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43年的秋季，我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本人的作战已是刀对刀脸对脸。这是11月份一个寒冷的夜晚，西北风呼啸着横扫赣榆县城外的一条公路。我们刚刚拿下赣榆县城，正排成一路纵队向解放区行军。战友们急促的脚步和着冷风卷起的干枯树叶及扬尘在夜色中向前推进。
九连和十一连比我们早出发两个小时，我所在的十连与他们的距离拉得很长，由于我们的黄色军装颜色与日本鬼子差不多，为了敌后作战区别于日军，我们把棉衣反穿，但这样恰巧与黑狗子伪军相同了，于是我们在手臂上帮上白毛巾予以区别。连长叫康福胜，当时他身着从伪军那里缴获来的一件带有伪连长军衔的大衣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队伍接近马庄的一个三叉路口时已是夜深人静。
“谁？口令”！从那生硬的中国腔中，我们立即分辨出这是出自日本鬼子的口中。天哪，他们怎么会插到我们的队伍中来？而事实上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是我们闯到了敌人的几百人的队伍中。因为我23团（338团）一营和二营拿下赣榆县后，敌人纠集了2百人的日军和黑狗子（伪军）正向赣榆迂回，欲夺回这一沿海据点的交通枢纽和特务联络中心。我们遇到的就是这伙敌人。当时我们三营负责打援，也就是在城外断敌增援部队。
大家立刻紧张了起来，但从他们没有开枪的行为中，我方断定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凭借着一身伪军的大衣，连长将计就计地大喊到：“妈的，混蛋！你看不见吗？连口令都不会喊！”让敌人以为我们把他们当成伪军了。连长故意骂骂咧咧的，我们则迅速向前靠拢。但是，大家都清楚，一旦敌人近距离搜查，我们肯定会暴露，周围分布的敌人正等着把我们“包饺子 ”呢。电筒的光亮，划破了黑暗，鬼子从头到脚打量着连长，最后把目光停在了伪军大衣的军衔上，好像明白了什么，对着连长说：“你们大队长的那边的有，到这边的干什么？那边的对。”他指着汉奸队阵地的左边大声的说。“大队长在后边。”连长捏着驳壳枪并抖了抖大衣，挥挥手故意对后面的人喊：“快跟上来”。他迅速向前走，插到敌人中间。
由于我们是纵队行军，距离拉得很长，我当时离连长也比较远，并不知道前方是什么人，当我在路边解手的时候，不知道是谁抽烟的火柴点亮了周围，借着打火机的亮光，我看到了重机枪和闪闪发亮的钢盔，我心里直嘀咕：“看来主攻赣榆的兄弟部队换了武装了，改善了装备，乖乖，这下我们可威风了。”我朝着他们走了过去。“你们怎么样呀？”我突然发现，原来周围都是鬼子。我迅速回到班里，但是，发现敌人已经和我们的队伍混在了一起，一个带钢盔的鬼子坐在地上，四班的袁金生居然摸着鬼子的钢盔问那小子：“这买卖多不？”我心里咯噔一下，同志们还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都还以为是兄弟部队呢。鬼子没有回答，将手伸过来去摸机枪手王贺庆，我迅速对着耳朵告诉周围的人他们是鬼子，正当我们商量对策的时候，机枪手已经开始和鬼子夺起枪来了。要知道，这可是我排唯一的一挺机关枪呀。干哪！我和袁金生蹑手蹑脚摸到鬼子后面，使劲将鬼子推倒在路边的深沟里。他鬼叫似的“啊”了一声，只听见钢盔撞击石头的声音。“跑步前进！” 前面的同志们也被敌人发现了，不能再装了，我们拉响了手榴弹。趁着敌人还没反应过来，机枪也来不及掉头，我们迅速撤离路面，冲到了公路边的深沟里。哒哒哒，轰隆隆，敌人的机枪朝我们疯狂地扫射过来。我们班交替着互相掩护前进。此时，有三十多条黑影朝我们哇哇叫着冲了过来。当他们离我们只有三十米的距离时，我命令打两个排子枪。随着两排子弹，敌人倒下了一片。我走在全班的最后，一名日本鬼子冲上来一刀刺中了我的左手，鲜血直流，我一脚将他踢开，袁金生赶过来，将他死死按倒。此时我看到离我二十米处有一鬼子端枪朝袁金生瞄准正准备射击，我立即敬了他一枪把他撂倒。我和小金冲出混战在一起的队伍，当我们向前行进三到四里路后开始清点人数，我们班一个不少，全连也只有两个轻伤。
但是，身后的枪声越来越激烈，我们很奇怪，十连是最后一批队伍了，鬼子跟谁在交手呢？第二天听上级说，有一部分敌人在我连后面追击，当我们冲出敌人的阻击圈后，阻击的敌人把追击的敌人当成了八路军互相打了起来。
这次遭遇战，敌人死伤很严重，光尸体就装满了满满两卡车。
（原题目《一件伪军大衣引起的遭遇战-长城抗日战争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