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籍是博山区石炭坞向阳村。我的曾祖父开煤窑，爷爷丁培堂十几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下了大暴雨，矿井进水，下面的7、8个人命丧黄泉，其中有爷爷的哥哥在内，就这样曾祖父被吓的大病一场去世了。随之家庭破落，曾祖母也早早去世，13岁的爷爷只好一个人来到山头庄的窑厂干活，慢慢学会了裹碗的手艺。
1931年1月父亲丁隆昌出生，7天后，祖母得了产后风去世了。出殡的那天大雪封山，乡邻、工友踏着60厘米的积雪把棺材抬到万松山旁边百姓乱葬的凤凰咀山上。父亲没有奶吃，爷爷就喂父亲糕干。用勺子无法送到父亲的小嘴里，爷爷就用粗糙的手指喂养父亲。不久，父亲的小嘴被爷爷粗糙的手指喂肿了，父亲哭闹，爷爷没有办法。我的老姑家住八陡，也是刚生了孩子不久，踏着大雪来到山头，看到父子如此悲惨的情景，悲痛万分。二话不说脱下棉袄包起父亲就回到八陡，父亲是吃姑姑的奶长大的。我那可怜的爷爷、父亲，命运是如此的凄惨。
父亲五六岁的时候，才回到山头跟着爷爷一起生活。他们爷俩在哪个窑厂干活就在那里吃住，没有自己的家。后来爷爷又娶了把我养大的奶奶。爷爷知道文化的重要，就让父亲上了一年的学。由于家里贫穷,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就在万松山北面的东沟街上的一个窑场做学徒工。一天中午快吃饭的时候，爷爷给父亲5分钱，让父亲到街上买4分钱的豆腐，一分钱的酱油，这就是中午的菜。父亲拿着碗从窑厂出来，碰到两位比他大的玩伴，其中一位叫李玉久的大哥，平时和父亲是要好的朋友。他们悄悄把父亲叫到一边说：“咱们去南坡玩吧，去扑蚂蚱。”父亲说我还没有吃饭，他们说我们都买好了，你看，有油饼、有火烧，够咱们三个吃的。于是，父亲把买豆腐的碗一扔，说走就跟着走了。
三人从万松山下出发，走过西庄村来到土门头村，父亲就饿了。三人吃饭后，顺着白杨河越走越远，一直到了樵岭前村。父亲觉得不大对劲，就问这是去哪儿啊。两位大哥说那边的蚂蚱多，他们就继续往池子村那边走。当时山头属于敌占区，池子就藏有武工队，是八路军活动频繁的地方。村里的路口都设有暗哨，有民兵站岗、放哨，他们三人一进池子村，就被扛着红缨枪的民兵盘查，那个家住马公祠叫李其云的大哥上前和民兵嘀咕了几句，民兵就带他们三人去了莱芜抬头一带找八路军。
他们来到茶业口镇峪门村，正好是大集散去，便衣打扮的部队首长接待了他们，领着他们去了大王庄镇，他们饿的不行了，先吃饭。每人一大碗面条，还有馒头。他仨狼吞虎咽，饱餐一顿。部队上的领导看到父亲很瘦小，还不如大杆枪高，就对他仨说，你们两个可以参加八路军，他太小了，我们不要。这下两位大哥可急了说，我们是一块来的，要留一块留，要走一块走。部队领导很为难，又考虑到他们是从敌占区来的，再回去非常危险。为了安全，就把他们三人都留了下来。随后，那两位大哥去了连队，扛枪作战，父亲被安排到八路军的后勤工厂卷烟。
这里是八路军的后方，在大王庄有榨油厂，在青合圈村有卷烟厂，他们的产品部分供给部队，剩余的就到大集上出售，为八路军筹集军费。青合圈村在深山里，周围是茂密的树林，日本鬼子来了3年，竞不知道有个青合圈村。
有一次日军到莱芜解放区扫荡，部队撤到山区，父亲留在老百姓家，房东说这是我的干儿子，躲过了敌人的搜捕。他们三人中，家住马公祠的李其云大哥在第一次战斗中就牺牲了。从此，父亲知道了战争的残酷。
再说家里。爷爷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父亲买豆腐回来，就到街上找人。卖豆腐的说没看见，爷爷慌了阵脚，围着山头庄找遍了也没见人。到了晚上一位邻居来说，见到他们三个孩子一起往西边走，不知去那儿了。就这样，一去几个月没有讯息。爷爷就这么一个孩子，是吃他姑姑的奶长大的，好歹把父亲拉扯大，现在找不到了，可想而知，爷爷一定非常着急，一定非常想念他这个唯一的孩子。
那个时候交通和通讯非常闭塞，但是爷爷一有机会就四处打听父亲的下落。每当有从莱芜一带来陶镇购买窑货的商人，他就让人家帮忙寻找父亲。有时候爷爷挑着陶瓷碗去莱芜口镇大集上卖，晚上住在那儿，顺便打听父亲的下落。大约半年后，终于有地下武工队员捎来口信，说父亲在莱芜一带，参加了八路军，在那边很好，请放心。虽然如此，家里没有看到人还是放心不下。于是奶奶在地下武工队员的带领下，去莱芜革命根据地看望父亲。奶奶是半小脚，缠脚后,自己偷偷放开。很大胆泼辣，跨上篮子装扮成回娘家的样子，爬山越岭去了莱芜。到了根据地，父亲正在卷烟。武工队员说“你娘来看你了”。父亲根本不相信，以为他们是在开玩笑。别说路途遥远，就是日本鬼子的扫荡和封锁，一个女人也很难来到这里。当奶奶真的站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惊呆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奶奶呼喊他的小名的时候，他哭着扑到奶奶的怀里，因为父亲那个时候还是十三岁的孩子啊。奶奶看到父亲在根据地很好，也就放心了，住了一宿就赶快往回走。这时，父亲非要跟着奶奶回家，奶奶说，不行啊，那边的汉奸都知道你是八路军了，他们要抓你，回去就没命了。
八路军的便衣送奶奶到马公祠村附近，说我们只能送到你这里，你自己顺着小路往前走就是博山城了。于是，奶奶告别武工队员，自己一个人匆匆往家赶路。可是，刚下了山不远，就看到一队日本鬼子往山里来扫荡，奶奶赶忙爬到山上的一块大石头后面躲了起来，看到鬼子走远了，才匆忙往家里赶。
自从父亲参加了八路军后，爷爷和奶奶在家里整天挂念，一听到枪声心里就慌，汉奸保长也经常到我家去骚扰、敲诈勒索，从那奶奶就落下了心脏病，爷爷落下一听到枪声就拉肚子的病。两位老人没有“良民”证，胸前挂着的是“匪属”的牌子，进进出出都受到歧视，进博山城更是要严格盘查。那个时候，伪政府对博山民众实行了连坐法，就是五户人家为一个小组，互相监督，一户有事五户牵连，就这样滥杀无辜，迫害爱国人士和抗日人员，我们家是“匪属”，没人敢与我家连坐，两位老人受尽了屈辱。
有一次，父亲的部队要经过山头庄，事先八路军的便衣提前告诉了爷爷，让爷爷与我父亲见上一面。他们老两口早早就在街上看着八路军的部队行军，当父亲的队伍过来的时候，就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正好部队下命令住在山头庄。我父亲虽然到了家乡，但是也不能回家住，他们都是住在老百姓的门楼下或杂物间，不会给老百姓添麻烦。那时，父亲的腿部感染，无法行走，战友们用担架抬着他，爷爷和奶奶匆匆忙忙见了父亲一面。看到父亲负伤，老两口赶紧回家给我父亲下了一碗鸡蛋面。这是父子分别后，第一次相见。明明是父子，却像陌生人一般。生恨别离，爷爷一直责备父亲的不辞而别，而今天看到负伤的儿子心里又是疼爱。久别重逢，两人相视，难以言语，各有五味杂陈的重重心事。
父亲所属的部队医院称为鲁中后勤医院。父亲说，刚到抗日根据地的时候，他们与老百姓一起种田耕地，忙农事，以卷烟为主。父亲在当时，算是城里人了，干活比较灵巧，很快学会了卷烟。后来，中央命令向日本鬼子开始大反攻。鲁中后勤医院需要充实医护人员，上级决定从后方各个部门抽调部分年轻人，随即父亲来到医院做护士工作，并很快学会了简单的包扎技术，他只记得他们的院长姓宿。每到晚上，他们就来到农民的场院里，和大家一起识字、学习护理知识。
一次医院突然接到任务，来到一个村子里，把有闲置房子的家庭大门上都编上号码，哪家住重伤员，哪家住轻伤员。领导刚刚安排好，还没熟悉村里的地形，一副副担架就从战场上抬下好多伤员。根据伤员的轻重，医生们忙碌起来。顿时，整个村庄都挤满了人，伤员的呻吟、疼痛的嚎啕，使村庄喧嚣起来。父亲心里嘀咕这又是一场激烈的战斗。
后方医院有专门的部队保护，上级的指示是决不让伤员再受到第二次伤害。每当有敌人扫荡或有战斗，医院先转移。如果有些重伤员不能转移，就暂时藏到“堰屋”里面。所谓“堰屋”，就是在山上梯田边用石头盖的小房子，门口用石头堵起来后就看不出是房子，只是梯田的一道堰墙而已，非常隐蔽。
1946年，解放区掀起了反奸诉苦、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父亲的部队来到黄河北的宾县、阳信一带，和农民一起斗地主、分田地，帮助农民秋收。1947年3月，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等率领下，在沂蒙山区先后进行了莱芜、孟良崮等重大战役。医院接到命令，速去临沂一带，准备接受孟良崮的伤员。他们的医院来到沂水地区的时候，经常和我父亲谈心的卫生班班长介绍我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晚在一个秘密的深宅里面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
这个地方的战斗异常残酷，炮火非常猛烈，医院特别忙碌。有一次夜里，从战场上抬下一位重伤昏迷的战士，需要输液。但是，夜间没有任何照明设备，父亲借着月光，凭借经验和手上的感觉，一针扎到准确位置。
有一次医院接到任务，到沂河头处接伤员，后勤部队组织了一千多付担架。我父亲同支前的老百姓一道，不分昼夜的急行军。经常是抬着担架走着走着就睡着了。白天是最危险的时候，每半个小时敌机就轰炸一次。轰炸机低空飞行，从房顶上掠过，巨大的声响伴随着机枪扫射。炸弹都把马的肚子炸开了，不时有人倒下。父亲同战友们、老乡们更加小心翼翼抬着伤员，避开轰炸和扫射。心里时刻惦记着上级的指示“”决不能让伤员第二次受伤”。
有一次，在接伤员的途中，经过一条小河，河水都被鲜血染红了。特别是参军第二年，父亲刚调到医院的时候，父亲不懂医术，只能在医院干些杂活。尤其是手术后截肢的战友，要把那些残肢断臂，用框子挑到山上深埋。领导就嘱咐父亲“一定要挖个大深坑，用力埋好，以防动物再扒出来吃了”。有时候，牺牲的伤员，来不及掩埋，就要抬着行军。到了晚上就暂时放在村外的场院屋里，父亲他们就要轮流值班。那个时候，父亲才14岁，一个人在深夜值班非常害怕。夜深人静，风吹着庄稼的声响，真是毛骨悚然。难以想象，一个14岁的孩子，看到这些残酷的场景，心中对战争的仇恨该有多么刻骨铭心。
1948年春，灾荒严重，各级党政领导执行上级以生产救灾为中心的指示，咬紧牙关，渡过艰苦岁月。父亲曾经在博山区池上小峰口、瓦泉一带待过。部队粮食紧缺，他们每天只吃两顿饭，一顿饭只有一个馒头。部队纪律很严格，就是饿了，老百姓地里的野菜也不准去挖。
建国后，父亲回家，到万松山下的窑厂去看望那些师傅和工友们，他们指着父亲出走前干活的一间南屋墙上的字说，你看，你出走的时候我们用陶泥写在墙上的记载“1944年5月20日丁隆昌出走”，那墙上的字依然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