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共不足二十个人，除了有一挺机枪外，大部是带了驳壳枪。平坦的路口均有敌人的警戒嘹望。已经是十二月了，又是过半夜，山风格外的冷，我们的武工队员，为爬山都轻装打扮，只穿了一件小棉袄，脖子上围了一块毛巾。
当爬上第一座高山时，汗已经流出来，象是又回到了夏天，感到了清风的抚摩，排正的短短的队形，在明亮的月光下，阴影接着阴影，飞快的向前挺进着。
四点三十分，到了目的地。两个同志穿到树林里去侦察和搜索，我们在沿公路一家穷苦老百姓家门口休息着。本来我们想叫开门进去，但这里距敌人只有一百米，再走十来步就会碰上敌人的哨兵。我们决定爬墙过去，再对房东解释。房东发觉我们了，里边似乎是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大爷，用破哭的嗓子向我们哀求： “俺是穷人哪!”一遍又是一遍。这里蒋军常常来，穷苦的人家一听到动静只会这样的祈求他们。夜，依然是分外的沉寂，连远处的狗吠都没有了。我们用嘴对准着门缝向老大爷说：“大爷，俺是八路军啊！开开门俺暖和一下就行。”这是纯博山口音，他听懂了。老头子沉默了一会，把门开开了，一看，果然是一群艰苦朴素面貌，极其善良的青年。老头子马上抱了一抱柴火，燃烧着，并打扫了睡炕，让我们到炕上去休息，他一面照顾我们，一面叙述自我们撤出博山后那幅难过的日月。
我随了机枪班上××山顶去监视敌人。到了山顶，身上觉得冷起来。这里所谓“国军”们，整天三十、二十的出来到村子里，米呀，面呀，壮丁呀，妇女呀，……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但也太不凑巧，我们连这次来过四次了，都扑了空。我仰起头，看看天空，连一点浮云也没有。深夜里，星星眨着冷眼，东北、西北、正西的碉堡里，燃着一支火光，风一阵紧一阵。我们轮流着放哨，其余的都团’聚在一起取暖。马上，一颗明星从东山上露出来，随后又闪出了一道白光。鸡叫、狗吠、儿啼，……撕破了夜的沉寂，山村苏醒了。于是我们又来了第二个念头。我们仅五六个人，四周都是敌人的据点，最远的也不超二里半路，正北山坡里是被群众破坏了的残旧的铁路，下边沿沙河岸旁是一条大路，我们深恐敌人再绕道而过，那又会扑个空。
天明了，铁路上的人象蚂蚁似的在蠕动。老宋告诉我说“这是煤矿里工人刚下了夜班。”
提起煤矿来，老宋很熟悉，在不久以前，他也是过着矿工的生活，从早晨下窑，到明早晨才上来，在下边吃四顿饭，煎饼被炭末染得黝黑。下去象人，上来象鬼，但是下一次窑只能挣四斤小米，这样暗无天日的生活，再不能使老宋千下去了，他毅然跑到山前边干了八路军。
“老宋!冷吗? ”我问他。他说：“再冷点也比在‘国军’煤窑里好！"说完，他提着枪冲到山下去了。
太阳照红了这死寂的村庄和山谷，山下的房子里，是我们埋伏的短枪组，敌人若绕道而过，我们等至十一点，便撤出来，晚上再回来，敌人如按我们的计划进行，就把头哨让过去，集中火力在其队的中间给以干脆彻底的歼灭。
这时在房子里的队员们，都焦急地从门缝里瞅着。
九点了，估计快到时候了，每人都扳起了机柄，等待千钧一发的刹那。但是屡次听到的脚步声总是挑炭的老百姓。队员们等的有些不耐烦了，但又不能出去一步，因为距离敌人只有四十来米，出门就是战场。
十点二十分，远处又送来了一阵脚步声。我们从门缝里看去，前边有五六个敌尖兵，后头是联络兵，一律穿着灰色军装。原来我们是计划摧毁这里的一个乡公所和十来个顽自卫队，把人民从水火中救出来，若是遇上大队，就让过去，以便保存我们的力量。但事到临头了，再不能迟疑，于是马上转变了计划，大队也得打!
敌人踉踉跄跄地快接近了房子，我们每颗枪的子弹象要夺口而出。但是指导员没有命令，谁也不能先打出去。紧张的一分钟过去，敌人靠近了，第一个队员一颗枪榴弹打出，人们拥着门框象饿虎似的扑过去，敌人丢下枪四处逃窜，子弹、榴弹在敌人的屁股上飞过，浓烟立刻在村头上弥漫起来，挑炭的群众放下担子站到高山顶上观望着。武工队员孙即兰、周绍训等同志尾随追击，一直追至据点村里，把最后一个敌人打死在老百好牛栏里。另一股敌人把榴弹掷到周绍训同志的身边，周同志马上又拾起来掷回去。山头上，大门里，大路旁，受伤的敌人，在发着悲惨的哀鸣，我们马上转移了山头。敌人开来了大队，一阵排枪，一阵手榴弹，向着我们已经退出的阵地射击。五分钟后，我们又爬上了一座更高的山头，在和暖的阳光下，同志们坐下休息了，喜笑充满着每个人的脸，围观着缴获来的胜利品——汉阳造步枪和美国子弹。我们回去时，远远的还可听见一阵排枪，一阵手榴弹的声音。
（载一九四七年二月五日《大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