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财粮工作，从一九四一年二月至一九四三年三月，历时两年。财粮工作，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要求而开展的。一九四一年初成立时，称粮食科，属县政府直接领导。只有我和王××、彭××三人。四一年底，孙晋灼同志任付科长。经过约一年的努力，区、乡设脱产的财粮助理员各一名，村设财粮委员。县粮食科机构也逐渐健全，我负责全面工作，孙晋灼主持科里的事务工作，彭是会计，其他均为科员。
一九四一年临沭建县时，面积约一千二百平方公里，三十一万人，耕地面积一百二十多万亩，平均每人四亩土地，总产量七百多万斤，沭河沿岸一带亩产量一、二百斤，挂剑区亩产量才几十斤。
当时驻在我县的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四团和我县大队、区乡武装人员计有一千五百人左右，全县党政机关不谴全，是搭架子，包括区乡机关，共有干部四百余人，教导二旅直属队和领导机关四百余人。全县需供应吃粮食的脱产人员约二千三百余人。粮食科成立前，供应无计划，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因为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有的村旧政权没有改造，供应极不合理，大部分负担在贫下中农身上。为改变这种局面，一·九四一年组织了征粮工作队，夏秋两季地主、富农除和贫下巾农一样按亩负担外，又以向地富借粮的办法，增加了粮食征收的数量，从而改变了那种抗日队伍无计划供应和人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的现象。但是负担还是不合理的，存有两个问题：一是据二十六个村子的调查，按亩负担公粮，贫下中农比地富高近三分之一；二是向地富借粮，他们软抗，讨价还价，耗费时间，借出少，所借粮又转嫁到贫下中农身上。一九四一年麦季，我亲自调查了四个村，按亩负担，交完公粮后，贫下中农的粮食仅剩下百分之二十，地富还剩百分之七十左右。每年青黄不接时，贫下中农缺粮，向地富借一斤，还斤半，暗地里出现了高利贷剥削现象。一九四一年夏，行署召开各县粮食科长会议，大多数县都提出现行征粮分配任务数字不合理，贫下中农负担过重，地富占了便宜。这次会议虽然认识一致，但没有具体解决办法。行署粮食科长莫新吾宣布会期延长，休息一天。经请示领导和经济专家薛暮桥，取消了往年分配任务的办法，确定了累进负担法。会后，开办乡、村粮食助理员训练班，先搞试点，然后推开。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征收的粮食数增加，也减轻了贫下．中农的负担。
科里的工作和根据地征粮任务，由孙晋灼同志负责。我长年累月跟教二旅或四团供给部活动，随时解决部队吃粮问题。每到征粮季节，组织部队到游击区或敌占区掩护征粮。白天征收出来的粮食，夜间武装护送到根据地。在敌占区征粮，方法是灵活的，因粮重运送不便，采取要粮为辅，以粮折价交纳现金为主。敌占区没有人民币，日本金元券、伪法币都可以。打郯城、赣榆、桃林鬼子据点，每次战斗胜利都获得大批粮食、猪肉等食品， 补充我们的粮食不足，救济灾民．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发现敌人抢的粮食或用车船运粮，我们部队马上组织截击，夺取粮食。公路上经常发生小股夺粮战斗。我们做好群众工作，敌人一要抢粮，马上给我们送信。一九四三年元月，醋大庄、 马石河、李家庄伪军为了向我们表功，出来抢粮时暗地里捎信给我们，告诉经过的路线，到时我们派人赶到路上，向空中鸣枪，伪军也向空中鸣枪表示还击，弃粮而去，回去便向鬼子汇报说粮食被八路夺去了。
关于储粮问题。所征公粮集中在挂剑、大兴等偏僻乡村，小数量的分散储放，设专人保管。为应付敌人的冬季“扫荡”，在山区利用山洞建立仓库，在平原空室清野埋于地下。仓库周围埋上地雷，以防敌人抢走。同时，组织群众护仓抢粮，敌人“扫荡”时，如果谁向敌人泄露藏粮地点，就按汉’奸论处、临沭县为老根据地，群众觉悟高。就对敌斗争区域来讲，没有游击区。例如醋大庄是鬼子据点，贺城、北王庄子就是我们的根据地，鬼子大炮、机枪射程可以达到，我们照常工作，数年来群众从不向鬼子交粮。我解放区民兵坚强，敌人一活动，就利用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与鬼子、汉奸周旋。鬼子到内地“扫荡”，群众坚壁清野，敌人找不到粮食。因此，鬼子“扫荡”多次，我们的粮库始终安全无恙。
关于粮食的保管及发放制度，自一九四二年开始使用粮票。党政机关到农村出差的同志，按规定向派饭户交粮票，群众可以用粮票顶公粮或到指定仓库领粮食。伙食单位由县粮食科按所造汁划拔给，吃粮比例随时调整。野战部队或地方部队来我县，灵活掌握。他们利用机关供给部门的单据或粮票，可以就地征粮，事后供粮单位可以到区粮食助理那里报销。
一九四一年蝗、旱灾害严重，战争频繁，鬼子接二连三地“扫荡，，我根据地。沭河西敌伪据点林立， 郯城、临沂两县敌占区灾民大批地涌向我县。这年粮食减产，供应困难，既要确保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吃粮，又要救济灾民，粮食成了最头疼的大问题。四月间，省战工会于沂水县刘庄召开全省粮食科长会议， 战工会艾处长主持，罗荣桓同志作了报告，确定精简人员，每百人中农民养活三个，脱产干部要一力更生，开荒种地，允许机关搞副业，千方百计解决困难。县长白涛同志带头出门背粪筐，其他干部也都这样做，每人有个小本，登记拾粪数字。 四一年、 四二年是最困难的两年，干部发津贴费，几个月发不到一块钱。牙粉、肥皂都买不起，用盐刷牙。毛巾中间磨破了，两头对折起来用。一人一条裤子，洗澡时先洗裤子。生活虽艰苦，但同志们始终乐观、坚定。
当时，形势恶化，鲁南行署机关转移我县，白涛同志指示我们少吃，供应他们白面或大米。我们已无隔夜之粮，尽最大努力搞到千余斤小麦及数百斤大米，供应行署机关。郯城县数百名同志到临沭挂剑区，该区本来很穷，无粮供应他们，光吃地瓜干。我率队前往，向郯城县县长傅伯达同志说明情况，请他们原谅，并告诉他们由巡会区搞到少量面粉及花生饼送来，至于粮食，该区千方百计保证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