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所属1-12纵队按照全军统一编制，番号改称38军（军长李天佑、政委梁必业）、39军、40军、41军 42军43军44军45军46军47军48军49军。长春起义的国民党60军改编为50军。 1949年3月11日，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上述各军正式改称第四野战军。4月21日国共和谈失败，毛泽东充分认识到，桂系首先是反共，其次才是反蒋，白崇禧与我军不可能化敌为友，于是，我四野遵循毛泽东与朱德《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挥师江南，一路追击白崇禧。
我38军113师是从宜昌过的长江。 行至长江边时，过江的船只已经由国民党部队收到了江南，我军在江北找到一些渔船和运输船，一个连乘坐一艘或两艘船只，船头架起机关枪，由于先头部队已经过江，对岸的敌军没有大规模的阻击，又有听说林彪的部队过江，“白匪”早已逃之夭夭。零星的子弹，也只是打到江中。过江后我营三连出现了大批战士上吐下泻。经调查发现，三连司务长上街买油烙饼。因为地处长江边，市面上有许多卖油漆船只的桐油，司务长并不知道桐油与食用油的区别，结果买回了桐油。战士们食用后整个连食物中毒，我立刻赶到三连，并请求团部给与三连药品支援，团里紧急调拨药品，将所有可能调用的都支援了三连。
一天，一位骑兵送来命令，调我到三营任教导员。接到命令我很是高兴，因为三营长是我的老搭档李宝贵。我们在山东抗日时就一起在二连，直到攻打新站拉法的时候，一位从359旅来的老红军请求到二连来当副指导员。三营长张玉鉴听说后，向团里提出要求，要我到三营机炮连当指导员。我不想离开红军连，但上级说：人家是老红军，想到二连工作。于是，我不得不和李宝贵分开。二连，总是在最残酷的战斗中失去指导员。新任老红军指导员上任不到四个小时，就牺牲了。当时，李宝贵对我说：“你不调走，一准是你死在新站拉法”。而我则说：“没准是你呢。我们两人总有一个会丢在那里。”后来，攻打天津的时候，李宝贵又到了三营当营长，我是三营教导员。南下前干部频繁调动，我又到了一营。如今，上级再次让我与李宝贵做搭档。
接到命令我火速赶到了三营，李宝贵高兴的迎了上来：“老伙计，咱们又在一起了。”说着集合队伍，让我讲话。刘国恩副教导员组织会议。 会前，李宝贵对我说：“老百姓将粮食藏了起来，部队没有粮食吃，大家都是北方人，对江南潮湿的气候很不适应，也没有地方睡觉，大都住在潮湿的田地里，蚊虫多，许多人生病了没有药治疗。”我望着眼前靠自己双脚从东北一路徒步过江的年轻战士，感慨万千。“我们还要继续战斗，活捉白崇禧！”
过江后我的身体也一直不适应，由于高烧不退，又缺少药品，除了喝水，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然而，即使是淡水资源十分丰富的江南，要想在行军途中喝到干净的开水却是件奢侈的事情。李营长平日里大大咧咧，此时让人烧了开水给我送来。而更多的人只能喝稻田里的水。许多战士和我一样，即使高烧不退，也不能掉队。眼前的路是那么的漫长，蚊虫、 酷暑与湿热似凶猛的敌军，袭击着我们这支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队伍。疾病有时比敌人更可怕，他侵蚀着我们的肌体，摧残着我们的意志。打摆子的战士，无论盖上战友再多的棉被，也无法驱赶颤栗的侵袭。我们有的生病的战士实在忍受不了，全副武装自溺于池塘里。
江南的雨，总是这么淅淅沥沥的飘落着，9月里我们进入了黑苍苍的山区。道路被前行的队伍踩成了泥浆。我们对当地的山路不熟悉，部队行进得十分缓慢。我找到李营长商量是否应该请个当地人做向导。李营长说：“鬼了，这深山老林，连个人影都没有，到哪里去找？” 沿途偶见几间破旧的房屋，房屋的主人早已不知了去向。好不容易遇到个瘦小的男人，我们的战士把他带到了营部。他叽里咕噜的操着湖南方言说：“我不能给你们带路，我家里还有坦克（堂客）”。
“坦克”？李宝贵眼睛一亮。跑到我身边。“喂，乖乖，坦克诶！”
难道国民党军把坦克藏在他们那里了？我大惑不解，和李宝贵商量后，派一个班跟随那个山农去看个究竟。
山农叽里咕噜的说着什么，带着战士们到了他家。战士们开始拉开距离端起枪朝院内搜索，山农说坦克就在屋内。战士将信将疑，进屋后发现只有一个女人。战士问：“坦克呢？”山农说：“那不就是我的堂客嘛。”几经解释，大家终于明白，湖南人把老婆称之为“堂客”。
李宝贵听到战士的汇报后，笑得前仰后合。“什么东西，老婆怎么成了坦克！”
下午，回到了营部，见李营长把穿破了鞋底的布鞋晾在树枝上，看样子他比我好不了多少，发的两双鞋，到现在已经全“报销”了。南下的时候，无论干部战士都只发了四双鞋。一路风雨跋涉，到现在很少有人鞋底没有洞。
我笑着说：“给你找个堂客怎么样？”
李营长说：“那我不成了国民党了，还带着走呢！到不如给双鞋呢！”
我们三营的几个营干部都已超过了25岁，副营长赵时中和副教导员刘国恩，团里的政委杨冠武，副团长朱月华，主任邢泽，除了团长张玉鉴外，都是清一色的光棍。打完了日本人打国民党，征战南北居无定所，谁都没有结婚的概念。而我们在追击白崇禧军的时候，经常见到他们携带家眷，心里纳闷，这带着女人，如何能打仗？甚至，一些连级军官都有妻儿同行，这样的部队，哪是我四野的对手！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在北京天安门响起的时候，我四野两个主力军38和39军在衡宝战役西线一路攻城追缴，遂向披靡，过常德战桃源，直捣辰溪，逼近了怀化。
烟雨笼罩下的花桥，距离怀化约30公里，北与辰溪毗邻。凌晨我338团到达指定地点，我们将山林里的野草扎成了圈伪装在头上，密切注视着敌军动态。晨曦缭绕战云密布，我113师要用一个师在花桥吃掉白崇禧的100团。（笔者注：有资料显示，花桥白崇禧的部队番号是700团，但是，在113师老兵的口述中均称15分钟花桥消灭白崇禧100团。）
通往花桥道路的制高点，我338团一个营埋伏在这里，炮声响起，337团撕开了敌守军的门户，我营官兵摩拳擦掌，蓄势待发。命令刚一下达，我们迫不及待的向花桥进攻。100团应该是白崇禧的正规军了，在军官的逼迫下，他们试图从我阵地突围。然而，经过了无数次游击战和正规战考验的四野主力，早已经不是端着三八大杆，钻芦苇，猫山洞，打一枪换个地方的游击队了。情绪高涨的战士们，集中火力稳扎稳打，很快，敌军蜂拥逃入了我营埋伏地。早已等不及的战士们如猛虎下山，一通猛打。把敌人压了下去。随后，敌军组织了四五次冲击，都没能成功。于是，他们向东南方向的339团冲去。经过几次对冲，顽敌没有越过339团的围堵，只能朝怀化突围。此时，我338团截住了他们，只用了15分钟便解决了战斗。
白崇禧的100团，一千多人，在花桥，被我113师全歼。团长也被我团一营俘虏了。这是我军衡宝战役中最漂亮的一仗。
几天后，部队集结到了武岗，每天以营为单位出击作战，作战后回到武岗休整。没有大的战事。
队伍沿着崎岖的羊肠小路蜿蜒而上，双脚拔出泥巴发出的声音，和着淅淅沥沥的雨点打在繁枝茂叶上的莎莎声，打破了这座人烟罕见的大山昔日的宁静。路是前面部队硬生生用双脚踩出来的，有的地段几经山雨冲刷坍塌了，森林浓阴蔽天，脚下荆棘遍布，山林间和峡谷里，行进着成百上千名湿漉漉的铁血男儿，他们默默的前行，手中用树枝制作的拐杖常常因为插到湿滑的山坡上而连人带枪滚下山坳。我和营长李宝贵共用一匹马，但是我们却很少骑它，有时用它驮行李，有时让那些生病的战士和伤员骑。队伍中有很多的人都在发烧和打摆子。汗水和着雨水浸湿了粗布的军装。这蔽日遮天的森林是如此的漫无边际，而队伍中的每一人都没有选择的紧紧跟随着前行的战友。对那些伤员和病号来说，宁肯拖死在队伍里，也不能掉队，因为一旦掉队，就意味着永远也走不出这黑苍苍的大山。有的战士问我：“教导员，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那狗日的白崇禧。这整天的在大山里转悠，还不如真刀真枪的和国民党干呢!”
谁说不是呢，衡宝战役后，我军大踏步的开始了对白崇禧部的追歼战，自从进入黔东南的苗岭，就没有打过像样的仗，国民党跑得比兔子还快，完全没有了东北战场上那猛虎般的杀气。那闪烁着亮光的子弹，充满血腥的紧张，此时此刻都被雨雾蒙蒙的山峰隔绝了。穿梭在杂草丛生山间小路，走上半天也看不见一个敌人，而当地的人把我们当土匪一般的防范，坚壁清野，部队粮食供给成了新的“敌情”。当时我们每个营有管理员，连里有司务长（管炊事班），团里是供给处，他们每天都为粮食犯愁。
一天傍晚，我们边走边寻找可以落脚的地方。忽然前面有几间茅草屋在雨雾缭绕的山坡上若隐若现。李宝贵叫上两名战士先上去侦查情况，我们则在雨中等待侦查人员的消息。过了一会儿，战士回来报告说草屋里鬼都没有。李宝贵和我商量了一下，决定今天晚上就驻扎在这里。
走进茅草房，没有发现老乡。屋前屋后，空空荡荡，找不到任何可以饮食的东西。我让各连分散寻找可以过夜的场所。各连干部回来后说在附近还有些人家，只是大多家中无人，都躲到山里去了。墙壁上刷有一些反解放军的标语，显然，这里曾经有国民党军出入，并遭受过土匪的洗劫。我让各连注意军队纪律，不要打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并需提高警惕，以防土匪侵扰。
散落的村户死气沉沉，偶有人家也只见男人和孩子，我们都觉得奇怪，女人都在干什么？我好奇的问一个蹲坐在门前草垛边的瘦小男人：“你在家做饭带孩子，那老婆呢？” 男人似乎听不明白我的话，双手比划着说了些什么，我摇摇头无可奈何走进了房间。
通信员将门板卸下给我当床用。而更多的战士只能铺上稻草或树叶，背包都被淋湿了，一些人点燃了炉火烘烤衣物。
第二天，见一些妇女拿着工具走出家门，而男人和孩子留在家里。后来才知道，广西一带，男人在家做饭带孩子，而女人则外出劳动和干农活。
各连从老百姓手里买了些米和菜，机炮连这一天买到了些肉。炊事班做好后，机炮连将重机枪架在草垛旁，围坐在一起喜气洋洋的正准备开饭。突然，山坡上冲下来一个人。机枪手下意识的抱起重机枪。然而，来者显然对武器没有兴趣，他挤到摆放着碗筷的木板前，眼睛直勾勾的盯着碗里的肉（碗是用洗脸的脸盆代替的）。战士们都愣在那里，眼睁睁的看着他将沾满泥巴的手伸向碗中，用手抓起肉就朝嘴里塞。机炮连的指导员赶紧让战士把脸盆里的肉分出给了他，他才心满意足的走进了房屋。原来是躲进山的房东回来了，我部进入他家后，他并没有走远，一直在附近徘徊，见解放军没有传说中的可怕，就寻找着机会回来，今天看见队伍在吃肉，实在馋得不行，迫不及待的回了家。，
我通知各连指导员，让他们不要过多的和老百姓接触，因为我们不了解当地的民俗，以防不慎破坏了党的政策和军队的纪律。然而，即使这样，意外还是发生了。
当我们接到继续前进的命令时，九连住处着火了。我和李宝贵商量了一下，由他带领部队先走，我则领着通信员赶往九连。九连指导员走上来向我行了个礼，惭愧的说：“一名战士在烘烤衣物的时候，不慎火苗上串到了屋顶，将房子点然烧毁了，虽然火已经扑灭，但茅草房几乎被烧穿了”。我查看了一下，九连住的并不是老乡真正的住房，而是几个用木头桩搭建的牲口棚。然而，这把火把当地老百姓对解放军原本存有的戒备和偏见激发了。一些人手拿猎枪，从山里回来把我们围住，说大军临开拔了就放火烧房子。有几个人甚至试图夺战士手里的武器。
九连长跑到我身边：“教导员，怎么办？这打不得跑不得的！” 我拔出手枪走到试图夺枪的青年面前说： “战士们行军风里雨里的，衣被全湿透了，火是不小心引起的，要是有意放火，怎么只有这一处？” 青年看着我的枪后退了。
我对九连长说：“快去找村里管事的，我们没时间继续耽误了，这边我向团里汇报”。
随后，团里工作组给了老百姓200块钢样，我们才得以解脱，回到正在开拔的大部队。
这一年的11月底，我们进入了广西境内。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征战桂林南宁白色等地。到了12月中旬，广西全境得以解放。
我来到蔚蓝的海边，任那大海卷起的浪花打在我终就可以松开绑腿的双腿上。蓝色的海浪一层层向我涌来，又一波波的向海的深处退去，带走了我长途跋涉的疲惫和渗透入骨的烟尘。愿这世界永远这般宁静，只有这自由的海浪，自由的海风，和这颗自由跳动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