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是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四团（群众叫老四团）的一个干部，一九四一年初我们团进入滨海地区时，我在团政治处做民运工作，因为工作关系，我和临沭县的县、区干部彼此1间都很熟识，相互关系也较密切。一九四三年六月，部队调我到武工队工作，同时，临沭县委又任命我担任沂滨区区委书记职务。在部队党组织和地方县委双重领导下，我在沂滨区工作了一年多， 后来又在沭水武工队一年多。 当时的斗争环境是很艰苦的，但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特别是在沂滨区英雄人民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我们在那里生存、战斗，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事隔四十余年了，每逢想起那些战斗的日日夜夜，就让人心情激动，感怀不已。由于我的水平不高，特别是多年来资料失散，时过境迁，要全面回忆记述这段时间艰苦复杂的斗争，肯定会有差错和遗漏，希望同我一起在那里战斗的战友以及知情的同志给予补充和批评指正。
当时的沂滨区地处临沂城东南部，是沂、沭二河之间的一块平原，它的西边靠着沂河和临郯公路，北起洋桥东的九曲店，南到李家庄；东边沿沭河一线，北起相公庄、独树头、玉皇庙，南至醋大庄；东西两河相距十八到二十华里，南北有四十到五十华里，其间有自然村庄五十多个。这个地区在日本人占领临沂城前后，我们党就开始了建党工作，到一九三九年，党的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那时候，，李石河、马石河、王家店等村就成为党组织活动的中心，抗日救国的活动十分活跃。一九四O年春，这块抗日烽火旺盛的地区开始伪化了，敌人在九曲店、马石河、玉皇庙、李家湖等地安设了敌伪据点，并建立了伪区乡政权。一九四一年初日本人又占领了李家庄，并建立了伪区政权，到这时候，我们的党组织开始转入了地下活动。但由于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有较好的基础，所以它成为我们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也为我们武工队在这里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人进一步向我根据地进行“蚕食”伪化的活动，李家庄、大哨、李家湖、黄庙等据点的敌人不断地对我根据地袭击、扰乱，而且多次企图在醋大庄安设据点。在这场斗争中，老四团、独立营、民兵多次配合，破坏了敌人修路、挖壕沟和在醋大庄安设据点的企图。到了一九四三年初，敌人开始了第六次“治安强化’’运动，又一次对醋大庄进攻。我军民虽然进行了反复的争夺战，但敌人终于占领了醋大庄，并修筑了较为坚固的工事。这个据点有炮楼围墙，墙外挖了六、 七米宽的壕沟， 沟外又设置鹿砦，我们打了几次都未能拿下。这个据点安设后，又加上长期有日本人驻扎，沂滨区就沦为四面受敌人包围的敌占区了。这时候沂滨区周围的敌伪据点有临沂城、独树头、九曲店、马石河、庄店子、李家庄、醋大庄、相公庄、玉皇．庙、李家湖、黄庙、侯宅子、小墩等，还有个林宅子插在我们活动的心腹地区。
为了粉碎敌人对我根据地的“蚕食”阴谋，加强敌占区的斗争，我们执行了党中央“敌进我进”的方针，于一九四三年六月中旬组织了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武工队由从．四团抽调的一批连排干部与原来在沂滨工作的同志共同组成。党、政、军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开展工作。当时的队长兼区长是马思孔，武工队政委兼区委书记是我，区委副书记李明松，区民政助理刘伯刚，副队长高永祥，姜××，还有从部队调来的王友山、范德林、郭成吉、黄家泉等同志，后来地方上又调来朱奎任副队长。我们这支部队开始有二十余人，以后形势好转时，人数增多了，但从部队来的同志逐步调回四团了。武工队组成后，就在南古庄北面沭河边上的一个村子集中整训， 主要是彼此熟悉情况， 研究敌我斗争形势，以及我们如何开展活动等问题。在敌人占领了醋大庄之后， 沂滨区的情况更加恶化了， 群众抗日情绪受到了很大的挫折，有的党员和干部也消极、悲观，有的隐蔽起来。敌伪人员又开始神气起来，有些敌伪关系也和我们中断了，这时在沂滨区的各个村庄，成天见到的是从敌伪据点出来的催粮要款、要民佚的伪乡丁，以及出来敲诈勒索的日本特务、国民党王洪九的便衣，还有经济土匪。每个村庄为了应付这帮人，烟酒茶饭不知要耗费多少钱，还要送粮出佚，不到几个月的时间，群众中就有不少人被迫外逃，这里的人民已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当时的任务：首要的是深入到敌区，坚持小型灵活的武装斗争，采取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同沂滨区人民一起坚持对敌斗争，策应沭河以东根据地军民保卫沭河，反对敌人“蚕食”的斗争；其次就是团结沂滨人民把敌、伪、顽、匪和特务便衣赶出去，减轻人民的负担，解除人民的痛苦，建立我们隐蔽的根据地；第三为我们对临沂城开展敌伪军工作创造有利条件，掩护我对临沂城工作的干部，第四是深入开展敌占区党和群众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为迎接反攻做好准备。
经过整训之后，在七月初青纱怅起来时，我们从南古庄北，黄庄以南，涉水渡过沭河。我们到的第一个村子就是后余粮墩，而后就进入了陈家湖、马家湖、杨庄、小刘庄等，以此为中心开展了活动。我们这支队伍在当时条件下可算是武器精良、短小精悍的， 每人配有短枪一支（有的带马枪），都是身穿便衣，枪插在衣内，子弹袋束在腰间，也有的带个小包袱束在腰间，都不带行李和挎包。进入冬季时，每人便穿一件棉袍，既是外衣，又是被子。我们行动的准则：一要靠群众，我们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的，当时抬头就看见敌人碉堡，离我们最远的据点还不到十里路，近者三、五里，要隐蔽就只有靠广大的群众。二是行动要灵活，不能让敌人摸到我们活动的规律性， 敌人称之为“神出鬼没”。我们为迷惑敌人，一般是在夜间活动，在一个村庄没有住过一个整宿，往往是每天下午九点多钟开始行动，搬家到另一个村子，行动时不走直路。比如，我们要到陈家湖南一个村子，却要向北边马家湖一带走一个大圈才转过去，到村子睡不到六、七个小时又离开到另一个村庄去。到了村里，我们即对村庄进行封锁， 一个整天只许进不许出。我们对所到村庄都是很熟悉的，在群众家里住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们采取各种方式悄悄潜入房中，经常是进入房内群众才发觉自己的队伍到了。白天我们潜伏在庄内，派出我们的便衣人员挎上篮筐或带着农具，伪装做农活或走亲访友，到四下活动。在我们离开村后，为了应付敌人，伪村长也到据点向敌人报告，而且扩大情况，说得神乎其神。掌握分析敌情，是我们在敌区活动非常重要的方面，在当时四周敌人的眼睛盯着我们的情况下，这条掌握不好，就难以生存下去。我们特别注意对临沂、李家庄、醋大庄等几个大据点的敌人活动情况进行分析，同时也注意我们驻地附近的敌、我、友情况变化。在那种环境下，我们的政策是坚决打击敌特和死心踏地的汉奸，对一般敌伪人员进行争取，并在敌伪人员中开展为我们工作的革命的“两面派”工作。凡敌伪一般人员被我们俘虏，经过教育，就在晚上我们离开村庄前释放。那时马石河伪乡公所有三个班长，我们就捉住过两个，经过教育释放，有的被抓过三、四次，以后这些人被抓到也不怕了。这些做法，对开展敌伪军工作有很好的作用。
当时我们斗争和打击的目标主要是临沂城及九曲店、李家庄、玉皇庙、醋大庄之敌，沭河边的敌人据点由河东军民对付。我们进入这个地区后，就迅速开展政治攻势，打击敌人在当地的活动。群众把我们做为传奇英雄人物，说什么河东来了老八路，每人一长一短两支枪，枪法如何的好，见了特务、汉奸、土匪不留情等等，这些事的流传，加上我们积极有力的活动，确实威吓了那些坏蛋。有一次，正值中秋节，王洪九派了便衣，又是催粮又是要月饼，在我们的追赶下，他们丢了月饼担子吓跑了，以后也不敢再来。敌人不敢出来， 就大大减轻了沂滨区人民的负担，群众也就安定下来。这以后，日伪政权为了催粮要款，又采取秘密传送公文的办法，把限期送到的通知告诉各村，于是我们就和群众约好，在他们送粮的路上埋伏武装人员，鸣枪阻拦，群众就借机向敌人诉苦，说八路军不准去等等，敌人也毫无办法。为了配合边沿区反“蚕食”的斗争，我们有数次统一行动，破坏临郯公路，切断电线，白天敌人逼着群众挖沟，我们则搞些鸣枪骚扰，影响敌人挖壕沟的计划，到夜晚，我们又组织人员把它填上，有的地方实在没办法的，便动员群众磨洋工。经过以上这些斗争，敌人从九曲店到李家庄一段的封锁沟始终未能挖成，醋大庄到黄庙的公路也未能修通。在敌占区，敌人的便衣特务活动是比较猖狂的，我们就想方设法消灭他们。有一次，几个特务一起出米了， 我们几个同志抬着棺材，装做埋人，走到近前，来了个突然袭击，把他们全干掉了。又有一次，我们住在马家湖东边一个小村庄，一个伪军官骑着马，带着一个勤务员，清早从九曲店到李家湖去，被我们的哨兵远远地望到了，立即追赶上去，他们要跑，被这个同志“叭”的一枪，打伤了那个伪军官的腿，他们只好乖乖当了俘虏，后来被送到河东县政府做了处理。
武工队的活动，与当地党组织的活动是密切配合的。当时我们沂滨区党组织处于地下状态，区委副书记李明松同志就住在李石河他的家里，这个村离马石河伪乡政府不到一华里，却是我们党组织活动的中心。这个村有两个支部，在围子里边一个支部，圈子外边一个支部，我曾三次化装夜间到明松家里去开会。我进围子是由围外支部派党员以人梯把我送到围墙上，围里的人接应我。到了他家，他的母亲很好，把我当做自家人一样，送茶送水，问寒问暖。会议期间从不点灯，都是由我传达县委指示，报告形势和提出要求，明松具体安排工作，我同意后即散会。散会后一般从围门出去。武工队还掩护马思孔和孙珠泉（化名刘文辉）等同志进行临沂城工作。有时他们离队秘密活动，有时利用公开的场合进行工作，有时我们也派人掩护他们去接头。总之在对临沂城的工作和对几个据点的工作方面，我们之间公开的或秘密的配合做得是比较好的。
武工队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活动，为了总结经验，恢复队员的体力，每个把月我们就东渡沭河休整一次。我们回沭河东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一般是在黄庙以南，夜晚十二点后偷渡。到了秋天，沭河的水到腰间，我们头顶枪支、衣服，往返不知多少次，对我们一些不会水的人也是一个难关。郝时候武工队的生活是苦的，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们的觉悟很高，我们队从未发生过离队逃跑事件。当时也曾有过一种说法，说什么’当武工队员是“井边的瓦罐，不知那天就完”，但是在敌区人民支持和帮助下，这些说法被生动的事实驳倒了。有一次敌人搞所谓“清乡”，我们武工队被敌人包围了，我们蹲在炮楼里，敌人从炮楼下的一条路过去，但没有发现我们，这是因为群众掩护了我们，战士们都很受感动。还有一次，敌人集合数百人，从醋大庄、林宅子、李家庄出来，由南向北追赶我们，那时我们只有几十人，陈家湖一带群众看到敌人上来了，也都向野外跑出来，这样满湖都是人，敌人也分不清哪些是武工队，哪些是群众，我们就这样在群众的帮助下撤出来，大天白日，从李家湖伪乡公所旁边插过去。
这年年末，敌我斗争形势发生变化，日本鬼子的兵力逐步减少，敌伪开始惶惶不安，我对敌的政治攻势也加强了，我们武工队深入临沂城洋桥边的九曲店对敌开展宣传，进行喊话，马思孔同志亲自到过那里。有一次，我们到了玉皇庙伪据点，蹲在房顶上对敌伪“训话”。正训着，一枪打了过来，我厉声说道： “谁叫你开枪？谁开的枪？明天我就知道了，绝不饶过你！”说过之后很灵，谁也不敢打枪了。群众说，他们已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多久了。又有一次，我们部队根据反“蚕食”武装斗争的需要，给了我们一个任务，要我们抓一个伪军了解一下临沂一带情况，我们派了两个队员，就在大白天，在玉皇庙围子外，抓了一个伪军，敌人看见了也不敢出来追赶我们。我们在对敌斗争中逐步取得了主动权，到一九四四年的元月下旬，老四团、独立营在民兵配合下，对醋大庄、周庄、林宅予、马石河等据点开展了攻势，比较顺利地攻克了这些据点。马石河的敌伪人员乱扔了几个手榴弹就向我们投降了。这时沂滨区对敌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不再是四面受敌了。我们可以在大白天到根据地去，我们在一个村子可以住一到两天，也可以带被子盖了。到了七月初，我们主力部队和民兵配合，攻克了黄庙、李家湖、玉皇庙等据点。沂滨区除李家庄和九曲店外，再没有什么据点了，党的工作和政府工作，都以新的姿态开展起来。这时派杨荣杰同志接任区委书记工作，地委书记谷牧同志找我谈了话，又调我到沭水县武工队任政委并兼任临东区区委书记。这个区在沂滨区北，是临沂城东北部的敌占区，我们主要是和独树头、汤头、 相公庄之敌展开斗争。 这个地区虽属敌占区，但环境要比在沂滨区好，它和根据地联在一起，我们的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在新的形势下，为了有力地开展对临沂城的工作，这年十月间，在李石河成立了临沂城工作委员会，刘炬、吕剑光同志任正副书记，我为委员，兼管沂滨区武工队和沭水县武工队两支队伍，但我的主要工作放在临东区对敌斗争方面。一九四四年末，山东省军区召开了全省武工队工作会议，我代表沭水和沂滨区武工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把沂滨区对敌斗争的情况向会议做了汇报，沂滨区的对敌斗争得到了好评。当时全省有武工队四十多个，我们这两个队被列入全省武工队的战斗模范行列。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我们两个武工队参加了攻打临沂城的战斗。临沂攻克之后，我又调回部队到山东人民解放军第二师政治部负责民运工作，不久即赴东北开展新的解放区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