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一颗民族自尊心,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志愿,1938年2月我投入了抗日战争的洪流,参加了八路军。八年抗战,当了一年多人民战士,干了六年多公安工作。在抗战中,铲锄汉奸,保卫人民,是敌后公安干部的首要任务。
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武装力量,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壮大,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在不断扩大巩固。从1940年以后,日寇改变了战略方针,逐浙将主要兵力转向敌后战场,打击八路军、新四军:在正面战场上,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在敌占区,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1941年以后,我们山东敌后根据地的形势随之日益恶化,坚持敌后的斗争也日益艰难。
在我们小分队坚持的地区内,要数范庄的敌伪军最猖獗,尤其是有个特务队长王老虎是个杀人魔王。他狐假虎威,作恶多端,经常带领鬼子到各村清乡,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被他杀害的共产党员、村干部、抗属和民兵等有数十人,群众对他恨得咬牙切齿,苦苦要求我们尽快除掉这个祸国殃民的汉奸。我想如果不除掉罪恶累累的王老虎,范庄一带的干部群众还要遭受更多的残害,也将挫伤干部群众坚持抗日的意志。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和王老虎的活动情况,他每次外出作恶都有鬼子同行,要除掉他难度较大,思来想去,唯一的办法便是深入“虎穴”打“虎”。
1943年11月问,我决定趁范庄逢集的日子闯人“虎穴”,伺机打“虎”。一天我带领队员蔺孝春化装成赶集农民,身揣手枪,手挎竹篮,随赶集群众顺利通过鬼子岗哨,进入范庄街上。正当我在寻找机会的时候,迎面遇上熟人,这人原来做乡公安员,敌人向根据地蚕食以后回家了,不过没有投敌,可以争取利用。他见到我,惊讶地问:你怎么来这里?我说有点事,先到你家再谈。在他家中,我说明了来意,希望他能帮助了解王老虎的情况,他很爽快地答应下来。我又一语双关地说,注意保密,不能暴露,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我是在警告他,如果告密,他和一家人的性命也难保全。他满口保证,随即出门而去。过了一刻多钟匆忙回来汇报:“王老虎现在鬼子炮楼里,不一会就出来,明天是他小舅子结婚,要到集上来给小舅子买东西”。这时我的心里非常高兴,又有点紧张,高兴的是初闯“虎穴”就得到打虎的机会,今天便是王老虎的末日:紧张的是担心情况变化,王老虎不到集上来。我不认识王老虎,还得原公安员指证,于是三人一起来到市集,装着选购物品的样子,暗中观察和等待“虎”的出现。不一会,前方果然出现了一个身披黄大衣的人,还带着两个卫兵,原公安员轻声给我指示了目标,我要他立即离开,然后同小蔺继续佯装看货,逐渐向王老虎靠拢。说时迟,那时快,正当王老虎在摊前弯身看货时,我出其不意迅速拔出手枪,指向王老虎的后脑,忽然一闪念:如果径直开枪,可能伤及摊主。瞬间本能地偏转枪口,从王老虎的耳根斜刺扣动板机,.呼l王老虎应声倒地。这时两个士兵吓得屁滚尿流,只顾逃命。我又趁机朝天鸣枪,两声枪响,市集顿时一片混乱,鬼子也蒙了,一时不知底细,慌忙龟缩炮楼用机枪盲目射击。我和小蔺跟随逃散群众安然撤离了范庄。
当范庄各村群众知道王老虎被打死的消息后,奔走相告,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