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6日开始到1949年1月10日，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结束时，我在徐州接管。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后，人民解放军奉命向尚未解放的江南广大地区举行规模空前的全国大进军，解放和接管南京、上海的任务摆到我们的面前。
暮春4月，我接到华东局的调令，告别古战场徐州，飞驰在徐淮路上。田野里农民正忙着春耕，战痕依稀可见。进入淮南，运河两岸，一片好风光，正是：春风又绿西湖瘦，接管催人下扬州。这时想到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说的：“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多么令人鼓舞！
我人民解放军1949年4月21日横渡长江，23日解放南京，5月3日解放杭州，此后即转入部署解放上海的战斗。我们随华东局直属机关部队于4月24日由扬州过江到丹阳，驻扎在丹阳县城的大庙内，紧张地进行接管上海的组织准备工作。此时，潘汉年、夏衍、周而复、杨秘书（毛岸青）等同志带着一班警卫战士，由北京赶到丹阳。原在上海的地下党领导人刘晓同志去山东向华东局汇报工作后，也到了丹阳。5月初，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丹阳召开会议，讨论接管上海问题，有4个内容：1．人事、组织安排；2．入城政策纪律；3．人民生活安排（米、棉、煤）；4．统战政策（如何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恢复生产）。当时中央已决定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市长是陈毅司令员，副主任是粟裕副司令员，副市长是曾山、潘汉年、韦悫同志。市军管会和市政府的正、副秘书长以及各局（处）长也都经华东局讨论决定，军管会和市府秘书长开始时由潘汉年副市长兼，我任第一副秘书长，沙千里为市府第二副秘书长。8月起市政权工作均由市府主持，我改任秘书长。
在华东局和陈毅司令员的直接领导下，抽调干部，配备各级领导班子，许许多多干部都集中了。当时我们的干部少而精，在调配干部中，不论是属于哪个部门哪一级的，都是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安排干什么工作和职务就干什么，把革命岗位看作做官的人，想把权力作为个人谋私利的人，很少发现。
在组织和调配干部的同时，有关接管工作的事务和技术方面的准备工作十分繁重，如草拟接管上海各种组织机构的命令，印刷军管会命令和军管代表的任命书，刻制和盖印各种接管印章，印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上海市军管会人员的胸章、臂章等等，都亟须着手进行。在短暂的时间内，由配备接管市政府的同志们，找来了全丹阳城的木刻匠人，买光了丹阳城内能供印刷的纸张，日夜紧张地工作，为接管作好事务、技术方面的准备。
渡江之前，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杨帆同志在华中工委所属江南工委领导下，组织了一批同志在淮阴将长期搜集和地下党送来的各种有关上海的情报，按机关、部门、产业等分类，编印成10几种有关上海的资料，如《上海概况》，等等。我们及时地分发给各接管系统的负责人员。这批材料提供了上海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对接管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工作，由陈毅司令员亲自抓，5月10日，他在丹阳城内对接管上海的各级负责干部做了入城纪律和政策报告。他根据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的精神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从城市政策和党的优良传统、部队纪律等各个方面，并针对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大城市，以及当时干部和指战员思想上存在的问题，作了透彻的讲解，要求所有部队和接管人员，要像渡江演习那样，把人城纪律和政策当一件大事来做，并指出保障入城纪律的办法是：一切事先请示，事后报告。一切由主管的专门机构去处理，不要乱决定乱动手。强调接管上海的胜利对中国革命的进展具有重大意义，全党全军要过好人城接管这一关。报告后，层层传达，认真组织学习讨论，并进行演习。
陈毅司令员在报告中还说：“今天还不进上海，就是因为没有准备好，现在上海敌人只有残兵5个军，没有什么打头了，以前的那些恶仗不会有了，现在是走到哪里就解放到哪里。但对接管上海要作好充分准备，特别是上海地下党要作好发动上海工人阶级进行护厂斗争，粉碎敌人破坏上海的阴谋，我们的接管将取得伟大胜利。”我们离开丹阳时，已完成了接管上海的组织准备工作。
5月12日起，开始上海的外围战斗。5月24日人民解放军东西两兵团钳击吴淞要塞，封锁了吴淞港口，截断了敌军的退路。5月25日开始四面总攻，27日上海完全解放。经过7天的血战，上海战役计歼敌15万多人。
25日夜和26日晨，我们随华东局机关和接管干部队伍一起，由丹阳乘火车到南翔，又由南翔分批乘汽车向上海进军。这时，陈毅同志问我：“接管上海市政府的队伍先进驻哪里？你熟悉。”我说：“先进驻徐家汇交通大学，然后分头接管。”当时雨雾蒙蒙，道路泥泞。我们坐汽车直驶沪西徐家汇交通大学，没有占用师生员工的宿舍，驻在二楼讲堂，大家都躺在地板上休息，这就是我们人城的第一个夜晚。陈毅司令员和华东局其他领导同志张鼎丞、曾山、秘书长魏文伯以及地下党的几位领导人，由南翔乘部队吉普车直驶沪西圣约翰大学，在那里驻了一夜，26日华东局进驻瑞金二路原励志社及三井花园内。入城几天后，邓小平政委也来到华东局，每天夜里在原励志社听取接管汇报。
26日，陈毅同志要我派熊中节同志带一个小组到国民党市政府去接触了解。原来早在24日，旧市府大楼上已悬挂白旗。代理市长赵祖康原是一位工程师，在工务局任职，经熊中节和他谈话，安排好接管事宜，并带回汽车队负责人，听候调遣。27日上午八九点钟，接管旧市府的一批人员，由我带领进驻汉口路江西路的旧市府大厦。按我们原来组织接管的布置，各就各位，进入各个办公室，宣布旧人员包下来，照常上班。我们进入二楼的市长办公室和秘书长办公室，马上开始熟悉环境，同各方面进行联络并部署工作。
遵照陈毅司令员的指示，作为历史的纪录，要我们安排在28日举行接管国民党市政府的仪式。这天下午，在约有80平方米的市长办公室内，陈毅市长坐在’巾长办公的座位上，周围坐着潘汉年副市长、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宋时轮和我，以及沙千里、周而复、刘晓等人。由熊中节引进赵祖康代市长，对着陈毅市长坐下。陈毅市长既爽朗又轻快地宣布举行接管旧市政府的仪式，由赵祖康代市长将旧市政府印信上交陈毅市长（印信交出后即封存）。陈市长简短地致词说：“赵祖康先生率领旧市府人员悬挂白旗，向人民解放军交出了旧市府关防印信，保存了文书档案，这种行动深堪嘉许。期望今后努力配合做好市政府的接管工作，并请赵先生在工务局担任领导。”这就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将军兼诗人陈毅市长主持接管上海的一幕真实的历史事实。上海市军管会的接管工作从此开始了。对赵祖康先生的大胆任用，极大地安定了原在国民党市政府供职的许多工程技术、医务卫生和市政管理等方面的专家和人才。
接着，在市长办公室对面的会议室内，事先召集了旧市府所属各局（处）长和我们接管市府各局（处）的领导同志在一起，由陈市长、潘副市长登上主席台。由我主持，请陈毅市长发讲话。他指出：上海是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与奴役中国人民最大而又最顽强的堡垒，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和压迫中国人民的主要基地。解放上海，是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的破产，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灭亡，上海解放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天翻地覆的革命胜利。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外，世界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我们接管上海，是要组织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上海今天已成为人民的城市，屹立于世界上。帝国主义者说什么共产党不能治理上海的谰言，一定要破产。希望旧市政府各级人员，服从命令，共同做好接管工作，办理好移交，争取为人民服务作出贡献。这就是陈毅同志亲自接管上海旧市政府的一天。因此，5月28日已定为上海市解放纪念日。
从27日起，市府秘书处、总务处、人事处、市财政局、工务局、卫生局等接管人员驻进军管会、市政府大楼，市委驻进建设大楼。公安局由杨帆同志接管。财经接管委员会驻进华懋饭店，上海市总工会筹委会在外滩交通银行大楼里。“我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时工作忙”的歌声响彻云霄。上海市的工人阶级保护了工厂，他们怀着深厚的感情和军管会的代表合作，是非常感人的。我和办公厅的同志们日日夜夜坚持在办公室，晚上大多睡在办公桌上。我那时才36岁，年轻身体好，晚上少睡或不睡，白天照常工作。
接管工作刚开始几天，有敌特向军管会寄来一封恐吓信，信内装了两颗子弹。我在汇报工作时把这件事向陈市长讲了，他听了之后，指示把市府全部旧职员集合起来，由他讲一次话。照他的指示，我们把旧人员约200人集中在当时市府大楼中楼原调查处的大空房内，由我主持，请陈市长讲话。他说：这次讲话是同大家见见面，谈家常，摆龙门阵。他的讲话像海阔天空，但又使人摸得着边际。主题是讲明共产党、人民政府对旧人员的政策和态度，是采取郑重负责、妥善安置的办法。除了个别劣迹昭著群众反对者以外，一律采取团结和改造的方针，要使大家都得到工作、学习和生活出路，决不会一脚踢开，使他们流离失所。还记得他在会上风趣地说：“有特务写恐吓信，寄了两颗子弹，想吓人，打淮海战役，消灭敌人五六十万，飞机大炮都不怕，怕你两颗花生米，岂不笑话。”一席家常话，使旧人员的心十分温暖，大家亲眼看到这位驰骋疆场的将军，谈话是那么人情入理，深得人心。会后反映很好，旧人员中有做过特工并有手枪的，主动到保卫科交枪，坦白悔过。
不到一个月，由于美蒋反动派于6月23日宣布封锁上海口岸，出现了暂时困难。在执行反封锁、反轰炸的六项方针时，有些机关在整编节约中，对旧人员的裁减未认真按照党的政策方针执行，出现了个别的局部的偏向。发现后，我们立即遵照毛主席指示和陈市长的讲话，对旧人员本着“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政策精神，公开登报给予纠正。对因裁减而生活确实无法维持的旧人员，明令由原接管单位召回，给予适当工作或妥善安置，共同度过暂时困难。
随着陈毅市长接管上海市政府，军管会全面展开接管上海市。1．接管时上海的情况
接管当时，上海的情况如何？据市政专家调查研究的统计材料，当时上海市面积611.7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人，有450万人住在面积86.6平方公里的市中心区，50万人住在其它地区（当时郊区的范围小，面积人口少，有新市、江湾、吴淞、大场、真如、新泾、龙华、杨思、洋泾、高桥等区）。据1949年底的调查统计，当时上海人口中，47%是劳动者，53%是依靠他人劳动的受赡养者。工厂、码头、铁路工人和手工业者共有503500人；国家机关、工厂企业和私人公司中的职员有449000人；从事商业者655700人（包括商店老板8万人和摊贩265100人）；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及员工21500人5市内交通工作人员、家庭妇女和农民401400人。
全市共有235000幢房屋，其中151000幢是住宅（内包括2万草棚式建筑物），84000幢是商业用建筑。82%的居民享用自来水，享有下水道设备的仅占10%。公共汽车、电车运载乘客只占50%左右，其余市民则使用三轮车、人力车和自行车。解放时登记的工业企业约5990家，其中只有103家能算得上规模较大，雇用500至3000工人，其余的只能说是手工业式的企业。商业大多数为小商店，1949年统计共有63000家以上。
据市统计局数字，1949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为30亿零9000万元。电力年发电量10亿零900万度，年产钢5200吨，棉纱712000件，棉布6亿4000万米，机械工业只能修修配配。
此外，还有失业工人25万人，连店员及家属在内、共达100万人以上。平民连家属在内，约有65万人。游民（包括乞丐、娼妓、扒手、流浪儿童、散兵游勇、吸毒者等），连家属在内约17万人；逃亡地主、恶霸连家属在内约10万人。
上面这些统计数字说明，我们当时从反动派手中接管的是一个生产落后、畸型发展的旧上海，改造的任务十分艰巨。但我们充满信心，深信上海变成我国最大的人民城市后，生产力获得解放，定将发挥工业基地的巨大作用。
2．接管上海的方针
怎样接管上海，在部署渡江解放宁沪时，我们早已着手研究，并开始准备工作。首先确定采取“稳步前进，量力而行，实事求是”的接管方针，即不采取性急办法，也不采取迁就办法。这是一种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方针，使接管工作能掌握极其复杂的情况，能有充裕的时间去处理各种日常事变。解放刚一个月，有许多朋友嫌我们太宽大，匪特方面说我们无能，以“左”的刺激或右的引诱方法，企图逼迫我们改变方针，我们坚持执行原定方针，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根据华东局、市委的部署，整个接管工作分成接收、管理、改造三大步骤，并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将接管工作分为4大部门、4个系统：
(1)军事部门，由军管会军事接管委员会接管，主任粟裕，副主任唐亮。下面分为军事部、政工部、后勤部、海军部、空军部、训练部等分别接管。
(2)政务部门，由军管会政务接管委员会接管，主任周林，副主任曹漫之。下分民政接收处（处长曹漫之），法院接收处（处长汤镛）．另有20个市区（黄浦、老闸、新成、静安、江宁、普陀、长宁、邑庙、蓬莱、嵩山、卢湾、常熟、徐汇、闸北、北站、虹口、北四川路、提篮桥、榆林、杨浦）接管委员会和一个郊区接管委员会。
(3)财经部门，由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接管，主任曾山、副主任许涤新、刘少文，委员有骆耕漠、龚饮冰、顾准、陈穆、徐雪寒、孙冶方、黄逸峰、吴雪之，骆耕漠为秘书长，方原为秘书主任。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下属有贸易、工商、劳工、轻工业、重工业、农林、铁道、电讯、邮政、航运、工务、公用、房地产、卫生等处，除由各委员兼任处长外，另配备其他领导干部。还有一个复兴岛接管处和一个接管工作队。接管江海关的专员为徐雪寒、贾振之。
(4)文教部门，由军管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接管，陈毅兼主任，副主任夏衍、钱俊瑞、范长江、戴白韬。下属高等教育处（处长先为韦悫，后为钱俊瑞）、市政教育处（处长戴白韬）、文艺处（处长夏衍）、新闻出版处（处长周新武）。
按照上述系统，把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在上海的机构与上海市政府的机构，统一划分在上述四大部门内统一接收，市政部门于接管后划归市人民政府领导管理，财政部门于1951年7月21日成立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后，由华东财委移交给市财委领导管理。市财委第一任主任潘汉年，副主任许涤新、顾准，不属于市政范围的原中央企业事业及各省的企业事业，由军管会代管，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划归中央及各省市领导管理。接收阶段的工作，一般包括清点移交，要求不打乱，不影响工作与业务的继续。管理阶段主要是进行研究、考察，开始局部改造和整编。改造阶段则大部地全盘地肃清原来的反动制度，巩固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制度。政务部门和军事部门按照老解放区的军政制度，进行全盘改造。经济、产业和文教等部门，就技术与业务范围而言，保留符合人民利益和科学管理的部分，改变反人民、反科学的部分，以人民革命的方针代替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方针。
3．接收移交
我们用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1949年六、七月)，完成了移交、清点、接收工作。(1)军事接收工作（从略）
(2)市政接收工作，计接收旧市政府所属财政、卫生、工务、公用、教育、地政、民政、公安、社会等九个局，另一民食调配处和文献委员会。市府本部接收秘书、人事、调查、会计、新闻、外事、总务、交际等10个处。以上旧人员共计49000余人，除调查处旧人员大部逃跑或转入潜伏外，其余各局处95%以上人员均留原岗位照常工作，听候处理和任用。当时我们把接收的社会局裁撤，成立工商管理局和劳动局；将民食调配处裁撤，另成立上海粮食公司；又另成立文化局、房产管理处（后改局）；成立外侨事务处（后改名外事处）管理外侨工作，并由该处接收原国民党中央政府驻沪外事部门的有关机构。
(3)财经接收工作，是把国民党旧市府范围及中央驻沪机构统一起来接管的。计接收银行、工厂、仓库等机构410个单位，重要资财有黄金、白银、金圆券、台币、台糖、粮食、汽车、汽油等等。在上述各单位服务的旧人员共计153000余人。当时对私营企业和外商企业均未接收，但外商企业实行军管。
(4)文化接收工作，高等教育方面接收大专校院26个单位，计教授、研究员、讲师、助教和职员工人共2796人，学生8109人。市属教育方面接收公立学校和教育机关共503个单位，教职员工5517人，学生176412人。新闻出版方面接收和实行军管的共58个单位，其中报馆、通讯社25个单位，书店、印刷厂等30个单位，共有人员2314人。文艺方面接收13个单位，其中电影9个单位，戏院4个，员工173人，技术人员165人。当时对各私立大、中、小学和私营文艺单位，均不实行接收，亦不实施军管。
全上海共接收旧市府、各局、各区、各系统的文书档案材料2247000卷，包括范围有蒋、汪政权、租界工部局、公董局及其他帝国主义统治机构，官僚资本企业，帝国主义企业以及反动时期的知名人物等方面。这大批档案材料，对解放后上海的社会主义主义改造和建设，起了重要的查证参考作用。
四
由于党的接管方针正确，我接管人员忘我的革命精神，艰苦的优良作风和严明的纪律，加上移交人员协同配合，人民群众热情帮助，仅用了大约8个星期的时间，就胜利地完成了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接收任务，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使接管工作顺利转入第二阶段，即管理和局部改造阶段。1．肃清残敌，维护治安，疏散难民，清除垃圾，整顿交通秩序
军管初期，百废待兴，每一件工作都要从头到尾有计划地进行，特别是社会治安、环境卫生和城市交通等方面，必须抓紧整顿。在市委、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的有力领导下，由于接管人员发扬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作风，克己奉公，虚心求教，取得旧人员和人民群众的帮助，使许多复杂的问题办起来都比较顺手。六、七两个月，公安部门和警备部队共逮捕残敌、特务、盗匪2560多人，扫除市区及近郊地雷22900多个，拆除碉堡18000余座，收容散兵游勇22000多人（内军官2700多人），救济和疏散因战争和灾荒逃来上海的难民30多万人，使其还乡生产，得到生活出路。清除市区积存垃圾33000多吨，夏季防疫注射达350万人，超过历史记录，使环境卫生和人民健康得到改善。同时，整顿交通秩序，减少交通事故，六、七两月车辆肇事案件比解放前的一、二个月显著减少。
2．围抄证券大楼，打击金融投机
接管上海开始，首先提上日程的问题，是采取紧急措施，打击金融投机，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市军管会成立后，首先公告自即日起收兑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和美钞。金圆券10万元兑换人民币一元、自6月5日起，严禁金圆券在市面流通：，并宣布所有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物价计算以及债务、账务和票据等，均须以人民币为计算和结算本位。由于金圆券的信用早已破产，当时市场通货实际上以银元为主，一些投机商兴风作浪，操纵银元、美钞价格，引起物价猛涨三倍，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和人民币的稳定。虽经军管会警告，投机分子仍然暗中活动，十分猖獗。6月10日军管会命令有关部门围抄投机集中的旧证券交易所大楼，将一批扰乱金融、危害人民生活的投机分子加以逮捕法办。这是入城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对捣乱者的第一次打击，广大市民无不拍手称快。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和其他种种手段，巩固了人民币的合法地位，物价波动也缓和下来。
3．调运“两白一黑”
大米、棉花、煤炭，是关系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重要物资。由于解放前工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遭受反动派摧残，战．争期间交通阻断，加上解放后敌人对上海口岸实行封锁，使上海“两白一黑”的供应十分紧张。为了保障市民生活需要和维持、恢复工业生产，在党中央的大力领导下，及时调动华东5省和其他各省将粮煤运来供应上海，解决了困难。棉花供应通过加强收购，并准许商人自备外汇进口棉花予以免税，同时对存棉分配采取国营私营兼顾的方针。对船舶进出口采取扶助的方针，奖励绕道青岛、天津出口进口，在运费、税收上予以照顾，因而使进口物资首先是米、棉、煤三者源源输入。过去仰赖洋米生存的上海，很快就完全吃国产米；过去仰赖外棉才能生产的纱厂，也大大提高了自给的比重，使上海工商业在接管中一步步地度过难关，并且开始立足于国内，自力更生，意义非常深远。
4．抢救特大台灾
1949年7月24日、25日，特大台风袭击上海，灾情严重。郊区海塘工程由于反动派统治时年久失修，决口20多处，受灾田亩计78600多亩，冲毁农民房屋6900多间，受灾人口75000人左右，市民死伤很多，雁窝少有两个连的解放军，在台风袭击后失踪。南汇有四个乡全被冲没。外滩公园树木竹篱全被吹倒，行道树吹倒1000多株；市区房屋损失三四千幢；许多工厂损失严重，闸北水电公司大部被吹毁，烟囱折断，停止供电；库存粮食被淹，损失200斤；各河道沉船三四十只，载运物资随同损失；市区马路普遍积水，现在的淮海路上积水深达2尺到6尺，黄浦区的东部、中部平均水深三四尺，延安西路、华山路一带水深约三尺，公共车辆无法通行。入城接管未满两个月，想不到又要同自然灾害打一仗。25日，陈毅市长在市府亲自主持紧急会议，抢救台风灾害。他听取了汇报后，指示抢救工作，并说：“我们的气象预报制度未认真建立起来，没有及时掌握台风动向，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主要是领导上的责任。我自己也疏忽，竺可桢先生曾几次向我说，大风快来，要注意。还说，气象台拨交文管会，但接管后因无专业知识，没有管起来。想起老先生的话有道理，说明自己不懂，又不听人家的，教训很大。上海这样大，光我们管不行，要大家管。”他的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今天我们记忆犹新。
浦东高桥海塘原被国民党军队破坏严重，特大台风袭击之后，塘身堤顶土方大都被水冲走，冲开决口20多处，造成浦东45万亩农田与30万居民的安全直接受到威胁，其中炮台浜大决口宽30公尺，水深达四公尺最为严重。在市财政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市人民政府仍坚决拨出20亿元巨款全力抢修，调动部队，发动群众，用以工代赈的方式抢堵。最大的决口因缺乏经验与专家指导，第一次不能合拢，最后由陈毅市长亲临海塘现场察勘，听取了水利专家的意见，在工地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勉励职工群众想方设法，群情振奋，终于胜利完成合拢。后来又完成了二、三阶段的永久性护岸工程，为以后上海的防台防汛工作打下了基础。对台风造成的损失和防台防汛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均作了处理和改进，取得了经验教训。
五
上海解放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不断派飞机来上海轰炸、扫射。6月23日竟然公开宣布对上海口岸实行武装封锁，企图以此阻止我内外交通、断绝重要物资供给，破坏上海的生产建设，逼我就范。这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最后打的一张牌。美蒋封锁确曾加重了我们接管初期的困难，当时有一部分人缺乏远见，产生悲观失望情绪。在中央的指示下，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及时制定了反封锁的六项方针：(1)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解放全中国；(2)有计划有步骤地疏散人员，将部分学校工厂内迁；(3)强调自力更生，改变上海生产方针与发展方向，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把为国内生产，为人民服务作为上海一切企业生产的方针与发展方向；(4)动员大批党员和干部到农村去，先开展农村工作，然后回头来发展城市；(5)发展内地交通，鼓励城乡物资交流；(6)节衣缩食，实行精简节约，克服眼前困难。上述方针在7月由邓小平政委去中央汇报，经毛主席批准后，作为上海市第一个施政报告，于1949年8月3日在市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上正式提出，并立即坚决贯彻。陈云同志来到上海，指挥解决重大经济工作问题。
1950年2月6日，美制敌机对上海发电厂设备滥施轰炸，附近很多居民受灾，上海电力公司电设备三分之一被毁坏，以致当晚无法发电。在陈毅市长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电力工人、市政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解放军一起，配合抢修，第二天即恢复部分发电，至13日恢复了原有发电量的百分之六十五，上海市民生活和各工厂企业得以恢复正常。这一轰炸阴谋激起了全市人民的愤慨，使上海全体人民进一步团结在党和人民政府周围，为巩固胜利，反封锁、反轰炸、建设新上海而斗争。回忆在敌机轰炸时，陈市长和潘副市长得到报告，马上带领其他领导干部到现场视察灾情，慰问灾民，并动员全力抢救、抢修，充分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胜利的信念。
在反封锁、反轰炸斗争中，8月底陈毅市长传达了毛主席指示的精神说：“军事上迅速解放全中国是反封锁的最有效办法，全部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封锁就不存在了。第二个办法是外交政策主动一边倒，与苏联合作加入世界进步阵营。第三个办法是强调自力更生，依靠人民自己的劳动，创造机器资财，建设新中国，这是长远的方针，不单纯是为反封锁而提出的。采取这个方针可打下新中国建设基础，可使帝国主义就范。”在1949年下半年，陈毅市长就作了机密部署，指示修建和扩建原国民党的虹桥机场，从部队中抽调一部分人员，在苏联空军人员的帮助下，加紧训练空军部队。从此，随着全国大陆全部解放，我们有了能英勇歼敌的空军，美蒋反动派的封锁轰炸彻底被粉碎。
六
上海市的工商业过去是依赖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而存在和发展的，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重要工商业大都被帝国主义和四大家族操纵垄断，相当多的私营工商业存在依赖性、投机性和盲目性。解放后，这种畸形发展的状态虽然有了限大的改变，但仍有所表现，如商业多于工业，投机商业多于正当商业，加工工业多于制造工业，而重工业的生产资料如机器等，仍大部分依赖外国进口，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基本工商业没有基础。举例来说，作为工业基础的动力生产，不仅由外商经营，而且油料80%来自进口，20%的煤也依靠进口；五百万人口所吃的食粮，so%- 60%依赖洋米、洋面进口；占全国总设备60%的棉纺业，所需原棉有60%靠进口；占全国总设备80%的毛纺业，全部靠进口毛条维持生产；占全国总设备四分之一的面粉业，原料全靠洋麦；日产6000余吨的造纸设备，完全靠进口纸浆；月产12万箱的卷烟业，半数以上的烟纸烟丝都靠进口；其他不胜列举。所以解放前民族工商业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很差，不得不依靠官僚资本，利用恶性通货膨胀，分配进口外汇，或向反动政府贷款，套购平价粮煤，囤积各种原料，买卖黄金外币，用这些手段来维持生产，弥补正常业务的亏损，寻求出路。这就是上海工商业在接管后未改造前的基本特点，也是我们接管后亟须解决的问题。
当时在敌人封锁轰炸的困难情况下，由于中央的有力领导，人民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充分供应煤、粮和必要的棉花，随着接管后初步改造阶段开始，举办贷款、收购。加工、订货，以维护生产。接着“二六”轰炸，各厂被迫停工，信用呆滞，劳资纠纷迭起。同时，国家开始改造旧的经济结构，实行财经统一，及时发行公债，整顿税收，收缩通货，暂停企业贷款和订货，全国物价下降。于是上海工商业的各种隐病全盘爆发，表现出销路呆滞，资金枯竭，劳资纠纷严重。1950年上半年，不少工厂、商店关闭，资方逃走，失业工人达15万人左右，连家属在内约50万人，需要临时救济。
当时在市一届三次人民代表会议上，及时提出了“克服困难，维持生产”的方针和步骤。会后，根据政务院指示，成立了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由陈毅市长兼，副主任委员由市委主要领导成员、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同志担任。同时，积极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加强救灾工作，救济失业，推动私营企业改造。由于1950年全国夏粮丰收，市场扩大，特别是各地对上海的支援和配合，到6月经济情况开始逐渐好转。11月，美帝国主义扩大侵朝战争，全国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其他各行各业都积极投入这一运动，普遍订立爱国公约，支援政府关于巩固财经好转，稳定市场，改造工商业等措施，工人阶级发动生产竞赛。从此上海的经济情况由克服困难、维持生产，转入逐步恢复、逐步改造，并为后来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七
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一入城，就亲自拜会知名人士宋庆龄、颜惠庆、张元济等，访问各界人士，征询他们关于接管上海的种种意见。6月2日，在市府邀请上海产业界代表举行座谈会，讨论恢复生产等问题。6月3日，军政首长欢宴各方面民主人士。6月15日，邀集上海耆老举行座谈会。7月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为纪念党诞生20周年，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招待各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为纪念“七·七”抗战和庆祝上海解放，举行了军民大游行大示威（第三野战军部队随即撤离市区）。同时，召集各界代表千余人举行纪念“七·七”庆祝解放大会。8月1日，全市热烈庆祝“八·一”建军节。8月3日，上海市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主要议题是“粉碎敌人封锁，为建设新上海而斗争”。12月6日，召开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上海财经问题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会上正式成立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协商委员会和所属各专门委员会。第一任市协商会主席是陈毅市长，副主席是刘长胜、胡厥文，许涤新为秘书长。1950年4月13日，召开第一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心议题是克服经济生产中的困难和完成上海负担的公债税收任务。在此以前，上海各界群众团体，如市总工会、市民主青年联合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委会、市农会、市妇联、中苏友协上海分会等，陆续成立，紧张地展开各自范围内的活动，把各界人民紧密团结在党和人民政府周围，为实行各项任务而奋斗。
1950年10月16日，召开上海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了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市长和副市长、原任市长陈毅当选市长，原任副市长潘汉年、盛丕华当选副市长，政府委员中有刘晓（市委第二书记）、刘长胜（市总工会主席）、周林（市府秘书长）、郭化若（淞沪警备司令部政委）、许涤新（华东财委副主任、市工商局局长）、夏衍（市委宣传部长、市文化局局长）、荣毅仁（民建全国委员、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副主席）、赵祖康（市工务局局长）、刘鸿生、黎玉、张祺、杨帆、马纯古等13人。同时，推选出第二届第一次市政协委员会成员，主席为陈毅，副主席为潘汉年、刘长胜、胡厥文、金仲华。当时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真正做到了同心同德，开展民主协商，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政治上完全一致地拥护中央的方针政策。自此以后，上海的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巩固，不断向前发展。
八．
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按照上海人民的意志来进行市政建设的时候开始了。从1951年4月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提出“市政建设应为生产服务，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方针以后，市政建设方向更加明确。
经过反封锁斗争，我们依靠工人阶级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首先自力更生，摆脱了市政工程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如发电的柴油锅炉改装燃煤，公共汽车以白煤代替汽油。修筑马路的材料用国产柏油代替进口的沥青，一部分路面改用水泥。在“二六”轰炸中，不仅迅速抢修和恢复了电力供应，而且进一步铺设了过江高压电缆，在1951年1月完成了全市的环形输电网，使原来的五个电力公司得以互馈电源，统一了全市的电力供应。电价方面，逐步减低了工业用电价格，统一电价，逐渐做到电力统一调配。公共交通也在原有基础上，统一调整了行驶路线，消除了不合理的隔阂，便利了交通。为了对劳动人民普及自来水供应，增设给水站550处。
市政建设的重点，解放初是在“一般养护，重点改善，连通各区，适当照顾”的方针下进行的。除一般的养护修复工作外，特别着重在改善交通干道大桥和重要的郊区道路桥梁，铁路区、工厂区的道路沟渠，城乡交通有关的河道，浦东海防的永久性工程，以及市内严重的积水情况。1951年上半年决定以工人居住的普陀区作为市政建设的重点，集中当时人力、物力，规划实施有重点的建设。下半年在市区内兴建了可住1000户的上海第一个工人住宅区。曹杨新村，为以后兴建更多的工人新村创造了经验。这年9月17日，市军管会下令将过去的“跑马厅”全部场地收回，修建为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由潘汉年副市长主持了人民广场的开工典礼，加速铲除帝国主义势力过去奴役上海人民的痕迹，全市人民拍手称快。
在卫生保健方面，到1951年上半年，市立医院病床，由解放前1637张增至2855张；托儿所由58个增至330个。还分区设立了诊疗站、防疫站、妇幼保健站等等，使市民的医疗保健有了进一步改善。 ，文化教育工作，在“稳步前进，量力而行，不打乱原有机构，团结广大知识分子，进行有步骤的改造”的方针下，首先使文教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都投入政治思想学习运动，对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思想进行了批判，初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为进一步改造庞大而复杂的文教卫生事业创造条件，使它们逐渐转向为人民服务。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有3批医疗队赴朝鲜支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大张旗鼓地宣传镇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对敌斗争的警惕性，纷纷起来检举和控诉反革命分子，推动了镇反高潮，自己也受到教育。在执行教育为生产、为工人服务的方针中，有计划地开展了职工业余教育和学校为工农开门，举办了劳保互助医院和劳工保健站，扩充了劳工医院。在收回教育卫生事业的主权中，对接受外资津贴的学校，医院举行了登记，在其内部开展政治思想工作，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
文化方面，加强了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领导，动员文艺工作者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澄清文化界的混乱思想，以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通过电影、文艺活动，提高人民的政治认识。同时，调整和帮助私营文化团体，改善其经营方法，使其逐步发展和改造。
九
美帝国主义在对上海进行封锁、轰炸之后，1950年6月5日发，动了侵略朝鲜战争和封锁我国台湾海峡，九、十月间竟将侵略战火逼近我国国境。11月我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成为上海接管和初步改造阶段的中心任务，发展很快，规模空前，意义深刻，使全上海人民普遍受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全市人民以不同形式举行游行示威的约两百万人次，向志愿军捐献慰问的金额达204亿9800多万元（旧人民币），写慰问信11万零500多封，志愿报名参加抗美援朝者如风起云涌，有1200名医务工作者参加了赴朝志愿医疗队，数万青年参加了军事干部学校，300多万市民签名拥护上海市爱国公约，全市工厂掀起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当时，抗美援朝已成为全国人民最重大的任务，成为一切工作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为了巩固国防，粉碎美帝侵略和破坏新中国的阴谋，1951年4月18日，在上海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决议。在上海解放一年来对敌严密侦破、狠狠打击的基础上，进一步于4月27日夜，在全市范围内逮捕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恶霸地主和流氓霸头，并于4月30日召开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进行大会公审，分别予以判处。会后组成市、区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由各界人民代表参加，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审批和处理反革命分子，在各行各业的基层，普遍成立肃清反革命委员会，有组织地发动群众，审判和监管反革命分子。
根据中央关于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部署，1950年12月23日，市人民政府公布上海郊区实施土地改革的命令，成立郊区土地改革委员会，任命周林为主任委员，马万杰、张振乙为副主任委员。随即制定了郊区土地改革实施办法，经市协商委员会讨论后报市政府批准，顺利地开展了郊区农村土地改革工作。
上海解放初期1950年底至1951年进行的三大运动，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指引下，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全市人民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生产不断发展，生活逐步改善，呈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接管上海大事纪实》，是沈北乐、周而复、艾丁和我回忆，由接管上海时市军管会、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主任沈北乐同志执笔，市档案馆提供资料写成的。这是上海解放初期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工作的大事记要。回顾1949年5月至1951年7月，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深深感到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而接管上海的主要领导人陈毅同志是精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位极有才华的儒将。我们的接管干部，绝大多数守纪律，党风好，紧紧依靠人民，决不以权谋私。这样，人间的任何困难，没有不可以战胜的。创业艰辛，教益良多。值此上海解放35周年纪念征文，我们欣然命笔。
由于文稿是按照征文要求，写历史事实，篇幅不免冗长，已尽可能压缩删节。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不能干巴巴地用条文来表达，因此，我们奉献于读者的似乎太多了。但对上海人民敬爱的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还得多讲几句。
接管上海后，美蒋反动派就对上海港实行封锁。当时上海困难重重。各界人士同共产党初打交道，彼此还不够了解。陈毅市长一入城，就对他们随时随地讲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讲《约法八章》。还对来自老区的接管人员，讲接管上海在政策上工作上争取主动的精神。我们现在还能回忆当时他讲的很多精辟的话语。他曾说：“中央的方针政策决定了，在具体执行时的方式方法和具体步骤等，一定要多召集各界代表大家商量，共同决定。在会上话要讲清楚，讲干净。党在政治上一般没有什么秘密，会议上话讲干净，可避免到处小广播。要保守秘密怕别人知道，结果引起大家不赞成。现在四大阶级共同决定，我们虚心求教，人们会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他还说：“党内有种不敢接近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倾向，认为麻烦，特别是有些同志对我们招待民主人士、专家、学者看不惯，甚至编成歌谣说：‘早革命不如迟革命，迟革命不如不革命’，还得加上一句‘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有的说，‘邵力子、张治中等能住北京饭店。我们的老干部则无人照顾’。这些同志的意思是说，钱应当花在老革命身上。殊不知北京、上海和各地招待的不过万把人，但是我们向华南、西南进军，就可减少很多麻烦，可以少打死很多人。我们接管各大学，校长不要马上换人，换了左派民主人士不一定比原来的高明，更不要换我们的人，否则搞乱了，陷于被动，削弱威信。在学识上，要采取老实态度，不要充假装相，怕失面子，结果大失面子。不能以战胜者自居，如对旧人员认为他低我一等，无资格与我讲话。不知道他们也是穷苦工薪阶层的劳动者，要主动团结他们。总之，人城接管，对文化界、工商界等各方面的民主人士，对旧人员，都要结合这种新精神合作共事。”35年过去了，在爱国统一战线范围和内容更加扩大的今天，这些谈话仍有现实意义。我和他一起工作多年，受到他的教育很深。他的高尚品质和性格，深深铭记在我们的心中。他受过高等教育，所以重视教育；他身经百战，所以懂得战争；他的文采有口皆碑。有的戏剧歪曲了陈毅市长的形象，只能说作者无知。我们希望作家和电影、戏剧工作者认真学习陈市长的言行，塑造出更加丰满的真实的陈毅同志的形象。
我和潘汉年同志共事时间不长，我调西南贵州后，想不到竟成永别！他长期在上海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熟悉上海各方面的情况，在接管上海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起了别人起不了的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给我们的印象，是党内领导同志中成熟的才华出众的务实政治家。他反“左”防右，机智多谋，精明实干，毅力过人，忘我工作。他对党的事业、对人民、对同志表现出忠诚热爱，对朋友、对民族资产阶级、文化界和各党派民主人士善于团结，使人敬服。他对人宽厚，对己严格。今天，冤狱昭雪，他对党对人民的一片丹心和光辉功绩，已经载入史册，使人们永远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