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是帝国主义蹂躏中国人民，国内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狼狈为奸，纵情享乐的“十里洋场”。广大劳动人民，遭受剥削压迫，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一部分人被剥夺了正常的工作机会，沦为游民娟妓，长期依靠不正当的收入为生。据一九四九年解放初期的材料，旧上海遗留下来的游民娼妓约十二万人，数量庞大，类型复杂。在游民中，有的是公开活动的，如职业乞丐，强讨恶化，拦路抢夺，硬推桥头，盯梢敲诈，打架滋事，欺骗勒索，逞凶耍赖等；有的是秘密活动的，如小偷扒手，抽头聚赌，吸毒贩毒，售卖淫书或黄色照片等。他们有严密的组织，把上海划成东南西北中五个区，每区又分若干段，如桥南桥北，路东路西等，各有活动地段和势力范围。小偷扒手又以活动地点分类，如“跑轮子”是在车辆上活动，“跑站头”是在车站码头活动，“跑老台”是在游乐场活动，“跑平台”是在小菜场活动。还有一类叫“闯窑堂”的，专为盗匪充当耳目，为偷窃探听路线。这些游民均受地痞流氓“三光码子”、“爷叔”等控制，设有大小头目，层层盘剥。新的游民，先要找门路，投拜“爷叔”，求得保护，不然要受到排挤，甚至被打得死去活来。
上海的娼妓，据解放前材料，有公开的妓院八百多家，妓女约五千人。她们大都集中在福州路的会乐里、三元坊、群玉坊和八仙桥的小花园一带。会乐里的前弄是新会乐里，有高级妓院二十八家，俗称“长三堂子”；后弄是老会乐里，有较低一级的妓院一百多家，俗称“幺二堂子”。另外，被称作“野鸡”的私娼人数更多，没有统计数字。她们大多在西藏路大世界附近和厦门路一带，每到晚上，流荡在街头巷尾强拉行人，或在公共游乐场所招徕顾客。这些娼妓不是为饥寒所迫，就是被骗拐卖，或是被流氓恶霸先奸后卖，逼良为娼。她们在旧社会毒害下沦为娼妓，不仅自己肉体上、精神上遭受摧残蹂躏，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而且严重地危害人民健康，败坏社会风气。上海解放后，市人民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安全，决定解决游民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九五O年，把这个任务交给市民政局。我们按照中央“劳动生产与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改造与安置相结合”的政策方针，制订实施方案，采取行政措施，把他们收容起来进行改造。通过劳动和政治思想教育，改变其游惰习气，培养他们的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帮助他们学习生产技能，然后安置到各种生产岗位上去，使他们成为爱国守法、自食其力的新人。当时由于游民的数量和我们主观条件的限制，采取有计划地分批收容，先后成立了第一教养所、第二教养所、新人习艺场，负责改造游民。另辟儿童教养院，专门收容流浪儿童。
这些游民主要是由于旧社会的毒害而走向堕落的。他们虽然游惰好闲，违法乱纪，但大部分出身于劳动人民，经过我们动员说服，讲清楚收容是为了让他们学习生产技能，谋得正常生活出路，大部分乐意接受收容改造。对于一些游惰习气较重，拒绝收容的，我们仍反复说服，耐心等待，并依靠群众，向他们的家属指出游民行为对社会和对家庭的危害，说明收容教养是为了治病救人，动员他们消除顾虑，配合政府进行宣传教育。这样，做到群众拥护，家属同情，本人无话可说，只得接受收容教养。
大部分游民原来也有一技之长，我们利用其固有的条件，组织他们参加工农业生产。还有一些人受过高中甚至大学教育，或系’熟练技工（占游民总人数的百分之三点六），根据这些人的文化程度和生产技能，我们采用自我教育的方法，要他们以带徒工的办法传授生产知识，选择成本低、销路广、容纳人数多、有原料来源的行业，组织起缝纫、制鞋、汽车修理、机器制造和运输等工场、作业队，从事生产，并组织了三个建筑工程大队培养建筑工人。更多的游民是农民出身，我们从邻省找到大块荒地，让他们外移垦荒。参加生产的劳动所得，实行计日、计时或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不劳不得。所得的工资，除自给伙食外，余钱可寄出赡养家属，或自行储蓄，也可自由花用。工资收入不够伙食费时，照规定标准予以补助。但对一些受毒较深，不肯劳动的人，也采取强迫劳动，促进其改造。收养的流浪儿童，以文化思想教育为主，并按他们的爱好，组织文娱科技小组，有球队、铜管乐队、戏剧、口琴、棋赛、舞蹈等小组，每星期都进行有趣的晚会演出和体育科技竞赛，来启发他们的智慧，改变其游惰习气。还根据他们的年龄和发育情况，参加适当的轻劳动，如编织、缝纫、刺绣、木工等，培养他们的劳动习惯。未满十三岁的儿童，每天劳动不超过三小时。
对于妓女，市人民政府在解放初期就勒令自动转业，并要妓院主负责为妓女医好性病，帮助寻找职业，使不少受害的娼妓跳出火坑。到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全市仍有残存的妓院七十二家；不少私娼仍在秘密活动。政府接受人民群众的要求，封闭了妓院，禁止私娼活动，并建立了妇女教养所，将一些无家可归又无就业条件的妓女，先后收容起来进行教养。开始收容来的妓女，百分之九十左右患有性病，有的兼患肺病、心脏病、肠胃病等多种疾病。政府为了她们的健康，专设医务室，花了十八万元多的医药费，把她们的疾病治好。根据她们的体力，安排了适当的劳动，着重进行思想教育，还帮助她们学习文化，改变她们长期好逸恶劳的生活习惯和懒惰寄生的习气。
改造游民娼妓，必须把思想教育与劳动实践结合起来进行。首先是进行政策教育和法纪教育，消除顾虑，稳定情绪，使他们明确收容教养的目的和个人前途，促使他们自觉地接受教育改造。继则通过新旧社会对比，进行阶级教育，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和自尊心，指出他们大多数出身于劳动人民，所以流落为游民和娼妓，是由于旧社会反动政权勾结帝国主义，对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加上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和地痞恶霸欺压勒诈，威胁利诱，把他们推人火坑。1日社会把人变成鬼，逼着他们走上黑暗的道路；新社会要把鬼变成人，帮助他们改造自己，成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人。这样启发教育，使他们逐步提高了认识，增加了重新做人的信心和决心。改造期间的生活管理，实行民主制度，由一些积极分子组成群众性的管理委员会，协助行政领导贯彻学习和生产计划，建立生活制度。还领导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伙食委员会，组织俱乐部和体育运动。妇女教养所还设立托儿所，专门解决她们子女无人照顾的困难。各所、场、院都由他们自己选举分队长和小组长，对行政领导干部也允许批评，使他们在教养期中养成正常的民主生活习惯。他们的劳动改造期规定为三年，每半年举行一次群众性的民主鉴定。在规定时间内表现好的，可以缩短期限，表现不好的也可延长’改造期。
随着社会主义改革改造的深入，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起了根本变化，资产阶级腐朽生活受到抵制和批判，大大推动了游民妓女的改造。加以国家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就业机会增多，促进了一些尚未被收容的游民自动改邪归正，停止不正当的活动，有的在本市找到生活门路，有的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从一九五O年到一九五七年底，全市分批分期收容的游民、娼妓、流浪儿童共七万五千八百余人（内娼妓六千九百九十五人，流浪儿童五千余人）。在收容改造期间，除了个别受毒较深，动摇逃跑者外，其余都改变了游惰习气和寄生思想，养成了劳动习惯，学会了一定的生产技能，转变为爱国守法、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我们的方针是改造与安置相结合。改造过程就是为他们就业创造条件的过程。这是巩固改造成果必不可少的措施。市人民政府对这些已经改造为自食其力者的人，进行了妥善的安置，使他们获得劳动生产的机会和生活依靠。安置以面向农村为主，包括分散的与集体的有计划的安置。有一定文化技术的人员和熟练工人，获得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同意，在本市就业的有一万二千五百多人，另有三千五百多人支援东北、西藏、新疆、青海几省去当学校教师、工矿企业会计、技术人员和工人。缺乏就业技能，原籍有家可归，自愿要求回乡者，征得当地同意，介绍回乡从事农业生产的有一万六千九百余人。年轻力壮，又不愿回乡的，政府为他们长远打算，在邻省开辟垦区农场，允许带家眷去安家落户。其中到苏北、皖北农场的有一万二千多人，成为国营农场场员；到皖南郎溪县白茅岭农场的有二万人左右，成为二十万亩茶场的场员。还有集体去淮河治淮的五千三百二十八人，后集体转业为市政建设工人。原在哈尔滨路一六九号新人习艺场劳动学习的三千多人，于一九五八年随着房屋和机械集体转业，成为建筑工程和机械制造的国营企业工人。还有老弱病残无法就业的近三千人，送残老院安置。妇女教养所的妇女，在一九五八年有半数以上要求回家生产、结婚，与家人重聚，少数人介绍到本市工厂就业，其余的都要求到新疆纺织工厂工作，后来大多结了婚，建立了美满的家庭，有的成为技工，有的被提拔为干部，过着她们在旧社会梦想不到的生活。儿童教养院的儿童，到一九五八年也全部改造结束。在教养期间，他们思想转变很快，表现良好，有的参加了少年先锋队，有的考取中学，有八人进了军事干校。年龄小的，除由家长领回管教求学外，有六百多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三千三百多人参加工业生产和支援边疆建设，该院也改为社会上低能残缺儿童的教养院。至此，上海解放前被旧社会剥夺生产条件的十二万游民娼妓和五千多流浪儿童，大部分经过收容劳动和教育改造，转变为新人，分布在祖国各地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工作岗位上，发挥着作用。有不少人表现良好，被选为工人代表、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有的被吸收为青年团员、共产党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骨干。
以上事实证明，在旧社会受剥削压迫，被剥夺了参加生产权利，沦为游民娼妓和流浪儿童，过着寄生生活的不幸者，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正确方针下，完全能够得到改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成为有用之材。经过十年内乱，社会风气受到极大的破坏，当年收容改造游民的经验对今天综合治理社会秩序，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