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家乡已经三十六年了。回顾既往，在临沭斗争的许多事情，还记忆犹新。现整理出一部分材料，供参考。不准确的地方，请当年的老领导、老同志指正。
小埠子“双减”运动和党组织的建立
一九四二年初，刘少奇同志到山东视察住在临沭，指出山东工作的右倾，对开展新局面作了指示。在这以后，山东敌后根据地的减租减息（简称“双减”，下同）运动就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起来了。这当然是后来知道的。我当时虽然是个秘密的共产党员，但仍是个普通老百姓，不仅不了解“双减”运动的全局，就是对大兴区“双减”．运动的全面情况也不清楚。不过对小埠子、北辰自己家乡的“双减”情况还有一点了解。今简介如下：
一九四二年麦收季节，以抗大文工团为主组成的“双减”工作组来到小埠子村（北辰也去了一个，总部设在盐店官庄），着手发动群众，开展“双减”运动。当时小埠子最大的地主是王庆春，有一千六七百亩土地，此外还有几家中、小地主。北辰最大的地主是周老六等几个兄弟家。这些大地主明通官府暗通匪，势力都很大，对群众的统治向来很严。这是不利的条件。但占人口多数的广大贫雇农、下中农对地主的压迫剥削极其不满，敢怒而不敢言。只要好好地组织发动，就有一触即发之势。、这又是有利条件。经过一段艰苦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和民兵等都成立起来了，并且按照政策减了租、息。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不但有所提高，而且在经济上也获得了一定的利益。我还记得很清楚，当广大佃户成群结队到大地主王庆春的仓库里向自家背回减租得来的粮食时，个个都眉开眼笑，人人都表现出了内心的喜悦。党和抗日政府的威信大大提高。这时正是发展党员、建立支部的大好时机，于是在工作组的指导下，我就分别介绍了朱佃印、朱佃聪、朱学恩、陈云卿等四五个人入了党。我还跑到北辰介绍了我幼年时的好友（我舅家是北辰）周炳洪同志入了党。还未来得及成立党支部，就到八月份了，区委决定要我脱产工作，到区委任宣传干事（宣传委员是赵次庸同志），在同一时间，还决定盐店官庄的陈九如同志也脱产工作任区委组织干事（组织委员是杨邦治同志）。当时各级党组织及有关人员的职务都是不公开的，党内职务都有个公开职务作掩护。我的公开职务是代办员(相当于现在的邮递员)，在区内给各订户送《大众日报》，做公开的宣传工作，这是同我的党内职务相一致的。到十二月份，我就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到滨海地委党校学习去了。小埠子第一个党支部的成立情况如何？我已记不起来。这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参加成立会议的缘故。估计时间是在一九四二年的下半年。但后来我知道支部书记是朱佃印同志，这不会错。
我见到监禁中的梁麻子
梁麻子名叫梁钟亭，因他脸上有麻子，所以人们称他为梁庶予。梁系国民党的顽固派，曾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两次出任国民党反动政府郯城县县长。他在第一次任职期间，曾武装镇压过反抗地主、乡长压迫剥削的盐店官庄的大刀会，死亡六十余人，造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惨案。四十年代初，’郯城县的反动县长阎丽天调走后，梁麻子又从诸城县调回，继续任郯城县的县长。他仍然坚持顽固立场，不但不与我党我军合作抗日，而且还经常伺机制造摩擦，袭击我军。为了自卫和挫伤其反动气焰，我军决定给梁以惩罚，结果于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的一次战役中，把梁麻子夫妇二人都活捉了。
梁麻子被活捉以后，关押在滨南地委和军分区驻地陈巡会。此时（大兴、‘巡会）合并后的大兴区委、区公所也驻陈巡会。出于愤恨和好奇，在征得看管人员的同意后，我曾到看押地点去看。只见梁贼夫妇被关在一家地主院内不大的一间房子里。说是关，实际上是开着房门的，但有两名身强力壮的战士，各持子弹上膛的木壳枪一支，食指扣着板机，聚精会神地看管着。梁贼无精打彩地坐在凳子上，脸上的麻子清晰可见。他的夫人穿着黑色旗袍，脸色黑黄。心想，这就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梁麻子，现在你可不能再逞凶狂了吧！我呆呆地看了一会，就离开了。
不几天，传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特大喜讯。人人奔走相告，个个心花怒放。日本投降后，局势起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蒋介石命令我军就地待命，想从峨嵋山上下来“摘桃子”。另一方面我党也针锋相对，以朱总司令的名义向全党、全军连颁缴获城市日军武器、收复失地的命令。为了应付突变的形势，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所以决定提前公审梁麻予。夏末秋初，天气还很炎热。一天，就在陈巡会东门外大地主的松林（地主家祖的墓葬之地）里，召开了以大兴区为主的全县群众大会，会上群众义愤填膺，尤其盐店官庄的到会群众，有的带着尖刀，准备刺死梁贼，以慰盐店官庄惨案死难者在天之灵。公审结束后，宣布当场枪决。可惜我因公外出，，未能参加白天的大会，等我回来的时候已近黄昏，但听说梁尸仍在，为了补上白天之缺，我就只身一人跑到陈巡会东门外的大松林里去看看枪毙以后的梁麻子。三找两找找到了，只见在一个坟墓的东北面仰躺着一具尸体，但已无头，生殖器也被割掉了，露出腊黄的油。为什么呢？原来这是盐店官庄的群众在枪毙之后割掉的。以此来雪耻消恨。这就是反动派的县长武装镇压群众的可耻下场。梁的老婆，据说是国民党中央特地派来协助梁工作的特务分子，当天晚上也被拉到乱葬岗里枪毙了。
应该处理的大事都处理了，地区机关和军分区随即离开陈巡会，轻装上阵，去执行朱总司令的命令接受日军投降，收复失地去了。
忆李振武同志
李振武同志是山西省夏县人，他是随部队来到山东省敌后根据地的。一九四二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到临沭县大兴区任区中队指导员了。该同志性情直爽，工作积极，有一定的武装斗争经验，是一个好同志。
一九四二年“双减”运动开展前夕，大兴区区公所准备带领区中队移驻北辰村。李振武同志带了几个同志打前站，到该村大地主周老六家号房子。那时大地主的封建势力锐气十足，怎能看得起一个小小的区公所，更不能容忍到他家内院去号房子。当李振武等几位同志进入他的内宅时，周老六就指挥家人把李振武同志甩倒在地，狠狠地毒打了他一顿。事发后，广大群众一致反映：周老本这次非掉毛不可了（意思是应该罚他一笔钞票）。照理应该这样办，以挫其锐气。但报告上级领导后，竟为了统一战线，在一个晚上于北辰家庙开了一个群众大会，不但没有宣布罚周老六的款，相反却由县长出面，把群众合理的反映当成挑拨统一战线的谣言批判了。群众非常扫兴，也给即将展开的“双减”运动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更不应该的是，到了冬季在王宅子召开的全地区士绅名流会议上，竟再次作了检讨。虽然据说以后内部总结经验时都肯定了这两次会议对此事的处理是右倾的。但在群众中却已经留下了不良影响。当时基层干部也有议论：打人那有不受处理，反而要向肇事者检讨的道理呢！为了团结抗日，也不能失掉原则立场啊！此事对李振武同志的刺激也很大。李振武同志是一位年近四十尚未结婚的老同志。大约是一九四五年在大兴镇找了个对象结了婚，婚后不久，则要求退伍，后来组织上也批准了。李退伍后买部自行车在家做布生意，日子过得还比较惬意。可是当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到敌人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的时候，李的好景倾刻变成了恶梦。事态发展是这样的：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反动大军在陇海铁路东段从南向北压了过来，解放大军则从北向南对阵迎战。眼看一场大战就要立即打响了。但是由于情况的变化，我军为了在大规模运动战中歼灭敌人，一夜之间撤得净光，转战北翼解放了泰安。天亮之后，敌军见我军阵地空无一人，就迅速向北推进，特别凶险的是尾随而来的“还乡团”，个个穷凶极恶。在这紧急关头，只有拿起枪杆和敌人周旋作战，才能打击敌人保存自己。于是陈九如同志（当时的大兴区委书记，这一带对敌斗争的负责人）当机立断令李振武同志迅速归队一起作战。李当即答应说，待我回家收拾一下即来。不料李回家后改变了主张，把所有布匹捆在自行车上，推车随着人群向北流动去了。逃难的人群那里有军人跑得快，出村不远就得知敌军已迈过头去数十里了。于是人群逐渐往回走，一时糊涂的老李不但不继续往北走，反而也随人群回来了。这时各村“还乡团”横冲直闯，当地已经伪化。在此情况下，李毫无藏身之地，被大兴镇的“还乡团”活捉去了。敌人还放出谣言说，大兴区的指导员(意指陈九如同志)被捉住了。企图以此来动摇人心。李被活捉后，送到小埠子去审讯。此时李已自知没有活命了，于是就趁机出其不意，狠狠地把一个敌人的下身致命处踢了一脚。穷凶极恶的敌人拿起菜刀向李的背膀劈来，顿时鲜血直流，然后由小埠子的“还乡团”陈桂增（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畏罪自杀）等人把血淋淋的李振武同志带到南河崖上活埋了。此时我在沭河边活现，因那里也是敌军压境，我得到通知，带领部分民兵一口气跑到了莒南。县委机关的大部分同志也到了那里，仅过一夜，就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打回临沭了。这时国民党的主力军已经远离， “还乡团”失去支持，很快就逃到江苏省赣榆县的朱盂区一带。从此我武工队以苏鲁边的小埠子村为中心和“还乡团”开展了拉锯战。一段时间以后，敌人才退到陇海路沿线。
李振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临死之前还和敌人拼搏，不亏是一个英勇的革命战士。当然他也有缺点，这就是不看大局过早地想过安逸生活，再加上麻痹致遭不幸。这个教训清楚地表明，任何个人的祸福都是和全国的大局密切相关的。我们应当学会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都应当随时随地关心和维护大局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回 忆李振武同志的意义。
（说明：一九四七年敌人重点进攻山东时大兴区一带的敌我斗争情况，我是听陈九如、高怀兴二同志讲述的。）
我经过的土改复查中“左”的错误
一提到“左”的错误，人们往往想到的是王明路线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开始谈到五十年代末期的“大跃进”以及“文革”的浩劫了。这些都是“左”的错误的高潮期，特别是王明路线和“文革”，分别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推到了危险的边沿。可是还有一些、情况，人们较少知道。这就是在正确路线时期有时也杂以“左”的错误。例如一九四七年老解放区的土改复查就犯过一些“左，，的错误，也给我们的事业带来过暂时的困难。我之所以要回忆这个插曲，目的是想以事实说明我党“左”的思想基础较强。为了彻底清除“左”的危害，做到今后少犯或不犯此类错误，必须深刻总结历史上的一切教训。 一
一九四六年六七月份，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向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为了迎接敌人的挑战，我党中央除了指挥解放军迎战敌人以外，还发出了“五四”指示，及时地在所有解放区全面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这是使解放战争能够在三年内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保证。，由于兵力分散，国民党在各个战场上迅速失利，为了扭转危局，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对陕北和山东实行了重点进攻。为反击敌人的重点进攻，除部队在前线作战外，地方上还以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保卫胜利果实、保卫解放区为目的开展了土改复查运动。这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出在“左”的指导思想上。当时国民党特务活动比较猖獗，因此六地委（原滨海地委）在上面“左’’的思想指导下决定了“从反特入手进行土改复查”的方针。除对地主提出“扫地出门”、“挖地三尺”、“乱棍击死，等极“左”口号外，各级政府还普遍向同级农会交了权，并由贫雇农坐堂审判地主。当时我任县整支组长，带领全组同志随县委付书记郭有邻同志（已故）在玉山区朱苍、湖子一带帮助工作。我亲自参加了玉山区区长英自太同志向农。会交权的仪式。会议是在河边的树荫下召开的。他在会上恭恭敬敬地把用红布包起来的区公所大印交给了区农会主任。区农会主任也庄重严肃地把它接了过来。这样，就表示政府向农会交了权。从此，杀人布告由县农会主任马连吉署名，审问地主由村农会主任升堂。有的村一天就杀好几个地主。一天晚上是个月夜，我和郭有邻同志亲临湖子斗争地主的大会。群众人人带根木棍，把一个恶霸地主围在晒场上，开始由几个苦主上前揭发、质问地主罪行，问着、问着，棍子就落在地主的身上，一人开棍，众棍齐下，开始还有叫声，接着就倒在地上，在扑通，扑通的捶击声中被活活地打死。不用说，凡是被斗对象，都一间房子不留地被“扫地出门”了。为了寻找浮财，不少住宅被“挖地三尺”。那时划分成分的界线也不大明确，因此也涉及了一些富农甚至个别的富裕中农。为贯彻从“反特入手复查”的方针，由于逼、供、信的结果，形成了肃反扩大化。“左”的祸水在一些区（苍山区还提出“挖蒋根、掰蒋芽”的口号）迅速流到基层干部队伍中。后来听说苍山区石河予村张万善同志就是这样死去的，估计早已给他平了反。土改复查中“左”的行动，幸亏上面发觉、纠正得早，否则还要酿成大灾呢(记得南下至天台县的吴景师同志当时已被关起，迟几天就枪毙了)。
上述情况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但造成的危害很大。由于当时敌我斗争形势犬牙交错，几十里以外就是武装敌人的据点。为了活命，一批地主、富农连夜逃到了敌据点，成了我们的顽敌和死敌。这些人在战场上宁愿战死也是不交枪的，这就给我们的武装斗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后来我们还是花了一定代价，以决心攻克一批据点，释放一批俘虏（大部分是逃到敌据点的地、富分子）的实际行动，才扭转了这个被动局面。
一九四七年土改复查运动中这种"左”的错误；虽然在全党努力下，迅速纠正过来了，但它给我们的教训是很深刻的。联系我党历史看，说明我党“左”的思想基础较重，也说明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个真理，还以事实驳斥了“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以及“左”比右好等的错误说法。我们应当吸取这些教洲，把今后的改革和建设搞得更好。
南下的前前后后
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战争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胜败已很分明。蒋介石随之玩弄起和谈阴谋来。我党中央则提出惩办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战争．-罪犯名单，作为和谈条件，并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九四九年元旦献训，全面进入了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在地方上除了其他支前工作外，新增加了一个崭新的任务，这就是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各县、区从党委到行政的领导班子都要配双套。一套留下，一套准备随军南下。这是临沭向外输送干部规模、数量最大的一次。于是在县委领导下，组织部门一下子就加倍地忙碌起来了。一天到晚都定那里翻阅档案、找人谈话、搞党纪教育、制订方案，忙得不亦乐乎。忙不过来时，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也一起干。快到春节了，内定方案也逐渐公布了出去，提出“去者愉快，留者安心”的口号，经过酝酿，很快就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临沭县南下党政班子的组成是(内定)：县委书记侯希如同志，组织部长吴书福同志，宣传部长韩琦同志（从赣榆调过来的），县长张洪云同志，县委办公室秘书（当时不设主任）高怀举同志，这五位同志也是南下途中第六中队中共临时支部委员会委员。我任生活委员，县的领导班子以下，又组成了八个配有区委书记、区长的区级党政领导班子，每个区都有五六位六七位同志不等。南下的干部队伍组成后，县委郑重组织了欢送会，晚上会餐是杀的鸡，吃的大米饭。这时已到春节，县委宣布；凡是参加南下干部队伍的同志一律放假回家过春节，并做好家庭思想工作，唱好“别窑”这出戏。节后，大家都按时回到了县委驻地夏庄，做好出发的准备。不几天下来通知，要各县南下同志一律到赣榆县（当时称竹庭县）的欢墩埠去集合，在这里编了队，六地委为南下干部纵队第六支队，负责人是杨心培、王健英等同志。临沭县为第六中队。然后出发奔向：陇海路东段的新安镇，从这里乘火车经徐州北上到达韩城（'改名薛城）住下整训月余，在这里每人发了两套黄军装。随着前方军事形势的发展，我们也开始整队出发了，从韩城乘火车经徐州东去，又回到了新安镇，从这里下车，基本上是沿运河东岸步行南下的。每天行军约三十余里，走走停停又将近一月。同志们最感痛苦的是双脚脚底板上都磨出了很多泡，走路摇摇摆摆非常难受，但大家在精神上说说笑笑都很愉快。快到长江边了，时值四月中旬，电台传来消息，和谈破裂了，中央接着下达了渡江作战的命令。解放大军在二十号的激战中强渡长江天险。战事向南推移了，我们也随之到了江边，注意脚下，弹坑还清晰可见。接着我们就在镇江乘船渡过了长江。除了个别开小差的外，总的是顺利的。
过了长江，分散驻在镇江郊区农村里。一天上午，我们正集中在镇江南面高处的一棵大树下听报告，只见一架敌机绝望地飞临镇江上空，盲目地丢了几颗炸弹，就逃跑了，随后升起了几个烟柱。在镇江，我们听到了南京解放的特大喜讯，很受鼓舞，休息几天后，继续南下，开始乘了一段火车，觉得很惬意。随后还是步行，到了苏州郊外又休息了几天，从苏中到苏南，我是第一次看到了妇女在田里劳动，男的在家带孩子、烧饭的习俗，这和苏北、鲁南正好相反，真是有点看不惯。这时，因为我的腿上生了一个脓疮，走路很不方便，于是就把我留下来和负责收遗工作的李光跃同志（郯城县委书记张振华同志的爱人）一起乘船而行。进入浙江的第一个地方是南埒镇，大家都乘小船前进。’一阵嗡嗡声，敌机来了，我们的船队被它发现了，嘟嘟嘟一排机枪子弹扫射过来，有的船棚被射穿了很多孔洞，但大家也不在意，继续前进。杭州是五月五号解放的，接着我们就到达了。这时杭州市里还很混乱，为了安全起见，领导上决‘定驻拱辰桥，不准进城。直到二十五号上海解放后，我们才继续南下，开始乘汽车（货车）到了蒿霸，后又改为步行。一天中午走到一个村子，说做饭鲜菜买不到，于是司务长就在群众家里买了一些咸菜来，结果因为大家都觉得太酸不习惯，临走时都倒掉了。我们边走，边领略些浙东的风光，丘丘稻田，绿油油的秧苗在细雨中荡漾，我第一次看到高山无脚，山根之下就是水田，觉得有些奇怪。到了新昌城里，夕阳已经西下，走了一天也觉得有些劳累，很想喝点酒解解乏，不知准喊这里有绍兴老酒。“金华火腿，绍兴老酒”，在北方我们就知其有名了，那就买点尝尝吧。这是我第一次品尝老酒，但与白酒比觉得有点酸味，喝不习惯，不免有点扫兴。第二天继续行军，越过会士岭到达天台城。一路上老乡们设了很多茶水站，群众亲切地称我们为解放大军，并请大军吃茶。到了天台已经进入六月份。地方上坚持的同志早已在这里等待我们的来临。几天后，在天台县政府楼下大会堂里举行了由南北方同志数百人参加的会师大会。王怀秋同志和杨心培同志分别代表南北方同志讲了话，还介绍了台州几个县的基本情况和风俗习惯，并分配了各县的接收任务。临沭的同志配上坚持的周逸等同志接收天台县。由于当时天台只有七个区，所以才把岌山区的同志作为多出来的一个区（组），拿到临海县去。天台会师后，各县的同志分别奔赴所分配的台州各县去了，留在天台的同志也开始了工作。
临沭干部支援外省、区的情况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由于开辟新区的需要，在上级党委的指示下，临沭县的干部被抽调支援外省、区的次数和人数是比较多的。我所知道的就有如下几批：
第一批是一九四五年底支援东北解放区的干部队伍。由于《双十协定》的关系，一九四五年底至四六年上半年的特点是， 山海关关内基本上是和平的， 由国共两党及美国代表组成的和平调解小组到各战场视察、调解。关外，即东北三省，则是兵戎相见，战斗激烈，军队（主要是四野）是有力量的，但发动群众的地方干部太少。于是党中央决定在老区抽调一批干部支援东北解放区．这一批在临沭抽调的干部有十余人。负责人是当时的县各救会长陈乐善同志和县委宣传部长石鳌同志。成员除这两位同志的爱人（陈的爱人李明华，石的爱人高勉）外，还有周昌同志等。是在沭河边一个村.（是那个贺城）的月夜开的欢送会，我也参加了此会。
第二批是一九四八年春支援大别山的干部队伍。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军事上刘（刘伯承）邓（邓小平）大军实行外线作战，打入了国民党统治区，解放了一些地方，政治上，在土改复查后，党内开展了“三查三整”运动。在此基础上，上级党决定临沭抽调一批干部支援大别山区。这一批也有十人左右。负责人是杨林波（即杨邦治）、杜雪舟二同志。此外，还有李侯封同志等。李从礼同志大概也属这一批。第三批是一九四九年二月，支援浙江新区，这一批规模最大，数量最多。关于出发前后的情况，前面已经谈了，现将回忆起来的名录开列如下：
侯希如、吴书福、张洪云、高怀举、王作义、朱祟贵、高丙真、周锡献、王怀法、吴秀岩、张汝标、姚文玉、王庆祥、王士祥、王克华、余天才、胡明（女，侯希如同志的爱人，原籍东海）、吴绍美（女，王克华同志的爱人）、吴秀美（女，吴袖岩同志的爱人）、吴芝梅（女，张洪云同志的爱人）、刘忠兰（女）、许唯康（女，王健英同志的爱人）、王成三、（已故）、施双弟（山西省人）、吴景师、孙同聚、余文元、曹风彩、李献恩、李思道、王明玉、王孝民、李守仁、王春民、韩成柱、陈朝田、胡作胜（已故）、陈怀卿、何淑思、李风臣、胡怀法、李广勤、杨本法、李学顺、王廷利、王朝礼、徐明三、吴希远、赵立祥（临沭人，在东海南下）孙家美、陈琪昌（即陈九京）、李国玉、郝玉刚、钟景树（临沭人，在部队南下）、凌沛昭、谢玉春、朱祟岩、郑玉吉、李学亭、隋同江（后请假未归）、朱际尧（后请假未归）、李春安（后经组织批准回家）。另外，当时临沭县委书记王健英同志也一起南下了，参加地委领导班子成员。
第四批也是一九四九年，支援大西南。据我所知，这批同志大部分都是支前的那批干部。因为在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诸大战役中，地方上都组织了庞大的民工队伍，有的送粮草、有的抬担架……，为了把这些民工带好，地方上抽掉了一大批干部去负责组织和领导他们。我军渡江解放南京、上海后，支前任务基本完成了，大批民工都陆续返回家园，这批干部便集中学习休整，然后随四野去大西南接收新区工作，大部同志都在四川省。临沭的这批干部负责人有刘乃哲、赵次庸等同志。其他还有车家瑞、余尚志、刘树松、吴书俭等同志，也有几十人。
另外，一九四五年支援滨北新区之事，我印象不深了。郭玉汉同志大概就是这次去滨北的。
最后，据说全国解放后，临沭还抽调一批同志去东北。如方昭同志、单永和同志等。其他同志是谁，共多少人，我不清楚。如果这也是一批，应该列为第五批。这可能是一九五四年支援工业的一批干部吧！
（上述材料仅是我个人的意见，局限性很大，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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