首长决定连夜急行军插到泰北山区，跳出敌人的合围圈。这一夜，部队行军60多公里。天将拂晓时，部队在一个小山村稍事休息。这时有人发现村外有部队经过，还没等大家弄清怎么回事儿，前面已响起了枪声。原来这是一股从北面包围过来的敌人，前卫排发现后就和敌人开了火，紧接着警卫连也投入战斗。机关人员撤出村后，首长指示大家分头突围。我和宣传队三分队三男两女5个队员跑上了村南的大山。
村南这座山足有八九百米高，当我们气喘吁吁地爬到半山腰时，突然山顶也出现了敌人。上有敌兵往下冲，下有敌兵往上追，枪弹在四周如飞蝗般乱钻。我一看不好，忙带大家沿着山腰上一层层的石堰子往西猛跑。正跑着，我一脚踏空顺着山坡滚下去二三十米，全身被石头、蒺藜碰擦的到处是伤，我顾不上这些爬起身来和大家继续往西跑。这时，当初的6个人已跑散了3个，只剩我、孙立芳和女队员银磊。几百米开外的敌人一边朝我们打枪，一边追了过来。当我们跑过一处山坡时，无意中发现在一片茂盛的树丛杂草后有一个小洞，洞口刚刚能容1人通过，往里探头一看，里面黑咕隆咚。情急之下，钻了进去。原来这洞口小肚大，藏个十个八个人没有问题。进洞不一会儿，就听洞外有跑来跑去的脚步声，几个伪军站在离洞口不远的地方咋呼道：“小八路别藏了，我们都看见了。快投降吧，皇军优待优待。”我们准备好手榴弹，如果敌人发现，就拼个同归于尽。过了一会儿，敌人骂骂咧咧走了。
约摸过了一个多钟头，听到洞外确实没有动静。这时枪声已经稀疏，只见山下的小山村已成一片火海。看了看太阳，估摸有10点钟左右，便继续向西转移。将近中午时，来到一个村子外，大家刚松了口气准备进村找点吃喝，就见村民成群结队跑了出来。一个老乡告诉我们鬼子快进村了，赶快躲一躲吧。我们只好向别处跑。
大约又跑出去2公里，又跑进了另一个村子，精疲力竭地敲开了一户老乡的家门。这户老乡两口子正准备带女儿出村躲藏，看见来了3个小八路请求他们掩护，那大娘忙把我们藏进两房之间的夹道，外面用柴草挡住。走出没几步大娘又放心不下，又带着我们来到村外一排排由村民沿着山坡挖的贮藏地瓜的窖子处，藏进一个不显眼的窖子，并吩咐不来喊，千万别出来。同时给我们留下一罐水和一些地瓜干。
半下午时，敌人撤走了。大娘把我们接回家，吃了饭后送上了路。边走边找老乡打听部队的去向，晚上七八点钟时，终于在一个小村子里找到了部队。同志们见面后高兴地又蹦又跳，看见3个跑散的队员也已归队，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在宣传队的两年一晃就过去了。1943年底，已满16岁的我被调到第一军分区特务连任文化教员。1943年10月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戎马生涯中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入党宣誓，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和另两个战友的入党仪式是在驻地一户老乡家的院子里举行的，老乡家的门楣上挂着鲜艳的党旗。在支部书记带领下，我和另两个战友一起紧握右拳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战斗中不怕流血牺牲……为解放全中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当时那些铿锵有力的誓言，至今仿佛仍回响在耳畔。
就在入党后的第10天，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和我一起入党的炊事员张文青到火线送饭，看到阵地上的4个战士全部牺牲，他毫不犹豫地拿起烈士的枪，向冲上来的敌人开火，子弹打光了，只身一人和敌人拼刺刀，最后牺牲在阵地上。
经过在连队一年多的战火洗礼，担任了特务连指导员。一天夜晚，我所在特务连和另两个连奉命攻打敌人的费县白马关据点。
白马关据点驻有一个小队鬼子和一中队伪军，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部队打了一天一夜仍未攻克。这时，30公里外的费县仲村据点派出援兵。上级命令特务连打援。在距白马关8公里处，特务连连夜进入阻击阵地。上午8点多钟，赶了一夜山路的十几个鬼子和100多伪军乱放枪给自己壮着胆走迸了阻击阵地。开火令下，霎时枪声爆炸声响彻山谷，敌人纷纷倒地。部队刚开始冲锋，3个鬼子带着机枪占据一处有利地形开始疯狂扫射。我急命3班长刘庆亮带人打掉敌机枪。刘庆亮带着两个战士绕到敌后，蹑手蹑脚爬上小高地，刘庆亮飞身上前，一脚把敌射手踢翻，一把抢过机枪，另两个战士用刺刀把那两个鬼子挑了，并将鬼子机枪手俘虏了。
敌人机枪一哑，全连如猛虎下山冲向敌人，直杀得残敌抱头鼠窜。到了这天下午，白马关据点也被另两个连队攻克。白马关战斗结束后，特务连受到了上级的嘉奖。
1944年底，我奉命调鲁中军区前卫报社当记者，拿起笔写出了一篇篇浸染着战场硝烟的新闻报道，记载着那段血与火写就的历史。
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
2000年12月25日我回到了老家西高庄，再有几天，新世纪的钟声就要敲响了。抚今追昔，站在新世纪门槛上，回忆起了60年前我从家当兵的情景。
我是1940年lo月，14岁，离开了淄博市博山区西高庄，离开了故土，离开了父母，参加了泰山区4支队后方宣传队，当了一名小八路宣传队员。我走时，那时的高庄，是一个贫穷的小山庄，山多平地少，一家种着几亩山坡薄地，收成很少。我走时母亲交给我一个小黑包袱，里面放着的就是一双破旧的白粗布袜，一条发了黄的白擦脸巾，一双用旧布条缝成的鞋垫，还有一只我大哥用过的牙刷和当牙粉的炒的糊盐。临走时，母亲从箱底里拿出她存的一吊钱。我走后的第三年，敌伪军在我庄安了据点，盖了炮楼，全村父老兄弟姐妹们受熬煎，受迫害，我的父亲因为我参加了八路军，他又是共产党员，被捉去受了刑。这一烙印至今难以忘却，从离家到现在已60多年了，当中几次回家，今年“五一”节，我又一次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乡，真是大变了模样。
上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庄西头“辛大铁路”火车站。正在参观时，一列从辛店向莱芜方向开的客车，“呜！呜！”进站了。六十年前，这里是一块贫脊山地，而如今这乡村山庄与城市距离拉近了。
下午，家乡源泉镇镇长、镇党委书记陪同参观了我家高庄东山“开元洞”。
开元洞是因洞内有唐•开元年间的摩崖石刻而得名。经有关专家认定，洞内景观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科学价值和旅游价值。开元洞是廊道厅堂式洞穴。洞长744.90米，洞平均宽度6.15米，最宽达30米。洞平均高度6.80米，最高达30余米，洞厅大而高，洞内各种钟乳石、石幔、石笋、石旗、石盾、石坝、石葡萄等自然景物，丰富多彩，形象逼真，令人目不暇接。尤其是洞内《天官帘幕》、《玉鸟问天》、《盘龙玉柱》、《开元石刻》叹为观止。
导游小姐介绍，开元洞有上千年以前人居住生活过的痕迹，洞内新石器时期、唐、宋等时期的摩崖石刻和出土的西汉、北魏、隋唐时期的陶片、铁器、兵器等文物，给开元洞的人文景观又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开元洞的自然景观被国家岩溶馆称为山东省罕见的洞穴资源，命名为“山东第一洞”。其人文景观也引起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的高度重视。为广大游客撩开了开元洞神秘的面纱，尽情领略大自然最美妙的神韵。
我们要回青岛了。镇长、镇党委书记陪同走出了村，村中几十位老人、中年人、青年人、孩子们伫立两侧，情不自禁地拉手问候。我们走出好远了，回头张望，乡亲们还站在那里依依送别。心潮起伏，难舍难离，这次故土行，永远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
追忆个人往事，回顾一生征程，故乡的情，故乡的爱，故乡的哺育，萦绕心头，感慨万千：永不忘向故乡人民报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