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期
先父王克倬，字卓人，临沭县旺南庄人。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于一个没落地主家庭。祖父王青立，因非嫡母所生，深受诸兄排抑，不得继承祖上遗产，自幼家贫，兄弟之间视如仇敌．积怨后代。
先父七岁启蒙，在同族富户家私塾就读，无钱买书，更无桌凳，辄为同族子弟所欺，至十余岁辍学。二十岁，就学于本村初级小学，后考入郯城县高级小学堂，成绩优异，深得老师赏识，在校积极参加了反对校长宋玉培的学潮。半年后，转入郯城县新办单级师范学习，_九一四年毕业，分配到文家埠村庙上教学一年。翌年在本村教书，遭县督学堂兄王克恕迫害，为本村校长辞退，并被宣布此后不准在郯城境内教书，先父遭此打击，满怀愤懑，遂于一九一六年三月背井离乡，抛妻弃母，离家出走，时年二十四岁。
流浪生涯
初次离家，举目无亲，先到卞庄西伏山口，经枣庄辗转到泰安，住宋培迎小客店中，请其代为介绍当兵，不意竟遭冷眼训斥。遂流浪到济南，住大成店中，常为赴济上告的群众看批示、写家书、诉状等，聊以度日。后与同乡同学宋镜荣、王益三、郑云会等交往日笃，即离开大成店，居朋友家中。不久由省参议员张问山介绍，参加了郯城县旅省同乡会，又经孙似楼先生推荐，考入济南市政厅当一名录士。虽系雇员，总算有了正当职业与生活来源，结束了流浪生涯。一次，先父在《拒毒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鸦片毒害史》的文章，颇有见地，‘被推荐到万国拒毒会山东分会当干事，并负责编辑《拒毒月刊》数年。
抨击时弊
民国初年国会选举时，先父被选为郯城县十一个代表（选举入）之一，在临沂选区参如省参议员和国会议员选举。第一次在蒙阴县城开选，莒县大店大地主兼大资本家庄新如公开贿选收买。多次托人送礼，许以五百元现金外如一个每月五十元的电灯公司职员为·条件，，进行收买。先父不为金钱利禄所动，毅然拒绝。第二次在临沂城选举，贿选之风更为猖獗，每张选票卖到二三千元，先父宁愿将选票焚毁，也不参加贿选。
一九二一年，先父先后担任《实业新闻》日报、大北通讯社和《济南晓报》的编辑及主笔。当时在济新闻界中，颇有名声。在新闻界工作，对军阀混战、贪官污吏残害人民的黑暗社会现实，猛烈抨击，因此深为奉系军阀张宗昌所忌恨。《实业新闻》日报，出版四年，被迫停刊。此后，先父到青岛工程事务管理所，当一名专管起草招标布告的秘书科员去了。工程事务所是一个统管青岛市公私建筑维修的单位，名义上对各项建筑工程都是公开招标承包，以示公允，实则上下携手．内外勾结、半公开地进行大量侵吞，分赃自肥，先父知道这一黑幕后，极为不满，遂根据所知材料，向上级投书揭发， 但皆石沉大海， 杳无音信。加之先父处处秉公办事，亦为上司和同事所不容，终以请假为名，辞职返济。在济，经朋友介绍，结识了曹县旅济青年田勋臣、李天民等。大家在反对军阀张宗昌的黑暗统治方面，志趣相同，结为至交。冯玉祥的旅长李国栋委任田勋臣为团长，王卓人为助手，打着为张宗昌扩军的旗号，实际为冯玉祥组织反张部队。在济南领到一部分军装款项，到单县城南黄岗集招军，经数月努力，一团人基本组成，只待军装发齐即可集中训练。不意泄密，突被张宗昌部褚玉璞率人包围交械。领导人全部被捕。 时先父适出差徐州， 得以幸免，遂返家乡。
先父二十四岁时仅带一床被单、二十吊铜钱，凄凉出走，至三十四岁又两袖清风，惶惶而归。在外闯荡十载，历经坎坷，结交了大批朋友，加深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提高了反帝反封建的觉悟。 认识到， 不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 就民不能富， 国不得强。
响应北伐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县梅仲衡曾被招为参战华工赴法，战后回国以华工代表身份，从事政治活动。先父在济时，即与交往。一九二七年春，北伐战争时期，梅偕秘书任玉珍突以“国民革命军苏鲁边区游击总指挥”的身份从上海来到旺南庄，动员先父组织军队，迎接北伐。反帝反军阀， 乃是先父素志， 故欣然应允，被梅委任为第三师9币长，在临郯一带开展活动，组织地方武装，收缴军l孙传芳逃兵的枪械。工作刚刚开展，即见到《申报》上登有“苏鲁边区游击队取消、梅仲衡免职”的声明。因情况不明，梅即连夜南返。第三师活动即告停止。由于北伐失败，当时，临郯一带仍、勾张宗昌部方永昌所统治。时先父滞留家乡未走。 十月的一天， 在郑庄突遭郯城县警备队逮捕，由县长陈长举亲自审问有关响应北伐革{命，拉队伍反军阀一事，先父直认不讳，并独自承担责任，未涉及其他人。后被打入死牢。幸经郯城码头一带知名人士孙爱庭、邓月楼，刘呜歧、马兹林等多方营救，以及在济朋友庄士一等在省有关部门奔走活动，．到春节前经宋镜荣、王善贞二人具保，回家养病、候传不误得以脱险。春节过后，陈长举再次捕人，先父闻风南逃至徐州、开封、郑州一带，所到之处，’虽系北伐军控制，只见昔日达官贵人，重新粉墨登场；过去的军阀污吏，均变成党国要员，换汤不换药。政治腐败，社会黑暗，较之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时人讽之“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两伐俱获成功”。先父大失所望。乃回故里隐居，长达十载。
救危扶困
先父虽然生在豪门，但一生清贫，‘命运多舛。加之军阀混战，社会动乱。故从年青时就形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对军阀豪绅、贪官污吏、外国列强深恶痛绝，而对贫穷百姓，苦难乡亲则热情帮助，视救危扶困为最大乐事。例如在青岛期间，那时，帝国’主义分子，横行霸道，视中国人民如蝼蚁，残害无辜人民的罪行，时有所闻，屡见不鲜。有r次，一个美国水手乘人力车不但不拿车费，．反将车夫打倒在地，扬长而去。平日欺压人民的警察就在附近，却视若无睹， 不管不问。 对此行人侧目， 敢怒而不敢言。 先父见此惨状，满腔愤怒，挺身而出，指责警察听任洋人行凶，不加制止，并连夜写了《可怜的洋车夫纪实》的文章，揭露和抨击了帝国主义的罪行。再有马陵山西一带土匪猖獗，家乡许多群众跑到青岛逃难，露宿街头，以讨饭为生：先父每遇家乡难民，常倾囊相助。一九二八年有徐州白某请求帮助南下路费， 自己虽然非常困难，仍为筹备二十余元相赠。
先父在家隐居期间，亲朋邻里，每遇受欺不平之事，辄登门求援，先父无不有求必应，尽力帮助。近者，亲自出面，加以调处，务求妥善处理；远者， 则帮其出谋划策， 求亲托友， 直至公平合理解决。 如一九二八年秋，东南部的白毛、小冲、 刘坞、 大小岱一带村庄， 秋季庄稼丰收， 但因土匪猖獗，群众不敢回村收割， 人心急躁， 纷纷登门要求设策解决。 先父重义敢为， 经多方努力，终于在郯城县请来县警备队， 驻扎在白毛村， 保护群众安全收秋。 此一带群众无不称赞， 皆大欢喜。 又如翌年秋， 石门南的界沟村忽遭土匪围攻， 仅剩村中一个小围子， 弹尽援绝、危在旦夕，该村夜间派人突围到旺南庄求援。先父闻讯后，星夜约请本村群众数十人途经石门村又召集附近村庄群众数百人，亲自率领，冒险进击， 将土匪击退， 全村群众生命财产赖以得救。 一九六九年文革期间， 我家遭“四人帮”迫害，先父带领子女多人逃到该村避难达三年之久，界沟村父老乡亲逐户送粮出款，得以维持生活，就是这个原因。再如赵佃信因争取婚姻自由受强者所欺，夫妇双双逃至旺南庄，先父帮助安排食宿，并协助他们在济南高等法院打赢了官司。 郇庆生是一十岁孤儿，家遭匪患，父母双亡，孤身一人，乞讨到门，先父将其收留扶养五载，成年后，其远房祖父，来我家向先父千恩万谢，领回家中，为之成家立业。虽屡经变乱，至今仍往来不断。雇工王二宋、 张凤仪屡受雇主殴打， 先父闻之，不讲情面，出面制止。总之，先父一生，把救危扶困，帮人排忧解难，当作乐事，积极去做。虽如此，还常以庸碌平生，未能更多的造福桑梓，引为憾事。
奋起抗日
抗日战争爆发后， 先父目睹大片国土沦亡，亿万人民涂炭，。国家民族危在旦夕，他再也隐居不下去了，急谋御敌救国之路。先到徐州、郑州一带观察形势，只见大批人员纷纷南下，谓之“向大后方流亡”。先父认为那是自私怯弱的表现，心甚耻之。返家后于一九三七年冬约同郑亦桥、陈久寿等筹划组织抗日游击队自行抗日，并在曹庄小学召开青年学生会议，酝酿联络。由于国民党郯城县县长梁仲亭制造流言，暗中作梗，事未成。后又说服动员后新庄土匪头子赵连锋改恶从善，历帜抗日。赵在马陵山西聚众数百人，不料在接洽归国民党五十七军改编过程中，以开会为名，将赵等骗至旅部，逮捕枪杀。 其部下亦遭袭击， 大部逃散，小部仍为土匪， 又失败。 到一九三八年夏， 正在报国有志， 抗日无门，一筹莫展之时， 忽闻河西有组织青年救国团者， 抗日坚决，行动感人，遂于七月份派我到沂河西三重村参加会议，并同丁梦孙、贾丰等进行交谈，深受教益。后先父亲自到沂河西，同韩去非、丁梦孙、马培卿、王献延等进行深谈，对党的开展统一战线、依靠发动群众，实行全民抗战的政策极为拥护。对他们的艰苦生活作风、雷厉风行的实干精神和不分昼夜忘我工作的干劲，深为钦佩，思想觉悟大有提高，决心投身到这一革命行列。自此以后，我家即成为抗日救国志士仁人的来往住所。不仅食宿方便而且安全无事。如韩去非、丁梦孙、周南、刘剑、王永福等，以及其他一些我当时还不认识的同志都曾住过。 尤其北部徐金六、 朱化时等更是座上常客。不时在一起交流情况、研究宣传动员群众的办法。徐老须发全白，六十多岁高龄，为了抗日救国．，骑着自行车，跑来跑去，精神十分感人。 一九三九年初， 朱化时赠给先父《论持久战》一书，先父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昼夜研读。加之八路军捷报频传，更使先父眼界顿开，坚信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按共产党的政策办事，抗日才能胜利，中国才能富强，先父每回顾三十余年，从离家出走到反对封建军阀贪官污吏，东闯西荡，奋斗半生，艰苦备尝，迭遭失败， 直到不惑之年， 才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 辄感慨万端， 并深自庆幸。
全家抗战
先父在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教育下，决心跟党革命到底。在那战争频尔，生命不保的年月，将家中四个青年人动员参加抗日，把生死置于度外。一九三八年七月，派我到沂河西三重村找丁梦孙、贾丰等参加会议，接受抗日教育，一九三九年初又派我到山东分局岸堤干校学习三个月， 后参加了革命。 一九三八年冬先父又动员王桂馥随丁梦孙到沂河西脱产革命。一九四O年初又动员其五妹王克信到新村受训，脱产革命。父亲本人更是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去。至此，家中仅剩老幼妇孺，四个成年人全都脱产，从事抗日。一时在郯东北一带，先父被誉为全家抗战的革命老人。
参加开辟临沭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攻克郯城县重镇码头。受邓月楼约请，先父赴码头同我东进支队领导，共商组建郯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大事。初以翟新亚为县长、邓月楼为秘书，先父任建设科长。一九四O年一月十四日，先父随东进支队返回郯东北地区，部队进驻曹庄、朱村一带。是时，得知部队前来的消息后，我同钟伯荣、徐相谦、卓绍南、朱化时、孟正甫等九人，先后找到驻军茵长汇报情况，并在我等引导下，十六日攻打国民党郯东北办事处驻地南古庄，经一夜一天激战，敌顽办事处主任陈冠华率所部保安队三个连，在五十七军帮助下狼狈逃窜。从此，郯东北地区获得解放。下旬，郯东北第一办事处成立，不久又改称苍马办事处，这就是临沭县的前身：先父被任命为办事处第一任主任。 此后， 他全力投入了临沭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工作。由于先父精神振奋，忘我工作，时间虽只半年， 但成绩却较显著。 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大力协助和支持东进支队开展斗争，顺利地打开郯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局面。部队刚来，人地两生，口寇在二、四月份连续发动两次“扫荡”，其目的显系乘我东进支队立足未稳，一举逐出郯东北。敌顽闫丽天、陈冠华等辈虽被击溃赶跑，但还未被消灭。国民党五十七军军部在东盘村，他们在五十七军的庇护下，仍然对我根据地不时进行袭扰。东进支队以一营之众，面对日预两方的进攻，压力是巨大的。所以办事处一开始，则把主要精力放在支持东进支队开展武装斗争、打开临沭局面上。 先父利用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 筹粮筹款、搜集情报、出谋献策。部队每驻一地，先父即与当地人士联络，解决部队食宿粮草等军需，为使一营之众，在敌顽夹击下，能够顺利打开局面，尽了一份力量。再，先父还利用社会关系，自赣榆县为东进支队收编了一个数百人的第四大队，扩大了队伍。东进支队对办事处亦大力扶持，爱护备至，遇事商量，在斗争紧张时，为办事处安全起见，一起行动。双方配合密切，情同鱼水。
二是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初步取得明显成果。先父利用当地人社会关系多和过去的名望这些有利条件，大力开展了对上层人士的争取团结的统战攻势，近则登门拜访，远则派人或书信联系， 尽力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例如，办事处成立之初，仅有十几个人，单独进驻大兴镇十数天，白天四出活动，进行抗只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北辰、古龙岗以及海陵、赣榆边境一带都曾留下先父的足迹。四五月份办事处移住山子口村，李埝、邵家湖、裂庄一带也曾是办事处活动范围。知名人士如宋镜荣、王益三、郑亦桥、邵宗棠、王厚甫、赵荣卿等都先后参加抗日；另有王善员、陈寿荣等亦准备参加抗战；就是比较顽固的李贡九等也在动摇中立，准备回来。原郯东北一带知名人士、社会名流基本都站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来了。形势一片大好，党的统一战线这一法宝，显示出巨大的威力。．
三是从无到有进行政权建设。办事处成立之初，除上级派王次安短期任副主任外，其他工作人员、物资枪械供应都是自己动手，自力更生。 初期工作人员只有我和杜雪舟、 王启明、周鹏起、陈善同、赵涵生等数人。一开始即委任马子方、王南昌为六、七区区长，薛映寅、赵子久、赵荣卿等为乡长，区乡政权迅速建立起来，进行工作。二月在措庄、文家埠设税所，征收过境食盐税；县办事处设财政科征收处，六月，秘书、民政、财政、建设各科逐步建立起来，办事处工作机构已大体插起架子来。并委派吴鸿起等三人在月庄、措庄、果子埠一带组建三个中队的武装。经过半年努力，办事处自身建设，初具规模，连同武装约有三百余人，区乡政权基本齐全，可以按组织系统推动工作。为以后临沭县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七月，先父调鲁南行署任建设科长，办事处主任职在措庄交由白涛接替。
先父这一段时间，精神振奋，热情很高，为开创临沭县革命根据地尽了自己一份力量，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虽对党有一片忠诚之心，惜无革命斗争之实践经验，工作中也有不足和失误之处。诸如：重视了在上层人物中开展统战工作，忽视了发动基本群众；在工作方法上有些求稳怕乱，没能打破常规，大刀阔斧的到处设点、 全面开花， 迅速打开临沭的局面。按当时的形势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但却坐失良机，给党的工作造成一定损失。
一九四二年滨海专署成立，先父回滨海工作，后因祖父病重请假回家，党组织令其在家组织合作社转送往来沂河西的革命同志。四三年六月被聘为滨海区参议员和滨海中学校董。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是年冬，省府驻临沂城，先父到省救济分会任科长，在赵笃生领导下，做调查统计全省八年抗战损失和发放救济物资的工作。解放战争期间调省粮食局仍任科长，后因身患急性黄胆肝炎，被安排在莒南县农村治病，一九五一年病愈，调中商部粮食总局财政内务等部联合搞机关生产，后在京郊昌平县砖瓦窑厂任厂长，再后调北京市建材工业局干部学校任总务主任，一九六四年九月退休，时年七十二岁。
痛遭迫害
“文革”期间，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先父在京连其子女共七人被强行遣送回原籍旺南庄村。回家后，同样遭受无休止的批斗折磨。不得己在一九六八年冬带子女多人逃往界沟村避居三年。一九七O年三月二十一日先父及王本昌被拘留入狱达九个月， 诬以 “蒋匪第五战区直系少将副司令”、“蒋匪鲁南游击第三师少将师长”、 “复兴社特务”等罪名，痛遭迫害。七十八岁老人，不堪承受狱中生活，周身浮肿，行动艰难。直到七O年十二月一日才以“保外科-医”为名，释放回家。先父回家后，病情日重，不久又双目失明，奄奄一息。虽如此，尚谆谆告诫子女，跟党革命到底。一九七二年一月含冤而逝，时年八十岁。
粉碎“四人帮”后，临沭县委：县革。委、县公安局对先父一案重新审查，明辩是非，恢复了历史本米面目。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临沭县革委以( 1979、)28号文件，给先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文件认为：王卓人自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以来，追随我党参加革命斗争，是爱国民主人士，对革命有一定贡献，所加各种罪名，纯属诬陷， 是一起冤案， 必须统统推倒。
王卓人的一生，正是国家屡受外敌侵略；国内军阀混战土匪猖獗，民生涂炭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中的优秀先进分子觉醒奋起，流血牺牲，前仆后继、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拼搏斗争的时期。先父半生摸索奋斗，多次失败挫折，终于随着时代洪流，带领子女投入了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行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创建献出自己一份力量。虽然一生中也遭受了一些挫折和委屈，但是党和政府最终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和肯定，昭雪了冤屈。先父有知，当感欣慰，含笑九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