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门以后我招呼他坐下，他高高兴兴地自个儿就开了口：“连长，我看这事做得对呀!老这么跑根本不是办法，咱们要求抗日不是么?!”我一看这小伙子，想起昨天在老爷岭缴了营长的械以后，我给部队讲话时，我还问过他话呢!一看是他，我心里就有几分喜欢。他还问道：“连长!咱们出是出来了，这阵可往哪去呢?打鬼子可怎么个打法呢?”说实在的，当时我自个儿心里也没有底，但我也没有正面回答他，反过来我问问他的经历。他瞪着眼睛，清清朗朗地说了一阵儿。
我才知道他是宁安西南兴安镇人，吉林省立中学毕业，当过小学教员，鬼子进来以后，就到这个部队里当兵来了。我一听他是宁安人，因为是同乡，就很高兴，再说他又有文化，我更是高兴得不得了。我对他说：“这也好，我也是宁安人，咱们同乡。我是一个大字不识，你是个识文断字的，主意自然多些。好!以后有事咱们多商量吧!”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起来敬个礼就走了，乐呵呵的，似乎很高兴。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于洪仁调到连部来了。于洪仁老盯着我问：“咱们往哪去呢?打鬼子可怎么个打法呢?你是咋计划的?”当时我心里合计：“抗日嘛就得多弄些人，人多好办事，小小的队伍干不了什么，再说小小的一伙人也成不了个气候。”我对他说：“抗日是抗日，咱们可得先扩大部队多弄人……”他说：“那好，没有人的确没法打，可是怎么去弄人呢?”
我说：“人有的是，你看这阵儿大大小小的山林队不是很多吗?还有救国军打垮下来的散兵，咱们去收编这些队伍去。”于洪仁又说：“咱们不是可以到屯里招呼老百姓吗?这阵儿谁不想抗日，谁愿当亡国奴呀!保管一招呼就有人来……”他还没说完，我就接过去了：“行倒是行，只是抗日的声势太大了，鬼子就要注意了，咱们人又不多，不如这阵儿动静小点儿，先弄些人再说。”他寻思了一阵说：“好，这么着行，可是咱们这部队叫啥名呢?”其实这个事我早就寻思过，总不能再叫救国军了。
以前“平洋”在我们那一带的威望很高，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好汉，一般人也爱用平字打头儿取名叫“平什么”部队，当时如平东洋、平北……我也想用这个名儿。我对他说：“就改名叫平南洋吧!鬼子不是在宁安东南吗?咱们就‘平’它!这个部队就叫平南洋纵队。”说实在的，我当时是想抱个小山头，自成一军，自立为“王”。于洪仁竟同意了。要改个部队名可不容易，按当地风俗得焚香磕头，对神发誓，很有点封建意味。于洪仁虽没有坚决反对，可也没同意。
他是不赞成这样搞的。举行仪式的那天早上，于洪仁突然抱着一卷红布进来，笑嘻嘻地对我说：“你看我给你弄了些啥!”我打开一看。嗬!大大小小全是旗子，旗子是一块长方形的红布，当中嵌着拼成圆形的“平南洋”三个白字，原来这都是他瞒着我做的。我乐得直揍他：“这太好了!这太好了!你真会出点子!”
我连着说，“可是，要这么多旗子做什么呢?”“来!”他一边比画一边说，“这个最大的是纵队部的，这几面稍小点儿的是大队用的，这几面再小点儿的是中队用的，这一大捆最小的是小队用的……”仪式正式举行了。红色的纵队旗在一个山神庙前竖了起来，迎风飘摆着，阳光照在“平南洋”三个大白字上，显得分外耀眼。部队杀猪宰羊焚香点烛。
我代表全体人员在山神面前宣誓，大意是：“我们这些人为了抗日聚集在一起，组成这支队伍，我们要同心协力，永不叛变，愿山神爷督察”等等。宣誓毕，放起爆竹，还放了几响空枪，士兵们的情绪都很激昂，一个个笑容满面。
枪声、爆竹声也惊动了当地老百姓，人们都跑来看，都知道宁安县出了个抗日的“平南洋”，出了一支抗日山林队。“平南洋”三个字的号召力，毕竟是大的，好多小伙子都来报名。于洪仁整天忙着编队工作。我们部队每到一处，当地的山林队及其他名目的小队伍，都纷纷报到，于洪仁就给他们发旗。遇到不愿来的小小的反动队伍，我们就缴了他们的械。这样，队伍越弄越大了。我们这个部队发展得很快。
屯里报名参加的，于洪仁都把他们编在我们原先那个部队里；其他的队伍，他都给编成一个个大队、中队。那时候，他是副纵队长，这些事都由他来管。于洪仁一天到晚喜气洋洋的，从没见他发过愁，有时也低着头，一个人笑着，但是我知道，他这准是在琢磨啥事儿。他对我很好，有啥事总是和我商量，还常教我识字，我们真像兄弟一样，一起吃一起睡。没事儿他总是和我拉呱儿，他也真能扯的，天上地下都知道。我慢慢打开了眼界，事情也多知道了一些。那阵儿，部队名义上人很多，但有一部分队伍领了旗子以后，仍是单独行动。就是能听从调动的队伍，也是好的好、赖的赖，强盗气息很浓厚。我自己只想出个名儿，也就不管那些琐事。部队里的各项工作，多是于洪仁先出主意取得我的同意，然后他又带头去做。
但他很谨慎，对下面谈话时总说：“这是纵队长指示的……”这样就使我对他非常信任。当时部队全是骑兵，给养带的不多，每到要换季时候，供给情况更紧张。部队当时的给养全部来自打进城去没收鬼子、汉奸、大恶霸、大地主的财产，部队是没有薪饷的。为了解决经济来源问题，我们决定打宁安。
要打先得到城里看看，侦察一下。我对城里情况比较熟悉，准备自己进城去。于洪仁不同意，他说：“这很危险，现在敌人到处抓你。你要是出了事可怎么好!这是侦察员的事，叫别人去也可以的。”当时我哪里肯听，就说：“这事没有我，谁干得了，哪个侦察员比我强，不成，得我自己去。”于洪仁也不好再说什么。
我穿上一身老百姓衣服，脸上抹点土，下午就混进城里去了。城里有我们的据点，我把枪放在那里，就跑到街上来观察情况。天还没黑呢，我走到大街上，迎面就撞着特务了。他死死盯了我一眼，我转过身子就往旁边的胡同拐过去。那家伙三两步跟上来，把我一把抓住。“别走!”他一手掏出手枪，另一手掏出相片对照一下，“你是平南洋!”我还未来得及答话就被他推走了。
当天晚上，我被关到监牢里，翻来覆去地想着：鬼子的残暴行为我早就知道了，这下可怎么好?又想起了于洪仁的劝阻，后悔不该粗心大意……想来想去，不觉天明了。刚亮天的时候，走来了一个鬼子叫我去倒屎尿桶。我提着桶跟他走到一个胡同里。大清早天气很冷，街上没有什么人。这个鬼子也活该倒霉，他没有带枪就出来了。我瞅瞅他不防备，拿着屎尿桶就兜头朝他打了下去，转过身来就往巷子深处猛跑。跑了几百米的样子，鬼子设的铁丝网拦住了去路，回头一看，那个鬼子追上来了。
我连忙先发制人，扑上去和他搏斗起来。这个鬼子个子比我小，力量也没有我大，被我卡住了脖子、压在地上弄搿半死不活，我赶紧爬起来光着脚着实踢了他几下，忙从另一个巷子转过几个弯飞跑出城了。我光脚在雪地上奔跑了十几里路，才找到老百姓。
老百姓送我回到了部队，我的手脚都冻坏了，已不能行动。于洪仁见到我，只有惊喜，别的话没说，套上爬犁，让我躺在里面跟着部队走。于洪仁指挥部队与城里出来搜索我的部队辗转战斗，一直周旋了一个星期才把敌人打回去。
在这几天战斗空隙里，于洪仁总是问长问短，对我照顾得非常周到，也抱怨我不该不听大家的话，说光是勇敢是打不了胜仗等等。我躺在爬犁上也想得很多：部队成分复杂，经济来源枯竭，没有薪饷，纪律不好，常拿老百姓东西，有些人还不听指挥，特别是部队里还流行各人自己弄钱、枪和马的风气。想到这些，我的确很烦恼。一天，没有什么事，我的冻伤也好了些，能走动了，和于洪仁两个人扯来扯去，扯到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上面。
于洪仁说：“我看咱们还得多谈抗日的事，大家一心抗日，别的就不会多想了，过去咱们光是说‘平南洋’纵队，抗日的名目到底不明显，你说是吧。”“这倒是，咱这番号是得改改，可是改成啥名儿呢?”“我看就改称抗日义勇军，你看行不行。”我寻思了一下：“这么的吧，咱们以后改称抗日工农义务队好了。”
于洪仁笑了，他乐滋滋地说：“好!很好!你怎么会想出这么个名儿呢?”我说：“咱们是要求抗日，可是咱们没薪饷，当兵得尽义务不是吗!”“工农”两字那是因为于洪仁经常“工农”、“工农”地讲，我听也听惯了，所以顺嘴说了出来。
于是，我们部队的旗子上面，横添上了一行字：“抗日工农义务队”。这行字下边，仍是那拼成圆形的三个字“平南洋”。部队虽然改了番号，可总得吃饭穿衣，不久要换季了，衣服还没有着落呢。
一九三三年二月间打了一次宁安，晚上进去的，趁黑没收了一户大恶霸的一些财产，可是没敢多耽搁，就跑了出来，也没弄多少东西。还得打，不然就没法过夏天。东京镇离宁安四十五里，是一个较大的镇子。镇子上有好几家土豪，还有几家汉奸和日本鬼子开的店。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地形又特别熟悉，于是决定打这个地方。要打得先侦察这个地方，和大家一合计觉得还是我去较好。于洪仁和其他同志再三劝导，要我小心谨慎，多和老乡商量，依靠他们，早去早回，我一一都答应了。
这次是在天黑了的时候混进去的。在东京镇，我简直可以闭着眼睛走，很快我就了解了敌人的布置。本来应该回部队了，因为我家在东京镇边上住，顺便我就回去了一趟。周围大爷大叔们知道我回来，都悄悄地来看望，当天晚上我睡在家里。正睡呢，隔壁张大娘使劲敲门，“快走!快走!有人报告去了，就会来抓你!”我忙跳下炕来，穿上衣服就奔回部队了。我回家睡觉的事，于洪仁虽然没有对我说什么，但事后我自己也意识到这是很危险的事，它会给部队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第二天发起了战斗。
那是一九三三年三月间。当时东京镇有三十来个鬼子，一百来名伪军。鬼子都在镇东头的一个岗楼里，伪军分住在镇子西头一带院套里。我们在天没亮时，摸黑分三路出发了。我领着一部分队伍包围了东头的鬼子，于洪仁领一部分队伍包围了伪军，其他的人就进镇子里去没收土豪、汉奸、鬼子的财产，战斗指挥部就设在镇子东头。
我们这支队伍包围了鬼子岗楼以后，就在周围构筑工事。鬼子一露头我们就打，我们人多鬼子人少，他们也没敢出来，双方就这样对峙着。镇子西头起先响了几枪，后来却没听到什么动静。倒是镇子中间沸沸扬扬响成一片。我心想：没问题，那些土豪汉奸们的房子打开了，那些布匹粮食可能正大车小车往出拉呢!坚持到晌午时分，镇子当中忽然冒起了一股青烟，烟越来越大，火舌竞蹿了出来。镇子里起了火!我这里又离不开指挥位置，心里很焦急，眼看着火势越来越大，渐渐地蔓延开来。我想：不好，这准得烧了老百姓的房子!我连忙派了通信员去传达命令，赶快救火。
正在这时候，于洪仁也派人过来报告，说是他们包围住伪军住所的各个院套以后，伪军也没有出来，于是他们也就没放枪，正在各院墙外面喊话呢!同时也来询问起火的原因。我想这里冒起浓烟，城里鬼子一定会派兵出来，得赶快走，于是我马上下命令撤退。部队一边掩护一边撤退下来。我从街上走过，这条大街不论好房子坏房子，全被大火焚烧。好多老百姓站在街上用惊恐、愤怒的眼光看着我们。那些没收队人员，一个个腰里口袋里都是鼓鼓的，但是公家的车子上东西并不多。我虽然气得要死，也没法多说，只是命令部队赶紧走。
于洪仁那一部分纪律很好，没有人乱动，喊话结果，倒有几十个伪军自动投诚过来了。他看见我铁青着脸，又看看街上的情景，心里便明白了八九分，也没有说什么，紧皱着他那双黑漆漆的浓眉，忙催着部队离开这里。一路上从路边的小屋里，零零碎碎地跑出来不少人，一个个都是提着小包。部队一窝蜂似的撤退出来，简直也不像个队伍。我们走出不到一个小时，鬼子就到了，但是他们扑了个空。东京镇这一战，给老百姓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我自己思想上也起了很大波动。
“抗日!抗日!这样的部队还能抗日吗?”我想，“不听命令不听指挥，心眼里就只知道钱，看见就要，不管是好人的还是坏人的，反正就是要，还放火……这和土匪又差多少昵?”我想来想去非常苦恼。于洪仁当然发觉了，他就来问我：“这几天你怎么啦，不舒服?有什么心事吗?说说我听听，你不是常愿和我说些事情吗?”“心事!心事!”我没好气地说，“啥心事你还不明白?问个球毛!”他笑了笑，还是乐呵呵地对着我。我也觉得不应该和他这样生气，于是我冲着他脸说：“抗日，几十万救国军都垮了，咱们还抗什么?”“救国军救不了国、抗不了日，我早就谈过了，你不也这样说吗?怎么又提呢……”
“咱们这个队伍又这么个样子，你又不是没看见。南京政府又不出兵，咱们这几个人能搞出个什么名堂!”“咱们自己队伍是要好好教育一下，至于南京政府嘛，那靠不住。”“南京政府靠不住?那靠谁?”“靠谁?咱们得靠老百姓呀……”“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我站起来就走，心里还直嘀咕，“老百姓?哼!没有枪，没有子弹，怎么打法!”可是，他这几句话，可深入我的脑子里了……想来想去，觉得确有道理。过了两天，我自己找于洪仁去了。“你那天说的，我想还是有道理。”我单刀直入地说，“可是你说一大帮人，没刀没枪，没子弹，可怎么个打法昵?”“你的刀枪哪儿来的?”于洪仁问。
我一想也对!可是我马上想起了东京镇上那天的情况，站在街边上的那些老乡的目光真刺痛了我的心。“唉!”我长叹一声，“你看，咱们都是老百姓，可这个队伍，这个架势，你看这成什么样子，这样抗个什么日啊!”“这又是另一码子事啦!”他站了起来，亲切地抚着我的手说，“光有咱们这样老百姓还是不成的，得要有一套办法，怎样领导军队，怎样发动百姓，咱们得学会全套办法，得找人教咱们。”
我忙说：“有这么伙人吗?这伙人在哪儿?”“你别急。”他说，“我听说有这么一伙人，这伙人结在一起，大家都来出主意想办法，想出办法来教给大家，教给老百姓如何打鬼子。这些人是专门为老百姓办事的，这个集体就是共产党。“必须有共产党来领导。”“党?什么党?”我愣了一阵子，这个字我很少听到过，想了一会儿我猛然想起：“党?是不是国民党?”“国民党?那是什么玩意儿!”他鄙夷地说，“你看见国民党办过好事吗?”“可不!”我愣了一下，“那是什么党?告诉我!”“别忙，慢慢你就知道了!”他一边笑一边走，一边低着头慢慢地出去了。“奇怪!”我想，“这个人准是在寻思什么。
我最了解他了，他这个样子，总是在琢磨事儿。我们在一起不是一天了，他从来没有不对我说的话，今天为啥不说呢?”我忍不住了，就跑出去找他。他正坐在一个林子里的石头上，托着腮帮在痴痴地想什么。我一把拉住他，按着他问道：“兄弟，咱们不是一天儿了，有啥事你别瞒我，你知道我这个性子，告诉我，那个党是什么党?”于洪仁抬起头来，一双彻亮的眼睛亲切地看着我，手放在我的膝上慢慢地小声对我说：“进了关在黄河长江南面的江西省，有个地方叫瑞金，那里有共产党。共产党里有个毛泽东，有个朱德，还有其他千千万万个党员。”
他还说：“日本鬼子可恨，地主土豪也可恨，剥削咱、压迫咱，害得咱没吃没穿。共产党为老百姓办事，打土豪分田地，要使每个人都有衣穿，有饭吃。”这些话引起了我深深的回忆：我五岁就死去了母亲，由我祖母把我抚养大，父亲在外给人扛活，一年到头见不到面。吃的是榆树钱、土豆，还常常饿着肚子。穿的是父亲的旧衣服，破的像网一样。十一岁就吃劳金(给地主扛活)……
这些事都一件件翻了上来。“共产党，真好!”我想。于洪仁见我不说话了，一边推我就一边问：“你咋的?怎么啦?兄弟，别哭，哭什么……”一边就要给我擦。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掉了泪了，怪不好意思的，自己忙擦了。“可是共产党离我们这么远，我们怎么去找呢?”我问他。“不要紧，共产党员不全在江西，全国各地都有。”
“东北也有吗?”“咋没有呢，咱们慢慢找吧!”“兄弟，别瞒我，我看你就是!”我张大了眼睛望他，好像怕他跑了。他笑了，也没说是，也没说不是，就拉着我离开了这个林子。我也不好再问。我静静地想了半天，得参加这个党，要不怎么抗日?部队纪律又不好，这样下去搞不长，早晚要完蛋!晚上快睡觉的时候，我又跑去问他：“你说啥样的人才能当共产党员?”“我听说首先得听共产党的话，共产党叫干啥就干啥，再就是坚决抗日到底，永不叛变。再就是像老百姓那样生活，和大家一样，大家吃啥就吃啥，大家穿啥就穿啥……”他一边说，一边死死地瞅着我。“行!”我想了想，“这我做得到：兄弟，说真的，我想当一个共产党员!”于洪仁听到这句话，猛然把我一把抱住，半天说不出话来。
不久，部队里来了一个人，他叫张建东。于洪仁引他来，说他是上级党委派来的。他问我：“你为啥要入党?”我说：“我要打鬼子，要学改造部队的法子。”想了一想，我又说：“我还要为老百姓办事，还要打土豪，叫每个人都有饭吃，都有衣穿。”他又问我：“那三件事你都能做到吗?”我说：“做得到。”他说：“你可不要后悔!”我忙说：“是不是要我发誓?”他抢着说：“不用!不用了。”一边说，。一边笑着出去了。
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于洪仁来告诉我：“吉林省吉东特委已经批准了。”从这天起，我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于洪仁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党的教育下，在于洪仁、张建东等同志的帮助下，我一步步地提高了认识，改正了一些缺点。
当年冬天，在平日坡我们部队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五军(也称东北反日联军)，确立了党的领导，部队才一天天坚强起来。
浏览：518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